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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死》时代局限性浅析

2017-04-12任艺菲

视听 2017年2期
关键词:娱乐至死兹曼娱乐

□任艺菲

《娱乐至死》时代局限性浅析

□任艺菲

《娱乐至死》是由媒介文化批评家尼尔·波兹曼于1985年出版的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波兹曼提出了自己对电视泛娱乐化的担忧与预言。该观点一经提出,学者对其争议不断。笔者认为其观点带有极大的时代局限性,本文欲对该问题进行分析,并阐释在新媒体时代该观点不适用性的具体表现。

《娱乐至死》;波兹曼;媒介文化批评;局限性

一、《娱乐至死》结构概述

(一)理论基础

《娱乐至死》于前言和前两章中提出了它的理论基础。在前言中,《娱乐至死》表明了两种观点的争辩,其一是奥威尔在《1984》中预言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其二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预言的“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不再思考”“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以及《重访美丽新世界》中指出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愿望’。”而作者企图说明的是赫胥黎的观点,即“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波兹曼阐明了“娱乐至死”的理论观点,即“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

(二)印刷机时代

《娱乐至死》的第二章与第四章描述了印刷机的出现为铅字带来的垄断地位,并表明铅字时代对公众对话、思想、社会等的巨大影响。从文字中可见,波兹曼对于印刷这种媒介形式持辩证的观点,但更偏向于对这种媒介形式的肯定。作者大体上是怀着一种积极的态度对铅字时代进行理性的分析。

(三)电子媒介时代

在《娱乐至死》的第五章到第十章,作者阐述了电子媒介时代,主要指电视时代,极小的篇幅提到了互联网。本部分通过列举电视上政治话语权、宗教、广告、教育等例子,说明了电视时代对现实生活的“拟态环境”,导致了电视上充满了假信息、伪语境、伪语言、反交流等现象,从而影响受众在娱乐中慢慢失去自我。从这几章中可见波兹曼对电视泛娱乐化的担忧。波兹曼对电视持一种消极的态度,他认为电视打破了受众“信息-行动”比的平衡,所有的电视节目最终目的都是“制造一种情绪,为娱乐提供一种主题”,而不能起到让受众深度、理性思考的目的。对于受众来说,与印刷时代对比,“媒介从需要理解变成了需要辨认”;对于电视来说,影像只能依靠“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电视广告”二个元素吸引受众;对于社会来说,电视“只有一种娱乐的声音”。信息被包装成娱乐的形式出现,客观要求是“没有前提、不能令人困惑、应该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这会让人们的认知脱离语境,从而在热爱的东西中迷失自我,消亡自我。

(四)赫胥黎的预言与解决方案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重点写了两个部分的内容,其一是又重回了赫胥黎的寓言,再度提出赫胥黎的警告,其二是对“娱乐至死”现象解决方案的讨论。作者认为自己也提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案,于是沿用了赫胥黎的解决方案,给出了一个比较矛盾的措施,即一方面认为学校解决这个问题希望渺茫,另一方面又指出“通过大众传媒学校,培养媒介意识,提高受众媒介素养”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二、《娱乐至死》的时代局限性表现

电视传播向来属于大众传播的领域,可见电视受众的行为具有群体性和大众性。而在20世纪80年代,电视在美国正被公众狂热地追求,各种对于电视消极影响的理论纷纷而出。可见电视受众行为具有时代性,同时具有公众行为的性质。而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描述的现象和提出的观点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催生的。笔者认为,如果用一种形而上的思维看待波兹曼对于娱乐在电视上的态度是可取的,但如果加入时间维度,这种观点未免显得偏颇,波兹曼的思维主要带有以下两个时代特征。

(一)工业社会时代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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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死》于1985年第一次出版,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美国正在从工业社会逐渐转型进入后工业社会。在这个从工业时代到知识时代转变的过程中,社会支柱的重点从大机器生产逐渐转向对第二产业的重视与依赖,这使得社会从追求统一到重视个性;生产从追求“量”到对“质”提出要求;公众的认知从有限逐渐到盈余。而笔者认为,波兹曼对于媒介娱乐的态度,存在着极大的形而上学的倾向,还停留在工业时代的思路,带有明显的工业社会时代特征的特点。

1.电视行业——“除了娱乐业没有其它行业”

波兹曼认为电视上“除了娱乐业没有其它行业”。这种观点隐匿地承认了之于电视来说,唯一的属性是娱乐性,不存在第二性。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与工业时代下大机器生产追求的标准化思路很类似,都表现出对统一性的追求。而笔者认为,这种单调的类比方式体现了波兹曼对于物质与意识的混淆,他用一种单纯的物理方式去类比,只考虑到行业的整体性,却忽视了电视节目受众的个体差异,即“人的感受”的因素。不同的人对于娱乐和教育的定义各有相同,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媒介素养与教育水平也存在差异。

2.传播符号——图像的否定

波兹曼认为电视“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阐明图像的作用是吸引人与给人以视觉愉悦,并全面否定了图像除娱乐以外的其它功能。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带有工业社会时代知识匮乏的特征。它体现出一种明显的实用主义思维,认为传播的目的只有“停止传播,马上进入行动”。在知识相对匮乏、信息传播渠道有限的工业社会中,电视改变了美国的印刷时代,把受众从文字传播时代推向图像传播时代,读图时代随之而来。如果用一种形而上局限的眼光看,电视在当时的美国塑造了无数“沙发里的土豆”以及每天看电视4小时以上的上班族,这些社会现象的确令人担忧,因为中年人是社会的中流砥柱,而青年人即将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但笔者认为,如果单纯凭借传播符号的改变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未免显得证据过于单薄。众所周知,图像的文际性在所有的传播符号中是最大的,波兹曼并未分析用户为什么不在图像中寻找其余的成分,而只单单看到娱乐的成分在起作用。笔者认为,这既是研究方法上的片面,也体现了作者深受工业社会时代思维影响而产生的片面化思考。

(二)前喻文化时代思维特征

二十世纪美国当代杰出的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ed)运用现代传播学的有关理论,从不同文化传递的视角入手,提出了著名的“二喻文化”说,即前喻文化、同喻文化、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长辈向晚辈传授知识经验,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的文化;同(并)喻文化是指长辈和晚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后喻文化是晚辈向长辈传授知识经验,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的文化。笔者认为,电视打破了传统的知识传播方式,使得知识逐渐从单向的垂直传播到以平面的方式扩散。平面的扩散方式体现在两点:第一是传播者从跨代传播特征变成了年龄多元传播特征,第二是主要传播符号从较为单一的文字变成了文际性极大的图像,这都导致并喻文化时代的到来。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同喻时代的作用,排斥教育在新型传播媒介中的新形态,同时过度夸大了传统教育模式的效果。笔者认为,这种思维的局限体现有二:其一是它否定了电视对用户参与感的塑造,没有重新审视思考与互动之间比例的关系变化;其二是作者对影响教育的因素考量过于单一,仅仅从媒介的角度判断传播效果的可能性,割裂了传播的过程嬗变。

三、新媒体时代下《娱乐至死》观点不适用性的反证分析

(一)媒介的多元化

互联网的出现已经深深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信息传递方式,并且也与电视并存,使得上个时代最主要的电子媒介逐渐边缘化。媒介的多元化使电视媒介的影响力日益弱化,由此图像符号、电视行业的影响力大幅减弱。在Web1.0的时代下,舆论相比电视时代并未有过多的改变,电视仍然是传播信息的主体。而在Web2.0的时代下,互联网真正改变了舆论与受众参与的方式,从此互联网真正开始从技术层面赋予用户表达意见的权利。电视媒介地位的改变,使得波兹曼对电视泛娱乐化的担心逐渐被消解。由此笔者认为,波兹曼把泛娱乐化的原因归结为电视媒介和电视图像上,带有极强的时代局限性。

(二)用户媒介素养

目前,在新媒体时代,无论中外,泛娱乐化的趋势也体现在了互联网上。笔者认为,这体现出一个社会问题,即为什么在受众变成了用户后、在用户更新换代后、在用户媒介素养普遍提高后、在媒介种类改变后,娱乐仍然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笔者认为,这与人们的媒介素养是分不开的。娱乐对于媒介素养的要求很低,而教育、政治、宗教等都对前提条件、叙事清晰度以及阐述有着更高的要求。由此即使用户的媒介素养再高,娱乐也是大众传播的主体。教育程度高的人可以读懂娱乐的内涵,而教育程度低的人却难以与高素养的知识所匹配。知识沟的存在使得娱乐成为大众的消遣,知识成为小众的话题。然而,新媒体时代提供给用户更多选择,大多数用户仍然倾向于娱乐的内容,可见泛娱乐化并不是电视时代独有的现象,也不能全然归结为图像符号弱化了思考与理性。笔者认为,这说明人们在认知盈余的时代面临了更大的压力,娱乐成为一种需要。这实则是信息传播实用性与娱乐性的交锋,随着电视时代的到来,人们的认知从不足逐渐到盈余,这激发人们本性中所包含的娱乐需求大幅膨胀。《娱乐至死》一书中单单对电视媒介的指责并不可取,因为对收视率的影响因素不仅仅包括电视节目的性质,还包括受众个人的选择。

(三)电视台体制形式

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提到,“如果要给这样一种没有前提条件、没有难题、没有阐述的教育取一个合适的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只能是‘娱乐’。”笔者同意他提出的二个前提,但不同意他的结论。笔者认为,在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电视台中这个名字或许只能是“娱乐”,但是如果考虑到电视台的不同体制,比如校园电视台、慈善事业电视台等带有小众化或专业化性质的电视台,这个名字换成其它也无可厚非。因为如果排除生存的压力,传播的内容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吸引大众的其它特征,实行分众,从而形成利基受众,形成战略优势后,再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定位,扩大自己的内容范围和受众对象。故笔者认为,波兹曼默认电视台背后的利益主体单一,对媒介环境的主导因素考量尚有不足,诸如新媒体下有过分众经历的“Quora”“知乎”等网站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四、结语

总之,笔者认为,《娱乐至死》一书中重视对媒介的分析,但对受众的分析有所欠缺;重视对媒介大环境的分析,但对个体行为、效果影响因素的分析有所不足;对于电视媒介的审视过于苛刻。笔者认为,这是在把环境学科的研究范式和建模的研究方法引入到媒介研究中存在的天然缺憾所致,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技术决定论对于人为主题因素与舆论的忽略。但笔者对其探讨的媒介泛娱乐化的批评持一种赞同的态度,希望随着媒介素养的提升,电视受众与网络用户能够对娱乐有一种全新的审视,更加理性地区分媒介上的娱乐化与泛娱乐化现象。

1.[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

2.[美]玛格丽特·米德著.周晓虹,周怡译.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7-8.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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