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开华

增强少数民族群众与国家之间认同的政治传播路径探析

□ 刘开华

我国是一个文化多元的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将有效促进我国稳定和繁荣富强，而国家的稳定和富强也将反过来增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在全球化通信和现代化进程的政治传播背景下，如何让国家意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一种更具亲和力、更贴近民族生活的方式传播到民族地区，引起少数民族群众的强烈共鸣，构建国家在少数民族群众中的形象是我国当前民族工作的重点。本文以政治传播的视角切入，探析新时期如何增强国家与少数民族群众的沟通，从而增强少数民族群众与国家之间的共识。

少数民族；政治传播；国家认同

政治传播是与政治治理相关的政治信息传播，其功能在于国家谋求来自社会的支持①。国家认同是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而要更好地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通过政治传播谋求广大群众的支持。这样社会才能形成更加统一的思想共识。本文通过分析造成新时期少数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的三个方面困境，得出加强少数民族群众国家认同，需要重建舆论领袖的沟通链条、转变官话为民说话和开展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政治传播。

一、新时期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认同困境

新时期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认同困境，究其根源就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传播的困境所造成的。笔者认为，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传播困境主要是由于少数民族群众舆论领袖的失灵、国家话语和少数民族话语的隔阂和民族政治文化与政治传播方式的偏差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一）少数民族群众舆论领袖失灵

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级传播理论认为，舆论领袖能够向人们提供建议和解释，改变他们的态度和影响他们的行为，其影响力常常比大众传媒更大②。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地理位置相对闭塞，信息传播不畅，在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党和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传播方式主要以传统的人际传播为主，传播内容则是以意识形态的宣传为主。在没有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地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引导作用，构建出一种“国家—党员—少数民族群众”的传统二级传播模式。同时，在有着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地区，党充分发挥宗教领导作为舆论领袖在政治宣传中的作用，构成“国家—宗教领袖—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传播模式③。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这种以政治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传统政治传播模式，确实能够将少数民族群众的情感内化为对党和领导人的信仰，从而使少数民族群众对政治系统产生自觉的认同与支持。在当时起到了社会整合、克服国家与民族危机的作用④。

然而，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各种新媒体通信工具也深入到了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手里，少数民族群众可以不通过舆论领袖就可以在互联网上获得大量的信息，这些没有经过舆论领袖把关加工的信息使得网民群众的价值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起来，从而也就使得社会共识进一步缺失，宗教舆论领袖的作用进一步丧失，传统的政治传播模式被打破。没有了舆论领袖的政治传播，因此就只能依靠大众传播媒介实现国家与少数民族群众的直接沟通，这样的政治传播效果必然会有所降低。

（二）国家话语和少数民族话语的隔阂

在少数民族地区，过去政府话语与少数民族群众话语之间也有隔阂，但是那时少数民族宗教领袖或者基层党员作为舆论领袖，国家与少数民族群众的沟通交流还是比较通畅的。90年代以来我国各利益主体的表达需求不断增长，互联网、手机等移动媒体的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又为各利益主体不断增长的表达需求提供了新的空间⑤。社会共识不再显现某种同一特征，社会思潮日渐多元化，个人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多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甚至出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这些思潮在民间，尤其是网络空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差异，导致这种碰撞最为激烈，少数民族群体与高层政府之间产生了很多沟通障碍，甚至难以对话。政府的话语民族群众听不懂，群众的话语政府又不愿意去认真倾听，于是便造成了少数民族群众国家认同度越来越低的局面。

（三）民族政治文化与政治传播方式的偏差

我国各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特征。由于各民族的社会发育程度、自然环境和历史等因素的不同，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也是客观存在，且不易改变的，这种差异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但另一方面也使政府与少数民族的交流出现了一些障碍。

在各族群因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而无法相互接触的情况下，大众传媒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信息传播和少数民族的形象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⑥。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传播过程中，同时存在着一些问题。在众多少数民族地区，当地政府官员基本上都是从其他地区调入的，普遍存在对当地民族文化了解不够透彻，制定政策不符合民情的问题，政府不能很好地与当地民族群众形成良好的互动。同时，当地的主流媒体的记者、编辑等多是汉族和部分少数民族，个体的文化背景、文化传承的习惯使大多数新闻从业者更倾向于在工作中表现自己比较熟悉的生活内容及场景，这就造成了一些新闻内容的遗漏或者价值偏差。

由此可见，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对信息的理解产生了很大的偏差，而这些偏差就会使得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传播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例如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省份，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宣传工作应倡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现了国家对民族群众的尊重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传播应该先肯定民族文化才能更好地认同国家，但是如果把这个逻辑反过来往往就不能起到很好的传播效果。例如云南的政府的新闻报道中经常树立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等先进党员干部的形象，杨善洲是时代的楷模，但打造杨善洲的国家公仆形象并不能引导云南的少数民族群众也成为像杨善洲一样的人，因为这已经超出了普通少数民族群众的现实生活经验，这样的政治传播当然不能取得突出效果。

二、新时期少数民族群众国家认同的政治传播路径

（一）重建舆论领袖的沟通链条

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舆论领袖的作用虽然在不断减弱，但是同样不能放弃其在该地区的政治传播作用，而是要通过改变舆论领袖的信息传播方式，重新使其成为国家和少数民族沟通的桥梁。传统舆论领袖（基层党员和宗教领袖）作用之所以失灵，是由于这些意见领袖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重新定位自己作为信息把关人的地位，他们不积极主动去使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得他们自己接受的信息过于匮乏，导致了他们在群体交往中处于劣势，从而也就使得少数民族地区舆论领袖的作用已经没有那么重要。

因此，要重新加强舆论领袖的作用。一方面，基层党员和宗教领袖需要转变观念，加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充分使用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尽可能拓展自己的信息源并及时更新自己的信息，及时准确并带有选择性地将自己所收集的信息传递给民族群众。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官员、知识分子、民族歌手等先进分子也应加强社会责任感，积极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多在网络空间发声。多关注、多传播有关民生、公益、民族文化传承等社会议题，从而吸纳更多的民族群众粉丝，进一步架起国家和民族群众之间的桥梁，增进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

（二）转变官话，为民说话

当前中国，少数民族群体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话语与国家官方的话语存在较大差别，也正是这种差别造成了国家与少数民族的话语隔阂。当然，由于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滞后性，一部分依然舆论场还是停留在农村地区的田间地头。这意味着当前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传播不仅需要大众传播同时也需要人际传播。

在互联网这个民间舆论场里，政府需要充分借助新媒体新技术的传播优势，转变话语方式，才能更好地融入民间舆论场，为民说话。近年来，中国官方在话语传播能力上做了不少努力和尝试，比如，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的新闻报道就越来越接地气，人民日报的评论不再是那种抽象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空论，而是用“民间化”的风格试图与民众取得更好的沟通。在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的现实舆论场里，应该充分发挥基层党员、村寨领导、宗教领袖的舆论引导作用，把国家的各种民族优惠政策在民族地区宣传开来，同时，也把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传播，让少数民族群众看到党和政府是真心为民服务的，从而提高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感。

（三）开展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政治传播

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政治文化，同样，每个民族之间的政治文化价值观也是有所差异的。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传播应从族情出发，使得民族意识、民族心理在整个宣传报道和信息传播中占有一席之地。当地少数民族政治传播应该以特殊的民族文化和价值观为基础，更多地从国家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方面切入，让少数民族群众意识到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尊重和认可，才能进一步增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国家在民族管理方面的各项方针政策，少数民族地方政府以民族群众的接受方式进行传播和宣传。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民族基本知识等以一种柔性的方式落实到各族人民群众中⑧，通过科学有效的政治传播方法，加强主流政治文化的宣示能力和引导能力。同时，地方政府应学会运用媒介对本民族文化进行解释，通过对民族特点和本民族现实问题的关注来实现自身的独特性，如果离开了这些，政府媒体也难免要失去民族受众，媒体本身的生存也将受到威胁。在报道有关少数民族政治、经济生活的内容时，官方媒体要尽量避免重复和单调的宣传，深人群众生活所采集到的生动的例子比单调的政策宣传对百姓更有意义。

自古以来少数民族与国家之间就存在价值差异，只是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这种隔阂呈现出一种扩大化的趋势，上文中提到的三种政治传播路径都是增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感的有效手段。此外，要培育出一种国家与少数民族群众的良性沟通机制，还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传播技术，比如通过民意调查、舆情监测等专业技术，争取政策支持。国家的政治传播应与国际接轨，引入民意调查等专业技术，提高政治传播的专业化水平，根据统计出来的民意，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治传播策略，增强政治传播的实效性，才能更好地增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感。

注释：

①苏颖.作为国家与社会沟通方式的政治传播——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路径下的探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②拉扎斯菲尔德.人民的选择——选民如何在总统选战中做决定[M].唐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③孙立平.改革前后中国大陆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及民众间互动关系的演变[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总第6期（1994.2）.

④⑤苏颖.舆论领袖的失灵——当代中国政治传播中介链条的断裂[J].国际新闻界,2016(04).

⑥荆学民,苏颖.不同话语的身段与博弈[J].人民论坛,2013(13).

⑦⑧张荻.当代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与国家认同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5(11).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2016年度学术理论研究重大项目“信息化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艺术研究”，项目编号：2016ZGLH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