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志文 杨熙

中国特色传播学发展路径初探

□ 兰志文 杨熙

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应在全方位梳理西方传播学发展轨迹（包括理论背景、研究范式、研究主体等）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并融入中国的历史、经验、文化交往、价值观及哲学，逐步构建属于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流派和理论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发展，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以中国的传播实际为材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要吸纳其它学科最新的理论和研究成果；要抓住互联网所带来的机遇。

传播学研究；网络社会；现代传播学；传播机遇

传播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人类社会经历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以及目前所处的电子传播时代。从历史的发展轨迹来看，传播技术的每一次升级变革，人类社会都会经历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快速变革、全球传播技术快速升级和传播主体日益多元化，传播学的研究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近几年不断地表达对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高度关注。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一直在实践新闻传播思想。“8·19讲话”“2·19讲话”等无不体现了国家对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的高度重视。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说到，“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这段话分析了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各种现状，同时也为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要把握好“时、度、效”。把握好这三个关键词，其实就是要把握好传播规律，要深入分析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形态的新特点和新趋势，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发展属于中国的传播理论。

一、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的内涵

传播学是一门与人类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息息相关的学科，传播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一环。现代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路径是其在中国的实践，也是中国对传播学理论的发展与补充。

李彬和刘海龙①将20世纪现代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分为两次“引进”和三次“突进”。他们认为早在20世纪初，现代传播学便引入到中国大陆，当时引进的主体学科是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哲学等，传播学作为其它学科的分支引入中国。王怡红和杨瑞明②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传播学发展进行了分段，他们认为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主要经历四个阶段，该研究认为，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大陆萌芽是在20世纪50、60年代。这两个研究都认为传播学在中国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是在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新闻机构改革、倡导科学技术革命和追赶西方信息社会，共同构成了现代传播学引进中国的社会背景。传播学在中国的“突进”节点是在1978-1982年传播学的引进与兴起；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传播学学习和学术研究规范确立；20世纪90年代-2008年，传播学学科体系建立、学术思想和学术资源多元化。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变迁，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媒介化社会的到来，传播学逐步得到政府、社会、高校等的认可，摆脱边缘学科的境地，从一个舶来学科逐渐成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

现代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受到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的影响，就如学者李彬和刘海龙③所言，传播学引入中国不是单纯的学科发展和单向度的学术积累的问题，更是一个文化政治的问题。在传播学刚进入大陆的早期，被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物，对于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来说，思想上还未能完全解放，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作为“舶来品”传播学理论被赋予了浓厚的阶级色彩，被认为是阶级斗争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如“mass communication”一度被翻译为“群众思想交通”“公众通讯”等。1978年，复旦大学使用的传播学教材名称也是用带有“翻译政治”意味的词汇来解释，如《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共传播学》。1982年11月，全国第一次传播学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对西方传播学研究的16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这个观念是一种学术自主性的表现，是中国学术界突破文革时期思想之茧的里程碑，但是囿于当时社会政治的因素，传播学在20世纪一直处于“思想的他者”，一直未能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自传播学引入中国开始，学术界就开始注意到西方的理论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才能够有所发展。中国的信息传播也有相当长的历史，但是传播学的主流阵地已被欧美等西方国家占领，中国与西方社会的传播学发展格局呈现“西强我弱”的局面。上世纪80年代初，传播学初入中国，当时学者对传播学盲目崇拜，缺乏对西方传播学具体历史语境的考察，对学术研究缺乏基本的学术规范，西方传播学的理论是作为一种理论工具使用。到了90年代，学者开始将西方的传播学理论放置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当中，全面分析西方传播学理论的进化过程，并进一步规范学术研究。他们逐步意识到，西方的传播学理论是建立在战争、资本主义市场转型基础上，是在西方社会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学者们意识到必须结合中国的传播实际才能使传播学真正在中国落地生根，“第九届传播学研讨会”就提出了要建设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科的设想。

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全新的转型期，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应在全方位地梳理西方传播学的发展轨迹（包括理论背景、研究范式、研究主体等）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并融入中国的历史、经验、文化交往、价值观及哲学，逐步构建属于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流派和理论体系。

二、中国特色传播学研究动因

现代传播学之所以在中国逐渐步入显学行列，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的。西方传播学是外因，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是中国特色传播学的内因。以下主要从国内背景、国际背景和技术这三个方面来分析中国特色传播学研究的动因。

首先，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改革开放至今已近40年，中国在全球化、市场化的大背景下，社会财富快速累积，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社会快速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悬殊、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雾霾、水污染等）、恶性事件等。这些问题又产生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如社会信任缺少、抽象愤怒、群体极化等。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面临的社会现状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西方的传播理论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然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新中国成立之后又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中国积贫积弱的国情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起点是不同的。此外，中国所处的文化氛围也影响着信息的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通过对中国的大众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的详细剖析，寻求疏解社会怨气、消解社会戾气的路径，凝聚社会共识，促进中国社会的稳步发展。

其次，塑造国家形象，传播中国好声音的需求。当前的舆论格局仍由西方世界主导，中国处于世界舆论格局的边缘，这就导致了中国的声音无法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并产生影响。目前中国国际传播能力不足，让我国陷入舆论困境，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不被国际舆论认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没有被公正报道、国内社会问题被外媒肆意扭曲抹黑等，正面报道少，负面信息偏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要提升国际话语权，提高国际对外传播能力，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传播中国好声音，阐释好中国声音。可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已成为中国迈向国际化的重要一步。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体系建构，符合目前我国对外传播的需求，最根本的路径就是寻找到国际交流的最大公约数。正如学者文建所言，中外利益交汇点、话语共同点、情感共鸣点就是国际交流的公约数。④

最后，科技更新周期缩短，网络社会崛起使传播格局重新洗牌，新媒体技术促进传播主体多元化。进入新世纪以来，传播技术快速革新和硬件设备的便捷化改变了信息的单向度的传播格局。正如所有新的技术一样，网络技术进入中国之后，传统媒体对它的态度经历了由不屑一顾、抵抗到最后主动融合的历程，如垂直化产品快速崛起，扩展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新媒体技术不仅改变了传统媒体的思维方式，也在改变普通民众的信息接收方式以及信息的传播方式，通过微博、微信、论坛等就可以传播自己的声音。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镜像，很多现实问题都会映射到虚拟社会之中，如近几年关于网络群体事件、民粹主义等研究快速崛起，反映出了网络社会传播也具有强大的杀伤力，能够调动群体的行动力。传统的传播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大众传播领域，对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的研究较少。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大众传播研究一面独大的格局，新媒体语境下，传播环境、传播主体变得更加复杂。如果按照西方的传统模式去进行传播学研究，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就很容易出现水土不服。

三、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的困境

现代传播学从舶来的学科逐步变成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建设以及每个社会个体活动密切相关的显学。自传播学引入中国到发展成为一整套完整的学科体系也就不到40年的时间，从盲目崇拜到反思批判，再到针对鲜活的中国实际经验，有机吸收内化外来经验，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还存在很多问题。

研究的功利化取向限制了传播学理论的发展。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应该切中服务中国传播事业。我们不能说现在中国传播学研究已沦为争名逐利的场域，但功利化的研究已成为传播学研究学术场普遍的现象。陈力丹认为，学术研究虽然可以服务于功利目的，但是它的本性拒绝功利目的。⑤功利化使得传播学的研究一直紧跟策略性的研究项目，而忽略了传播基础理论的研究。目前多数的研究运用国外的传播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传播现象，而不是立足于中国的传播实践，发展出中国自身的传播学理论。过于追求“实用、管用、易用”的学科评价制度，以及目前依靠项目和成果多少的人才评价体系，使得很多人忙于追求短期的成果，而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

传播学的研究跟不上媒介技术的更新速度。新媒介技术打破了信息传受不平等的地位，传统媒体的受众在新媒体时代具有了双重的身份，即信息接受者和信息传播者。网络社会快速崛起，但目前很多研究仍然用纸媒时代和影像时代的研究范式来思考当前的网络社会，这显然不能够全面把握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特征。任何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如果不能使用恰当的研究方法来评价和研究新媒体，那么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将陷入困境。

高校过于注重大众传播学理论的教育，忽视了自身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等分支的研究。1997年，新闻传播学成为我国的一级学科，传播学是其下属的二级学科。现代传播学是通过新闻学者引入的，因此中国的传播学从一落地就被刻上了大众传播学的烙印，这也导致了大众传播学的研究一直是传播学研究和高校教育的重点。显而易见，用大众传播学的理论来阐释目前的网络传播过程显得力不从心，理论远远跟不上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网络社会从web2.0过渡到web3.0，自身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的理论更切合网络传播的规律。

四、推动中国特色传播学研究发展

中国特色传播学研究首先应该以中国的传播实践为材料。经过对西方的传播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和社会背景的梳理，我们发现，不管是经验学派还是批判学派，都是扎根于当下社会，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进一步总结提升至理论层面。中国的快速变迁，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如群体冲突事件、社会泄愤事件、网络群体行为等，这些事件背后是信息的传播、接收、信息如何转换为行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如果不能扎根于中国的实践，而是滥用西方社会的理论，只会让传播学与大众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

其次，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应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唯物主义，是学术研究应该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们要求发展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应该做到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面分析，将具体的传播学现象放置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不能脱离语境谈传播现象；注意不同传播现象之间的联系，从联系的观点来看待传播现象；规律是普遍存在于传播现象之中的，在具体传播现象的基础上分析，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发现事件发展的规律。

再者，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要吸纳其它学科最新的理论和研究成果。西方传播学是建立在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基础上的，传播学是跨学科的产物。目前中国的传播学研究问题分散、没有突出的理论成果，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充分吸纳和内化其它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丧失了传播发展的理论基础。

最后，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要抓住互联网所带来的机遇。进入21世纪以后，互联网在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从web1.0到web3.0，各类新闻网站、社交平台、购物平台等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网络把日常生活变成了网络虚拟空间，虚拟社会成为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景。而现实社会的很多问题也映射到了网络社会当中，网络社会信息的传播加速，不断激活人们的需求动机，在网络传播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致使网络行动增多。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需要主动研究中国的互联网，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来分析网络社会的运行机制，为网络社会治理提供智力支持。

注释：

①李彬,刘海龙. 20世纪以来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回顾[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1):32-43.

②王怡红,杨瑞明.历程与趋势：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传播学.http://www.cssn.cn/xwcbx/xwcbx_xwll/201310/t20131026_606365.shtml

③李彬,刘海龙. 20世纪以来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回顾[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1):32-43.

④文建.把握国际话语权 有效传播中国声音——习近平外宣工作思路理念探析[J].中国记者,2016(4):35-37.

⑤陈力丹.传播学在中国[J].东南传播,2015(7):43-45.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州市番禺广播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