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问题

2017-04-12周前程

实事求是 2017年4期

关键词：真理性经典作家马克思

周前程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哲学部福建福州 350001）

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问题

周前程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哲学部福建福州 350001）

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言，在中国语境中追问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需要回答四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实践、与当前现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能否对这四个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不仅对人们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是必要的，对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具有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国现实中国语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马克思而言，理论的任务及其价值在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只有能够达成这一目标的理论才具有真理性。而理论所要认识和改造的世界即人们生活在其中的“感性世界”，[1]（P77）实质上就是“实践”的世界，因此在他看来，对一种学说的真理性评价，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实践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P55）这句话表达的基本立场就是：只有在实践中并依靠实践提供的素材才能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阐释和理解，才能证明其真理性。所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思想成为现实”的过程，也是一个“现实本身……趋向思想”[1]（P11）的过程。这一对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关系的论断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视角和尺度，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从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中产生并为之服务的理论，是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其理论旨趣的。根据这一立场，在中国语境中追问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需要回答四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实践、与当前现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能否对这四个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不仅对人们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是必要的，对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具有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回答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从理论上说，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回答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真假和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真假两个层面；但在实践中，这两个问题是合二为一的。在马克思看来，自己的学说区别于以往一切旧唯物主义甚至一切旧学说的根本特征是实践，由此他把自己的学说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1]（P75）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而言，任何一种所谓革命的观念或理论，如果没有对实践产生实际影响，即使被“表述过千百次”，这样的理论对于社会实际的发展也是“没有任何意义”[1]（P93）的，即离开了学说的实践效果这一维度，既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也无所谓真理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实质上明确指出了实践是评价马克思主义及其真理性的标准。“凡是把理论引入神秘主义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P56）也就是说，由于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真理性的评价必须在实践中进行。

然而实践标准的确立并没有解决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真理性的争论。除了由于马克思主义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变化而导致的对它们的关系的不同认知以外，人们立场的差异也导致对马克思主义与实践及二者关系的不同理解，从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由此产生了对何为马克思主义及其真理性的争论。如毛泽东1945年在党的七大作的口头报告中就曾例举了当时在中国存在的好几种马克思主义：“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2]（PP331～332）这种现象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这些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但它们的立场却各不相同，有的甚至是迥异或相互对立的。原因就在于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评判标准各不相同。从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的关系这一视角来看，这些不同的标准可归结为三种：

第一种是以经典作家的文本作为衡量马克思主义及其真理性的标准。它从经典作家的“本本”出发，认为只有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在经典作家的著作中能够找到直接依据的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才具有真理性。这种观点强调经典作家文本的重要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暗示着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可以与实践相脱离而获得一种抽象的、独立的存在，则明显与经典作家的基本立场不符。因为按照他们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实践，但其一经产生就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性，可以按照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不因实践的变化而改变，也不因实践的变化而丧失，就像西方传统哲学中的“理性”一样。这样，作为永恒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寓居之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因之就成了一种神圣的存在，其实践结果自然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神圣化、教条化，把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或结论作为永恒的教条而加以崇拜，并用以剪裁人们的实践。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毛泽东曾给予严厉批评并斥之为教条主义，认为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不会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3]（P795）只会片面地引用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对中国革命的实践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也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活决定意识”[1]（P73）“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P32）的一贯立场不符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作为对不同历史环境中无产阶级的解放条件的阐述，也是随着这些条件的变化而发展的。如果拘泥于经典作家的文本，就会制造“马克思的思想断裂”“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等问题。因此，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作为评判马克思主义与否的标准，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一定要坚持从经典作家的“本本”评价马克思主义，大概只能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回答这种论调：“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3]（P695）

第二种是以片面的实践作为衡量马克思主义及其真理性的标准。这种观点看似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实践决定理论的原则立场，但它把实践绝对化，没有看到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也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实践完全相符才是正确的，才具有真理性，因而也是片面的。“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6]（P103）具体地说，这种观点认为当下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产生时的实践具有根本的区别，那么马克思主义作为过去实践的产物，在今天就没有了真理性。而且这一论断背后暗含了一种与马克思主义迥异的对待历史的态度：把一定时期的实践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剥离出来并予以绝对化，把不同的历史阶段看成是完全不同的、互不联系的、自己独特的本质的绝对存在。因此，对任何一个阶段的实践的理论反映都只有相对的真理性，都不能适用于历史发展的其他阶段。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尽管是从实践中产生的，但它的真理性依赖于过去的实践，而随着实践的改变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依据，也就丧失了真理性，对当前的实践就没有了指导意义和价值。这一观点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出发，否认整个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及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之间的有机联系的立场，进而把作为历史的理论反映的真理的两种属性——绝对性和相对性分割开来并对立起来，显然是片面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虽然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无产阶级的实践具有很大的不同，但今天的实践仍然是由过去的实践发展而来的，不能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

第三种观点以人民群众的实践作为评判马克思主义及其真理性的标准。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有符合人民群众的实践才是科学的，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断隐含的立场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它一刻也不能离开自己的基础，一旦与新的实践不符，其真理性就会丧失。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存在于它与实践的统一性之中。“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7]（P284）实践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不断受到检验，从而不断赋予其新的内容，保持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的现实张力，实现二者的互动发展。因为实践是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是人民的生产生活过程，而马克思主义作为这一现实过程的理论说明，其所阐述的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1]（P76）恩格斯也明确指出未来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5]（P67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现实的社会主义看成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一种正确认识。”[8]（P223）这意味着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现实的人”及其生活条件就是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及其历史环境和条件，就是他们的生产生活过程，只有反映这一生产生活过程及其条件并与之相符的理论，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才具有真理性。实践是理论与客观世界联系的桥梁，也是二者相互作用的场所。这即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P9）的真谛所在。当然，强调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作用，这决不是否认经典作家文本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过去实践及其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其根基与活力在于人民群众的实践之中，只有植根于实践并不断从中吸收丰富的养分，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对此，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人必须读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遵守他们的原理，“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9]（P109）

以人民群众的实践作为评价马克思主义及其真理性的标准，为我们辨清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和遵循。这为我们辨别各种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保持理论定力和理论自信，不为各种错误言论和思潮所干扰，为确保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提供了理论武器和思想保障。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关系问题

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而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真理性问题的第二个层面是如何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的核心是我们是不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中国现在搞的是不是社会主义。我们知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8]（P776）的科学；而社会主义应该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并得到巩固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社会的论述，也是以这些原则为基础。应该说，这些论断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这一论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而苏联、东欧的垮台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其正确性。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核心意思就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其中包含的另一层意思是，在一定条件下，在生产力不很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只要能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使生产力以较高的速度发展，也能够使社会主义得到巩固。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建立“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但无产阶级可以用革命手段“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然后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赶上别国人民。”[10]（P777）而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在建立初期之所以能够得到巩固，就是成功实践了列宁的这一赶超思想。因为它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获得了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但后来由于思想和体制的僵化，生产力发展慢了，与资本主义相比落后了，才导致政权存在的根基动摇了，最终导致失败。而中国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围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努力消除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上的障碍，使生产力获得了长期的高速发展，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尽管是建立在比苏东更加落后的基础上，但由于找到了符合自己国情的加快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路子，不仅巩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加快了国家和民族复兴的步伐，也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巩固的决定性因素的思想，也证明了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本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取得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

从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现在中国的一些具体做法或结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中是没有的，有的甚至是与经典作家的文本相反或相矛盾的，这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更不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为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尽管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的标准，但却符合其基本原则和精神。因此我们承认我们搞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11]（P225），但是性质是社会主义的。首先，我们坚持了“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P283）这一原则，以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其次，我们遵循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P293）这一要求，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规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本质要求；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5]（P693）这一根本要求。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其二，根据中国国情的实际情况的理论反映的马克思主义在具体形态上自然也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西欧的社会状况而总结出的马克思主义。尽管二者包含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但经典作家针对西欧的具体实践所做的结论能不能适用于中国这一具体而独特的环境，需要中国人民的实践进行检验，符合中国国情的才是正确的，才是中国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P248）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正是经典作家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当前中国环境下的实际运用。因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前社会主义实践的差别，体现了“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5]（P680）这一科学立场。其三，每一阶段的实践都有自己的特点和特殊本质。从过去的实践中得出的结论能不能适用于今天的实践，需要经过今天人民的实践来检验，重新作出结论才能指导新的实践。所以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性，或者说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12]（P922）邓小平也指出经典作家不可能为当前实践面临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1]（P29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中国具体环境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它没有否认马克思主义，而是把它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乃至其他形形色色的主义区别开来。

总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是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精神和价值，又根据当前中国实践的阶段性特点不断总结新的经验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新样式和发展的新阶段。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

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而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问题的第三个层面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即在中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如何与在欧洲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的问题。从这个意义而言，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中产生并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依据是什么，都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予以回答。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其基本属性而言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一方面坚持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并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自己；另一方面，不断根据时代提出的新课题，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发展自己，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点和人民群众新的实践相结合，形成自己的理论形态。因此，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二者是统一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11]（P369）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环境中产生和发展，但这一过程一刻也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将继续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前行。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根据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领导人民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现代化建设实践过程中面临的具体问题而形成的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具体形式。因此邓小平把这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产物称之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1]（P63）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及其经验而形成的，它才成为“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13]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具体条件相结合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新样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我们国家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符合中国国情，经受住了时间和人民的实践检验，是被实践证明了的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坚持这种马克思主义，“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11]（P371）正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13]这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符合人民的期待和历史发展要求的，是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民族气质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性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民群众实践的不断结合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被实践证明了的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中国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新形态。

四、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问题的第四个层面是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是以经典作家的文本来剪裁人民群众的实践，还是根据实践的要求和取得的经验不断充实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拓展其领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3]这决定了我们在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13]另一方面，“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13]这一方面更为重要，实际是提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路径问题，即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互动生成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首先，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死守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和具体结论，而是把“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作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和……方法。”[5]（PP742～743）即根据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之中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11]（P146）鉴于此，邓小平才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决不是改头换面的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14]（P180）这要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形式，使之与实践相符，从而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中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可见，“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3]是中国共产党96年来在实践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取得的基本经验。

其次，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于面临的问题、任务和手段一致，“无产阶级政策的原则和目的是一样的”，[15]（P92）这决定了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必然体现共同的基本原则，舍此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的具体历史环境相结合，即像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给康·施米特的信中所指出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研究全部历史”，“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5]（P692）这样形成的理论才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又符合实践的要求和需要。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称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能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关键所在。

第三，必须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植根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的，这是其存在的基础和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体现这一要求才成其为社会主义。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未经历过的，只有依靠人民的实践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也即是说，当今时代的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只有几十年的实践，还处在初级阶段，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越多，也就越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13]另一方面，新的实践又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素材。这要求以人民群众的实践为中心，“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13]因此，根据时代特点和实践主题的变化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的当然使命。

总之，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真理性是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紧密相关，并且只有通过这种实践才能得到回答。就本质而言，这一问题实际上是根据时代特点和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要求，正确处理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及其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与中国实践及其经验的关系。科学解答这一问题不仅是不同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逻辑起点，也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毛泽东选集[M].哈尔滨：东北书店，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