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 娜

汉语使役性言语行为中的礼貌问题

汉 娜

使役性言语行为为日常交际会话中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使役”的交际目的决定了其实施力上存在相应的难度，比较容易破坏会话双方关系，在这种前提下的言语表达和礼貌策略的选择便体现得尤为重要，也是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等学科研究中特别值得学者们重视的部分。本文拟在分析解读西方礼貌核心理论框架基础上，结合汉语使役言语行为现象，对西方和东方迥异文化背景下汉文化中使役性言语行为在使役方式、使役背景因素以及礼貌策略选择上有何差异性问题进行探讨，指出以西方社会文化、价值观为土壤的西方理论在适用于东方文化解释问题时的文化不适切性，也同时期望反映出汉民族文化语言的鲜明特色，加深我们自己对民族文化的理解。

使役；言语行为；礼貌；面子；汉文化

关联理论指出任何言语行为都为一定语境下，伴随一定意图和目的的复杂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意图和目的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其实施的难易性，为了较好地达成意图，人们总是会有意识无意识地采取一些策略，比如建立、维护或提升交际双方和谐的人际关系，包括常规性的礼貌策略、间接性言语行为的使用等。其中，使役性言语行为其“使役”的性质本质上让行事效果难度增大，在这种前提下的言语表现和礼貌策略的选择便体现得尤为重要，是社会语言学及语用学研究中特别值得学者们重视的部分。

一、言语交际的礼貌理论

围绕语言交际，人们不断探寻礼貌的语言表现与礼貌等级及其对语言选择的影响。礼貌现象研究起源于格赖斯，经过莱可夫和戈夫曼的探索性研究，出现了利奇的礼貌原则和Brown&Levinson（以下简称B&L）的礼貌策略为代表的集大成者。这些理论大大推动了最近30余年来各国语言中的礼貌现象研究，各国学者对其既有肯定赞扬，也有质疑和批评。

目前在对言语交际中的礼貌现象进行论述和解释的理论中，利奇的礼貌原则和B&L的礼貌策略两者影响最大。由于B&L理论核心为面子理论，“面子”的类似表达在汉文化中也存在，有可比较分析的价值，因此本文着重结合该理论进行考察分析，下面简要对其理论进行概述。

B&L将Goffman主张的面子（face）分为“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即所有人内心都具有的希望得到别人赞同、理解的欲求和“消极面子”（negative face）即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成员所具有的、不希望被他人所打扰的欲求这两种面子。B&L认为人类的交际是一种伴随着威胁上述两种面子的行为，称之为FTA（face-threatening act，即面子威胁行为），这也成为B&L礼貌理论的中心原则。

人们在实施这些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时，往往采取一些礼貌策略，以减少对面子的威胁。B&L对于礼貌策略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减轻对听话人的面子威胁上。他们按照对听话人面子威胁程度的高低，换言之即说话人采取补偿行为的多少，把礼貌策略分为5类：直言，公开性威胁面子行为；积极礼貌；消极礼貌；婉言，非公开性威胁面子行为；回避，不做威胁面子的行为。从直言到回避策略的五个进阶，充分表现出对言语行为面子威胁性的调节能力渐次递增，礼貌程度也就不断增加。B&L对于消极礼貌和积极礼貌的讨论最为详细。他们认为，消极礼貌指承认、尊敬对方的消极面子，即不干预对方的行动自由，而积极礼貌则指表明自己和听话人之间的共同点，满足对方的积极面子需求。

在对于礼貌策略的讨论中，B&L对礼貌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由于B&L对于消极礼貌和积极礼貌的论述最为详尽，因此似乎可以认为B&L把礼貌是当作一种策略性的照顾面子、避免冲突的行为手段。这种类型的礼貌同实施言语行为以达到特定的交际目的有关。

B&L的礼貌理论论述详细、清晰，在学术界反响很大。自他们的理论提出之后，社会语言学、语用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各个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又结合B&L的理论框架做了大量的研究。在此过程中，B&L理论的严重缺陷也逐渐显现出来。

二、使役言语行为的实质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将言语行为三分，即以言指事、以言行事、以言成事。三者实为一个整体，而非三个不同行为。①使役性言语行为的目的是要受话人作出某种行动反应，属明确的以言行事行为，所以通常理解使役性言语行为，便比较容易将其理解为祈使或是请求行为，如“去看书”，“请把那本书递给我”类典型的显性言语行为。但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也告诉我们，言语行为的进行和语境密切关联，发话人在进行使役言语行为时也有因语境限制而不能直接以祈使或请求的言语方式行事的时候，所以其话语形式还包括一切意在促使受话人作出行动的话语，如“我打不开门。”“你今天作业做完了没有？”“天儿好热呀！”类的陈述、询问、感叹形式等。

我们注意到使役性言语行为的实质是说话人为实现自己的行事目的而采用各种话语策略去促使听话人作出说话人所希望的行动。使役性言语行为其“使役”意图的性质，属于回避不了的威胁听话人消极面子的行为，本质上让行事效果难度增大，因而说话人往往需注重语言手段的选择，并调控使役内容或是根据情景制约选用恰当的语言策略，来求得使役驱使力最大化，以便成功达成使役行事目的，其过程和内容颇为复杂和技术性。一般而言在言语交际中既要顾全对方“面子”，避免冲突，又要“礼貌”地达成说话人的行事意图，似乎是互相矛盾比较难融合的两面。

根据汉语和汉文化的特点，李军将汉民族文化下使役交际行为中核心行为语策略形式分为三大类，直接使役性策略（直接祈使、义务陈述和愿望表达型）、规约性间接使役策略（疑问和反问形式）和非规约性间接使役策略（提及使役性言语行为的某种必要构成成分型、陈述与被要求行动有关的情况或预备性条件型）。②使役性言语行为中的直接使役性策略方式在B&L面子理论的礼貌策略分析中对面子威胁性的调节性最弱，因为采取“直言”，能清晰传递给听话人行事意图，却有损害对方面子进而破坏双方关系的可能；用消极礼貌策略，不干预对方行动自由，保全对方消极面子又意味着有可能达不到好的行事效果。那么在使役言语行为上，B&L的面子理论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不能自圆其说。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B&L理论是于西方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理论，推广到异国文化价值观中就不可能具有普遍效力，并非在任何文化背景下都能通用可行。

三、汉文化中使役言语行为的礼貌问题

礼貌问题确实是影响言语行为诸多因素中的一个重要核心因素。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格赖斯提出合作原则以后，B&L提出礼貌策略、利奇提出礼貌原则来弥补合作原则了。礼貌问题应该是各国语言文化中都存在的泛语言现象，只是不同文化背景中，礼貌的内涵往往不尽相同。

1.汉文化中的面子

B&L理论将面子作为基本概念纳入理论框架，其提法与最初Goffman提出的“面子”本质上是有差异的，面子应为交际产物，非个人占有。③且B&L理论框架中体现出的西方价值取向并非为所有社会认同，普遍认为其对积极面子与消极面子的解构在标准上就存在概念的不对称，学界对此一直纷争不断。尤其是消极面子的文化适切性问题的讨论非常突出和活跃，比如我们汉语文化中是否存在消极面子一说，就有待商榷。从前面的文献调查和对实际语用现象的观察，我们发现，以自我形象为中心的面子观在西方文化中是可行的，但却不适合汉语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汉语文化中的面子观多强调对自己或他人的地位、声誉等的认同，与B&L提出的消极面子（指行动的自主，即具有行动的自由和不被强加的自由）大异其趣。中国人集体观念很重，个人的价值也融汇在集体之中，个人意志常被要求服从于集体之下。这种集体活动中，个人行动的自由很大程度上是打了折扣的，或者甚至是不被允许的。它与法律强调的个人正当权利和义务不在一个层面，是社会意识和社会价值观取向。面子强调的不是个人意愿的满足，它往往强调公共形象的表现，而非自我形象。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中，面子服从于如权势关系、年辈因素、职业义务等多种因素，只要听话人在交际的言语上得到了尊重，那么面子就成为退其次的问题。李军也指出“尊严是中国式面子概念的核心，尊重是中国人礼貌行为的本质”④。

当然，人际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因此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面子、礼貌问题也自然受众多因素制约，近期的研究已逐步由以往的静态转向动态，例如通过交际互动视角来研究人际互动中的面子问题，或是跳出传统语用论理论框架，例如在身份理论框架下借助多媒体语料库进行实证研究，论证汉语中“面子”内涵与B&L理论面子内涵的显著差异的研究⑤。周凌指出，面子多倾向于与内在自我评价或者外在他人对自我的评价相关联。不论自我评价还是外在他人评价都受到交际个体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群体中突显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影响。这都有力地从整体上指出了B&L理论文化适切性问题上的重大缺陷，也肯定了汉文化社会背景下面子内涵需要从交际个人、与他人关系、背后集体的社会文化多因素角度综合理解。

2.汉文化中使役言语行为的礼貌问题

前面谈到了B&L理论的文化不适切性，接下来我们来看汉文化中具体使役言语行为的礼貌问题。

首先，汉文化社会中使役性言语行为具体的使役方式情况。使役方式的运用与情景因素具有密切的联系。B&L提出了影响礼貌策略选择的三个语境变量，包括社会权力、社会距离和威胁面子行为本身所固有的强加程度。这三个变量确实起着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但仅此三个变量，又未免过于简单化。李军以汉文化中使役性言语行为为研究对象，重新设计了社会权力、社会距离、顺从程度和行动内容四个情景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考察结果表明：直接使役方式和征询使役方式在汉文化中是两种相互补充、同样重要的使役方式，一种是强加型的，一种是商量型的，各具自己独特的功能和优势使用场合。暗示方式在汉语使役性言语行为中很少使用，平均比例大概只在1%左右，不是常用的使役方式。⑥使役言语行为较易影响人际和谐，但汉文化下，直接使役也为常用方式，例如在上对下的权力关系中，在亲属之间，在公务场合，在有利于听话人的使役要求中，在估计受话人肯定会顺从自己的使役要求等的情况下，直接使役可能占主导地位。这符合汉文化特点，有其存在的土壤，便不为不礼貌，是人们日常行事方式。

其次，使役性言语行为中的“强加”问题。西方礼貌理论强调不要强加。Lakoff提出了三大礼貌原则：不要强加，即不要干预别人的事情；提供选择，即让听话人自己决定；友好相待，即双方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同志般的关系。Leech在讨论礼貌原则时也肯定了在同样命题内容下，礼貌程度会随言外之力的间接程度增加，意指间接言语行为倾向于更礼貌。何自然也提出“英语的祈使句一般不用来表达请求，因为那样很不礼貌”。⑦可与西方文化强调的“非强加”“间接”才表礼貌相对，我们通过实证了解到在东方汉语文化背景下，一定范围内的强加可以被允许，也为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直接使役方式我们就可以说它是一种“强加”，这种直接的强加在相当大的范围内都是可接受的使役方式，可以在很多情景和关系下使用，只是比例大小不同而已。所以，我们认为“强加”不应该作为礼貌的禁忌，或者说它是受到了民族文化的调节，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具有不同的礼貌价值和成为部分针对性的调节手段。

3.汉文化下使役言语行为的礼貌策略

使役性言语行为的礼貌策略要放在民族个性和文化价值观下来考虑。首先，我们民族文化中，人们普遍有着很重的权势观念，崇尚权势。权势之下，相对个人的自由、面子，更倾向于顺从权势，顾及集体的面子、他人的地位。西方所主张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在汉文化中表现得不明显。其次，中国人亲情意识浓厚，亲人间的责任与义务天经地义，亲人和尊长提出的使役要求允许非常直接。第三，利奇的礼貌原则及其次则在很大程度上与交际双方的“利益”有关，总是以听话人为“利益中心”。所以，当使役性言语行为发生，说话人想达到的使役意图和目的是对听话人有利、有益的话，就算发话人采取了“强加”似的直接使役方式，它也是符合礼貌原则的。总结以上，当权势关系上对下、正常公务或为集体办事、亲人或是尊长间有求于人、或是有利于听话人场合下，礼貌策略显得宽松，可以直接也可以征询。

如果非以上情况，在考虑礼貌策略时则首要考虑间接话语方式，如疑问和反问形式，又或是一种非规约性间接使役策略，比如提及使役性言语行为的某种必要构成成分、陈述与被要求行动有关的情况或预备性条件等。如在领导办公室，发现房间很热却没有开空调，这时可以委婉地说“今天天气有点热啊”，巧妙提及跟使役行动相关的前提条件进行暗示，也可以顺利地礼貌地达成行事目的。

说话人还可以通过调节语言表达方式的礼貌策略来达成使役目的。中文语言中的礼貌表达非常丰富，如称呼语上的敬称、“请”“劳驾”“麻烦”等礼貌词语、以及体谅对方难处的辅助语例如“最近比较忙哈”“让你费心了”等都大量存在。它们对直接使役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礼貌补足与调节功能，甚至于有时它们在礼貌调节上的作用超过了对使役方式本身的选择。所以能够灵活运用汉语中这些礼貌词语和辅助语能大大提高“使役”的驱使力，在不损害双方关系下礼貌地达成使役意图。

四、结语

任何言语行为背后都暗含有说话人一定的意图和目的，为了成功地达成自己的意图，说话人往往会采取各种礼貌策略，这成为语用学解释各种言语交际行为时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上世纪70年代左右产生的B&L理论和利奇礼貌原则影响很大。

B&L理论将Goffman提出的面子作为基本概念纳入理论框架，并建构了“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以及为了降低面子威胁行为的“威胁”程度要遵循的一些规则。但在文化适切性上该理论有重大缺陷，其“面子”的内涵也与比如我们汉民族文化中的“面子”内涵相去甚远，“消极面子”的说法在东方文化中不能成立。

我们结合B&L理论所言的典型面子威胁行为的使役性言语行为作出了考察，发现：以自我形象为中心的面子观在西方文化中是可行的，但却不适合汉语文化。面子强调的不是个人意愿的满足，它往往强调公共形象的表现，而非自我形象。在人际交往间，面子服从于如权势关系、年辈因素、职业义务等多种因素，只要听话人在交际的言语上得到了尊重，那么面子就成为退其次的问题。尊严是中国式面子概念的核心，尊重是中国人礼貌行为的本质。西方礼貌理论强调不要强加。汉文化中，“强加”对礼貌不是没有负面的影响，尤其是纯粹语气强度上的威势强加，但汉文化中有许多社会因素能够将强加合法化和常规化，有许多礼貌手段可以调节强加在礼貌上的不足，因此“强加”不应该作为礼貌的禁忌。它受到了民族文化的调节，能够在广泛的范围内使中国人容忍并自然地接受直接使役方式。

注释：

① 参见邢福义、吴振国：《语言学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6—207页。

② 李军：《汉语使役性言语行为的话语构造及其功能》，《语文建设》1998年第6期。

③ 王雅刚：《布朗与列文森礼貌理论研究述评》，《长沙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④⑥ 李军：《使役方式选择与社会情景制约关系分析》，《现代外语》2001年第4期。

⑤ 周凌、张绍杰：《汉语文化特性的“积极评价面子”与“消极评价面子”概念建构：基于身份理论的视角》，《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年第5期。

⑦ 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

I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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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0063－04

汉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