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娜

（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河南洛阳471023）

汾阳善昭的“代别”研究

赵 娜

（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河南洛阳471023）

汾阳善昭是北宋初期临济宗的重要传承者，他将临济宗从河南传到山西地区，培养出大量禅学人才；适应禅宗时代发展的需要，解读“公案”、巧妙运用语言文字诠释禅法，其中不仅首次明确了“代别”概念，总结出“代语”和“别语”的运用背景、方法与特色。其“代别”体现出临济宗禅师的语言观，扩大了临济宗的影响，推动了北宋“文字禅”的发展。

汾阳善昭 代语 别语 语言观

汾阳善昭（947—1024），山西太原人，长期在汾州太子院传播佛法，北宋知名禅师，对临济宗在北方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门下分化出黄龙派和杨岐派，是临济宗的“中兴之祖”。他继承了唐末五代以来通过解读“公案”阐释、延续并传播禅法的传统，首次明确了“代别”概念，确立其运用方式和语言特色，奠定了北宋禅师朴素说禅的基础，推动了“文字禅”的兴起与发展。

“代别”即“代语”和“别语”的合称，出现于公元7—8世纪，在公元9世纪成为禅师解读“公案”的主要形式之一，但形式多样、用法不一。善昭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室中请益，古人公案未尽善者，请以代之；语不格者，请以别之，故目之为代别”[1]楚圆等.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大正藏(卷47)[M].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P615)。明确了“代别”的对象、出现的背景和原因：其一，这种形式的对象是古“公案”；其二，它出现的背景是学人向禅师请教时，禅师以“公案”为教材；其三，出现“代语”是因为解读“公案”时有“未尽善者”，所以存在禅师代替前人做出回答，禅师代替发问的人做出回答，提问者代替禅师做出回答等多种情况；其四，出现“别语”是因为禅师认为他人的回答不够尽善尽美，而提供另一种说法。其五，“代别”显示出禅师解读“公案”的禅法见解，具有独创性。

一、善昭运用“代别”的表现

善昭对“代别”运用，与其禅法思想相应，呈现出朴实的特色。

首先，善昭较多运用“代语”，发展出“别语”的另类形式。从《汾阳无德禅师语录》中“代别”的记载看，代语有100余则，别语仅有3则。究其原因，与“代语”和“别语”本身的性质有关。“代语”多是后世禅师帮助居于下位者（多是学人）做出回答。他们在与禅师的对答中处于“宾位”，是被动的，所以后代明眼禅师更容易发现不足之处，而做出代替性回答。“别语”是对“语不格者”而另行回答，这对回答者的要求颇高，如果修行未能达到一定的境界，便有狗尾续貂之嫌，故有不少禅师谨慎对待，而运用较少。

然而，善昭虽然在解读“公案”时因前人“语不格者”主动给出的“别语”较少，但对于“公案”中涉及的关键问题，如祖师西来意、如何是佛、向上一路、前后事等等；对于各宗门中的“施设”，如临济宗中的四宾主、四料简、四照用、三玄三要、三句，云门宗三句、一字，曹洞宗的五位法等等，均有独到性见解，是其禅法的重要体现，这也可以视作“别语”的表现形式之一。

其次，所“代别”的“公案”涉及了当时学人关注的主要问题。虽然善昭强调之所以出现“代别”是因为存在“未尽善者”和“语不格者”，但在浩瀚的“公案”中，选择与当时禅风最为密切的“公案”，起到“以古喻今”的目的，也体现了善昭的禅法深度和学术敏感度。他所选取的“公案”，其一涉及对佛法的基本认识；其二涉及对大乘空宗的教义体会；其三涉及达摩西来传法之意；其四意在解决禅学界中普遍存在的疑惑；其五解读前代知名的禅师思想和特色。

具体来说，善昭所选的百余则“公案”涉及当时禅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其中包括对佛与佛法的认识（阿育王向宾头卢问佛）；对无我、无法的见解（文殊观音问四大无主，身亦无我）；对圣谛的理解（梁武帝问达摩第一义）；对生死的考察（王问尊者生死事）；对空义的思考（跋陀三藏问生法师色空义）；对祖师教义的问询（僧问六祖得黄梅意旨者）；对读经的态度（云门问僧看何经）；对禅师离经叛道行为的困惑（吃丹霞饭）；等等。

所选“公案”的排列顺序，从地域上看是先西方再东土；从时间上看是从古至今，且多为北宋之前，鲜有当代者，体现出善昭“以古喻今”的特色；从西方与东土“公案”的比例上看，西方的比重约在1/5左右，这体现出他在禅教关系上，更注重以中国本土化禅宗中发生、形成的“公案”作为教材，更关注文化的本土性；从选择的“公案”范围上看，不囿于临济宗一宗，也涉及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人物，体现出善昭禅法中的包容性。

第三，答语言简意赅。以“外道六师令佛祖显神通”为例，外道六师告波斯匿王、萍沙王及十六大国王，一切人天，悉集俱萨罗国，索世尊斗神通。富兰那迦叶云：“瞿昙现一，我等现二，乃至百千各各一倍”。佛从十二月十五日，对天人国王一切龙神，现无量神通。至正月十五日，度无数人天。彼外道等，一无所现。被诸国王问云：“六师何不现神通？”外道等悉皆无语，四散驰走，直至死者。“正与么时，对佛现得什么神通？”代云：“专甲谨退”[1]楚圆等.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大正藏(卷47)[M].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P615)。

这是发生在佛陀时代，外道六师比赛神通的“公案”。“代云”之前是对“公案”的完整介绍。善昭之所以做出“专甲谨退”的回答，因为面对“正与么时，对佛现得什么神通”的问题，“公案”中并未给出答语，是“未尽善者”。

对于记述160余字的长篇“公案”，善昭仅以4字做答，可谓简洁明了。他指出参悟此“公案”的关键在于“专甲”（即自身），所有疑惑和思考的主动权都在自身，与别人发表的见解无关，与长篇累牍的对“公案”的记述无关，而旨在提醒学人，消除误解，遵循禅宗“明心见性”“不假外修”的内修之道。

第四，语言朴实的“绕路说禅”。北宋“文字禅”的代别、拈古、颂古、评唱等几种表达形式各有特色，关于“绕路说禅”，圆悟克勤总结为“大凡颂古只是绕路说禅，拈古大纲据款结案而已”[2]克勤.碧岩录.大正藏(卷 48)[M].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P141)，以此作为“颂古”的典型特色。然而，从禅宗既“不立文字”又“不离文字”的表达风格来看，善昭在运用“代语”和“别语”中，已经秉承着“绕路说禅”的特点。不过较多运用韵律、与律诗较为相近的“颂古”比较，语言风格更朴实。善昭更擅长言简意赅地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或提出“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甚至用“默示”的方式，引发学人走出只“凭借、遵循别人教诲或经验就能够有所得”的死胡同，而转向对“活句”的思考。同时“别语”本身也体现出“绕路说”的必然性，因为“别语”具有存在可能性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前人的回答尚有发挥的余地，而在于禅师接引学人的回答，其生命力就在于回答的新奇独特”[1]吴立民.禅宗宗派源流[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P220)。可见，善昭运用言语朴实的“代语”和“别语”，彰显了“绕路说禅”的特色，说明了语言文字与禅法的关系，在“不离文字”之时，做到了“不立文字”。

二、善昭“代语”的特点

善昭的“代语”，呈现出以下特点：其一，从“宾位”入手，品评“公案”；其二，借用“公案”语言作答；其三，顺文意作答；其四，反面回答；其五，答语中突显动作的重要性。

首先，善昭的“代语”多从“宾位”入手，兼有品评整体之用。如，国师（指南阳慧忠）问座主：“讲什么经？”云：“金刚经”。“最初两字，是什么字？”云：“如是”。又问：“是什么字？”代云：“早是葛藤”[2]楚圆等.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大正藏(卷47)[M].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P617)。

众所周知，《金刚经》最初一句为“如是我闻”。慧忠国师明知故问，显然具有“陷虎之机”，座主却未意识到国师的用心，而据实回答“如是”。如此回答，便只是囿于经文，是外在的，被《金刚经》转，而非转《金刚经》。所以，国师再度发问，“是什么？”这犹如当头一喝，令“座主”无从回答，而不得不重新思索。这是关于读经的一个典型公案。善昭的“早是葛藤”，是代替座主作答，以“葛藤”之说，否定了慧忠国师的问话，否定了座主据实回答的“死句”，也否定了把外在经文作为悟道必须途径的做法，甚至具有否定整个“公案”的意味。

若是真正悟道者，便会意识到国师问出“《金刚经》最初二字”时便已是用文字纠结了葛藤。因为，既然“道由心悟”，便无需问询《金刚经》的经文。若是“明眼人”早已避而不谈，转移话题或以身势、动作等方式否定问话本身。另一方面，经文是由人写出，带有人为意识的加工。“如是”二字本无固定之意，只是后人以“如是我闻”作为佛经的开头语，而将“如是”的含义固定化。实际上，“如是”之语可以被运用到任何一处，并不必然地具有《金刚经》中的含义。正所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3]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正藏(卷8)[M].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P752)。善昭的“早是葛藤”可谓直中要害。

其次，借用“公案”中的语言作答。如，文殊、观音、弥勒问戒贤法师云：“四大无主，身亦无我。是否？”云：“是”。云：“教谁患刺风？”代云：“不见道无主”[2](P616)。

这是则问询佛法基本义理的“公案”。“四大无主，身亦无我”之语出自《维摩经·文殊师利问疾品》，“四大合故，假名为身；四大无主，身亦无我；又此病起，皆由著我。是故于我，不应生著”[4]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大正藏(卷14)[M].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P544)，解释肉身与万物“发病”的缘由，说明一切皆是“因缘和合”而成，并不存在真实的肉体“我”，正所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要求学佛者要打破一切法执、我执。

在本则“公案”中，问话者采用的是矛盾式问法。即首先确定一个肯定性的大前提，而后提出与之相反的命题。以“四大无主，身亦无我”消除了“主”（精神）和“我”（肉体）的存在。又提出无肉体何以患病？这就构成了逻辑上的矛盾。故而，按照常规思路很难做出回答，这是悖论，是条死路，只会越走越窄。最好是避而不谈，或采取答非所问等方式。但是，善昭为了接机、启发学人，代答为“不见道无主”。

“不见道无主”借用公案中“无主”的话，看似是无意义的重复，实际上说明：问话者是就“无我”而问，善昭以“无主”作答，绕开对“我”的纠缠，避开常规逻辑上的悖理，体现出突破常规，甚至是违反常规的禅宗思维方式；而只有另辟蹊径，学禅者才能摆脱束缚，轻松上阵，绝地逢生。

第三，顺应问话者的思维做出回答，多采用“以退为进”的方式。如，梁帝问祖师：“如何是圣谛第一义？”祖曰：“廓然无圣”。帝云：“对朕者谁？”祖云：“不识”。代云：“弟子智浅”[1]楚圆等.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大正藏(卷47)[M].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P616)。

菩提达摩会见梁武帝之事，虽从历史考证上是不真实的，却成为禅宗中的典型公案，在宋代之后记载的佛教史中被冠以真实性，在《佛祖统纪》和《碧岩录》中皆有类似记载。

梁武帝因不明白达摩所说的“不识”，故而无对。善昭代答“弟子智浅”，是根据当时情况，据实而答；是对梁武帝个人见识的真实写照；也是站在梁武帝的角度以退为进。以“弟子智浅”，回答“不识”是此处最贴切的回答。“圣谛第一义”本不可言说，所以达摩描述为“廓然无圣”，消除言语表达上的可能性。梁武帝却问“对朕者谁”，实际上已经局限于你与我、凡与圣之间的对立，重新回到对“圣谛”问询上，故而达摩以“不识”再次打破了梁武帝的“分别心”。然而梁武帝并未理解达摩用心，的确是“浅识”。善昭的“代语”是站在回答者的角度，退到较低的层次，因为能意识到自身的“浅识”和不足，已经是“大智”，成为开悟者，便无须再做言语上的纠葛。

第四，反面回答，夺取主动权。如，丹霞问僧：“什么处来”？“山下来”。师云：“吃饭了也未？”云：“吃了也”。师云：“将饭与阇梨吃底人，还具眼也无？”代云：“若不上山，争识丹霞？”[1](P617)

临济义玄将禅师（主）与学人（宾）的关系分为四种，即主中主（双赢），主中宾（禅师问倒学人），宾中主（学人略胜禅师）和宾中宾（皆输）。在行脚较为盛行时期，禅师常用看似家常式的“什么处来”勘验学人。此来“处”既可指地理概念，也是对修行境地的自觉反思，较能反映出学人的水平。此“公案”中的僧人，以带有灵活意味的“山下来”代替死句“湖南来”，似有几分机锋。丹霞禅师又以“吃饭”勘验，僧人却被牵制，落入“具眼”与否的纠缠中，败下阵来。

善昭则以反问的形式，用平实的语言，在赞颂丹霞禅师的同时，赢取主动权：即若不上山便无此番问答，便无从认识丹霞和尚的“陷虎之机”。这样避开了学人自身的纠结而将矛头指向问话者，实现了“主中主”的双赢。

第五，答语中突显动作的重要性。禅宗崇尚“不立文字”，在唐末五代“公案”中出现以“棒喝”“踢打”等动作取代语言的做法。然而善昭的“代语”是为了引导和告诫学人，离不开语言，所以选择借用语言明示动作的做法，体现禅宗中对语言灵活运用。如，

南泉把斧头云：“道得也一斧，道不得也一斧”。代云：“打一掌”[1](P617)。

此处惟南泉普愿一人唱独角戏，并未记述前因后果。“道得……，道不得……”的情况，还见于“南泉斩猫”的公案中，“东西两堂各争猫儿。师遇之，白众曰：‘道得即救取猫儿，道不得即斩却也。’众无对。师便斩之”[2]道原.景德传灯录.大正藏(卷51)[M].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P257)。“道得……，道不得……”反映出禅宗语言观中的内在矛盾。若言道得，“真谛”不可说；若言道不得，“俗谛”须宣扬。德山也有“道得是三十棒，道不得也是三十棒”之说。所以有时可道，有时不可道，有时既可道又不可道。这类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道或不道”上，而在所指的对象上。见识卓越的禅师常以动作代替言说，比如闻听“南泉斩猫”的原因，赵州从谂便脱掉鞋子戴在头上，以行动上的本末倒置，说明争论双方先因猫而衍生争执之心，又因师父问询而生迷惑之心的本末倒置的行为。

对于南泉提出的“道得……，道不得……”的疑问，善昭对以“打一掌”，同样要求以行动代替语言，此举一则打破对“道”可不可说道的困惑；二则以动作代替声音，说明真谛不可“道”；三则，行动往往是最直接的反应。禅法修行不是要抹杀人的情感，而要展现真性情。

三、善昭“别语”的特点

有学者认为，“尽管善昭的代别也有精彩的部分，但多数平平，或不如原来语言的含蓄生动。因为代别之作同公案的选择一样，真正的目的不是发明古圣意旨，而是借题发挥；既可以作为言谈交往的口实，也是阐释自己思想观念的途径”[1]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P389)。此论断应当是对“别语”而言，“语不格者”的“别语”有原来的语言，而善昭所作“代语”，前提多是“无对”。而据其语录记载，善昭明确做“别语”的只有3则，分别是：

第一则：马鸣问迦毗摩罗：“汝有何圣？”云：“我化大海，不足为难”。又问：“汝化性海得否？”云：“若化性海，我当不得”。别云：“许即不让”。

第二则：龙树行化，至西印土，见提婆，问：“汝佛性如何？报言布施，我求福利，非解佛性，汝会佛性，当为我说”。师（指提婆）曰：“欲学佛道，先除我慢，心生敬仰，发大惭愧，方得佛性”。云：“何汝今不生恭敬，而欲得也？”提婆求哀。别云：“因一事长一智”。

第三则：王问尊者曰：“师得胜法否？”云：“已得”。王曰：“于生死有惧否？”云：“已离生死”。“既离生死，可施我头？”师曰：“身非我有，岂况施头？”别云：“识头么？”王便下剑，头臂俱落。别云：“知师不吝”。

第一则为马鸣菩萨与迦毗摩罗论“圣”。迦毗摩罗的“圣”指神通，重外在之形；马鸣菩萨所谓“圣”为圣谛、真谛，乃内在之心。能将沧海变桑田，为外在的幻化；而能够度化性海，才是真正的救度、解脱。

善昭的“别语”是以马鸣之口说出的。在迦毗摩罗否定了自身的“化性海”能力后，善昭又提出“许即不让”。这是因为，无论是迦毗摩罗的“化”是何种程度的“化”都是“他化”，禅宗的解脱需要自化、自度。“自色身中，邪见烦恼愚痴名妄。自有本觉性，将正见度。既悟正见，般若之智除却愚痴迷妄。众生各各自度，邪见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烦恼来菩萨度，如是度者是名真度”[2]郭朋.坛经校释[M].中华书局,1983.(P44)，明确提出佛与众生无异，迷则众生，悟则佛，迷与悟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体会到自心“本性”，能够自度自化。所以善昭提出“许即不让”，这是对禅宗理论的坚持与说明。

第二则记述龙树与提婆讨论“佛性”的来源。提婆以为“学佛道，生恭敬之心，重内省”可得“佛性”，龙树指出提婆言行不一处后，提婆无所对答。善昭的别语是从提婆的角度来说的，与“代语”相似，代替提婆说出“因一事长一智”。从禅宗的角度看，“佛性”非能外求，而是自性具足的，“除真除妄，即见佛性”。若向外求，则似怀珠而寻珠，骑牛找牛。所以，从侧重外力“获取”的角度言“佛性”的存在与否并不恰当。善昭所做的“别语”也正了然于此。

第三则记述西土第24祖师子尊者与罽宾国王谈论“生死”与肉身的看法。完整的故事出自《景德传灯录》记述，“时本国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学诸幻法欲共谋乱。乃盗为释子形象，潜入王宫，且曰：‘不成即罪归佛子’，妖既自作祸亦旋踵。事既败，王果怒曰：‘吾素归心三宝，何乃构害至于斯’？即命破毁伽蓝，祛[驱]除释众。又自秉剑至尊者所。问曰：‘师得蕴空否？’尊者曰：‘已得蕴空。’曰：‘离生死否？’尊者曰：‘已离生死。’曰：‘即离生死可施我头？’尊者曰：‘身非我有，何吝于头？’王即挥刃断尊者首，涌白乳高数尺。王之右臂旋亦堕地，七日而终”[1]道原.景德传灯录.大正藏(卷51)[M].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P215)。

师子尊者正因为已经体悟到肉身乃因缘和合而成，本非实有，所以能看透生死。施设头颅只是截断“本无形、本无根”的肉身生命，而对于佛法的生命却毫无损伤。一般人所说的“头颅”也只是约定俗成的人为意识，何谓真正的“头颅”并不明了，所以善昭别云“识头么？”旨在令学人从“假名”中认识真法。“知师不吝”是代替罽宾王的评价，记载罽宾王以动作（斩尊者头）作为对师子尊者不惧舍头的回答。

从上引三则“别语”可以看出，善昭对“别语”的运用，体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别语”的方式灵活多样。善昭具有充分驾驭语言的能力，或从负面的角度（许即不让），或引用俗语（因一事长一智），或应语境灵活作答。这些简单明了的另类答语既能指明解读“公案”的关键点，也能为学人提供新的思考角度。

其次，善昭的“别语”朴实简单。与他一贯的朴实风格一致，善昭的别语亦未用华丽的语言阐述玄意，而是用朴实简单的语言较为直观地开示。如在第三则中“识头么”的问询便令学人产生“何谓头”，尊者与王者谈论的“头”有何不同等疑问，从而实现从假名到实相，从实相到虚无的过渡，理解不执有、不执空的中道思想。

第三，善昭“别语”的对象不一。“别语”的出现是因有“语不格者”，所以在问答中若出现此状况，便可做别，因而对象并不固定。从第三则中亦可看出。善昭的“识头么”是对尊者语而别；“知师不吝”则是针对国王的反应而做。禅师们以“别语”的形式，以古“公案”为平台，阐述自身的禅学见解，对象并不固定。

第四，善昭的“别语”与其禅法是一致的。禅师们做出的别样回答，实际上是对古“公案”的再度阐释和解读。它更“强调意义，强调传达与交流”[2]张隆溪.道与逻各斯[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P149)，强调当代性，强调体验和日常存在的基本联系。善昭的目的便在于借助“公案”，实现教化，表达自身的禅法思想。从对上述三则公案的分析中可知，善昭对“圣”在内性、佛性不假外求和生死一如的思想，正体现出他注重内在，道由心悟的大乘空宗思想。

四、善昭“代别”中的语言观

善昭的“代别”反映出北宋临济宗禅师的语言观。将“不立”语言文字正确地诠释为“不离”的同时“不执”于语言文字。虽然善昭一再说明体悟佛法不能仅仅依靠语言文字，然而代语和别语，仍是在使用语言。因而他正面说明了语言文字的作用：它们是传承禅法的重要载体，有其可取性和必要性。

在长期的说法与教化中，善昭总结出师生参“公案”的十八问，师者遇到“凡有学人偏僻言句，或盖覆将来，辨师家眼目，或呈知见，擎头戴角，一一试之”[3]智昭.人天眼目.大正藏(卷48)[M].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P308)，并告诫禅师在回答时要做到“言说浅深，相度衹应”，要根据问话者造诣的高低做答。浮山圆鉴总结善昭教化的学人分为三种“师子”，即超宗异目、齐眉共躅、影响音闻。第一种学人见解水平超过师者，第二种学人见解水平与师者持平，第三种学人只听音而不解意。教化前两种学人时可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如无言、做动作、发一字之音、说东问西答的话；对后一种人则需要仔细、慎重，告诫他们明了“言外之意”，进而反观自心自性。正所谓，“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莫献诗”[4]慧然.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大正藏(卷47)[M].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P506)。对“初机”而言，最重要的是确立对禅法的“认可”。“通人分上，好肉剜疮。奈何初机向去，未得安然。所以聚集少时击扬劝觉，东问西问，话会商量”[1]楚圆等.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大正藏(卷47)[M].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P599)。有所说，是避免他们东问西问，相信由禅法中可以实现自我解脱，进而引导他们向“悟境”前进。对于尚未完全开悟者，侧重于明确其“自信”心。“权开顿渐，假说圣凡，療狂子之多疑，救达人之少悟，亲明自性，勿妄他求，行住怡然，语默憺静，真常流注，永弃断常，智海湛然，义天朗耀。”[1](P602)“亲明自性”，明确“佛法本有，自内中求”，从“少悟”到“彻悟”。

善昭曾明示禅师的责任在于，“元真一气，坚固三空，行住怡然，语默憺静。携金刚之智印，传诸佛之心灯，照积劫之昏衢，烛多生之暗室，截众流于四海，了万法于一言，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同师子而哮吼，大阐玄音，震龙猛之天雷，直明妙旨”[1](P620)。学人在听解时则要关注“著力句”“转身句”“亲切句”，要分辨“接初机句”“辨衲僧句”“正令行句”和“定乾坤句”，如此方能“休经罢论绝文章，为效先宗续古皇。心地开通明至理，全提应用得玄纲。真灯一照无明破，假幻三因有质亡。为报五湖参道者，速须亲近法中王”[1](P620)。

他一直着力于用大量的语言文字说明，它们只是教化众生的方便手段、为“化门之说”，利用语言文字的做法从根本上也是为了表明“不立文字”的主张，就像是维特根斯坦所言“爬上梯子之后须把梯子抛掉”[2]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P165)，真正的禅法并不在语言文字上，“见性非言说，何干海藏文，举心明了义，不在广云云”[1](P628)。即便运用“代别”“拈古”“颂古”解读“公案”，也都遵循着“绕路说禅”的宗旨，指出古人言语“机锋”中的难解、难会之处，令人悟解，实现由“证解”到“悟解”的修行之路。

然又不可否认，经由善昭正式提出“代别”的感念并具体运用，帮助后人树立了解读“公案”的信心和勇气，后人不再“惟前人是举”，而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于前人“无言”之处寻觅出一条条解“道”之路，此后，根据时代的需要，解读“公案”时出现更多形式，如“颂古”“评唱”“击节”等等，这些形式一度让禅门名声大噪。尤其是自善昭始广泛运用的“代别”成为禅师表述见解的重要方式之一。同时，“代别”的出现，也使得“了万法于一言”逐渐成为现实，“谈玄说禅”逐渐实现，后人越来越注重语言文字的作用，“文字禅”思潮兴起，一代代名师雪窦重显、圆悟克勤、觉范惠洪都投身其中，云门宗、临济宗、曹洞宗大量宗师都着眼于此，“看话禅”“默照禅”等新的禅学形式出现，带动着宋代禅风大变，“士大夫禅”或曰“居士禅”大兴，禅宗从陋室走向雅居，从山林走向朝堂，从农作中走向诗词中。

（责编：樊誉）

Thoughts on DaiYu and BieYu of Fenyang Shanzhao

Zhao Na

Fenyang Shanzhao was an important inheritor of LinJi School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by spreading Zen thoughts form Henan to Shanxi province,and cultivating numbers of disciples.In order to adjust needing in new times,help more people to know meaning of Zen cases and core thoughts using language,he proposed concepts in DaiYu and BieYu for the first time,summarized the way of how and when to use them.Those thoughts presented view of language,expended influences of LinJi School,and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Zen Buddhism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Fenyang Shanzhao DaiYu BieYu View of Language

赵娜（1984—），女，山东菏泽人，历史学博士，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宗教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