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意识形态范畴的认知逻辑及其理论张力

2017-04-11陈相光

社科纵横 2017年2期

关键词：大众化中国梦张力

陈相光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 510631）

·理论探索与创新·

“中国梦”：意识形态范畴的认知逻辑及其理论张力

陈相光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 510631）

修辞表达上，“中国梦”从物理、地理、心理空间等维度，合理地将地理中国、文化中国、心理中国与其他国家、民族的空间区域做了合理切分。“中国梦”既统摄今天的中国，对内引导社会实现更加强大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自组织；同时，对外传播中华文明，实现当代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合理辐射，影响转型中的世界。“中国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其表达大众化，内隐相应的修辞逻辑与政治逻辑，并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中国梦”的社会效应与其可能的理论张力构成逻辑关联。理论张力越是趋于至大，其内蕴的社会效应也随之趋向更大。

“中国梦” 意识形态范畴认知逻辑理论张力

当中国的历史行进到今天，“中国梦”作为新建构的主流意识形态范畴具有不言而喻的意识形态价值。“中国梦”既统摄今天的中国，对内引导社会实现更加强大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自组织；同时，对外传播中华文明，实现当代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合理辐射，影响转型中的世界。

一、“中国梦”：广义意识形态价值的研究具象

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形式，有其相应的形式与内容。广义的意识形态价值，与该意识形态的社会效应有关。因为特定意识形态在理论上涉及其自身概念、观念、观点、思想、价值观等的理论建构，在实践上关涉其自身的实践阐释。因意识形态理论或者实践行为而内蕴或者萌生的社会效应，其实就是广义意识形态价值。关于“中国梦”的广义意识形态价值的认知，从国内外既有研究分析，呈现出认知多维化的特点。

1.既有研究的中国视域。自“中国梦”概念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范畴，得以正式提出并加以阐释以来，业已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国内关于“中国梦”的广义意识形态价值的认知，主要包括概念自身及其相关观念、观点、思想等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价值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界说与解释。（1）基于历史逻辑的研究。主要涉及“中国梦”的历史由来、历史源流、文化源流、文化特质与时代特性。如王政堂的《中国共产党追寻中国梦的历史轨迹》、赵吕生的《中国梦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归宿》、金元浦的《“中国梦”的文化源流与时代内涵》。（2）基于理论逻辑的研究。主要涉及“中国梦”的本质、定义、内涵与外延等的界说。如韩庆祥的《解释方位思维方向实现方式——中国梦背景、实质与内涵》、资金星等的《论中国梦的科学内涵、理论价值与实现路径》等。关于“中国梦”的本质界说包括“二元说”、“三维说”与“多维说”等主要范式。例如，较有代表性的“二元说”将“中国梦”界定为“国梦”和“家梦”的结合。较有代表性的“三维说”将其界定为现代化之梦、社会主义之梦、民族复兴之梦。较有代表性的“多维说”将其界定为国家、民族、社会、个人的多维发展。关于“中国梦”的内涵界说比较多元化。有的研究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等的含义、标准与参照等视域，界说“中国梦”的内涵为。有的研究从历史纵向、中外横向、个体与群体的同心圆等角度，界说“中国梦”的特质。有的研究强调“中国梦”的内涵鲜明、属性突出，强调“中国梦”内蕴规模大、领域广、与世界分享之说等特性，认为“中国梦”蕴含强烈的忧患意识，主张“中国梦”内蕴坚定的民族自信之说，有最广泛的民族共识、有最强烈的民族情怀、有最彻底的民族信念之说。（3）基于实践逻辑的研究。如肖贵清的《实现中国梦的根本途径、精神支撑、力量之源》等。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等作为内容，中国力量等作为动力，实干兴邦等作为方法论，与实现“中国梦”的内在关系。（4）基于价值逻辑的研究。其一，聚焦“中国梦”的内向价值逻辑。如邵艳军的《中国梦理想下的价值观解构与建构》、江畅的《中国梦与中国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杨忠虎的《“中国梦”的历史底蕴和时代价值》、王淑芹的《国家、社会、个人：中国梦的价值主体》、原魁社的《人民主体性:“中国梦”的现实基础与价值指向》、王建利等的《“中国梦”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与路径探析》、袁煜阳等《从“中国梦”的视角认识中国共产党对道路的五次选择》。主要聚焦于“中国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代价值、价值观建构、德育价值的内在逻辑；“中国梦”与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中国梦”与“我的梦”的关系。其二，聚焦“中国梦”的外向价值逻辑。如吴旭的《中国的“梦”攻势与美国的“梦”反击——中国梦的世界价值》、艾四林《“中国梦”与中国软实力》、王义桅的《外界对“中国梦”的十大误解》、吴海江等的《国际比较视野下的美国梦、欧洲梦和中国梦》。一是讨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主要理论探讨包括共同发展与合作共赢论、对世界的示范与引领论、促进世界和平论、对世界文明与人类的贡献论、向世界学习与借鉴论。二是关于“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的比较解读，主要考察“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的区别、联系等。

2.已有研究的西方视界。国外关于“中国梦”的广义意识形态价值的认知，主要聚焦于概念所内蕴的历史信息、价值信息以及时代信息等的判断与解读。因为中国的世界影响力，“中国梦”业已成为其他国家、地区相关人士、学者的重要研究课题。当中包括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谢尔盖·卢贾宁、亚历山大·罗曼诺夫，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维塔利·沃罗比约夫、美国的奥维尔·谢尔与约翰·德勒里、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胡利奥·里奥斯、加拿大的道格·桑德斯，埃及前驻华大使、国际事务与中国问题专家穆罕默德·贾拉尔、比利时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古斯塔夫·格拉茨、新加坡国立大学终身教职石毓智等人。但是，诸如美国《新闻周刊》、《纽约时报》、《时代》等西方的时政评论和学术争鸣未见得都是善意的，西方对“中国梦”的判读往往充斥或者内隐意识形态博弈逻辑，甚至心态上表现出的意识形态偏见现象屡见不鲜。如：Jyrki Kallio①载文颇有偏向性地认为，包括诸如“中国梦”在内的修辞表达蕴涵过分强调历史受害者的味道。其将“中国梦”语境中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等社会发展理念误解为冲击国际社会既有秩序的精神动员令，忧心诱发负面影响。其乃至持有偏见地认为：中国强调民族复兴源于中国人的受害者心态，中国对不安全感的强化往往导致各种极端结果②。Rongwei Chu等③则从“奋进中的中国梦：中国农民工的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U形关系”关注中国农民工阶层的“中国梦”问题。另外，还包括托马斯·弗里德曼④、Lemos⑤等、Comptes rendus⑥等作为西方相关人士正从正面或者负面角度注视中国或者中国人的发展问题。

3.相关研究的评述。综合分析既有研究具象，相关研究基本涵纳“中国梦”广义意识形态价值的前提性问题、基本问题与具体问题等内容。但是，意识形态价值作为“中国梦”的核心价值、关键效用，以“意识形态价值”为核心范畴的系统性、整体性分析尚待加强。“中国梦”作为贯通中国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国家、民族与人民的共同社会意识，何以具有意识形态价值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逻辑需要加以澄清，对其理论内核的阐释有待发展，它的实践集聚效应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梳理。“中国梦”的社会效应，与其可能的理论张力构成逻辑关联，作何认识？“中国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其修辞表达大众化的社会效应，何以认识？上述问题，有待厘定。

二、“中国梦”：意识形态范畴的认知视域及其价值

“中国梦”是一个有别于传统主流意识形态概念的范畴。“中国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其表达大众化，有其内在的修辞逻辑与政治逻辑。某种意义上，修辞表达方式的调整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次思想实验。基于当代中国这个特定的时空境遇，这一思想实验有其独特的社会价值。

1.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范畴的修辞认知。讨论主流意识形态的修辞表达大众化的价值，首先需要意识到修辞的语用及其社会价值。某种程度上说，修辞是人与人的一种广义对话。“修辞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以生成或建构有效对话为旨归的广义对话”[1](P59)。对话的内容就是达意传情，而修辞就是达意传情的手段或者载体。“修辞，就是一个根据思想内容来调整语辞以确定语文表达方式的过程，也就是说，达到思想内容和语文形式的统一需要一个过程”[2](P8)。修辞的动机、目的决定主流意识形态必须考虑到其建构的话语是否能被潜在受众感受、理解，乃至共鸣。作为人与人对话的媒介的语言文字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所指是语言的语义内容，语义内容在使用的过程中产生心理现实性，即在使用者的心理上产生一定的反应，这个反应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理事实。综上分析，修辞的合理运用，有助于实现主流意识形态所期待的社会效应。

主流意识形态修辞表达大众化何以必要、何以可以。就中国而论，主流意识形态修辞表达大众化，是社会发展的应然需要，还是或然性认识？在没有定见之前，这都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是，“中国梦”至少在客观意义上具有社会检验功能和实验价值。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3](P9)因为人的认知存在具身性，其社会行为受其经验世界、认知结构与价值系统共同影响。因此，从追求最大的社会接受度、认可度而论，主流意识形态的修辞表达需要契合人的认知的具身性。修辞表达的大众化，能够直接契合一般民众关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结构，也就是日常意识形态认知水平。从而最大程度克服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社会隐喻上的解释难题、政治意义上的理解障碍。因此，为了契合一般民众关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水平，主流意识形态的修辞表达有必要大众化。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既然是必要的、必然的、必需的，甚至是必须的，而且，由于人的认知结构、情感情绪等心理因素，是左右主体间性形成的关键要素。因此，从人的主体间性的生成机制分析，与其在教育、传播、解释、理解层面上间接实现大众化，不如直接在修辞表达层面上实现大众化，直接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天地对接、心灵相通。这样，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牵引力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助推力，在以国家为边界的时空层面上，就容易实现整体性的精神共耦，成为中国人发展中国的共同支点。

2.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范畴的政治认知。“中国梦”是主流意识形态理论表达的形式创新，其价值何在？客观意义上，“中国梦”的提出甚至起到实践检验“主流意识形态修辞表达大众化是否合适？”的价值确证功能。虽然也有学者担忧“当前中国梦大众化面临主体信心缺乏以及空洞化、泛化、碎片化、片面化等诸多挑战。”[4](P11)笔者以为，从建设主流意识形态生态圈角度思考，一旦内里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性质业已确立，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哲学范畴经已确定，不通过主流意识形态修辞表达大众化，则不足以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对大众的全员、全域、全程、全方位辐射。因此，修辞表达大众化是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应然考量。与一般的意识形态范畴相比，“中国梦”在话语表达上是一个雅俗共享、天地相通的意识形态范畴，学术语言与政治语言、民间语言与官式语言、中国语言与外国语言之间的隐性区隔，可以通过语义、语用的适当互渗或者合理切换而得以化解。另外，从意识形态词汇的修辞表达角度评析，其表述更亲切、更浪漫、更包容，传统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政治词汇的解释难题、理解障碍在一定程度上会得以克服。而且，“中国梦”指涉的不仅仅是国家的、民族的梦想，也是人民的梦想。其修辞表达直接指涉人民，而不是间接地由先进分子代表人民。这样，人民的主体性地位得到直截了当的张扬。可见，其理论旨趣在于走近人民生活，为人民所熟知、内化和运用，因为直接彰显人民的主体性地位，其大众化的可能程度理论上趋于最大。对于一般大众而言，越是接近大众化的修辞表达，越是具有更为普及化的语义、语用效应以及语言心理效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契合一般大众的情感逻辑，因而能够产生排山倒海般的情感力量，而这种万众一心的情感力量恰恰是“中国梦”所要激发的情感力量。这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强烈需要的意识形态情感力量。意识形态越是真实、科学、形象生动、通俗易懂，越是易于掌握人民群众，这也就是意识形态大众化的政治考量。

3.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范畴的社会价值。“中国梦”以直抒胸臆的修辞表达方式，某种意义上就是直接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修辞表达大众化，而不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传播、解释大众化。“中国梦”从意识形态边界以及时空边界角度鲜明而又合理地作出框定，内蕴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三个向度的理论张力，从（1）镜像中国历史、现实与未来，（2）汇聚中国发展动力，（3）牵引社会意识等三个维度蓄积社会发展能量。理论逻辑上，“中国梦”从本土化、大众化维度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修辞表达范式的新探索，以新形式、新内容、新理论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进程，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新成果。社会实践意义上，“中国梦”以无需过多解释的白话文方式牵引社会心理，引导民众形成社会发展认同。“中国梦”作为新建构的主流意识形态范畴，具有不言而喻的意识形态价值。“中国梦”既统摄今天的中国，对内引导社会实现更加强大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自组织；同时，对外传播中华文明，实现当代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合理辐射，影响转型中的世界。简言之，修辞表达上“中国梦”从物理、地理、心理空间等维度，合理地将地理中国、文化中国、心理中国与其他国家、民族的空间区域做了合理切分，同时“中国梦”从时间维度巧妙将历史、现实与未来中国人，关于国家、民族与人民的共同社会意识串联起来，承继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现实强大的民族自组织动力与社会发展潜力，建构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新中国，最终发展为超越现有空间的非物质的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与中国心理力量。

三、“中国梦”：意识形态范畴的理论张力及其

“中国梦”的社会效应与其理论张力构成逻辑关联。其理论张力越是趋于至大，其相应具有的社会效应也必然随之趋向更大。因此，从逻辑层面澄清其理论张力，有助于厘定其社会效应。当然，“中国梦”能否孕育、发展形成类似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张力，关键在于“疏通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间的隔阂”[5](P51)，张扬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范畴的理论张力，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层面讨论其理论可能性并加以论证，这是下文考察的焦点。

1.历史维度的认知。“中国梦”的理论张力与其历史时空相一致。从历史逻辑角度考察“中国梦”的理论张力，需要从历史境遇的价值逻辑和历史文明的发展逻辑两个向度作出科学的梳理。越是对“中国梦”的历史时空作出比较彻底的梳理，“中国梦”可能的理论张力越大。我们可以从大、小历史时空两个维度判读“中国梦”的历史逻辑。其一，历史境遇的价值逻辑。历史是现实与未来的殷鉴，垒砌社会发展的历史基石，蕴藏社会发展的历史契机，指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自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起，至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及当下的改革开放年代，无论是革命的还是建设的，又或者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这段苦难辉煌的历史所积淀的历史意义应然地佐证“中国梦”范畴的当代价值。因此，可以说历史近因既是“中国梦”的家国情怀，也是它的动力学逻辑。其二，历史文明的发展逻辑。源于历史逻辑的理论，天然具备历史的合法性。历史文明既是“中国梦”的历史镜鉴，也指明它的未来历史发展方位。由中国诸历史时期发展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军事大成等表征的中华文明，是孕育“中国梦”的历史基因。历史发展经纬的每一阶段都从历史文明维度，为“中国梦”范畴的萌生，给予物质文明的或者精神文明的，又或者制度文明的以及政治文明的注解。作为世界上唯一续存最久的中华文明，“中国梦”的解释时空不应仅仅全神贯注于历史的今天，而应回溯到历史的昨天，同时畅想历史的明天。“中国梦”的理论建构应该主动贯通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因此，“中国梦”作为贯通中国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国家、民族与人民的共同社会意识，成为当今中国人的社会共识，并统摄当今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有助于从精神上凝聚力量，继而实现国家富强之想、民族复兴之念、人民幸福之盼。历史时空中物质、制度、精神以及政治文明的演进，共同构成“中国梦”的历史逻辑。简言之，唯有既合乎历史境遇的价值逻辑，也合乎历史文明的发展逻辑，历史的土壤才能最大可能程度地为其理论建构提供所需的历史文明养分，由其所形成的理论张力才可能止于至大。这样，将历史境遇的价值逻辑与历史文明的发展逻辑整体性地内置于“中国梦”，那么“中国梦”所内蕴的历史能量释放于今天的中国，其所具有的社会效应将不可估量。

2.理论维度的解释。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发展需要在两个层面思考其内在逻辑问题。其一，理论的自组织逻辑。需要解决理论建构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自洽性。其二，理论之间的关系逻辑。在这里，作为可能的或者潜在的历史性、阶段性的主体理论，一是理论血统问题，也即理论的一脉相承问题，需要解决其与其它主体理论的关系对接问题，牵涉继承与发展、坚持与创新等基本思考。首先是后者如何科学、合理坚持、继承前者的理论意旨。理论的发展需要做到“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6](P369)即是说，既要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又能讲出“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6](P91)。其次是前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创新发展而形成新的理论成果。这里的内在要求是，理论的发展逻辑需要合乎历史进程的逻辑。二是理论同化问题，也算是兼收并蓄、海纳百川问题，需要解决其向下兼容其它理论内容、理论形式问题，牵涉理论张力、理论辐射等思考。三是理论顺应问题，也即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问题，需要解决其作为社会意识解释社会存在的科学性问题。换句话说，作为社会意识对天时的顺应和把握，是否足以称之为时代的历史真理。

因为其上下相宜的修辞表达方式带来语义学、语用学上阐释的灵活性，“中国梦”理论内涵的建构进路有多种选择，但不同的理论进路也面临各不相同的建构风险：（1）收敛的理论、开放的实践。这种建构路径，内部的意识形态风险小，外部的意识形态压力大。理论与实践的不耦合所导致的社会临界张力将持续考验理论的真理性。（2）收敛的理论、收敛的实践。这种不具有全球意识形态张力的建构路径，其功能某种程度上仅限于维持意识形态层面的战略防御目标，而无法针对西方实现意识形态层面的战略相持、战略决战、战略反攻蓝图。（3）开放的理论、收敛的实践。这种主动放弃意识形态话语权、解释权的建构路径，其潜在的意识形态风险极大，如果对内放弃社会发展领导权引发社会责难、对外放弃意识形态主导权引发国家生存危机，潜在但极其危重的内忧外患将令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领域面临不堪重负的可能局面。（4）开放的理论、开放的实践。当中国的物质文明建设没有形成足够强盛的影响力，制度文明、精神文明没有形成足够强大的容纳能力之前，盲目的理论与实践开放是最不可取的发展路径。因此，“中国梦”的理论内核、实践集聚效应应该实现意识形态辐射对象的全员化、意识形态辐射空间的全域化。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7](P1031)意识形态认识到位、教育到位、实践到位，这样才能“有利于把全国人民更好地凝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8]综上分析，在“中国梦”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存在必然的历史张力。因此，实现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有机统一，实现“中国梦”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发展的双向动态耦合，才能更为合理地彰显“中国梦”的意识形态张力。

引导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创建独具中国特色、惠及人民的物质、制度及精神力量，这是中国人面向未来的实践愿景，也是“中国梦”理论的实践张力之所在。当且仅当：（1）“中国梦”所建构和发展的物质空间可以而且能够容纳、承载及满足所有中国人的应然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2）“中国梦”所建构和发展的制度空间，对内能够化解中国人通过感性直观所带来的、对西方制度文明的简单崇拜，对外理应能够化解西方人的意识形态压力，构筑好制度建设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决战、战略反攻的实践路径，形成可供中国制度生根发芽、安全发展的制度外环境。（3）“中国梦”所建构和发展的精神空间，能够化解因为网络空间的崛起而传导过来的强势的西方意识形态立体式、全方位的袭扰。“中国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其引导中国的物质、制度、精神文明建设成就越是趋于无限，其作为核心理论的解释力越是可能止于至善、趋于至大。综上分析，如果“中国梦”的理论建构，能够科学、合理地解决好理论自身的自组织建设、理论之间的关系建设等基础性难题，理论上“中国梦”所蓄积的社会效应将惊为天人。

3.实践维度的判断。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需要相适应，是意识形态理论的应有之义。“中国梦”的理论张力与其指导“中国走向富强、民族走向复兴、人民走向富裕”的未来实现程度存在正相关。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实践的逻辑是什么？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分析，意识何以回应存在对意识的批判张力？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的形式，因而社会存在也就决定社会的特定意识形态，换句话说，意识形态依赖于社会存在。实践的逻辑，关键的是要解决国家、社会、人民的合理、合法、平衡发展问题。今日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在思想认识上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道德意识、价值取向日趋分化。随着个体利益意识的发展，中国社会利益关系逐步演变为一个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分化程度较高、异质性较强的多元化社会。在利益主体分化发展和利益群体重新整合发展过程中，多样性、多元性变化进程中群体多元性与个体多元性、同质性与异质性、现实性与超越性、主体性与社会性、分化与整合等社会现象并相存在。民众的价值观也呈现出多样性、异质性的特征。利益捏合的难度越来越大，如何平衡好部分对整体、短期对长远、个人对社会等各种政治性、文化性、利益性、目的性等的社会张力，这是实践的挑战。尼克拉斯·卢曼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信任都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本身从属于特殊的规则系统。信任在互动框架中产生，互动既受心理影响，也受社会系统影响，而且不可能排他地与任何单方面相联系……”[9](P4-5)而且，“要求别人的信任是不可能的，人们只能提供和接受信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信任要求不可能引发信任的关系。信任关系的开始只能通过投资，通过预先履行义务来实现；发起人可能付出信任，也可能利用偶然产生的机会，表明他是值得信任的。”[9](P57)对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理论而言，也是如此。依据现实，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其挑战在于理论与实践能否较好地实现共耦。从实践具象角度观察，意识形态的理论困境在于社会实践未能完全匡扶理论，即是遭遇“名”“实”难副危机；从理论具象角度考察，意识形态的理论困境在于其修辞表达面临异质性实践的冲击。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需要考虑理论与实践的合理统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理论统一于实践？还是实践统一于理论？如果是理论统一于实践，那么理论统一于什么样的实践？如果是实践统一于理论，那么实践何以可能统一于理论？如果说理论与实践相互统一，那么依然存在什么样的理论与什么样的实践相互统一的问题？坚持理论建构与实践阐释的双向动态耦合观，才能更好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合理统一。以理论为中心审视实践，实践存在源发实践与后继实践之分；以实践为中心审视理论，理论存在前承理论与后启理论之别。以“中国梦”的理论建构为中心，审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等具体的、历史的实践，需要思考三个挑战：一是理论如何把握“实践对理论的批判”；二是理论如何解释“理论向实践转化时理论的‘异化’”；三是理论如何应对“异质性实践对理论的挑战”。归结起来，就是历时性的理论与共时性的社会实践的耦合问题。针对“实践对理论的批判”，其实质是化解理论在不同的“时间域”或者不同的“空间域”上的解释困境。针对“理论向实践转化时理论的‘异化’”，其实质是破解“应然”让渡“实然”的理论困局。针对“异质性实践对理论的挑战”，其实质是消解“理论”不能统一“实践”的现实窘境。行动者所处的环境、所认知的情境，与作为诠释者所考察的环境、所理解的情境，尤其是与作为非施动者的诠释者所考察的环境、所理解的情境，因为视界的不同，其揭示的意义也就不一定相同。理论回归实践或者理论实现对社会实践的指导，都需要一个合理的环境共识，否则就会衍生修辞表达困境问题。修辞表达困境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真或者非真的耦合关系。是理论诠释实践？还是实践匡扶理论？解决之道在于建构合目的性的社会实践以匡扶理论；同时，对既有理论作必要的扬弃，以符合时代需要的形式与内容建构新的理论，将是理论对实践的科学回应。因此，我们需要理论与实践的动态双向耦合。对此，“中国梦”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其都具有极强的理论解释或者实践阐释张力。“‘中国梦’围绕‘中国命运’和‘中国道路’形成价值共识，有助于消弭价值冲突，凝聚发展共识，激活改革发展的动力；人民本位的‘中国梦’是‘个人梦’与‘国家梦’的统一，有助于增进公民认同，促进社会和谐；‘中国梦’具有全球意义，探索出全新的社会发展模式，惠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同时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10](P36)“中国梦”从社会显意识向下转化为社会心理，内化为社会共同体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具有重大的意识形态价值——统摄社会成员的社会思想与行为。“中国梦”作为共同的社会意识，可以唤醒中国人沉睡已久的民族优越感心理，重新成为其稳定的心理结构。基于实践的逻辑，驾驭社会实践的能力越强，其具有的理论张力则越大。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梦”理论的实践回归，不但可以契合民众的心理预期，而且经得起现实的实践佐证，那么“中国梦”所内蕴的理论张力将在实践转化进程中必然产生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效应。

概而言之，关于“中国梦”的理论建构，越是给出一个具有宏大历史文化经纬、扎实社会实践基础、科学严谨学理支撑和广受人民大众认同的科学界定和准确解释，其可能的理论张力越大，更有助于民众认知、理解、认同和传播“中国梦”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内涵、所蕴含的政治实践智慧、所体现的社会发展新思维。另外，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导向，掌控好“中国梦”符号体系的派生性发展，那么由“中国梦”及其派生的符号体系所表征的主流意识形态就会隐性地、全方位地走进民众生活。这样，其社会效应也就越大，也预示其具有更大的意识形态价值。

综上分析，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修辞表达比较抽象相比，“中国梦”指涉一个更为具象的社会语境，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修辞表达大众化的社会实验，在考察主流意识形态修辞表达大众化的可行性等方面，具有实践校验功能。

注释：

①注：见《The Fin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上的《The Chinese remember past humiliations and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②注：相关原文如此：The need for rejuvenation stems from China’svictimmentality.Unfortunately，compensatingfor insecurity often leads to extremes.

③注：相关观点见Rongwei Chu，Henry Chiu Hail在《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上的《Winding Road Toward the Chinese Dream:The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④注：见在《纽约时报》发表的《China needs its own dream》。

⑤注：见Lemos，Gerard等的《The End of the Chinese Dream: Why Chinese People Fear the Future》。

⑥注：见Comptes rendus关于《Chinese Learning Journeys：Chasing the Dream》的书评《Chinese Learning Journeys：Chasing the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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