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兰

邦达昌，即邦达家族，“昌”是家、家族的意思。民国时期，邦达家族抓住契机，在众多的工商业者中脱颖而出，成为西藏规模最大、资金最雄厚、经营范围最广的商号。邦达家族在商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提携分不开。早在邦达家族四代前，“邦达昌”还只是萨迦寺在芒康县的一个差户。[1]在达赖逃往印度期间，予以经济援助并助其返回拉萨而获得了贵族头衔，晋升为西藏贵族，取得了噶厦政府的官位，并在经济在获得了经营羊毛、茶叶等的垄断特权。在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昌都期间，以邦达多吉为代表的邦达昌家族积极拥护和平解放西藏政策。邦达多吉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配合解放军完成了后勤运输保障工作。在昌都解放以后，邦达昌积极推动对昌都地区教育、经济、卫生事业的发展，为昌都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邦达昌为西藏和平解放奔走

(一)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做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决定。邦达多吉等西藏上层随即表示出积极的拥护态度。12月9日，西康省主席通电宣布西康、四川和平起义。“在当地具有一定宗教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的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头人夏克刀登以及大商人邦达多吉分别派代表从西康的玉隆出发，经甘肃、陕西、河南等地，辗转前往北京向毛泽东朱德献旗致敬，均表示赞同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政策，愿意像支援红军北上抗日一样，尽一切人力物力支援人民解放军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务。”[2]邦达多吉在对待和平解放西藏这一态度上，一方面凭借着自己跟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去团结一些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另一方面能够在关键时刻为解放军提供经济上面的支持。这反映出他强烈的爱国热情，也表现出他坚定的政治立场。

邦达多吉凭借自己在康区藏民中的影响力和威望，积极 地协助解放军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毛泽东指出:“进军西藏，要争取上层，影响和团结群众，保护爱国守法的喇嘛寺庙。”邓小平也指出：“坚持执行党的政策，对于我们进军解放西藏具有决定意义。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是生命。必须紧密联系群众。要用正确的政策去中外反动派的谣言迷雾，去清除历史上民族隔阂和成见，去把康藏广大的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3]邦达多吉积极宣传党的对西藏的民族宗教政策，其有庄园在金沙江以西，他向其所属百姓捎信，告以在解放军渡江时不得对抗，还向昌都的朋友宣传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政策，进藏的共产党人必将尊重藏族同胞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4]

1950年7月28日，汪应龙等人通过工作组的电台向邦达多吉作了互通声息、交流思想感情的统战工作。邦达多吉态度积极，不但他自己愿意来康定，还同他的兄弟邦达饶嘎通信，传达这些信息。8月12日，邦达多吉到了康定，中央有关人员对其进行了接待和安置，进出门警卫与其他官员一样对待。邦达多吉对此非常感动地说：“过去旧政府的大门是不能进的，相比之下，共产党说话算话，看得起藏族人。过去还有人称藏族蛮子，现在没有人提到。”[4]在中央有关人员的努力下，邦达·多吉明确表示愿意随军进藏做解放西藏的工作，为西藏的解放贡献力量。

(二)以实际行动助力解放军进藏

邦达多吉不仅在思想上积极支持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更以实际行动为解放军进藏提供后勤运输保障。1950年3月12日，西昌战役爆发，20日，解放康定，人民解放军进驻康定。27日，奉西南军政委员会之命令，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康定军军事管制委员会，邦达多吉被任命为副主任。1950年10月6日，昌都战役打响，昌都率先解放。1951年1月2日，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十八军副政委为主任，阿沛·阿旺晋美、邦达多吉为副委员。这两个政权机构的任务是，实施“统战政策”，为解放军进军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开辟道路。“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侧重于创造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平等、团结、友爱的合作关系。而1950年11月24日成立的“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团结上层人士。对邦达多吉等上层爱国人士的统战工作，是解放军顺利进军西藏并实现和平解放的重要保证。在康定，巨贾邦达多吉是人民解放军争取的实力人物之一。解放军为渡江解放昌都，希望获得他的帮助。“十八军理塘先遣部队在1950年5月30日到达理塘城前，邦达·多吉带人前来迎接，慰问先遣分队战士们，并表示愿意承担运输任务。”[4]历史证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在西藏和平解放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邦达多吉在这一统战政策的贯彻和实施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邦达多吉从1950年开始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担任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开始，他主要扮演运输大队长的角色。邦达多吉的具体任务是，积极组织群众砍柴割草，帮助解放军购买粮食，无偿提供牛马骡运输军用物资，保证军队的物资供应和运输需求。美郎宗贞的《近代西藏巨商“邦达昌”之邦达·多吉的政治生涯与商业历程》中写到：“1950年6月上旬，解放军主力部队到达理塘时，邦达·多吉派了多名下属及十几匹骡马帮助运输十八军军饷。”[4]在遇到牦牛大量死亡、运力出现大缺口的困难情况时，召开运输支援会议，发动土司、头人，组织僧俗群众客服困难，坚持以人力蓄力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并奔赴各地督促检查，落实运输计划，完成运输任务。邦达多吉等“当地有名望的土司、头人”带领藏族群众在这场长距离的、长期不间断的、堪称艰苦卓绝的运输战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

青藏高原山高路阻，公路尚未通时，主要采用蓄力运输保证后勤补给。这种运输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为进军部队和进藏工作人员运送粮食和物质，数量虽不甚大，但品种繁杂，贵重物质多，且运输路线长；二是保障后方筑路部队的粮食物质及器材的供应，需求量大，时限紧迫，但运输线路短。”[5]1951年5月5日，昌都分工委、昌都解放委员会召开昌都地区支援工作会议，参加寺庙的有十余个宗的宗本和各地寺庙的代表。会议动员全区僧俗群众以人力蓄力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经过协商，各宗分配了运输任务。昌都解放委员会的领导邦达多吉、格桑旺堆等分赴各地督促检查，多次召开头人和群众会议，出动牦牛，落实运输计划。“1951年7、8月份，随着雨季来临，牦牛大量死亡，加之群众忙于秋收，粮食、物质的运输量出现了大量缺口，致使驻江达、生产部队不得不自行背粮。鉴于上述情况，后方部队参谋长何雨农、政治部代主任白健带领机关人员，开展统战工作，帮助土司、头人动员组织群众克服困难，坚持牦牛运输工作。西藏军区参谋长李觉接见了运输大队的头人，高度赞扬了夏克刀登、带队头人以及藏族群众战严寒、斗风雪、拥护支援进藏部队的爱国精神。

二、邦达多吉参与解放后昌都的社会建设

邦达·多吉作为著名爱国统战对象，在1950年9月下旬，从北京回到巴塘义敦(波米)之后，跟随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从波米举家迁回老家芒康邦达乡，担任昌都解放委员会的副主任。据邦达·旺青回忆说：“到达昌都后，父亲不仅任解放委员会副主任，同时在卫生、教育、工商等部门兼有很多职务。他工作很勤奋，经常受到解放委员会主任王其梅同志的称赞。”[4]邦达·多吉对工作认真负责，也很注意汉藏之间的团结。自1951年下旬正式进入昌都解委会工作，在圆满完成解委会工作之余，还积极投入到昌都的教育，经济、卫生等建设事业之中，并作出突出贡献。

(一)改善教育

在教育方面，昌都解放以后，由18军先遣部队派出人类学家李安宅和于式玉两位教授，筹办了昌都小学，并召集上层爱国人士集资办学，组织成立董事会。1951年1月12日，昌都小学召开了第一次学校董事会，推选谢瓦拉为董事长。邦达·多吉也是该校董事成员之一，并捐给小学青稞1000克。昌都小学开办初期学生60余人，设藏文、算术、常识等课程。

(二)繁荣经济

在经济方面，昌都解放以后，人民解放军的物资供应部门进入昌都，1951年5月，传统的贸易格局开始发生变化。1951年9月，昌都地区工商联合会成立，1951年11月，具有公私合营性质的人民联合会宣告成立，称联合商店，由邦达·多吉担任董事长，下设收购、营业、保管及财务四个小组。联合商店成立以后，在保证供应、活跃市场、促进物资交流方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茶叶、粮食以及副食品的销售上基本占了主导地位。由于人民联合会商店的主要股东是私商，存在着获利过高的现象，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认为联合商店只团结了一部分小商人，抛弃了大部分商人。1953年，昌都工委调整了政策，取消了有关机构给它的优惠政策，调回国家派去的管理人员，银行停止发放工商业贷款和各种优惠政策，削弱了联合商店对市场的垄断。至此，邦达·多吉及“邦达昌”的藏汉之间的贸易活动基本停止。1953年9月，以邦达·养壁为首的西藏工商代表团去康定参观时，邦达·多吉代表昌都工商联合会与邦达·养壁交流了商业情况。

(三)支助医疗卫生事业

在卫生方面，1952年底到1953年初，“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以行108人分三批先后抵达昌都，他们均是当年应届大学毕业生。这批年青人医术高明，但昌都没有一所像样的卫生医疗单位可以让这些人开展工作，而且已有的设备都非常简陋，所以，邦达·多吉从印度买了全套医疗机械设备，用骡马从印度加尔各答运到昌都，捐献给中央民族卫生大队，使他们高兴不已。

结语

1910年，达赖喇嘛在印度期间，邦达昌家族的第二代邦达尼江时期，曾经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给予经济资助。1912年，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后，为了报答邦达昌家族，封邦达·尼江为“商上”(商务馆)，为十三世达赖喇嘛本人与西藏政府经营商贸，给予免税、统购出口货物等特权，使邦达昌家族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到了邦达昌家族的第三代邦达多吉时期，邦达昌家族已经成为西藏规模最大、资金最雄厚、经营范围最广的商号。邦达昌家族是西藏唯一一家依靠经商发展起来的平民贵族。邦达昌家族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经常给寺院发放布施，在西藏社会中树立了极高的威望。

新中国成立以后，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邦达多吉积极拥护共产党的和平解放西藏政策，身体力行地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让更多的藏族僧俗民众了解人民解放军，了解共产党，为解放军进军西藏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在公路未通、补给困难的情况下，邦达多吉凭借家族的经济实力，同时发动藏族同胞，开辟畜力运输交通线，尽可能地为解放军提供后勤运输补给，为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昌都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昌都解放后，致力于昌都的社会建设，积极参与政治，繁荣经济、改善教育，为昌都的医疗卫生事业贡献了力量。

在西藏解放前，羊毛、茶叶等已经成为噶厦政府和贵族经营的重要产业。噶厦政府和贵族依靠政治权力，获得了经济特权，对一些重要的支柱产业实行垄断。邦达家族便是由十三世达赖喇嘛授权经营茶叶、羊毛等特权，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成为西藏规模最大、资金最为雄厚的商号之一。商人作为重要的社会阶层，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邦达家族在致富之后始终没有忘记为西藏僧俗民众谋福利。如为寺院发放布施、在解放军进藏的过程中开辟畜力运输交通线，为解放军后勤运输提供保障、为昌都解放后的社会建设事业提供经济援助。邦达多吉始终心系祖国，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不仅在思想上积极拥护和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还身体力行的支援解放军进藏，为昌都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种高度的爱国情怀和奉献精神，深深地感染着今日每一位民族团结的拥护者。正是由于先辈们不顾个人安危为和平解放奔走宣传，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经济支援才有了西藏的和平解放，有了西藏今日的发展面貌。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思考能为今天新西藏的建设做些什么。先辈们的事迹将不断地激励今日的西藏工商业者为新西藏的建设贡献力量。

[1]美朗宗贞.“邦达昌”家族名称及有关问题研究[J].西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2]阴法堂.和平解放西藏 完成祖国大陆的统一[J].西藏日报，2001年第5版，p5

[3]美朗宗贞.近代西藏巨商“邦达昌”之邦达·多吉的政治生涯与商业历程[M].西藏人民出版社，2008年，p103-104，p106，p104，p110

[4]《西藏文史资料选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学习委员会编，贾瑞青著.邦达昌史料[M].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12月，p17

[5]《解放西藏史》编委会.解放西藏史[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p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