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生 肖照青

（中共中央统战部， 北京 100800）

本刊特稿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历史底蕴和现实基础

张献生 肖照青

（中共中央统战部， 北京 100800）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虽然借鉴了西方学者提出的协商民主概念，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却深深根植于我国土壤。它既汲取了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又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还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创造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民主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协商民主；人民民主；求同存异；制度创新

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虽然发源和发展于20世纪，吸收和借鉴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并不直接来源于东西方历史上任何一种民主形式，也不等同于任何一种现成的民主理论。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①。

同时也要看到，任何民主实践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产生发展起来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决定着民主的性质、特点和走向。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是凭空产生的，具有其产生形成的历史底蕴和现实基础。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它，就要按照列宁指出的在社会科学问题上的最可靠的方法，“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②。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在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的传承性使得任何国家的政治行为、政治制度都渗透着其传统文化的影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也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智慧，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协商民主之所以必要，源于差异的存在和致力共同目标，因为有着不同利益、不同愿望，所以需要协商，需要形成共识、协同一致。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和而不同”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总原则，也是中国文化贡献给人类的大智慧。早在《国语》中，西周太史太伯就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荀子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从而把这种源自大自然万物生存的道理延展至为人处世乃至安邦治国的基本原则，沉淀为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中华智慧。

协商民主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各种不同中有可以寻求的共同利益、有达成一致的愿望。这与中华民族追求“大同”的理想深度契合。早在《春秋·公羊传》中就有“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经典表述，更为人们所熟知。它期待的是“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的理想社会，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追求。尽管古人所言之“大同”带有一定的空想成分，但它作为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和奋斗目标，仍为历朝历代进步思想家、社会改革家所竭力追求。

协商民主的宗旨，就是实现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这与古代视民众为国之根本的“民本”思想有相通之处。民本思想在商周时期就已出现，《尚书》中有“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思想，荀子的“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君舟民水论，等等。民本思想为历代帝王统治者所推崇，并成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早期民主思想的启蒙。这种民本思想与人民民主具有本质的不同，但它无疑对人民民主观念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人民民主就是对民本思想的扬弃和升华。

协商民主是通过不同方面的平等对话和协商沟通，寻找到“最大公约数”，以形成政治共识，在政策和决策中充分体现民意。我国古代也不乏这种具有协商性质的政治实践活动，如禅让制、明堂议事制、谏议制等等，君主通过多种方式吸收和接纳民众的建议和批评，如汉代有“谏官”制度，宋朝设立了专门的“谏院”，谏官“直言以劝正”。汉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从全国各地召集60多名社会贤良到京城长安与政府官员共同讨论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是我国古代典型的协商案例。

正是上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必要的丰富思想营养和实践指引，成为协商民主中一些基本理念、重要原则、实践方式的重要和直接的来源。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党，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就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多党合作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产物。

以多数人民主代替少数人民主，实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并在批判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这种新型民主的经济基础，使社会主义民主成为有史以来最高形式的、真正的民主。列宁进一步阐述了人民民主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人民直接参与的新型民主，并把建设新型的无产阶级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重要历史任务，强调“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③。我们党正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理论，领导人民群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共同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以“多数人民主代替少数人民主”；又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使广大人民群众普遍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成为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伟大飞跃。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起源于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之初，就论证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指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在同工人阶级各政党、派别、团体团结起来的基础上，还需要同其他阶级、其他政党在一定原则下实现联合。列宁首次明确了“统一战线”的概念，特别论述了工农联盟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中的极端重要性，并提出了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构想。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形成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和中国特色统一战线理论，通过在不同时期建立不同性质和形式的统一战线，实现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新中国不同阶级、阶层、党派、团体等利益群体的联合，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制胜法宝。特别是在统一战线中，充分体现民主、合作、协商、包容的精神，运用民主集中制原理，探索创造了政党协商、政治协商、社会协商等形式，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源头和基础。

多党合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基本内容，是无产阶级政党摆脱孤军奋战，与国内其他政党进行合作，以最大限度地凝聚革命力量、获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强大力量源泉。《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④。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共产党还可以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但要保持独立性，掌握领导权。列宁首次提出在国家政权中实行多党合作的构想，并从策略角度提出了政权内部实行多党合作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政党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实行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使多党合作和政党协商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种重要实践和制度形式，成为与选举民主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民主重要实现形式。

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坚实根基：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探索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之路，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走出来的，是同探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伴相生、共同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同其他党派团体和党外人士团结合作过程中形成了协商民主思想。毛泽东同志曾告诫全党,“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⑤。1941年，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抗日政权中实行了“三三制”原则，后来又在所有抗日根据地普遍推广实施“三三制”，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各界政治代表、民主人士在政权中实行民主合作、协商办事的伟大创举，是协商民主的萌芽和雏形。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同盟和无党派社会贤达五方,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就改组政府、整编军队等重大政治问题达成五项决议，协议虽最终被国民党撕毁，但开启了中国政治协商的先河。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解放军、少数民族、国外华侨以及各地区和各界的代表,共662人。由于当时不具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这次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讨论通过了《共同纲领》，确定了国旗、国歌、国徽、国号，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成为彪炳史册的协商建国的伟大实践。这次会议还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标志着协商民主这种新型民主形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实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我们党和政府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是跟工人、农民、民主党派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有大事召集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开会,共同协商、讨论和决定。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创造了双周座谈会、协商座谈会和最高国务会议等行之有效的协商民主方式,在恢复国民经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党和政府有关重要法律、政策和重大问题，都要经过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各方面的充分协商；把协商纳入决策程序，明确协商于决策之前和执行过程中，切实发挥协商对决策的完善、纠偏和防错作用；政党协商、政治协商、社会协商、基层协商等也逐步深入开展，使协商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方式。正是因为我们具有半个多世纪的政党协商、政治协商和社会协商实践，我们才能充分吸收和消化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有益成果，探索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体系和体制机制。

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制度创新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民主形式，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而是建立在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创新发展上的。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确定了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权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新中国成立时，由于当时不具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首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由人民政协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正式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我国继续保留了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和政治协商机构，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作用，从而形成了我国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的两种社会主义民主重要形式。这是我国重大政治制度创新，从而奠定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辅相成、紧密结合的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把扩大民主、开展协商作为重要政策取向，在国家、社会和基层全方位推进，特别是要求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与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协商。中共十三大提出，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必须有渠道经常地顺畅地反映上来”。这标志着协商民主从党际协商向社会协商拓展，从政治领域向社会生活领域拓展，从国家层面向地方和基层拓展，这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有益尝试。1989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和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使政党协商、政协协商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

党的十五大提出，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成为完善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浙江温岭、四川成都等地，以村民自治和社区居民自治为主要特点的基层协商民主迅速开展起来，形成了咨询会、恳谈会、协商会、公众听证会以及市民陪审团、协商民意调查和公众质询等方式。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共中央有关文件总结基层协商的实践经验，进一步明确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发挥基层党组织、基层政权组织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大力开展基层协商，发展基层民主，更好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和谐稳定，使基层协商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一种重要方式。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既汲取了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又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还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创造和创新，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色和重要实践方式。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②习近平《在中国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③《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0页。

（责任编辑 白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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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9012（2017）01-0011-04

2017-02-28

张献生（1954- ），山西临猗人，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肖照青（1979- ），安徽蚌埠人，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九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