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显静

科学之于环境：从“规训”走向“顺应”

肖显静

实验室科学的认识是对实验对象和实验者的“规训”，由此使得科学所获得的规律不是自然规律，而是实验室中的规律——科学规律或人工自然规律。这样的科学规律具有普遍性，但不具有“放之四海而兼准”的普遍性，只具有特定的实验室背景下的普遍性。因此，称为实验室的“地方性知识”。如果要想使得这样的科学应用取得成功，就需要“规训”地方环境，使之尽量与实验室环境相一致，即与科学规律成立的条件尽量一致。此时，如果“让环境适应科学”，而不是“让科学适应环境”，必然造成地方环境的破坏。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改变科学的上述“规训”特征，走向“顺应”，直接面向大自然，发展“地方性科学”。“地方性科学”的最终目的是探讨适应于各个地方环境的认识及其应用，能够兼顾人类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科学；环境；自然；地方性；规训；顺应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内容

传统的观点认为，科学(自然科学)是关于自然的认识，是在追随自然的过程中发现自然界中所存在的规律的；由于自然规律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规律，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放之四海而兼准。因此，认识到自然规律的科学知识也就具有普遍性，不随认识的场所、应用的环境以及时间的变换而变换，也不随认识者和应用者的个人品质和社会属性而转移；而如果是这样，则将这样的科学认识应用于改造自然时，就是自然规律的应用，顺应自然，与自然规律相一致，从而不造成环境破坏。

但是，考察科学应用的后果，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科学应用都造成了环境破坏。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是由于实验科学的非自然性造成的。这种非自然性具体体现在：实验室科学是在事实建构、现象制造中完成对自然的认识的，由此获得的不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而是对实验室中人工自然规律的认识；当将这样的人工自然规律用于改造自然时，势必与自然界中存在的自然规律相矛盾，而且所生产出来的人工物也势必与自然物相矛盾，由此造成环境破坏。*肖显静：《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科学的非自然性、环境破坏与自然回归》，《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年第12期。

以上是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回答了“科学应用为什么会造成环境问题”这一问题。劳斯在《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一书中，从另外一个角度——知识与权力的角度，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认为，知识与权力是紧密相连的；实验室中的科学认识是在对实验室环境、认识对象以及认识者等的“规训”基础上获得的；而且，科学应用的过程，也是对自然环境“规训”的过程，结果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是“让科学适应环境”，而是“让环境适应科学”，由此造成环境破坏。

真的这样吗？本文结合相关知识，对劳斯的这一思想进行介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当实验室知识向自然拓展时，是如何“规训”相关的对象，又是如何“让环境适应科学”，并因此造成环境破坏的。最后，本文提出，应该让科学顺应自然、适应环境，并且提出适应环境的科学的发展路径。

二、实验室实践：“规训”及其“地方性知识”的建构

劳斯认为，传统的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有三种：一是运用知识获取权力；二是运用权力阻碍或扭曲知识的获取；三是运用知识把我们从权力的压制下解放出来。他进一步认为，这三种关系反映了权力相对于知识的外在特性，而没有涉及权力对知识以及知识对权力的内在影响，鉴此，应该参考福柯的“规训机构作为权力的诞生地和实施地”*[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的思想，以实验室为焦点，进行科学实践微观权力分析。*[美]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邱 慧，孟 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16页。

通过分析，他指出，在实验室中，科学家是通过建构操作实验室的微观世界而获得相应的认识的。这具体表现在：隔离、封闭和分割实验室，排除那些影响有效认识的因素；干涉、追踪、监视、记录实验对象和现象；标准化实验过程中所涉及的物质材料、程序和仪器设备，规范化实验者的实验操作，使得实验室中的事物及其现象以一种有序的方式呈现出来。*[美]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邱 慧，孟 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5～240页。如此一来，“实验室是被严格封闭和隔离的空间，是受到严密监控和追踪的空间，是被精心控制的介入和操作的空间。”*[美]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邱 慧，孟 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1页。一句话，实验室是权力的诞生地和实施地，是一个规训机构，一个体现权力关系的场所。

在实验室中，为什么要对实验室中的对象(实验室环境、实验者、实验对象、实验仪器等)施加特定的操作和限制，即“规训”呢？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只有这样，一种自然界中不存在的、理想化的、可重复的、规律性的、数学化的知识才能被“生产”出来：通过“隔离、封闭和分割实验室，排除那些影响有效认识的因素”，就可以获得理想化的实验环境，从而相应地获得理想化的实验结果；通过“干涉、追踪、监视、记录实验对象和现象”，目的就是制造出新的对象和现象，即人工地生产新的对象和现象；通过“标准化实验过程中所涉及的物质材料、程序和仪器设备，规范化实验者的实验操作”，就可以使得实验室中的事物及其现象以一种有序的方式呈现出来，即以某种规律性的、可重复的方式呈现出来。

如此，实验室的环境就不是自然环境，实验室中的实验对象就不是自然对象(因为自然对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纯净物和规律性对象)，实验室中所获得的实验现象就不是自然现象(即自然界中不存在)，实验室中所获得的“科学规律”或“科学定律”就不是“自然规律”或“自然定律”。在实验室中，科学的最终目标不是去“发现”自然界中已经存在的自然规律，而是通过上述种种“规训”，去“发明”(“制造”)只有在实验室中才存在的人工自然规律——科学规律，然后再“发现”这一人工自然规律——科学规律。“科学规律与自然规律是不同的，它是我们在实验的‘现象制造’基础上，经由科学理论建构出来的，用以解释实验事实(又称科学事实或人工事实)。如果没有实验建构和理论建构，即如果没有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运用一定的科学仪器，渗透相应的理论，进行特定的操作，相应的科学对象乃至科学现象就不存在，对该对象所获得的认识结果——相应的科学规律就不会存在，我们也就不会发现这样的规律。”*肖显静：《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非自然性科学、环境破坏与自然回归》，《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年第12期。

不可否认，这样的科学规律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是，这样的普遍性不是没有条件的，它是科学家在实验过程中对实验环境、实验对象以及实验者自身进行了种种“规训”的结果，是在特定的实验室环境中，如此这般地思考和操作的结果。鉴于这一点，这样的科学认识就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是相对于“实验室这种地方性研究场所特有的‘规范’或‘规训’”*[美]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邱 慧，孟 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6页。而兼准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斯把这种实验室中的科学认识或科学规律称为“地方性知识”。*[美]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邱 慧，孟 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4～135页。

也正因为实验室科学知识是这样的一种“地方性知识”，所以在劳斯看来，当将这样的实验室中的知识和技能，从一个实验室向另外一个实验室转移时，就要针对新的实验场所(情境或环境)进行重构或者再概念化，以获得与此前实验室中同样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是需要对新的实验室中的实验者、实验对象和实验仪器加以限制的。这是科学从一个实验室到另外一个实验室的“规训”，实质上也是一个实验室的“地方性知识”，经过“转译”，成为另一个实验室的同样的“地方性知识”。这样的“地方性知识”的获得，是以祛除另一个实验室相异的情境，并使之与前一个实验室相一致，作为前提条件的。

三、自然的改造：“拓展”及其地方性环境的“规训”

从目前科学发展的趋势看，之所以要进行科学研究获得科学知识，其主要目的还在于将这样的科学知识应用于改造自然。要实现这一目的，就要将实验室中所产生的“地方性知识”向实验室之外的自然界进行“转移”，以改造地方性的自然环境，满足人类需要。

这样的“转移”具有什么特征呢？对此，劳斯说道：

这种转移不能理解为只是普遍有效的知识主张的例证化——这种例证化发生在不同的特殊场合，而且要运用架桥原理和理论变量的特定局部取值。我们必须把转移理解为对某一地方性知识的改造，以促成另一种地方性知识。我们从一种地方性知识走向另一种地方性知识，而不是从普遍理论走向其特定例证。*[美]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邱 慧，孟 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7页。

这就是说，实验室“地方性知识”向实验室外自然环境的转移，不是普遍知识的特殊化，即不是科学知识或科学规律的“演绎性”的、“顺其自然”的推广。既然如此，这样的“转移”究竟是什么呢？应该是“规训”基础上的“拓展”。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实验室微观世界的建构和操作是一种地方性实践，实验室所产生的知识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是一种只在实验室的特定环境和背景之下才成立的标准化的“地方性知识”，它祛除或者屏蔽了实验室内部和外部那些干扰认识的因素，因而只具有实验室特定背景下的真理性、普遍性，或者只具有实验室背景下的地方性。当将这样的“地方性知识”从实验室之中向实验室之外“拓展”，应用于改造自然时，面对的是千差万别的地方环境。这与实验室微观世界背景不同，要想顺利实现这种“拓展”，就必须对这些环境加以“规训”。

“规训”之一发生于工厂车间里。这是进行相应的技术创新，把在实验室中所发生的过程，“拓展”到生产车间里。这是一种对“生产环境”的“规训”。如果这样的“规训”失败或者不理想，则或者生产不出产品来，或者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存在欠缺，或者在此过程中，要产生泄漏，造成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关人工物的外泄，从而相应地造成环境破坏。

“规训”之二发生于自然界中，即更多地发生于农、林、牧、副、渔产业中。这是把在实验室中所获得的“地方性知识”向地方性环境的“拓展”。对于这样的“拓展”，劳斯提出，需要对自然系统进行重组，以使实验室微观世界与外在的自然界具有更多的耦合性。他进一步认为，这种重组不是重组实验室微观世界以及所获得的相应的科学知识，使科学应用实践适应更为复杂的自然系统，而是重组自然系统，使它们更加适应实验室微观世界，与实验室知识和技能具有更紧密的耦合性，以发挥科学的效用。这是让环境适应科学。*[美]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邱 慧，孟 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5～247页。

在实际的农业生产过程中，提高产量在很多时候成了唯一的考量。为此，科学家努力进行杂交实验，以培育出新的具有较高产量的品种。不过，必须注意，通常情况下，种植该杂交品种以及获得较高的收成是有条件的。与本地品种相比，杂交品种往往需要消耗更多的养分和更集约的耕作，因此就需要施用更多的化肥；杂交品种往往更易遭受病虫害，因此就需要施用更多的杀虫剂；等等。为了使得该杂交品种的种植能够获得预期的较高产量，就必须施用更多的化肥和农药等，以“规训”地方环境，使其与杂交品种实验(试验)环境尽量接近，从而使杂交品种种植获得预期的收成。一句话，为了实现杂交品种的有效种植，就需要在生产过程中按照相关的科学认识以及科学应用的产物——人工物如化肥、农药等来改造环境，使之更加适合杂交品种的种植。

考察转基因生物的产生和使用，更是如此。传统生物育种技术(农业社会野生植物栽培以及工业社会杂交育种)是手工工艺技术，顺从自然，通过“做”“培育出”生物，属于海德格尔的前现代技术范畴；转基因技术则是由分子遗传学理论引导的现代技术，理论基础更深，具有“制造”和“座架”的本质特征，属于海德格尔的现代技术范畴。*肖显静：《转基因技术本质特征的哲学分析——基于不同生物育种方式的比较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2012年第5期。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由传统生物育种技术培育出来的生物如杂交水稻，没有违反生物的天性以及生态规律，释放到自然界中，要被一些所谓害虫食用，从而受到伤害甚至死亡。而由转基因技术“制造”出来的抗虫转基因水稻，则“让科学规训(强逼)生物”，打破了生物繁殖的“物种壁垒”，严重违背了生物规律；将另外一种物种的抗虫基因转移到水稻中，产生了“准新物种”—转基因水稻，使得虫子食用它之后，虫子受到伤害甚至死亡，产生了与自然演化而来的生态规律完全相悖的结果，存在着严重的“物种污染”以及潜在的、不确定的、级联性的和难以控制、不可逆转的生态危机。

磷肥的使用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磷元素是核酸、细胞膜和能量携带者腺苷三磷酸(ATP)的组成部分，是所有生物必需的营养元素。在自然状态下，未施过磷肥的土壤中磷的含量取决于不同的因子，如土壤母质、风化和谐、黏粒含量和有机质含量等。它是由地理环境的历史演化决定的，它的含量与当地自然生长的植物相对应，支撑着当地植物以相应的、较低的产量生长。

随着人口增长以及工业社会的到来，自然生长的或以农业社会方式生产的粮食作物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认识到，粮食作物产量较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土壤中磷元素的含量较低，影响到粮食作物的生长。此时，土壤中磷元素的含量不能满足人类对粮食作物生长的需要，尤其是不能满足人类所培育出来的作物新品种生长发育的需要。鉴此，就需要科学研究合成磷肥以及技术创新生产并施用磷肥，以促进粮食作物生长，增加粮食产量。

不过，必须清楚，施入土壤中的磷肥只有一小部分能进入土壤溶液，并被植物吸收，其余的绝大部分转变为结合态的磷或称之为“束缚磷”，*之所以称之为“束缚磷”，主要原因是磷不存在任何气体形式的化合物，是典型的沉积型循环物质。存在于土壤中。这些存在于土壤中的“束缚磷”是可以被植物吸收利用的，不过，这只有等到土壤溶液中的磷的浓度较低时，也即当土壤溶液中的磷被植物吸收以后才会出现。在很多的情况下，这些大部分的“束缚磷”被吸附磷能力很强的矿物土壤吸附，从而导致土壤中的磷的含量随着磷肥使用量的增加而增加，进而导致土壤理化性质的恶化。而且，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束缚磷”随着土壤侵蚀和表面流失，会与土壤颗粒一道进入到池塘、河流和海洋之中，进而导致水域的富营养化和水域植物的疯长，等等。*这里的内容是根据以下材料改写而成——[德]konrad martin joachim sauerborn：《农业生态学》，马世铭，封 克译，严 峰校，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58～60页。

由此可见，磷肥的使用是符合科学原理的——植物的生长需要磷，但是，为了满足植物生长对磷的需要(实际上最终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我们施用了大量的磷肥，导致了环境的破坏。这是“让环境适应科学”，而不是“让科学适应环境”，从而造成了土壤中磷的含量增加和相应的土壤理化性质的恶化等等。

上述例子充分说明，“实验室里产生的知识被拓展到实验室之外，这不是通过对普遍规律(在其他地方可以例证化)的概括，而是通过把处于地方性情境的实践适用到新的地方性情境来实现的。”*[美]安德鲁·皮克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柯 文，伊 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页。这些科学的应用是符合科学原理或科学规律的，也是有效的，但其有效性主要不在于科学获得了普遍性的自然规律，并且将这样的规律在每一个地方展现，而在于它是按照普遍性的、规范化的、标准化的、准确有效的科学认识(实验室的知识)，对各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加以改造，使其尽可能符合相应的科学过程的实现所需要的环境条件。一旦这些环境条件得到满足或部分满足，则科学的过程实现了，科学的人工世界产生了，人类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环境被改造了，对环境的影响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自然被简化为单纯实现人类目的的工具，由此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环境影响。在此，环境破坏的实质就是：人类按照科学认识过程中的“规训”所形成的标准化、规则化、齐一化的非自然性科学知识，改造自然环境以使其适应科学过程的实现。这是把整个自然界当成了实验室科学复制的“实验场”。在这一过程中，科学舍弃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有机整体性、非决定性，舍弃了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物种的地方独特性，而以标准化、规则化以及齐一化的方式“预置”、“促逼”、“摆置”地方性环境，由此必然造成环境的破坏。

四、从“规训”走向“顺应”：建构地方性自然科学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的科学——实验室科学的应用之所以产生环境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科学家在实验室中进行了相关的“规训”。这样的“规训”是非自然的。关于这点，谢廷娜(Karin D.Knorr-Cetina)的下述观点应该能够给我们启发。她认为，实验室是一生产(科学)知识的特殊工厂或作坊(workshop)，其产品(科学知识)首先和主要地是一个人工制作过程的结果。这一点通过三方面来说明：一是实验室的现实是高度人工化的。它像一个工厂，不是被设计来模拟自然的建制。实验室中不仅不包容自然，甚至尽可能地将自然排除掉了。她注意到，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所面对和处理的都是高度预构好了的人造物。二是科学研究是借助工具操作的。在实验室中，科学研究的工具性不仅在科学家所操作的“事情”的性质中表现出来，而且也体现在科学行动的专注中。这种借助工具所完成的观察，在很大程度上，截断了事件的自然路线；三是科学家是“实践推理者”(practical reasoner)。实验室行动是在一种复杂排列的环境中进行的，科学家的行动就是设法降低环境的复杂性，从无序中制造出秩序，“产生工作结果”(making things work)。*转引自赵万里《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6～221页。

不仅如此，要使上述“规训”产生的科学认识能够有效地改造自然，还必须再对地方性环境进行“规训”。正是第二次“规训”，改造着自然，破坏着自然，呈现出科学“反自然”的结果。

这样的情况的出现是常态还是偶态呢？考察科学应用的结果，就可知道，这成了常态，即科学应用造成环境破坏成了普遍性的结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根本原因在于：实验室中科学的“规训”成了常态，当实验室科学向外界自然环境转移时，科学对环境的“规训”也成了常态，从而最终导致科学对环境的破坏即“反自然”的状态也成了常态。

要想改变科学的这种“反自然”的结果，就必须改变科学的“规训”的特征，由原来的“‘规训’自然的科学”走向“‘顺应’自然的科学”。而实现“‘顺应’自然的科学”，就应该：一是从实验室科学走向直接面向自然的科学；二是以新自然观为基础，进行新的科学革命；三是复兴博物科学传统；四是重视“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五是让自然做科学的最终裁判者。*具体内容参见肖显静《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非自然性科学、环境破坏与自然回归》，《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年第12期。

分析上述几方面，可以发现：“‘顺应’自然的科学”就是要将原先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科学”转化为“‘包含人类的生态中心主义’的科学”，使得科学的应用由原先的“有益于人类却有害于自然”，转变成“既有利于人类又有利于自然”。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发展“地方性科学”。

所谓“地方性科学”，就是让科学走出实验室，面向自然，面向自然的各个部分、各个区域，去认识它们，掌握相关知识，然后再用相关知识指导我们的相关实践。在发展生产，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同时，也符合当地生态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应该改变科学研究和应用的方向和目的，更多地让科学顺应自然、适应环境、走向地方。*至于“地方性科学”的定义、内涵，它与近现代科学、地方性知识等的差别，以及它在人类认识和人类实践(包括环境保护的实践)中的作用和意义，在另文中详细阐述。“地方性自然的科学”是由“以人为中心—实验室规训—规训自然”的近现代实验科学，走向“顺应自然—实验室建构—顺应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地方性科学。它不是纯粹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科学”，也不是纯粹的“‘生态中心主义’的科学”，而是兼顾自然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可持续性的科学。关于这点，也与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相一致。

(责任编辑 张 健)

Science VS Environment: From “Discipline” to “Adaptation”

XIAO Xianjing

As knowledge from laboratory science is a “discipline”for experimental subjects and experimenters, scientific laws thus acquired are not natural laws but laboratory laws or artificial laws. Such laws are universal, but not as universal as“one-size-fits-all”natural laws. Because their universality is restricted to specific laboratory contexts, these laws may be referred to as“local knowledge”in laboratories. If such laws are to be applied successfully, we need to discipline the local environment to make it match as far as possible the laboratory environment nor the conditions that have made the scientific laws stand. However, the local environment is bound to be damaged if we adapt the environment to science rather than adapt science to the environment.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must change science from “disciplining nature”to“adapting to nature”and develop“local natural science”. Different from ancient science characterized by “fearing nature”and modern science characterized by “disciplining nature”, “local natural science”deals with nature directly and aims to discover knowledge and applications that can be adapted to meet the needs of all local environments. Focusing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oth man and nature, this science may offer the only way to develop scientific solutions to environmental problems.

science, environment, nature, local, discipline, adaptation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生态学范式争论的哲学研究”阶段性成果(16ZDA11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生态学整体论-还原论争论及其解决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14AZX008)

肖显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732)；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兼职教授(湖南 长沙，41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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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78X(2017)02-016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