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冬，方向明

·社会理论与社会建设·

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基于CHARLS 2011数据的考察

郑晓冬，方向明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3）

基于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2011），运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讨论了社会活动参与和老年人健康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生活依赖状况和抑郁症状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参加社会活动，对老年人的精神健康促进作用比生理健康更大。在活动参与频率、活动类别、城乡以及性别的影响差异上，较高频率参与活动以及参加运动健身活动对老年人健康、尤其是精神健康的增益作用更加明显，社团公益活动对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有较大的正向影响；相比农村老年人，参加社会活动更能提高城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社会活动参与总体更有助于促进女性的健康状况。

社会活动参与；老年人；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引 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老龄化趋势愈发明显，包括老年健康在内的老龄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和公众关注。事实上，当前中国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并不乐观，根据2013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中身体健康的比例占43%，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则超过了60%。因而，促进老年人健康，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是目前重要的老龄问题之一。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倡导者认为，社会活动参与和老年人的疾病减少、身体机能增强、抑郁程度降低以及生活满意度提高密切相关，老年人应当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从而尽可能地融入社会和团体，从而实现“健康老龄化”和“成功老龄化”（Successful Aging）［1］。“用进废退”假说（“Use It or Lose It”Hypothesis）认为，参与“刺激性”的活动有助于延缓老年人的认知身体机能衰退［2］。以往研究显示，对于已结束原先工作角色的退休老年人而言，社会交往、身体锻炼、社团组织等活动都将对老年人的生理和精神健康产生影响。一方面，通过锻炼健身等活动可缓解身体机能的退化，增强身体健康状况，降低疾病发生率［3］；另一方面，团体活动可满足老年人的社交需求，通过新的社会角色参与缓解因退休产生的抑郁情绪［4］，增进精神健康水平。

国外已有不少研究对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和健康状况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比如Menec［5］讨论了不同活动类型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差异，发现团体社会活动能提升老年人幸福感、改善身体健康以及降低死亡率，而单独的个人活动则仅与幸福感正相关。Fratiglioni et al．［6］的研究总结得出，积极的社会活动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认知能力，降低老年痴呆症的发生率。Maier＆Klumb（2005）［7］则发现社会活动参与时间越长，老年人的生存时间也将延长。现有关于老年人健康的国内文献主要关注老年人的社会经济状况［8］，社会支持［9］与社会保障［10］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社会活动参与和老年人健康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在少量相关研究中，赵忻怡和潘锦棠［11］讨论了城市女性丧偶老人群体的社会活动参与和抑郁状况的关系，胡安宁［12］研究了信任在社会活动参与和精神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然而这些文献可能存在的问题在于，在研究主题上，仅侧重某一群体或某一种健康指标，并未全面地分析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在分析方法上，这些研究并未考虑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等内生性问题。如此，这些研究的可靠性将存在问题。那么，老年人参加社会活动是否确实提高了老年人健康状况？不同社会活动类型，城乡以及性别差异如何？本文试图根据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2011），运用工具变量法（IV）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探讨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生理健康、精神健康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该影响在活动频率、活动类型、城乡和性别上的异质性，从而在拓宽这一领域研究边界的同时，为促进老年人健康水平、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提供相应对策建议。

一、数据、方法与样本描述

（一）数据来源

文章所使用的数据来自CHARLS2011，CHARLS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导的，以中老年人为调查对象的大型全国家户调查，调查对象是45岁及以上的居民。CHARLS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其全国基线调查于2011年开始进行，覆盖150个县、450个村、约1万户家庭中的1．7万人。其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和家庭基本信息，家庭成员交往状况，家庭收入支出状况，就业、健康、养老等信息。除此之外，该调查还记录了每个调查地点的基本特征，如社区社会与经济状况，基础设施、活动场所等信息。根据文章研究目标，选取CHARLS 2011数据中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样本作为目标样本进行研究。

（二）模型选择与变量选取

1．模型选择

为检验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建立如下基准Probit模型：

其中hi是二元变量，表示第i个个体的健康状况（较健康＝1，较不健康＝0）；act表示个体的社会活动参与情况，是核心解释变量；X是指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健康行为、初始健康状况等一系列控制变量。

以上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和自选择问题。一方面，老年人的健康和社会活动参与状况可能受到共同的不可观测因素影响，比如个体性格等；又或者社会活动参与和老年人健康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比如老年人因自身健康状况较差而阻碍了社会活动的参与，尤其是需消耗一定体力的活动；另一方面，社会活动参与本身可能受到老年人自身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性别、年龄、家庭规模等。因此，二元选择Probit模型所得的结果可能仅是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为此，在Probit模型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分别采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再次考察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工具变量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加入与内生变量相关但与误差项无关的外生变量构建两阶段估计模型，从而得到内生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一致估计。文章采用工具变量的IVprobit模型如下：

其中，（2）式和（3）式分别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估计方程。第一阶段模型的faci为社会活动参与act的工具变量；第二阶段的是第一阶段模型中被解释变量act的预测值，Xi是一系列控制变量。

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基本理念在于，基于个体特征等多种因素对项目的处理组和对照组计算倾向得分值，通过倾向得分值进行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匹配，找到类似处理组的反事实（Counterfact），而后比较处理组和对照组的结果变量差异得到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ATT）。ATT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4）式中，hi1和hi0分别表示第i个老年人参加社会活动和不参加社会活动两种情况下的健康状况。在计算倾向得分时，一般采用Logit模型估计个体是否进入处理组的概率，这里指老年人参加社会活动的概率，倾向得分估计模型如下：

倾向得分匹配法常用的匹配方法包括最近邻匹配法（Nearest Neighbor Matching）、半径匹配法（Radi⁃us Matching）和核匹配法（Kernel Matching）。最近邻匹配法以倾向得分值为参照，寻找与处理组最为接近的控制组样本。半径匹配法是指预先设定半径r，对于第i个处理组观测值，与其倾向得分值的差异小于半径的样本均为匹配对象，因此半径值越小，匹配个数越少。核匹配法的匹配样本则涵盖对照组所有的样本，匹配结束后，取匹配对象的个数的倒数设定权重，与中心（核）距离越近，权重就越大，从而进行加权计算得到ATT［13］。

2．被解释变量

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由三个指标进行衡量，分别是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生活依赖程度以及抑郁症状。自评健康是个体对其健康状况的综合评价，CHARLS问卷的自评健康分为五级，依次为“很好”、“好”、“一般”、“不好”、“很不好”，这里将前两项定义为较健康，后三项定义为较不健康。生活依赖程度是对个体生理健康的考量，该指标来自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量表，ADL量表内容包括进餐、洗澡、修饰（洗脸刷牙等）、如厕、床椅移动、平地走动、上下楼梯等，将这些题项按照Barthel指数［14］要求将老年人的生活依赖程度分为五级，分别是“独立”、“轻度依赖”、“中度依赖”、“重度依赖”和“完全依赖”，这里将前两项定义为“生活依赖度低”，后三项定义为“生活依赖度高”。抑郁症状则是对个体精神健康的测度，由CHARLS问卷中的简版抑郁自评量表（CES－D10）汇总得出。CES－D10由10个关于精神健康的问题组成，将每题反映的抑郁程度从低到高分别赋值为0～3分，10题汇总即可得到抑郁指数，其取值范围为0～30分，抑郁指数越高，则抑郁状况越严重，一般以10分为测试者是否有抑郁症状的分界点［15］，因此，设抑郁指数10分以上为“有抑郁症状”，抑郁指数10分及以下为“无抑郁症状”。

3．核心解释变量

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情况。考虑到社会活动的社会参与性，选取CHARLS问卷中“您过去一个月是否进行了下列活动？”选项中的（1）“串门、跟朋友交往”，（2）“打麻将、下棋、打牌、去社区活动室”，（3）“无偿向与您不住在一起的亲人、朋友或者邻居提供帮助”，（4）“去公园或者其他场所跳舞、健身、练气功等”，（5）“参加社团组织活动”，（6）“参加志愿者活动或者慈善活动”，（7）“无偿照顾与您不住在一起的病人或残疾人”。如被访者参加过以上至少一种活动，则认为“参加社会活动”；如以上7种活动均未参加，则认为“不参加社会活动”。

4．工具变量

在进行IVprobit回归时，采用社区活动场所种类数和社区社团组织种类数分别作为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工具变量。其中社区活动场所包括：露天健身器材、篮球场、游泳池、露天乒乓球桌、棋牌活动室、乒乓球室、老年活动中心等；社团组织包括：舞蹈队或其他锻炼队、书画协会、协助老弱病残的组织、老年协会等。这两个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在于，一方面，社区活动场所和社群社团组织可以视作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尤其是参与需要活动场所和社团组织的社会活动的必要途径，当社区活动场所和社团组织种类增加，社区居民社会活动的可及性也将得到提高，进而增加老年人参加社会活动的概率，因此这两个变量满足与内生变量相关的要求。另一方面，社区活动场所和社团组织的种类数为社区层面变量，与微观个体的健康状况并不存在关联性问题，因而这两个变量也具有较强的外生性。

5．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关于老年人健康的相关文献，选取个人基本特征、家庭特征、个人健康行为和个人初始健康状况等四方面控制变量，这些变量分别为性别、年龄、婚姻、家庭规模、个人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是否空巢、吸烟、喝酒、残疾、慢性病等。

（三）样本描述

表1（见下页）列出了具体变量含义、赋值以及描述性统计。从被解释变量老年人健康状况来看，25．2%的老年人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较好，14．75%的老年人的生活依赖程度较高，有抑郁症状的老年人占全体的37．5%，可见目前老年人的精神健康状况比生理健康状况更不乐观。从核心解释变量社会活动参与来看，在被调查时的过去一个月参加至少一项社会活动的老年人比例占总体的49．5%，说明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率仍有所不足。

表1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二、实证结果

（一）基准估计结果

表2（见下页）给出了控制相关变量的情况下，社会活动参与和老年人自评健康、生活依赖以及抑郁症状的关系，其中模型（1）的被解释变量为自评健康，模型（2）的被解释变量为生活依赖，模型（3）的被解释变量为抑郁症状。估计结果表明，相比不参加社会活动的老年人，参加社会活动的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状况显著更高，生活依赖程度明显更低，抑郁症状的概率也显著更低，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基准估计结果支持社会活动参与可在生理、精神以及综合方面对老年人健康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

如基准估计存在内生性问题，则其回归结果将有偏且无效，因而，接下来分别运用社区活动场所种类数和社区社团组织种类数作为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工具变量进行IVprobit回归用以纠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表3（见下页）列出了模型估计结果，其中Panel A和Panel B分别为以社区活动场所种类数和社区社团组织种类数作为工具变量的IVprobit模型结果。从模型的第一阶段结果来看，社区活动场所种类和社团组织种类的增加均对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以认为两个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进一步基于线性概率模型对工具变量的合理性检验结果显示，各个模型的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均大于20，高于Stock＆Yogo（2002）建议的10%水平临界值［16］，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即所使用的工具变量对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Hansen J检验和Sargan检验显示，工具变量与误差项无关且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各模型的Durbin－Wu－Hausman统计量均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拒绝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是外生变量这一原假设。

从第二阶段模型结果来看，在纠正内生性后，无论是以社区活动场所种类数还是社团组织种类数作为工具变量，老年人参加社会活动均能显著提高自评健康，降低生活依赖水平，减少抑郁症状发生率，且都至少的5%的水平上显著。且从系数上看，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的抑郁症状的影响比生活依赖更大，说明老年人参加社会活动更有利于其精神健康。

表2 Probit模型估计结果

续表3

（三）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结果

用于纠正内生性和自选择问题的另一种有效方法是倾向得分匹配法，首先，运用Logit模型计算倾向得分值，倾向得分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情况，解释变量为一系列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健康行为、初始健康状况等因素。得到倾向得分值后对是否参加社会活动的两组老年人进行匹配并比较两组的健康差异。

图1显示了以1：1最近邻匹配为例，匹配前后的处理组与对照组，即参加与不参加社会活动老年人群体的核密度分布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与匹配前相比，匹配后的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核密度分布趋同，共同支撑区域较大，匹配效果较好，利于匹配分析。同时，文章还在各个变量层面进行了平衡性检验，发现在匹配前，处理组与对照组在年龄、家庭规模、受教育程度、养老保险、吸烟、喝酒和残疾等变量上在5%的统计水平上有显著差异，而在匹配后这些变量的差异的显著性消失，说明倾向得分匹配显著缓解了自选择问题。

图1 匹配前后的处理组与对照组的核密度分布

此外，给出了倾向得分匹配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用何种匹配方法，社会活动参与均能显著提高老年人的自评健康，降低生活依赖程度以及降低抑郁症状发生概率，这进一步验证了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健康促进效应。同时，从促进效应的大小来看，相比生活依赖，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影响更显著，这也与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一致。

三、进一步研究

以上分析主要从总体上讨论了社会活动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接下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一步研究社会活动参与的影响在活动频率、活动类别、城乡以及性别上的异质性。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估计结果，由于最近邻匹配法、半径匹配法与核匹配法的估计结果类似，因此这里仅报告了基于1：1最近邻匹配法的估计结果。文章也对各个匹配结果进行了平衡性检验，发现自选择问题均有较明显的缓解。

CHARLS问卷中对参与社会活动的频率一问的选项包括“差不多每天”，“差不多每周”和“不经常”，这里将“差不多每天”赋值为1，其余（包括活动参与频率较低和不参加）赋值为0。匹配结果显示，与之前的参与活动与否相比，较高频率地参加活动对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和精神健康有更明显的增益作用，尤其是对抑郁状况有更大的缓解作用。

社会活动类别按照问卷设定分为三类，分别为人际交往、运动健身和社团公益活动。其中，人际交往活动基本为室内活动，包括“串门、跟朋友交往”，“打麻将、下棋、打牌、去社区活动室”；运动健身活动为“去公园或者其他场所跳舞、健身、练气功等”，社团公益活动包括“参加社团组织活动”，“无偿向与您不住在一起的亲人、朋友或者邻居提供帮助”，“参加志愿者活动或者慈善活动”，“无偿照顾与您不住在一起的病人或残疾人”。从匹配结果来看，除人际交往活动对自评健康影响不显著外，各类社会活动对老年人的生活依赖状况和抑郁症状均有显著影响。观察各个影响系数可以发现，运动健身活动对老年人的抑郁症状的缓解和自评健康的提高最为明显，相比人际交往类的室内活动，运动健身和社团公益活动均更能降低老年人生活依赖程度。这主要可能是因为这两类社会活动更多是在户外，社交面更广，且对老年人的体力和智力有更多的“刺激”，能够更有效地缓解身体机能衰退和不利情绪。

从城乡差异视角比较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可以发现，无论是自评健康、生活依赖状况还是抑郁症状，相比农村老年人，参加社会活动对城镇老年人健康状况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这或许是因为城镇老年人“人际交往面窄、程度浅、层次单一”［17］。参加社会活动更加有助于满足城镇老年人的社交需求，从而更能提高其健康状况。从性别差异视角进行比较可知，相比男性，社会活动参与对女性的自评健康、生活依赖以及抑郁症状稍大，因此参加社会活动对女性老年人的健康促进效应大于男性。这可能是由于目前中国的女性老年人的总体健康水平低于男性，同时女性的日常活动仍以家务活动为主，社会活动参与能改善其原先所处活动环境，从而更能提高其健康水平。

结 论

基于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2011），文章运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讨论了社会活动参与和老年人健康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健康影响在活动频率、活动类别、城乡、性别上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

基准Probit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参加社会活动与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呈正相关关系，与生活依赖状况和抑郁症状呈负相关关系，通过工具变量法回归以及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内生性和自选择问题后，发现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同时，相比生活依赖、社会活动参与对减少抑郁症状发生率的作用更加明显，即参加社会活动对老年人的精神健康促进作用比生理健康更大。在活动频率的差异上，较高频率的活动参与更有助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活动类别的影响差异上，综合而言，运动健身活动对老年人健康的增益作用更加明显，尤其是精神健康，社团公益活动对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有较大的正向影响；在城乡差异上，相比农村老年人，参加社会活动更能提高城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在性别差异上，社会活动参与总体更有助于促进女性的健康状况。

因此，为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一方面，需要丰富社区活动场所种类和数量，尤其是户外活动场所和设施，鼓励成立各种有助于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社团组织，从而保证老年人社会活动的途径供给；另一方面，需要适度加大宣传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价值、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老年人参加社会活动的主观能动性和持续性。此外，应继续完善养老保障政策，尽可能使老年人无负担地参加社会活动，从而实现“老有所乐”和“健康老龄化”。

限于数据，文章涉及的老年人活动包括人际交往、社会文化活动、社团公益活动，但未纳入老年人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然而对于多数退休的老年人而言，参与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人群应属少数，因此研究还是囊括了绝大部分的老年人社会活动。另外，由于目前关于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异质性方面的文献并不丰富，所以关于影响在活动频率、活动类别、城乡、性别上的差异的原因仍需作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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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Soci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on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Analysis Based on CHARLS 2011 Data

ZHENG Xiao⁃dong，FANG Xiang⁃m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e Survey in 2011（CHARLS 2011），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and health of the elderly was discussed by means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The 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elf－rated health and negative effect on life depend⁃ence and depressive symptoms．At the same time，soci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has greater impact on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than that of physical health．In terms of impact differences，the impact of sports and fit⁃ness activities and high frequency activity on the elderly health is more obvious，especially mental health，than other kinds of activities．Community public welfare activities have a greater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elf－care a⁃bility of the elderly．Compared to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social activities can better promote health level of the urban elderly．Soci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has more help to improve women＇s health．

social activities participation；the elderly；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surveys

C913

：A

：1009－1971（2017）02－0016－08

［责任编辑：唐魁玉］

2016－12－11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6QC109）

郑晓冬（1991—），男，浙江杭州人，博士研究生，从事农业经济和健康经济研究；方向明（1971—），男，浙江义乌人，教授，博士，从事农业经济和健康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