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不怕谈论得太随意的话，不妨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早就出现了现代主义式的抑郁症患者。郁达夫的《沉沦》明明白白写的是一个忧郁病患者。彼时所谓忧郁病就是现在常说的抑郁症，而且，现在也仍然说忧郁病，比如著名学者李欧梵太太李子玉的书，书名就是《忧郁病，就是这样：一个忧郁病患者的自白》。写成忧郁病还是抑郁症，是审美感觉的差异，也是文化地域化、区块化的一种表现。吴晓东在《中国现代审美主体的创生——郁达夫小说再解读》中曾经分析过，《沉沦》所关涉的疾病叙事，一方面关涉着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另一方面则讲述了一个现代的感性自我如何诞生的故事。的确，一种疾病如何叙述，采用哪个名称，背后关联着审美主体的建构问题。忧郁，或者忧郁病，总显得有那么一些唯美的气息，以至于都不那么像是一种病了。因此，尽管郁达夫在《沉沦》中明确描摹了疾病反复发作的过程，读者还是往往穿过了疾病描写的表层，直抵疾病叙事的隐喻层面，疾病像是一层必须被褪去的硬壳，被充分审美化了。当下有些文学作品，在写到抑郁症时，就只是接受了这一已被充分审美化的阅读结果，缺乏关于抑郁症的可靠的病理描写，只有任意西东的虚构想像。这使得那些作品表面上是在写抑郁症，事实上倒更像是在写精神分裂。或者说得直接一些吧，不是在写精神分裂，而是精神分裂在写。德勒兹曾将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视为精神分裂，中国当下文学写作的一部分现象，恐怕不得已做了十足的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