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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有云，地上有草，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的是生活。

王大良在绩溪路上找旅馆的时候，她想的不是什么生活，她就是要找个有本事的律师，看能不能把儿子的事情给改回来。

虽然，希望并非很大，也可以讲，希望基本上没有，反正就这回事，比没有指望地干耗着要强。

以前她也找过人，但别人都讲凡事要走法律途径，你儿子的事情，你不走法律的路子，别人没有办法帮到你。

最早她找律师时，她没有钱就给人磕头，人家扶她起来，跟她讲，你老都这么大年纪了，这样我们受不起。她就说，只要你们能救我的儿子，什么都行。人家讲，可是什么都要走法律途径不是，跪着磕头这些都不顶用。

她起先只是到政府去告，她对事情没有什么认识。起先孩子爸爸也跟着一起去，后来老头就沉默了，老头心里意思是这事没边儿，走到哪儿是头呢，还不如自己了掉吧。

而那时，儿子已经被毙掉了。

所以，王大良的事情还要先从儿子被抓被毙掉那时说起。她起初也不是先到政府，她是到法院，哪儿判的她就到哪儿去，可是人家讲，你这样不行啊，我们判的是法律的事情，我们有依据啊，我们根据证据来的，你儿子犯奸杀这还不判死刑啊。

王大良也就没有办法了。她有时想，如果不是自己没有本事，至少可以把儿子的事情给弄出个眉目，有时她自己也想，儿子的事情自己还没弄清楚呢。

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她到十里堡的绩溪路来找律师是她意识到这事还有戏，反正她就要把这个理给扳回来，总不能自己都搞不清楚吧。这个地方的律师很有名，找到他们就会有方向。

因为自己以前找过律师，所以她竟然有点感叹，为什么自己竟会有一种第一次找律师的感觉，这不对啊，那以前找的律师都不算吗？这哪跟哪啊，也许人家讲的也对啦，自己的神经多少有点问题了。

绩溪路上有不少招牌，讲的都是代起文书、公函以及什么辩状之类，显然这跟这条街干的事情有关，有时她想喊，天下我最冤，可这样管用吗？哪个人不是认为自己身上的案子是最冤的呢？

她的破包就放在街边，她看了几家旅社的招牌，后来就挑叫“向阳”的那一家，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旅社有院子，而且三层楼，收拾得干净，住的告状的人也不少，并且这里挂有起草文书的招牌，她就是不懂，难道这些律师也住在这些小旅社里不成？如果那样的话，他们跟打官司的人也是太亲近了吧。

但是，她感叹自己到十里堡来得还是太晚了些，儿子已经毙掉这么多年了，现在才来，儿子啊，我对不住你，你看，我老遲才到这里来，要是早点来，说不定早给你平反了，又或者还没毙你时我就来，那岂不是会把你给救下来？儿子，你死得也早了点啊。

登记！前台的女子说。

我叫王大良。她说。

什么，叫你的名字。女子说。

她再次说，我叫王大良。

她出示了身份证，果然叫王大良，那女子十分气恼，觉得自己不仅很蠢，而且还觉得有那么一点意外。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女子说。

我就是补办证的时候，人家问我名字，我就这么讲了。

其实她就是这么个名字，名字是有来历的吧，大是辈分，叫良字，有什么不行呢？再说在她小时候，人家就叫她小名，小名叫什么？叫乐子，也叫小辣子，反正土话也不太分，谁管你叫王大良呢，只是年纪大了，人家叫这名字跟自己身份倒有点相同了呢。

不用说是来找门路的。女子边上的一个抽烟的男人说。王大良认为这男人说不定是她丈夫。王大良觉得她眼睛本来是厉害的，其实她儿子跟她一样，儿子是个拿得出手的好小伙儿，才二十一岁，又精明又懂事，怎么可能干那种事呢。

她的心理基础始终没有变，那就是事情很简单，我认为我儿子不可能干出那种事。

她进了房间，里边很小，有一架老式的电视机，是彩色的，有茶缸，有水瓶，桌上有厚厚的电话本，这个她倒觉得新鲜，她想那是为了让你以为在这里是干事情的，不是让你瞎耽误时间的吧。

她也不大知道怎么跟那些有名的律师对上号，只是听说他们在这里。可是真要跟某个大律师照上面，恐怕也并不容易吧。是不是要上街扯一嗓子，或者是发上一大阵子火，人家才会注意上你。

她来到院中，先前柜台边上那个抽烟的男人这时在院子里浇草。还有种草的呢，这绩溪路也太那个，怎么讲呢，没有名堂了吧。

来打官司？那人问。

她说，我不是，我来找人，我听讲这里人厉害。

那人说，我问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什么叫打官司，你认为打官司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我问的就是你要找人，你要找到有本事的，你们到十里堡来不就是为的这个吗？

王大良不想求人家，因为她这一次来还是要把那个小荷包的情况跟人反映，里边那个东西，她相信懂行的人一定会理解其巨大的用处。

从哪儿来啊？男人问。

王大良说，哎，恒州呢。

不算远，我们这还有从四川、广东来的呢。

这什么地方啊，凭什么把自己当中心，王大良有点不那么服气，她这是第一次到这个城市来，她在小地方也不是怕事的人，特别是儿子被毙掉以后，她基本上无所谓了。

你干站着不行，你要去找人。那男人说。

王大良还是没有虚心请教，她认为她到这个地方就是干这个的，反正也没别的。

到晚上，她没有出去吃东西，她自己带了馒头，也没有去热，冷的也可以吃。那柜台里的女人看见王大良用热水就冷馒头，就跟她讲，这样不行，会把身体搞坏的，大娘，你也年纪大了，不能这样的啊。

王大良向来不喜欢别人可怜她，她觉得她年轻时很有本事，现在国家强了，人们生活也上去了，自己也还行，家里又不是太没有名堂，当然因为儿子出了事，她觉得事情就从另外角度看，先把理扳回来比什么都重要。

在409有个人，你去看看，人家都讲她行。那女人说。

她根本不会敲409的门，她想我是干什么来的，找律师的，律师怎么会住这种烂旅馆，我要找特别有派头的律师呢。

陈家桥

玉米不过409那个人出来了，就站在走廊里，她这才发现原来409就在三楼，她吃惊不小，一共只有三层，却有409房间，这向阳旅社也太厉害了吧。

那人也不瞟她，判定她会过去找她的吧。

后来，她们就认识了，那女人还抽烟，这让王大良有点佩服，女人抽烟这在农村基本上都是神，比如接生婆，比如地主婆，当然那是旧社会，又比如女菜贩子，一般女人不会抽烟，为什么？抽不起，谁说国家有钱了，女人会抽起烟，我看女人不抽烟，就是国家也还没特别富。

有时王大良也在心里议论国家，但是，儿子被毙了，她不满意，可是人家讲，儿子被国家毙了，她不大认这个，心想如果是国家毙的，那么找谁去扳回这个道理？应该不是国家毙的，至少不能这么讲。

只能讲是公安局毙的。后来人家就讲你不要讲公安局，公安局只管抓人，毙你儿子的是法院，法院判的，法院就是把你儿子毙掉的人。

王大良还给国家保留一个位置，因为她要跟国家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那个抽烟的女人大概四十多岁吧，但相当有魄力，她看出了王大良嘟嘟嚷嚷讲国家的样子，甚是可怜。她说，王大娘吧，我不叫你王大良啊，我跟你讲，你这个事，我还没听你讲一个字，我就知道不好办。

怎么讲啊？王大良小声地说，其实王大良不满意的是她不是已经讲国家了吗。

你不要讲那么大，你知道吧，到这个地方都不容易，所以我讲从小地方入手，你懂吧，你要真有信心，你就一个石头一个石头地搬，一个凹窝一个凹窝地挪，那样你才有戏。那女人说。

那女人跟她讲过几句话以后，她就发现这女人也没有什么，口音不正，不是十里堡人！她肯定。

可我比你们都有来历！那女人在走廊里说。

王大良有点害怕，那个站在院中浇花草现在正在拴狗的男人对上边看了看，只是笑。

而柜台的那个女人这时来送开水，是她把王大良给引见到409的，所以她有责任看看这上边弄成什么样了。

王大良站在门外，柜台里的女人提水瓶进409，这个抽烟的女人也跟进去了。

柜台里的女人说，这王大良不容易。

名字倒挺有力量的哦！那女人说。

这女人出来时自我介绍，她叫李宇恒。

怎么样，我这名字好记吧。这女人说。

王大良被弄得有点疲了，不知柜台里的女人讲这个李宇恒厉害，到底什么意思，是给她引什么路子吗？

不过王大良的底线是她那荷包里的东西可不能跟这样的人交代，那样的话，自己就太没有脑子了，儿子什么人，我还不清楚吗，我还要跟这样的人交心吗，这对得起儿子吗，儿子是不是在等我？

插图/戴未央

她想过，儿子在很暗的地方等我，我作为母亲还赖在世上，而儿子已经被毙掉了，这世界，还不够颠倒吗？

你都不用讲。李宇恒说。

她下决心不再信任这个女人了，不过这时这个女人反倒走过来拍拍她后背，对她讲，我给你个地图，你去找那个绿玻璃的小楼，那上边招牌不小，但你要进去，进去才能找到。

她接过条子，其实也不是什么手写的东西，而是个小草图，怎么讲呢，比街上散的小传单略略要大一些，彩色的啊。

409的女人叮嘱说，晚上不要去了，你今天才住进来，你要做好打算，你这事，高院呢。

高院？她问。

毙人的事还不是高院吗，大娘，你也是的，你们恒州人怎么不那么爽直呢，来都来了，还遮掩什么，为儿子讨说法，有什么错？409说。

她有点窘迫，不过她知道事情总是这样，每当她出状况的时候，总会有人把她往回拉，她觉得她应该感谢自己，因为自己还是意识到了，不能这样恍惚吧，干什么来的？对，找人来的。

找人干什么？

对，找人把事情给解决掉。

旅馆各个房间都住人，她在三楼东头，409却在西头，中间还向里退了一格，有两个房间是对着开的，旅社还很奇特。

那个409后来下到院中，在院中间糊纸盒子。她站在门口，因为那时她刚刚洗完脸，她想看十里堡夜色，那个409见她出现在楼道里就喊道，你应该知道，还不是高院呢，你自己最清楚，是最高院。

對，复核机构，最高人民法院。她这下子冷静许多了，其实既然解决事情就要服这个道理吧，高院跟最高院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省里的，一个是国家的，不过她讨厌联想到国家，她认为国家是单独的，最高院还只是个法院，国家还远呢，国家是我们到最后才会碰到的东西。

她回到屋，决定第二天去绿玻璃楼。

2

王大良进了绿玻璃小楼时，里边的光线确实非常明亮，不过她那只背包最里层的小荷包在这绿玻璃房里令她很揪心，她生怕别人把她这东西给抢了去。

她在二楼和三楼楼梯拐口见到一个坐在木桌旁的太师椅里打盹的老头，她就判定这老头是唐山人，因为她听老头在唱白戏，就是唐山的口音。

我找于知非律师。她说。

怎么，广告都做到你们那去了哩？老头说。

老头把军大衣一抖，她心想老头果然是唐山人，比较耿直啊，不过我在恒州听到十里堡有律师也不过分吧。

在哪个屋啊？王大良问。

你找他打官司，我跟你讲，你是找对了人了。老头说。

她以为老头不完全是废话，在楼道里有不少人，来二楼找人的也不少。楼道里有烟尘，这里边怎么还有刻公章的，还有文印室，还有水果小超市呢，这绿玻璃房确实什么都有。

我找于知非律师。她敲开门后说。并且她把那张又像是地图又像是纸条又像是表格样的纸，抖了下，放进口袋里。

因为逆光，里边的律师并没有被王大良看清，不过里边的人自然是把她看清楚的。

你是在小货车车厢上拿到的吧？里边的人问。

王大良不是很明白，里边的人于是指着她的口袋说，就是刚才那个小广告啊。

小广告？讲得这么轻松，王大良心里不赞成里边的人这样贬低他们的工作宣传。

是在绩溪路那里有个人给的。她说。

哦，是不是向阳旅社呀？里边的人问。

已经讲了好几句话，也该请她坐下了吧。里边的人递了杯水，请她坐在黑皮沙发上。那人说，我就是于知非呢。

于大律师啊。王大良说。

我都知道，反正都会找我办那些铁案吧。于律师说。

知非，知非，王大良重复道。怎么像知了一样，咕咕叫的响呀。

于知非看王大良穿得还干净，但是精神头明显有点太足了，这样不行呀，不要一开始就这么鲜明，事情都还没讲，就这么主观，以为找到十里堡就把事情都解决了，这是不好的，事情要一步一步来。

什么个说法？于知非律师问，说话的音拖得比较长，并且说字念得有点那么黏稠的感觉，就像王大良在家里粥煮开了漫出来的那种盈汤一样。王大良不大看得懂这个人。

是这样的，我儿子已经被杀了好多年了。王大良说。

又是一个冤案吗，怎么被人杀的，也真是的，是这样的惨啊，我们社会也不尽然吧。于知非说。听起来像是安慰，想把讲话的人给缓下来。

是杀掉十多年了啊。她又说。

愣是没追到凶手，还是说追到了没有定罪，什么个情况？于知非一边问一边在黑皮沙发上拿起一个笔记本，反正里边有不少名片，他手很大，又很开，几乎能把沙发给压扁了。

不是这么的，是这样的。王大良说。

他接待过多少人，专门打官司，并且在十里堡，谁不知晓他于知非啊，什么人都见到过，但王大良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他也想，要不以后就不要让那个李宇恒给他介绍什么人了，这从四面八方赶到十里堡的并非人人都有那个本事，怎么讲呢，兴许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案子是个什么事儿呢，这样的人有的是。

王大良接过另一个人倒的水，她没看清，那是个文秘吧，事务所怎么可能没有干活的呢。这是什么地方啊，绿玻璃楼，顶级律师楼呢，怎么会没有帮手，你以为于知非这样的人会给你端茶倒水？

刚才我就问你了，是不是从小货车车厢广告上看到的我的地址呢。他说。

实际上，于知非律师是想让大娘把注意力集中到他和她的现场，因为你到我这来了，你倒先要有个本事把你的事情给讲清楚，不然我怎么帮你啊，我不能像算命的那样胡诌吧。

不过王大良是发现自己先讲也并非有什么不妥，不过对方是不是太忙了呢，还是案子太多了容易交叉了，他怎么会听成有人把我儿子杀了跑了，或者有人把我儿子杀了然后洗了罪跑掉了呢？

都不是的。她说。

他想把名片递一张给大娘，因为这是对来自恒州的一位大娘的最起码的尊重。找到我不容易。他终于肯定地说。

我跟你讲，不是我儿子被人杀了，是我儿子杀了人，是这个样子的哎。王大良说。

事情立即掉了个头，不过于知非律师迅速就调整过来了，他几乎不用什么劲，因为职业使然，这算什么呀，不论是杀人还是被杀，反正都是大案，不然断不会来找我。

你儿子是杀人犯，对吧？他说。

我要说的是，他不是杀人犯，但国家认为他是杀人犯，他在十几年前被判死刑毙掉了。王大良说。

办公桌也是黑的，除了刚才打水的女孩，还有另一个打字员，还有一个应该不是打字什么的，而是那种合伙人吧。因为他桌上也有律师字样的名牌，房子不小，一个律师事务所，怎么可能一两个人呢。

他想把气氛弄得好些，不然他就想请她到小办公室去，那里边有地图，有画，还有国外风光。总之，那里边待着对一般人来讲会更舒服，但对于像王大良这样的人应该在外边反而好些。

大娘啊，你看这样，我知道了，你是说你儿子其实没杀人，但是呢，法院认为他杀了，所以判了死罪，把他给毙了，对不对啊？于知非说。

王大良问，你怎么知道我名字的。

于知非讲，大娘啊，你就不要问这个了，反正我理解的就是你应该这么多年都不好过吧，对不对？儿子被毙了，自己一直想不通，对不对？所以你还是要找我，对吧，找到我这儿了啊，对不对？

于知非讲到后边，向后让了让，他想让王大良注意他是善于把别人的话总结出来的。

我就是要问，你怎么知道我名字的？王大良又问。

于知非律师知道所有这样跑了几年甚至上了十年的人，讲几句发岔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反正，这是什么工作，这是十里堡，再复杂的案子、再难办的事、再委屈的人，我们都应该面对，并且我们帮你，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绿玻璃房子里的人啊。

他的大手甚至在大娘的面前拍了一下，以便能把王大良的注意力更好地吸引过来，就不要纠缠什么名字的事了，我们就讲案子。

什么情况？他问。

王大良说，那是十几年前了，当时这案子也就轰动了。不过她没有看出于律师有被轰动过的迹象，王大良还是蛮精明的，她继续说，当时在恒州乌坎岭有个玉米地奸杀案，就定是我儿子干的。

你儿子叫什么？律师问。

王大良说，我儿子就是被毙掉的那个，他叫胡永强。

胡永强？于知非顿了一下，他头脑应该在迅速地运转，大娘看见律师沉默了一会儿。

这案子也真是有名得很，那个律师就坐在她边上，口中居然这样说。王大良认为这会子找的律师跟以前确实都不太一样。

律師反应比较大。

你是胡永强的母亲，对吧，于知非一边搓手一边说，那边有两个男律师也准备过来，但于知非伸手把他们给挡回去了。

你其实怎么讲呢，应该是很让人敬佩的。于知非律师说。

王大良虽然感叹对方比以前找的政府的人或是律师都要强，但是，她不大看得懂对方怎么会敬佩她呢，这个对解决事情没有什么作用吧。

你把事情就你知道的说说。于知非说。

我儿子那个玉米地奸杀案，其实他是冤枉的，很简单，他没有强奸，也没有杀人。但是，政府判他杀了人，毙了他。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人，我不相信啊，我自己儿子我不清楚吗，杀人，强奸，这个都不会的。我儿子我清楚，所以我这不找到十里堡来了，我就是要把事情解决掉。她说。

大娘，你看，是这样，不是政府判他死刑，我纠正一下，大娘，这是司法，叫法院，是法院判的，公诉的呢，是检察院。所以，以后咱们不讲政府好不好，我们就讲司法啊。于知非把茶杯向里推了推，他自己呢，也吹着杯沿，开水太烫了。

王大良喝了口水，她想反正不怕你讲话绕，我只要把事情告诉你，就看你怎么看了。

王大良说，国家不能这样毙一个人吧，他冤不冤，他没干什么，但国家把他毙掉了，我一个当妈妈的，我就是要评这个理。

她因为刚才被于知非讲了司法程序，讲了法院，所以她又不敢讲法院了，不敢讲政府了，她就讲国家，她讲是国家毙掉了自己的儿子，她这就伤心了。本来她是想让国家给她扳回这个理的，以前她不大讲是国家把她儿子毙掉的，因为那样的话，就没有裁判公道了，因为她要找的就是国家啊，怎么能讲国家毙掉的呢。还是讲是法院毙掉的，她怎么自己犯糊涂了。

王大良摆摆手对于知非说，也不是国家毙掉了，是判刑毙掉的，我找这么多年，就希望国家要改掉这个结果。

于知非觉得王大良是过于紧张了，怎么老是在意别人怎么看，怎么现在的人都这么在乎别人的想法，就把自己想讲的讲出来就行了。

他说，你讲国家毙掉的，这个也还讲得通。因为在这个意义上，死刑都是最高院复核的，可以讲就是代表國家。当然，我说的是对真正的死刑犯而已，至于你儿子胡永强对吧，现在你是认为他没有杀人，于是你来反映问题，要把事情给理清楚，对吧？所以呢，如果国家做错了，那么我们就把事情给重新办一下，对不对？

王大良觉得这个人讲的还是对她脾气的。

她是有点想把背包里那个东西拿给于律师的，但是，她还在等待。

你住在向阳旅社吧？于知非问。

她说，是的。

既然来了，也就行了，我们把事情要先从自己这搞清楚，好不好啊？他说。

王大良说，他是被打的，不打他，他这孩子能把事情讲清楚，一打，打得重，他就瞎讲了，其实他怎么会强奸杀人呢，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我孩子不会这样的。

当然，要证据呢！于知非逆着光很坚定地说。

他讲，大娘，你看，我已经接待你啦，我马上开庭，我得出去。晚上，我带人去向阳，咱们再把事情从头到尾捋一遍，好不好？

3

晚上七点多了，讲好要来找她谈情况的于知非律师并没有到向阳旅社来找王大良。王大良就有些坐不住了，她先是站到走廊，勾头向院中看，院子没有出现律师的身影。

廊沿上在滴水，怎么会下雨呢？从这里只能看到更多的民房，看不到十里堡街，她决定到院中去。

到院中，也没有见到409的李宇恒，看她屋子那块儿也没什么动静，王大良有些不自在了。

在一楼的柜台那里，她看见老板正在玩游戏，她心想这么大人还玩游戏真是没有出息。老板娘呢，在柜台后边用簸箕在颠什么东西。

老板可有雨伞？王大良问。

又没有下雨。老板娘答。

老板娘掀开柜台的隔板出来了，王大良有些生气，明明是下雨了，不然廊沿怎么滴水。

你到院中站站看。她说。

老板只是笑，嘀咕道，你们头脑都忙坏了吧，这样不行，要踏踏实实的才搞得过人家啊。

王大良觉得老板其实没有老板娘好讲话，因为老板娘基本上是直来直去的人。

老板娘在院中搬酱缸，发着很重的喘气声，老板娘喊，老余，你出来搭把手。

应该是下雨了，否则老板娘不会把酱缸往里挪。

出门有个小店，那里什么都有，我们柜台不提供雨伞，再说我们也没有伞。老板娘说。

余老板仍在打游戏，王大良就从院门口出去，出去时发现街上灯红酒绿，根本不把下雨当回事，再说雨也下不大。因为院门朝向人行道，而且路对边都是饭店和小旅社，所以这里热闹极了。

门的左手就是一个超市，超市里还有小门店，总之，这地方就是这样，所有东西和摆设，都喜欢一层套一层的。

她不大想马上就买雨伞，兴许用不上呢，谁说就一定要出去呢，再说现在说不定这于律师会马上出现呢。

她站在那儿，一辆很重的拉货的车子开过去，后边骑自行车的人就贴着车子往前。

她看到有个人，觉得在向这边看，她有点不忍。因为她认为只有来找她的人才会向这边看吧，比如于律师，但那人不是于律师啊，怎么也会向她这边看呢。

她有点发毛，觉得应该到街上去，她觉得于律师要是来的话，应该会从南头来，那里要过红领巾桥。她认为方向应该是这样的。

后来她就摇了脑袋，她觉得自己有点荒唐啊，于律师的绿玻璃楼，不就在十里堡吗，怎么又会扯到红领巾桥呢，那是南头啊。其实绿玻璃楼还没出十里堡街呢，只是朝向红领巾桥那个方向，不过这样讲也对，至少他会从那个方向来。

她到超市里，里边音乐很响，她虽是从恒州农村来的，但她觉得这地方跟老家也没什么差别，就是那么回事。

我要买雨伞。她说。售货员也不理她，她还不知道要自己拿。

后来她就拿着伞，没有拆开，连商标都没有拆下，她就又退到刚才站的地方，这时她认为她站在这个地方不仅不自在，而且有点固执了，因为先前望向她这个地方的那个人，边上又多了两个人。其中有一个她应该见过，她马上反应过来了，原来县里的人还是盯来了。

已经下雨了，路上的人基本上都打伞，即使是骑电瓶车的人也都披上了雨衣。

她没有打伞，她认为她应该先回去，然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