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利/ZHANG Li

关于挪威的观察

Observations from Norway

张利/ZHANG Li

从某种程度上说，挪威是一个从话语权力的“边缘”扰动“中心”的成功例子，虽然挪威本身在产生这种扰动的进程中也不停地面临新的困惑。

二战以后，至少在西方，未被德国占领的、拥有着“特殊关系”的美英两国一度是事实上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制定者，英语体系的文化中心地位随之而成。丘吉尔在其1946年的富尔顿演说中，曾经不无优越感地提出“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在和平的年代，必须在思想的坚定、追求的执着以及决策的简明三项原则的指导与约束下行事，就像我们在战争时代所做的一样。我们必须，我相信我们也会证明，我们是配得上这些苛刻要求的。”后工业时代初期，英语体系所占据的中心地位被国际教育和因特网进一步放大。即使是同处西方的西部欧洲，也不自觉地被加上了种种边缘化的“特色”标签，如拉丁语系地区的历史、日尔曼语系地区的技术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自然。

恐怕没有人是愿意永远处在边缘的。近日人们开始惊呼盎格鲁——美利坚时代的败象（这多半缘于众所周知的近期美英国内的政治乱象）。可早在此前很久，一度被列在“边缘”的欧洲国家就开始了对“中心”进行的创造性扰动和替代：首先是战后的荷兰，随后是世纪之交的西班牙与瑞士，再后来是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

作为全球最北部的国家，挪威是与世无争的朴素自然主义的代表。然而随着上世纪中期北海油田的发现，挪威的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其文化影响力也不再满足于“北方自然”这种角色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