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云杰

岁末年初之际，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陆续召开，对新一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部署，海外舆论对此高度关注，从货币财政政策走向、人民币汇率走势、金融风险防控、农业供给侧改革，到房地产市场长效发展机制、地方债、企业运营成本、去产能，各类热点议题被广泛解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新华社对会议精神进行了滚动播发并在随后进行了持续解读，路透社等海外媒体也把会议精神进行摘录，以政策干货的形式对外发布，第一时间供市场分析人士和政策决策者参考。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过去一年，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评论和担忧始终存在，解读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难点就是如何消除一些海外舆论对中国的不信任，乃至世界市场上某些人对中国怀有的敌意。

虽然中国入世已经15周年，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无可否认，但是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对中国经济认识相当偏颇的观点。比如，不久前接受德国《世界报》采访的一位欧盟商会官员就说：“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几乎一切都属于国家。”西班牙一家媒体的报道也认为，中国不再是无可争议的经济成功明星和世界增长引擎，而是变成了世界经济问题的一部分。我们也看到很多标签，比如“经济僵尸化”，毫无效益的公司僵而不死；也看到很多讨论：应该害怕中国投资吗？中国经济会崩溃吗？中国在发动货币战吗？中国经济转型有效吗？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海外学者评价说，海外舆论对中国问题上的歇斯底里已经到了接近疯狂的地步，这表明海外舆论关于中国经济的定义存在着一种分化，在存在敌意和不信任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强调中国的贡献，如果没有中国，世界经济肯定要比现在糟糕很多。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去讲述中国的担当、中国能力和中国贡献。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们从去产能、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农业供给侧改革、脱虚向实等领域展开了策划，未来随着更多政策的出台，对外可以讲述的故事和新闻会更多。

但从长远来看，一两次会议的报道是很难一下子化解所有的焦虑和疑惑的。就对外报道而言，我们的职责是为中国的发展塑造一个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推动中国经济要更好地融入世界，这样就需要看到外部世界的那些紧张情绪、焦虑和误解，并及时做出回应，突出中国经济的光明面，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对媒体人来说，看见焦虑和恐慌还不够，重要的是看见不信任和误解的根源，这样才能有的放矢，避免只是打嘴仗。

在实践中，我们发现，这些不信任和误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希望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分一杯羹，但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模式缺乏了解和认同，市场上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很惶恐。比如，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是西方国家所不能了解的，对西方人来说是比较复杂、混乱和不清楚的。一方面，中国是全球少有的制定长期发展规划的国家，它的好处是保证了政策的稳定性和公开性；另一方面，政府的主张通过各行各业去落实，企业行为很容易被打上政府的烙印。比如说，在欧洲寻求并购的中国投资者就被形容成“中央操控的并购机器”“国家贷款喂饱的收购者”，并由此受到目的国舆论的排斥。这个时候，我们的报道就要多强调政府如何深化改革，简政放权，并重新定义自身的角色，更多地关注体制、规则和法律。由此引发出的一个议题就是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虽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签署的条约第15条规定，15 年后中国自动获得这个地位，从目前看，一些经济体都不大会轻易改变之前的立场，一定会寻求各种手段来保护自己免于中国出口的冲击，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在反弹。中国的经济治理模式究竟有怎樣的道理和优势，这是需要持续不断回顾的，它的治理思路如何与现有国际惯例相互兼容，相互发展，这个是需要进一步回答的。

二、在深化改革这件事情上，中国是否坚定决心，会不会临阵退缩？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面临最大的危险不是经济放缓，而是在结构调整，在经济转型上临阵退缩。中国是否真的能够放弃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推进技术创新，加强环境保护，实行集约化的可持续发展是海外舆论拭目以待的。这个方面，老工业基地和“锈带”地区如何去产能，培育新增长点，告别工业制造的“傻大黑粗”备受瞩目？通过改革，国有部门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后者的资源获得便利性有怎样的进步也是需要持续解读和回答的。

三、对“新常态”的不适应引发过度担忧。过去40年，中国通过对外开放使经济得以繁荣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廉价劳动力优势在减弱，一些产业开始转向邻近国家，在推进内需拉动过程中，中国人不断改变的消费观念，特别是用汽车、艺术品、房产等资产作为抵押，转向典当行、P2P网络及其他非正式放贷机构借钱消费的行为又引发了外界对中国家庭债务的担忧。应该说中国目前的经济调整逼迫很多国家跳出自己原有的舒适圈，去协同适应和进步，然而受惯性驱使，也自然会产生诸多不适，乃至过度担忧。从报道上来说，我们要把新常态的积极影响、中国经济的吸引力，以及中国的新经济契机挖掘到位，解释清楚。比如说，虽然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速度放缓，但它依然是世界首位，一些高科技企业依然在加大对中国的投入。

四、对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文化传统不理解，产生畏惧。从发展战略上说，外界对“一带一路”误解最有典型特色，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来造福沿线国家，实现共同经济繁荣，一些舆论却用它来渲染中国的政治企图，这是因为不了解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从企业微观运营层面来看，随着中国企业快速走向海外，与中国式经营有关的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性关注，一些学者在中国式经营中看到了东方式的独特的经营模式理论。例如在欧美，个人主义和业绩主义受到重视，而在中国，集体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影响更大。另外，儒家传统、经济改革、共产主义哲学等三方面因素对中国企业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也引起了海外的兴趣，这种从文化传统角度解读中国经济的思路还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五、忽略了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和庞大体量，从而引发过度担忧。日本一家媒体曾报道北京工业化进程面对的两个极端，一个场景是石景山区，曾经被首钢占据的街道如今却是食品店和麻将馆林立，关张的理发店门前还贴着10年前的流行发型海报，而北边的中关村，年轻创业者热火朝天地聚集在类似美国硅谷的创业咖啡馆，开发线上旅游、机器人、智能吉他等产品，争相希望吸引天使投资者。同样，东中西部的差距正在因为区域协作和区块发展的战略而得到弥合，就连扶贫攻坚这件事都催生了很多新的商业模式。还有城镇化带来的变化，应该说中国经济面临一个希望与困难并存的现实，如果看不到它的复杂性和自我疗愈的能力，就会对中国面临的挑战感到很担心，这也是需要我们在报道中不断加强的方面。

除了以上外媒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误解，我们对外经济报道还面临着挑战。

一是在解读中国经济时，如何在大格局下寻找小的切口，让讲述经济故事的角度更开阔。如果新闻性不突出，只单纯讲述一个经济发展的故事，虽然人情味很浓，可读性很强，海外媒体也很难转载，所以要加强落地还是要盯住新趋势、新现象，尽量把动态做活，把专家点评、政府发布与经济的微观运营结合起来，把经济政策的大变化同人的命运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既有针对性，又不生硬。

二是要在言论报道上再下功夫，特别是在舆论交锋和政策出台解读方面，可以多用英文评论亮明立场，直接回应海外关切。

三是努力提高政策和调研水平，从更宏观的视角对国家发展战略的落实进行深入解读，比如长江经济带的落实涉及到十多个省份，它与京津冀一体化、“一带一路”战略的衔接，对中国经济发展转型，以及与世界经济融合的推动，都是需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做一个宏观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