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仁平

四川泸县太伏中学学生赵某死亡事件形成新的舆论聚焦点，互联网上出现对赵某死因的各种传言，其中流传最广的是他被5名校霸殴打并从楼上推下，而那5名校霸被说成是镇长及校长的儿女，但这一传言受到官方的坚决否认。

赵某4月1日在宿舍楼外死亡，当地公安机关4月2日的通报说，“赵某损伤符合高坠伤特征，现有证据排除他人加害死亡”。随着事件在互联网上逐渐发酵，形成了对当地政府和公安机关隐瞒事情真相的质疑。

网上还传出印证这种质疑的很多细节，比如政府私自拉走尸体要进行火化、村民可以签字领取50块钱的封口费等等，这些消息后来都被证明是编出来的，或者是张冠李戴的。

一名官方媒体的记者前往采访，发出一篇似乎带点情绪的报道，标题是：“拿出澄清谣言的事实需要多久”，副标题是“三问四川泸县校园死亡事件”，那篇文章在互联网上被广泛传播，极大强化了对泸县官方的质疑和不满。

这起中学生死亡事件又是发生在中国社会的最基层，但它形成的关注潮再次扣上了当下互联网公共舆论事件的一贯线索，那就是官民之间的信任问题。

查清赵某的死因，应当说并不难。在有上级机关介入后，做到这一点尤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难的是让互联网舆论信服调查结论。过去确实有过官员隐瞒事实的情况，这会鼓励舆论在每一次事件中捕捉到能够促使人们认为官方在“隐瞒事实”的迹象，进而助长猜测和谣言大行其道，而后者足以将事发当地官方的声音淹没。

客观说，中国基层官员应对公共舆论的能力水平大多不高，他们平时都属于“工作型”的，而且普遍有些怕事，遇到突发事件，他们很希望早点平息。

而互联网上热衷围观、评论基层纠纷的人，有不少是大城市的舆论积极分子，他们在“修理地方小官僚”方面早已千锤百炼。他们善于对地方官员就突发事件的解释做令舆论愤怒的解读，找出地方政府处理事情在程序上的破绽。换句话说，他们在以道义支持的高标准对某个偏僻角落的“小芝麻官”进行集体质询，后者很快就在舆论上被打得落花流水。

一方面，这或许是好事。因为互联网舆论在拉齐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标准，每一个基层事件被揪住，晒到互联网上烤，都成了对基层官员上的一堂“公开课”。那些案例要求基层官员们做事不能有一点松懈、走神，说每一句话都要做好它们可能被拿到舆论场上去推敲的准备。

与此同时不难发现，无论怎么要求、鞭挞，“拉齐”基层治理一时半会儿也做不到。尽管“公开课”上了一堂又一堂，但对各种事情“不标准”的处理还是很容易在这个13亿人口大国的某些草根位置揪出来，那些被突如其来的舆论打懵了的地方小官就算“撞上了”，算他们倒霉。

如今互联网舆论场非常欢迎对基层事件上升高度的猛烈抨击，这形成了一种政治正确性，这种大的舆论氛围构成了基层处理突发事件的现实大环境。其实很多时候，基层政府不是当地冲突的当事方，它们只需做事实的澄清者。但随着事件的发酵，它们往往最后变成了主要当事方。

形成这种局面可能不是单一方面的责任，还原中国社会治理的真相需要各方都把实事求是放在首位。▲

（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