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琴

(鲁东大学 山东 烟台 264000)



归化与异化起源与发展

肖 琴

(鲁东大学 山东 烟台 264000)

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的延伸，可谓由来已久。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当最初的不自觉的翻译逐渐发展到自觉的规模性翻译之后，就开始出现了归化与异化的交锋。本文从历时的角度对近十年来国内的异化与归化的发展做了一番梳理。

归化；异化；起源；发展

一、归化与异化的起源

归化与异化的概念和名称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被明确提出，之后才得以逐步的廓清。(王东风，2002：5)因而，将归化与异化纳入翻译学术界的讨论仅仅是最近二十多年的事情。在西方，异化与归化的讨论将西方传统译学从关注语言意义内容与形式风格的直译与意译之争延伸到翻译的文化、诗学、政治层面，使翻译研究从文本内走向文本外，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外延，同时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内涵。在国内，异化与归化的讨论主要将中国传统译学中的直译与意译之争延伸到翻译的文化层面。在国内，上个世纪年代刘英凯(1987)率先提出“归化”和“移植法”二法的讨论：认为归化是将客“籍”的出发语言极力纳入归宿语言之“籍”，如英译汉之汉化和汉译英之英化；移植法即鲁迅老早提倡的“拿来主义”，保留“洋味”和异国情调的译法；这样的两者关系似乎是绝对独立、相互排斥的(该文作者明确提出归化是歧路，移植法才是正道)。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及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一书中第一次提出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并为之釆用了专门的术语(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and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国内外翻译界开始了关于归化与异化的更加加激烈讨论。如果说刘英凯的“归化——翻译的歧路”一文开启了异化与归化的讨论，那么，韦努蒂的《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一书的引介带来了国内译界关于异化与归化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之争。接下来，本文从历时的角度对国内的异化与归化之争做一番梳理。

二、归化与异化的发展

在我国，自古代佛经翻译出现以来，归化与异化前后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论争：第一次为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文”派强调译文的通顺、流畅以及文釆；“质”派强调译文竭力保留原文的语言形式。第二次为“直译”与“意译”之争，这次论争发在20纪20年代至30年代，以鲁迅、瞿秋白、卞之琳为首的翻译家主张直译；而以梁实秋、傅雷、钱钟书为首的一批翻译家主张意译。通过这次论证，异化与归化的概念之争已经初现端倪。“直译”派主张保留原文的“原汁原味”和“异国情调”，而“意译”派主张发挥译文语言的优势，再现原作的的神韵以求神似，追寻化境，强调译文读起来应该不像被翻译过，而应该像原作者用译入语创作的一样。第三次是以刘英凯于1987年提出“归化是翻译的歧路”而开始的。此文中，刘英凯明确提出归化与移植法的概念，并且对概念给出了定义和解释，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出“异化”一词，但是“移植法”一词的内涵与“异化”基本等同。在对待归化与异化的问题上，刘英凯持坚决反对归化的态度，认为归化会“抹杀其民族特点，迫使他们就范，同化于归宿语言，因此也就必然是对原文的歪曲”。自刘英凯发表这篇论文以来，我国译界掀起了关于归化与异化的新一轮争辩。但是这一次争辩不同于以往，在其深度和广度上有了新一轮的创新。第四次论战为20世纪90年代至现在。在国内，90年代许钧在《文汇读书报》上发起了对《红与黑》译本读者调查的讨论，使归化与异化之争更加激烈。

在国外，韦努蒂在1995年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一书中通过对17世纪以来英美翻译史的研究，发现流畅、透明、移动的归化翻译一直占据上流地位，解释归化翻译掩盖了英美霸权文化对异域他者差异的消解，以及对本土文化身份的强化，体现了种族中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自恋以及不合理的地缘政治关系等。语言层次上的直译与意译之争已经上升到了文化、诗学和政治伦理的高度。从此，我国翻译界围绕异化与归化开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延续至今的论争。

近十年来，国内外语类核心期刊无一例外地刊登了与异化、归化研究相关的文章。笔者在中国核心期刊网中输入异化归化的关键词，检索到近十年的研究结果为：论文174篇，硕士论文143篇，博士论文3篇。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拓宽和深化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大体呈现两条路径：一是对韦努蒂提出的“抵抗式”异化翻译策略的引介，评述与讨论；二是对国内长期以来存在的直译与意译之争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将传统译学中针对语言意义内容和形式风格展开的直译与意译之争，延伸到对翻译活动中文化层面，尤其是微观文化层面的翻译策略的关注。当然，这两条路径也不是截然分开的，更多的时候是交织在一起。韦努蒂的异化翻译思想无不受到鲁迅先生在更早的时候提出的异化翻译主张的启发，而韦努蒂倡导的“异化”翻译策略更是激发着我国译界重新思考异化与归化问题。

异化与归化是一对矛盾，既是对立的，也是辩证统一的。两者在翻译活动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更多的时候这不同的角色形成互补。关键是分清楚这一对矛盾后哪一方为主要矛盾，哪一方为次要矛盾。认清楚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确翻译中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

[1]Nida,E.A.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2]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

[3]蔡平.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J].中国翻译，2002(5).

[4]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归化与异化[J].外国语，1998(2):13-20.

[5]刘英凯.归化——翻译的歧路[M].现代外语，1987(2).

[6]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J].中国翻译，2002(5):24-25.

肖琴(1991-)，女，汉族，山东烟台人，鲁东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