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1960 年代初“调查研究”政策的实施研究

苗虹瑞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1960年代初，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首先进行了农村大调查。经过在农村基层系统认真的调查研究，制订出一系列合乎实际的调整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调查研究；农村大调查；农业调整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出现了严重的农业危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进入60 年代，为了摆脱经济困境，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首先从农业问题出发进行了调查研究，开展了农村大调查，对农业进行了逐步深入的调整。经过系统认真的调查研究，制订出一系列合乎实际的工作条例和调整政策，大大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1963年农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目前关于1960 年代初“调查研究”的学术成果比较多。但主要集中在对这项政策出台过程和某个领导人的思想及其影响的研究上。而对此项政策在基层的实施过程、执行实态等方面则缺少必要的研究。本文则期望在这方面做适当的补充研究。

一、毛泽东三次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0年年底开始，中央召开工作会议。1961年1月13日，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①“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②他自己还表示会议结束后，也想去一个地方，做调查研究工作。必须开展调查研究，倡议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随后1月14至18日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要搞调查研究，重申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正当毛泽东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之际，《关于调查工作》一文③被中国革命博物馆发现。这篇曾长期失散的文章重新被发现，他十分高兴，并于1月20日写信给田家英，告知他把《关于调查工作》分送给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各带一个调查组，每组7人，每人发一份，讨论一下，并分赴农村调查。

3月15日至23日“三北”会议和“三南”会议合并，在广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会上毛泽东第三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问题。他说:为了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要做调查研究，做典型的调查研究。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④还要求各级领导，首先从第一书记起，亲自去做系统的典型的调查研究。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此后，党内迅速掀起了一股调查研究之风，中央到地方各级主要领导都深入基层，进行了切实的农村大调查。

二、各级领导人率先垂范，分赴各地调查

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调查研究工作大规模展开。1月20毛泽东写信指示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各带一个调查组，分别去浙江、广东、湖南，去搞农村调查。然后三组同去广东，与他会合，向他作报告。随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⑤1月22日，由田家英率领的中央浙江调查组到达杭州，在富阳县选了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东洲公社五星生产队，在嘉善县选了一个最差的生产队——魏塘公社的和合生产队作为调查对象，调查组分成两个小组，分别前往两个生产队，田家英统一领导，他本人去了嘉善调查。此时，胡乔木率领的另一个中央调查组也到达湖南，前往长沙、湘潭、安化等县调查。他们都通过走访调查、个别访问、开座谈会等方式切实的调查农村的实际情况。随后，毛泽东自己也离开北京南下，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听取了沿途各省市负责人的汇报并亲自调查《十二条》的实行情况和当前的农村形势，一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3月15日至23日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会后，此条例被发给全国农村各支部和各人民公社讨论，调查研究之风更兴。4月2日，刘少奇回到湖南宁乡的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做了6天调查。为了进一步了解真实情况，刘少奇选择了一个比较典型的生产队——长沙县广福公社的天华大队，于4月12日开始了在天华为期18天的调查。他从群众最关心的公共食堂入手，多次召开座谈会，亲自到农民家访问，就公共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粮食问题等听取当地干部和群众的想法和意见。但当地生产队的队长干部和一些群众，出于顾虑，怕中央再发动反右运动，曾一度不敢讲真话，不敢说出实情。刘少奇发现群众的顾虑后，耐心的和群众交流，打消了群众顾虑，了解到了农民真实的想法。其中反映最多的最强烈的，就是大多数农民不愿意继续吃大锅饭。之后，他又回到了宁乡调查。于5月15日回到北京，结束了他在湖南农村的大调查，一共44天。在此前后，周恩来也在四五月间前往了河北邯郸，对武安县的伯延公社进行重点调查；邓小平于4月7日到京郊的顺义农村进行了为期15天的调查，以蹲点、座谈、访问等形式，详细了解了农村实际和干部群众的情况；彭真也带领工作组去了怀柔，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朱德前往四川、陕西、河南、河北四省视察，邓子恢到福建调查，两人在调查中都发现了公共食堂的严重问题，回京后向力陈食堂弊端；陈云也回到了家乡上海青浦县开展农村调查。调查的第一个点是青浦县小蒸公社，在小蒸调查了15天，他上午召开座谈会，小五三四点钟到田间地头、养猪场和农民家里实地考察，亲自主持了10次专题座谈会，视察了全公社15个养猪场中的10个。在调查中，了解到了当时小蒸农民最关心的是母猪私养、农作物种植安排和自留地三个问题。经过半个月的调查，陈云基本摸清了青浦农村的情况。随后，他又到杭州、苏州等地调查。⑥

多为领导人分赴各地调查，切身深入农村，了解到了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报告和信件、做了详细汇报并提出自己的建议。毛泽东对这些报告和通信非常重视，这对于当时的政策调整起了关键作用。

三、组织大批调查组深入农村调查

中央还组织了一批调查组，前往各地农村和一些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农村方面有：习仲勋所率领的河南长葛调查组，谢富治率领的河北邯郸调查组，杨尚昆率领的河北徐水、安国调查组，陈正人率领的四川简阳调查组，胡耀邦率领的辽宁海城调查组，钱瑛率领的甘肃天水调查组，王从吾率领的黑龙江双城调查组等。这些调查组都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农民打成了一片，开展了深入的调查，切实了解了农村存在的问题，通过调查也基本掌握了农村的许多真实情况。工业方面，国家计委、经委组织人力到石景山钢铁公司、城子煤矿、华北无线电厂、太原钢铁厂、济南钢铁厂等单位调查，也基本摸清了工业中存在的问题。

1961年4月底5月初，习仲勋率领的中央调查组在河南长葛县和尚桥公社调查。了解到大部分的农民，不论贫农、中农，还是男女老少都不赞成办食堂，只有少数的五保户和单身汉支持在农忙时办小型食堂。5月初陈正人所率调查组到达四川简阳平泉公社的石子大队，也就食堂问题作了专题调查。结果是，全大队7个生产队中，除第二生产队之外共有237户，表示参加食堂的只有16户，占总数的6.7%。河北省滋县成安公社，4月初调查组一到，就有80%左右的社员要求食堂下放。⑦其他中央调查组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

在中共中央的带领下，各中央局、省、地、县的党委也纷纷组织调查组，深入本地农村了解调查。中共中央西北局就于四五月间派出一个调查组到陕西蓝田县三里镇公社的农光生产队进行调查。调查组发现，干部、社员议论最多、反映最大的也是公共食堂问题，90%以上的社员不愿意参加食堂。⑧西北局还派出另外一个调查到青海省乐都县汉庄公社下营大队，进行贯彻“农业六十条”的试点，征求社员对食堂的意见。青海省委也派出了一个调查组到乐都县田蒲家生产队调查，反映也是食堂要解散。

从中央派出的调查组到各中央局直至县委派出的调查组，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农村存在着很多问题，但其中农民反映最强烈，最为迫切要求解决的，是公共食堂和供给制问题。

四、典型的调研形式：开座谈会

各级领导及中央到地方派出的众多调查组，部分进入工厂调查，但由于当时的农业问题最为严重和紧急，大多数是前往各地农村，深入农村调查。为了能听到农民群众最真实的想法，了解到农村最真实的状况，领导人和调查组采取了多种调研形式。如: 到农民家里个别访问、蹲点、到田间地头、养猪场实地考察、召开各种座谈会等的方法了解情况。其中最典型的调研形式就是开座谈会。

田家英所率领的调查组在浙江魏塘和合生产队开始调研工作后，首先就采取了分阶层召开各种座谈会的方法了解情况。参与座谈的成员有贫农、中农，还有雇农、以及生产队干部等，连续座谈了几天，对和合生产队1956年至1960年生产发展情况、存在的严重问题有了深入了解。这样分阶层的座谈会，有利于听取不同的声音，以防“一言堂”，也能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农村的真实情况。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查，除了和生产队的干部开座谈会，还专门找社员和工作队进行座谈。如：1961年4月25日，他邀请了施家冲的部分社员座谈，征求他们对食堂、供给制、粮食工作、房子等的意见，社员们纷纷发表意见，刘少奇真切了解到公共食堂的诸多弊端，承认了中央负首要责任；⑨4月26日，中央和湖南省委联合调查组开了一次座谈会，请社员谈退出食堂后的体会；5月9日，同花明楼公社整风整社工作队座谈。除了分阶层的召开座谈会，了解农业问题之外，刘少奇还就当时的乡镇工业和农村商业等问题进行了座谈。5月2日刘少奇召集宁乡县、社工业干部座谈，了解了工厂情况；5月3日，召开了政法和商业两个座谈会。显然，当时的农村大调查，除了最直接相关的农业问题，对其他方面的了解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才能全面掌握农村的形势。周恩来，在河北邯郸武安县伯延公社调研的4天时间里，先后召开了7次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大队、小队的干部，有社员代表，社员，有农机站和修配厂的职工，武安矿区的负责人等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的人。陈云在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调研的15天里，仅专题座谈会就开了10次，内容涉及公养猪与私养猪、自留地、平调退赔、粮食包产指标等多方面的内容。另外还有各种形式的专题座谈会，如围绕调整社队规模的座谈会，食堂问题的座谈会等。总之，这次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座谈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典型的调研形式，以参与阶层多，召开次数多，专题会议多为特点。

座谈会为调查研究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可以听到不同阶层、不同利益倾向的人的意见建议，还能有效的形成讨论，快速的发现问题，汇集各方意见。但这种方式也有局限性，有的干部和社员鉴于对之前反“右”的担忧，内心有所顾虑，在座谈会上不敢畅所欲言，表达最真实的内心想法。但总体上，开座谈会还是很有效的一种调研方式，推动了调查研究的深入发展。

“调查研究”的实施，深入细致的农村调研，中央基本上摸清了当时农村的真实情况和农民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问题。经过两年的调整，到1963年农业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改善。这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证明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

【注解】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3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4页。

③这是毛泽东作于1930年关于调查研究的文章。反对党内教条主义、主观主义。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7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06页。

⑥参见罗平汉：《问路——一九六一年全党农村大调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70—201页。

⑦参见罗平汉：《问路——一九六一年全党农村大调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04—206页。

⑧参见罗平汉：《问路——一九六一年全党农村大调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07—208页。

⑨参见罗平汉：《问路——一九六一年全党农村大调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51—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