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昭

§博士生论坛§

Bildung理念的失落与复归
——当代大学职能研究

王梦昭

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为大学三大职能，早为高教界普遍接受。近年来，随着大学教育问题的凸显，不少学者提出众多“新职能”，但均未获得公认。雅斯贝尔斯曾提出，“专业训练”(Fachschulung)、“研究”(Forschung)和“教化”(Bildung)三大理念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共同构成了大学的理想。其中Bildung理念被忽视而失落，造成了大学教育理想的缺失，这才是目前大学教育问题关键之所在。大学应形成“三职能一理念”的新结构：上有“教化”(Bildung)理念引领，下有三大职能的支撑；理念引领职能，职能支撑理念，形成一个上下交流、左右互通的有机结构。

大学教育；大学职能；教化(Bildung)；雅斯贝尔斯

“大学职能”的历史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人才培养阶段。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它们一开始就带有一定的专业性，为社会培养官吏、牧师、医生等专门人才，可以说人才培养是教育活动的首要职能。二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阶段。19世纪初，德国基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委任洪堡为教育部长并创办柏林大学。洪堡以新人文主义思想为指导，主张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学生从事研究，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实现人才的培养，人才培养和科研开始结合。第三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阶段。美国大学在保持德国大学学术氛围的同时，也将美国人的“求实精神”注入到大学的办学思想和办学实践之中。1862年，美国颁布了《莫里尔法案》，成立了一批“赠地学院”，使美国高校摆脱了欧洲传统古典大学的办学模式而直接面向社会，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有机地统一起来。从此以后，大学的三大职能被全球高校普遍接受，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高校也逐步认同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

一、“第四职能”探讨的启示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与知识经济的发展，大学被赋予更多的责任和使命，除了三大职能之外，是否应当发展新的职能？这是高等教育研究者持续探究的重要课题，不少学者提出了各自观点，大多持“四大职能”观点，也有人持“五大”或“六大”职能的见解。据笔者查核，有“改造社会职能”“对外学术交流职能”“国际合作职能”“创造新职业职能”“技术创新职能”“国际文化交流职能”“创新职能”“引领文化职能”“造就公众良心职能”“社会批判职能”“文化传承创新职能”“科研成果孵化职能”“促进大学生就业职能”“文化创造与导向职能”“个人的社会升迁职能”“知识转化职能”“促进就业职能”和“终身教育职能”等，共提出了近20项新“职能”，*参见王梦昭：《大学教师教学职能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17年，第18页。其中有些说法还有呼应者或不约而同提出者。

对这些说法，不少学者持批评态度，认为这些新职能，有的不尽合理；有的只适合某类大学，无法覆盖全部高校，缺乏普遍性；而且几乎都是三大职能的细化或延伸，不是一种含有“新特质”的新职能。

上述大学职能研究具有明显的缺失。一是片面追求数量的增长。诸多研究者的结论纷纭繁复，不一而足，方法又高度一致，就是各自想找出“第四”甚至“第五”“第六”“第N”项职能，似乎数量积累多了，问题就容易解决。二是概念的延伸替代了理论的探索。当研究结果不尽如人意或与现实不一致时，不少人只是关注概念的增加与调整，很少有人对研究前提或理论进行思考、质疑或改进。这种用概念的增改替代理论提升的做法，是将概念置于本体论或体系论之上，导致了理论建构的匮乏。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学者哈耶克曾说过：“个体在事物的秩序中所处的位置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他所感知到的是他加以分析的复杂现象，另一方面是一些构成这种现象的、他不能直接进行整体观察的既定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科学的方法是分析的，而社会科学的方法最好称为综合的(compositive or sknthetic)。我们可以从观察到的现象总体中分离出来的所谓整体、有着结构性关系的要素集，仅仅是我们把具有常见属性的要素加以系统匹配的结果，它们是我们利用已知要素的属性建立或重构的。”对“第四职能”的探索运用的就是分析的方法，面对复杂现象，去寻找“他不能直接进行整体观察的既定因素”；社会科学应该运用综合的方法，“利用已知要素的属性建立或重构”一个系统、一种模式。哈耶克非常重视建立模式，他指出：“我们在社会科学中分析个人的思想，其目的并不是解释这种思想，而仅仅是区分各自要素的可能类型，我们在重建社会关系的不同模式时必须考虑这些要素。”*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修订版)，第37页。

美国学者阿尔温·托夫勒说得更明确一些，他说：“第二次浪潮文明特别着重提高我们把问题分解成各个部分的能力，而对各个部分重新综合的能力，却很少予以鼓励”，“今天，我相信我们已处在一个新的综合时代的边缘。在所有的知识领域里，从严谨的自然科学到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学——我们将看到广泛思考和全面理论的恢复，看到重新将各个部分的再度综合起来。”*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186页。因此，本文将展开“广泛思考和全面理论的恢复”。所谓“恢复”，则之前必然有遗漏的成分，将失落的“要素”寻找出来，方可称“恢复”；然后“重新将各个部分再度综合起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这种理论探寻与系统重构。

二、Bildung理念的失落

1933年1月30日德国纳粹上台执政，5月27日海德格尔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发表了名噪一时的校长就职演讲：《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7月初，在海德格尔的建议和参与下，德国巴登邦拟定了新的大学章程。8月23日，雅斯贝尔斯致信海德格尔，告知自己已起草了一份《关于高等学校革新问题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提纲》是对海德格尔就职演讲的回应，集中反映了雅斯贝尔斯本人的办学思想：即以大学的古典模式为榜样，寻求大学的新开端，以此重新塑造大学的精神生活和社会意识。*参见梦海：《大学的理念与使命——卡尔·雅斯贝尔斯〈高校革新提纲〉与马丁·海德格尔〈校长就职演讲〉比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年第3期。

雅氏的《提纲》提出，大学是一个由学者和学生共同组成的追求真理的共同体，研究与教学并重是大学的首要原则。大学的传统理念始终存在，即“专业训练”(Fachschulung)、“研究”(Forschung)和“教化”(Bildung)三大理念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共同构成了大学的理想。可是“专业训练”“研究”和“教化”为什么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三者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如何理解“大学的最初含义是教师与学生的共同体”*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邱立波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97页。这句话？

据《德汉双解词典》等工具书，Fachschulung是由Fach和Schulung两个词构成，Fach意指专业，而Schulung有教育、学习、本领和技能之意。故Fachschulung就是专业学习、专业教育或者专业技能、专业本领。大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让学生接受专业学习、专业教育，从而掌握专业技能和专业本领。这也是所谓的第一理念。Forschung本意是研究，比学习更进一步。研究可以更好地促进学习，对教师如此，对学生也是如此。故而所谓的第二理念，其实就是方法论，是手段，是科学的认识论。Bildung源自Bild，这是有德语文化背景的一个词，直译成英语Education不免有些简单化，它还可引申出形象、雕塑、素养、概念、印象等意义。其相应的动词是bilden，进一步名词化，即Bildung，其意义更加丰富，包括知识、文化、学识、受教育、创造、组成、构成等等。之所以作为第三理念，是因为该词有结果之意。即第一理念(任务)加第二理念(方法)，实现第三理念(结果)。德国大学的教育理念最终就是为了造就有学识、有修养、有本领的人。换言之，以上述三大理念培养的，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至此，我们可以发现，三者确实是密不可分的一个“统一体”，将Bildung遗漏了，就丧失了目标，失去了大学的灵魂。

雅斯贝尔斯在探索寻求德国大学改革之路时，完全知晓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开创并逐渐取得全球大学的普遍认同的大学为社会服务的职能，但雅氏偏偏不提这一职能，而替换成Bildung，并强调其重要作用。原因就在于，在雅斯贝尔斯看来，“最优秀的研究者同时应是最杰出的教师”，教师身兼教学和研究两大使命，他必须在和学生的自由探讨、苏格拉底式的交往中，潜移默化地引领学生的心灵，使学生成为志存高远、有学识、有研究创新能力的“完人”，从而完成他的教学使命。为了完成这个神圣使命，教师必须先成就自己，实践这三大理念。因为教育“需要学生具有对绝对真理和寻求真理的引路人——教师的敬畏之心。在苏格拉底式教育中，学生的敬畏心情表现在精神的无限性上，在这无限的精神内，每个人要负起超越自身存在的责任”。*卡尔·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邹进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8页。

雅斯贝尔斯作为旧时代的校正者，化传统为己有，盘点过去，指明未来，坚持在大学的“传统理念”中，以古典模式为榜样，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实行大学的改革，以此真正寻觅到一条“实现精神生活与教学、研究并重的道路”。这是雅斯贝尔斯的一贯思想，他认为：“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质言之，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的堆集。”*卡尔·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第3页。

但是，雅斯贝尔斯避开大学“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刻意设置Bildung理念的举措，他的苦心积虑，非但没有打动其论辩对手海德格尔校长，也被后世的学者遗忘了。后人引证过雅斯贝尔斯大量的言论，据研究，中国学者对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的引用，可谓盛况空前，一本薄薄的书，竟然有19个主题被人反复引用，其中“人类必须的文化环境”这一章的引用频次最高，达443次。*任增元、安泽会：《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的学术影响研究——以CSSCI(1998—2011)的文献计量为基础》，《现代大学教育》2013年第6期。然而，却没有人对雅斯贝尔斯“这三大理念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共同构成了大学的理想”之论断进行准确翻译和深入论证。

如雅斯贝尔斯自己所言：“现代人将精神历史的所有可能性都接受下来，并拥有极大行使主权的机会，因为每一个在历史上被人们一时接受的观念都为现代人提供出来，人们会轻易地期望这些观念成为自由而真实的知识”，“在与历史的交往中，它将自己所有的真理都显现出来，以使人们无抗争性的带着欣赏的眼光去关照，这种历史的交往还可以为人类和个人寻找到在所有内涵的聚集中的一个完整真理”，“现实的需要必须来自于当下的匮乏。正由于教育的精神价值失落，反而今天学校的任务更为明确：创建学校的目的，是将历史上人类的精神内涵转化为当下生气勃勃的精神，并通过这一精神引导所有学生掌握知识和技术”。*卡尔·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第33页。可以认为，目前大学教育确实存在着严重问题，但是根本的问题不在于职能的添加，而“正由于教育的精神价值失落”，在于Bildung理念的失落。

三、雅斯贝尔斯“服务社会”与“三大理念”辨析

雅斯贝尔斯的“三大理念”存在一个突出问题，那就是他抛弃了大学“社会服务”的职能，这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一是出于对海德格尔向纳粹献媚的反感，二是由于他的精英意识与保守观念。

海德格尔的《校长就职演讲》竭力扩大科学概念的内涵，他通过把科学问题定位为民族的大问题，将科学的否定性自由(negative Freiheit)转变成为与民族的三重联系：劳动服务(Arbeitsdienst)、军役服务(Wehrdienst)、知识服务(Wissensdienst)。此三种服务，他称之为大学的“三根支柱”。他写道：谁想要知道民族问题，谁就必须了解、参与“民族的各阶层、各成员的辛劳、奋斗和技能”；谁献身于精神职业，谁就必须“在所有其他民族当中，为国家的荣誉和命运”浴血奋战，“直至最后”一息。劳动服务和军役服务构成知识服务的两端，而知识服务的首要使命是把民族塑造成“精神民族”。*转引自梦海：《大学的理念与使命——卡尔·雅斯贝尔斯〈高校革新提纲〉与马丁·海德格尔〈校长就职演讲〉比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年第3期。很明显，海德格尔反复强调三种服务，是为纳粹新政权摇旗呐喊。尽管雅斯贝尔斯未必深刻认识到纳粹掌权的严重后果，但由于他的妻子是犹太人，因而他对海德格尔的鼓噪是有所警觉的，他之所以不提“社会服务”，正是由于海德格尔已经完全扭曲了“社会服务”的本质，成为纳粹政权的帮佣。

其实，雅斯贝尔斯并不反对大学为社会服务，他说：“社会为大学提供了法律与物质方面的支持，因此大学要发挥两个作用：一是服务于所有人利益的基础研究中心；另一个是为人们提供职业所需的学术训练和实际技能训练的中心。这样说来，大学一直都在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而必然会随着社会职业的变化而变化。”*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第174-175页。明确提出了大学与社会的互动作用。可见，雅斯贝尔斯并不反对服务社会，只不过他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当然，无可讳言，雅斯贝尔斯《提纲》的说法也存在局限性，他是精英文化的捍卫者，从内心抗拒实用主义指引下的大学世俗化。几种因素的交织，使他有意无意地遗漏了“社会服务”的要素。

雅斯贝尔斯对Bildung是极其重视的，它多次出现在雅斯贝尔斯的不同著作中，且有专门论述。《大学之理念》邱立波译本将Bildung翻译为“文化”，但德语中“文化”一词一般用kultur。《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本将该词译成“教化”；*卡尔·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06-115页。《什么是教育》邹进译本则译成“陶冶”。所谓教化，“教”是教育，“化”有改造、感化、培育的意思，教育感化是个长期的过程。陶冶本指陶器的制作与金属的冶炼，也是个漫长的过程。两种翻译都强调了一个外化至内化以及渐变、完善的教育培养过程，均合情理，但相比较而言，“教化”更为妥帖，“陶冶”虽然雅致些，可是语意曲折，不够明了。而从词义背景可知，Bildung对应的是洪堡模式的高等教育，洪堡曾多次提到它。*Von Humboldt:“Theory of Human Education/Bildung,” Ian Westbury, Stefan Hopmann, Kurt Riquarts, eds., Teaching as a Reflective Practice： The German Didaktik Tradition,Mahwah, 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99,p.132.在哲学和教育学语义中，Bildung表达的是人或文化走向成熟的过程，比如个体的身心协调以及个体与社会统一的过程。有研究者认为，在德语文化中，Bildung超越了词典中的“教育”释义，它既可以解释为“自我修养”，也可以说是“哲学”，甚至是“存在主义”。*Tony Waters, “Teach Like You Do in America: Personal Reflections from Teaching across Borders in Tanzania and Germany,” Palgrave Communications, No.1, 2015, doi: 10.1057/palcomms.2015.26.

Bildung起源于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后为巴洛克神秘教派所继承，通过克洛普施托克的史诗《弥赛亚》得到其宗教性的神秘意蕴。根据这种神秘主义传统，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的灵魂里带有上帝的形象，而且必须在自身中造就这种形象。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把Bildung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他指出要“达到人性的崇高教化”。在此基础上，黑格尔提出Bildung就是脱离人的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从而舍弃特殊性向普遍性提升。*参见张颖慧：《“Bildung”和“教化”概念辨析》，《中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在黑格尔的基础上，雅斯贝尔斯进一步将教化和全人的“教育”结合起来，形成“全人的教化”的理念。这是雅斯贝尔斯的一贯思想，他在《大学的理念》中指出：“有三件事是大学必须要做的：职业训练、整全的人(the whole man)的教化和科学研究。因为大学以一身而兼备职业学校、文化中心和研究机构这三重身份。……在大学的理念看来，这三个方面却是三位一体的。将一个方面从另外两个当中剥离出来，势必损害大学的精神实质，也必然殃及这个被剥离出来的方面本身。所有这三个方面都是一个活生生整体的必备要素。倘若将它们割裂开来，大学的精神就会枯萎凋敝”。*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第67-68页。在这里，雅斯贝尔斯把大学的任务归结为三条，和《提纲》如出一辙。但是，尽管专业训练与科研是一致的，“教化”却进一步成了“整全的人的教化”。可见在雅斯贝尔斯眼中，科研不仅要探索真理，而且要和教学相结合，是培养“全人”的一种重要措施，而培养“全人”是根本目的。这是雅斯贝尔斯三个任务的精义所在。

现在，我们须釐清“理念”(Idee)和“职能”(Function)的关系。Idee在德语中直接的意思是“想法”，也被翻译成理念、任务等等。Function一般翻译为“职能”，和Idee并非一个概念，“三大理念”并非三大职能。

雅斯贝尔斯的三个任务对应了前文所说的三大理念。但这三者的性质并不能等同，“专业训练”即教学，它和科研两项都有明确的分界，是具体事务，分别属于两种“职能”。而“全人的教化”，是一种目标或良好的结果，不是一项具体的“职能”，只能是“理念”。“三职能一理念”是大学之本，共同构成了大学的使命与理想。抛弃Bildung这个理念，就阉割了大学的理想；同样，去除了为社会服务，也将使大学被社会抛弃。

崇尚“完人”培养，绝不是雅斯贝尔斯个人的遐思，也不仅是德意志民族的专利，无论欧亚非，人类的思维有着高度的同一性，我们的先哲也重视人格的培养、灵魂的塑造。中国古代典籍《大学》，按照宋儒程颐的解释，是“大人之学”。*朱熹：《大学章句集注》，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上册，第1页。什么是“大人”？《易经·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朱熹：《周易本义》，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上册，第4页。《荀子·成相篇》中说：“大人哉舜，南面而立万物备。”*张觉：《荀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40页。可见，所谓的“大人”，就是像舜一样的楷模，是儒家心目中的“圣人”，代表着儒家思想道德的最高境界。朱熹也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享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闲，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页。人有天生的气质差异，需要通过大学教育来启发其潜能，让“聪明睿智”尽性地发散出来。

四、当代大学职能体系的构成

如同雅斯贝尔斯保守的精英倾向，中国儒家思想、欧洲中世纪大学和洪堡大学办学理念都带有局限性，他们心目中的大学职能，集中在所谓德行方面，带有强烈的阶层和时代局限。如果将这些内容简单拼凑起来，必然非驴非马，成为一个大杂烩。因此，我们应该以“否定之否定”为指导，对以往的思想资源进行“扬弃”与“综合”。

“否定之否定”的哲学原理来自黑格尔，其观点是“为了争取科学的进展——为了在基本上努力于对这件事有十分单纯的明见——唯一的事就是要认识以下的逻辑命题，即：否定的东西也同样是肯定的；或说，自相矛盾的东西并不消解为零，消解为抽象的无，而是基本上仅仅消解为它的特殊内容的否定；或说，这样一个否定并非全盘否定，而是自行消解的被规定的事情的否定，因而是规定了的否定；于是，在结果中，本质上就包含着结果所从出的东西；——这原是一个同语反复，因为否则它就会是一个直接的东西，而不是一个结果。由于这个产生结果的东西，这个否定是一个规定了的否定，它就有了一个内容。它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比先行的概念更高、更丰富；因为它由于成了先行概念的否定或对立物而变得更丰富了，所以它包含着先行的概念，但又比先行概念更多一些，并且是它和它的对立物的统一。——概念的系统，一般就是按照这条途径构成的，——并且是在一个不可遏止的、纯粹的、无求于外的过程中完成的”。这段话简约地说，就是“引导概念自己向前的，就是前述的否定的东西，它是概念自身所具有的；这个否定的东西构成了真正辩证的东西”。*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导论”，第36、38页。

以“正、反、合”为特征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继承发展，更为科学严密。毛泽东说过：“任何过程都由正命题，对正命题之否定的反命题，及对反命题之否定之否定的合命题，构成其发展之全生涯，正命题之中已经包含矛盾或反命题在内，反命题之中也包含正命题在内，合命题之中又包含正命题反命题在内。所谓否定，如列宁所说：‘不是完全的否定及胡乱的否定，也不是怀疑的否定及混惑的否定，而是保存联结的因素，肯定的因素，即不伴有任何混惑、任何怀疑的因素的否定。’否定不是破坏一切，一刀两断，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先行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后来的东西，后来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先行的东西。没有否定的运动，也就没有肯定的运动，一切过程都是如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19-121页。

按照“否定不是破坏一切，一刀两断，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先行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后来的东西，后来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先行的东西”的原则。首先，我们将前人忽视或理解不够透彻的Bildung理念加以辨证，寻求其正确意涵；并对它与“专业训练”“研究”的关系加以梳理，构成三角形的模式。其次，我们将雅斯贝尔斯所忽视、抛弃的“社会服务”重新“综合”进来，形成一个新三角形模式。再次，我们对古今中外哲人前贤的思想进行扬弃，批判继承他们的思想，弘扬有益成分，摒弃不良因素，纳入到我们的体系中来。经过这样的否定之否定，我们便可对大学职能做新组合、形成新结构，使大学教师更尽心尽责地履行职责，迎来中国大学教育的新气象。

这个新结构，就是“三职能一理念”，这是个立体的构架，“教化”的理念在上，下面是三大职能的支撑，所谓“三大职能”，就是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理念引领职能，职能支撑理念，形成一个上下交流、左右互通的有机结构。

这些职能、理念，绝非雅斯贝尔斯以及儒家、洪堡、威斯康星精神的简单复原，而是进一步吸收其他合理、科学的思想资源，注入了当代元素，“综合”成当代的“大学职能”。如科研职能，由于时代局限与学科发展不够充分等因素，无论洪堡还是雅斯贝尔斯，注重的是哲学社会学科的研究，今天我们所说的科研，当然包括理科、工科、文科、医科等。社会服务的职能，所谓“威斯康星精神”更多的是与州政府的联系，今天的社会服务，就更为广阔了。

以上较多的是从理论的高度，以西方大学的发展为主，寻求大学职能的内涵。但是，正如我们运用“否定之否定”原理，对雅斯贝尔斯的大学理念进行“扬弃”一样，我们对中国本土的大学教学，更应该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犹如西方大学经历了渐进的发展，中国的传统大学也有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

传统是无法摒弃的，在上述大学职能内涵的探讨中，我们也涉及到一些中国古代的教学思想元素，但十分简略，这是目前大学职能研究的缺陷，也是时代的呼唤所在。当一个国家与民族快速发展时，就会愈加关注自己的历史和古往今来的精神财富；而在古今沟通的过程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对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产生更巨大的作用。

因此，我们感到，当有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基本设想后，更需要从历史的长河中，较全面地了解中国大学的发展状态，获悉大学教师的种种教学活动，搜寻相关的教学思想资源，以纳入本文“一理念三职能”的构架中，反哺当今的教学实践，方可获得长足的进步。

(责任编辑:史云鹏)

TheLossandReturnoftheIdeaof“Bildung” —A Research on the Functions of Today's Universities

Wang Mengzhao

Teaching, research and community service as the three major functions of the university have been accepted by the higher education community. However, many scholars have put forth other new functions, which are not recognized. Karl Jaspers suggested that the three concepts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Fachschulung), “research” (Forschung) and “education” (Bildung) are an indivisible entity, constituting the ideal of the university. However, the idea of Bildung has long been neglected, which has remained the most serious problem faced by higher education today. Based on this analysi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modern university educ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one fundamental ideal (Bildung) with three supporting functions. With the fundamental ideal of Bildung leading and communicating with the three supporting functions of teaching, research and community service, the modern university is a truly organic institution.

university education, functions of the university, Bildung, Karl Theodor Jaspers

G640

A

1006-0766(2017)06-0153-05

王梦昭，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