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研究§

试论近代日本艺妓的凋落

朱忆天

日本近代艺妓的变迁史，可视为日本现代化或西洋化的一张典型缩略图。艺妓曾经是“文明之花”、崭新的“美”之创造者，但随着西洋伦理思想的大举渗透，以及日本近代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江户时代以来的“色道”空间遭解体，艺妓之“美”被解构，艺妓成为出卖“贞操”“纯洁”，并引发“家庭”崩溃和国家危机的双重意义上的“不道德者”。文明开化背景之下的“美人”形态的多样化发展以及新型“咖啡店文化”的崛起，也令艺妓沦为时代的落伍者。另外，战争时期限制奢侈性消费的措施，进一步挤压了艺妓的生存空间。艺妓从鼎盛走向凋落的历程，是西洋文明大举东进，日本传统文化无力抵御的一种最真实写照。

艺妓；美人；近代日本；废娼；一夫一妻制

艺妓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一种代表性象征。曾有人这样指出：只要在日本存在榻榻米，艺妓就不会失去其生存的场所。*三宅孤軒：『芸妓読本』(前言)，东京：全国同盟料理新闻社，1935年。作为近代日本社会一个特殊阶层，艺妓在幕府末期被卷入前所未有的历史动荡之中，以京都祗园等为主要舞台，她们与木户孝允、伊藤博文、桂太郎、井上馨等一大批倒幕志士，演绎了一场又一场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为明治新时代的开启，立下了不凡的功勋。

进入明治时代，艺妓仍享受着“破格的待遇”，当时日本的各类报纸、杂志，每天刊载的照片，不是政治家、慈善家的头像，而更多的是艺妓的倩影；媒体热衷于对她们的穿着打扮及“美”之品格大肆渲染。艺妓还与皇族、旧华族、大臣夫人等上流淑女并列，频繁出席各种重要的社交活动。就连强烈排斥艺妓的废娼团体廓清会的机关杂志《廓清》，也不得不公开承认：明治时代直至大正初期，可谓是“艺妓万能的时代”。*廓清会：「廓清会とは何ぞや(其一)放蕩禁止会」，『廓清』(东京)第2卷第1号，1912年1月。

然而，就在这种辉煌鼎盛的背后，也蕴藏着深刻的危机。在西洋近代文明浪潮的猛烈冲击之下，加上日本近代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摇摆于“艺”“色”两极的艺妓，越来越难以维系其生存基盘，艺妓曾经拥有的“正面”光辉，开始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变化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艺妓从鼎盛逐步走向凋落，构成近代日本社会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进一步挖掘这段历史背后隐藏的真实，对全面解明日本传统文化的变迁，以及其在西洋文明冲击之下的复杂对应历程，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一、从“百美人”选美到“艺妓退治”

1890年11月，位于东京浅草公园的高塔凌云阁开业，并在日本首次引进西洋电梯，引起轰动。但之后电梯故障迭起，被迫于翌年5月停运。失去电梯这一金字招牌的凌云阁，为吸引游客光临，于同年7月举办了被称为“东京百花美人镜”的选美大赛。新桥、赤阪、吉原等“花街”选拔出来的105名“艺妓”参赛，新桥艺妓玉菊荣登榜首。虽然这一选美比赛仅限于东京地区，还难以称得上是全国性的选美大赛，但鉴于东京的特殊地位，仍引发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因活动反响热烈，1892年和1894年又连续举办了两届。*参阅細馬宏通：『浅草十二階——塔の眺めと“近代”のまなざし』，东京：青木社，2001年；井上章一：『美人コンテスト百年史——芸妓の時代から美少女まで』，东京：新潮社，1992年。

凌云阁“百美人”选美大赛，参赛选手均为艺妓，这充分展示了艺妓作为“美”之代言者、日本传统文化传承者的角色定位，选美大赛可谓是为艺妓量身定做的舞台。这一现象也客观地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在19世纪末的日本，艺妓是公认的职业“美人”，她们拥有对“美”的独占权和话语权，而平民女性因身份、观念、物质条件等所限，很难真正参与到“美”的竞争中来。直至20世纪初，这种状况仍在延续。1901年由《日出新闻》举办的“京滨五大美人投票”，仍然规定东京、神奈川、横滨五大美人的人选，必须从艺妓、实习艺妓等职业美女中选出。*「京浜美人投票」，『日出新聞』，1901年5月27日。

1900年，日本邮政省正式批准私制艺术明信片的使用。由此，如同当今的杂志模特一样，花街中的艺妓迅速成为艺术明信片的主角。这些艺妓，以其楚楚动人的形象，深深打动了日本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心。不仅如此，这些印有艺妓的明信片还被广泛播撒到战场，成为出征士兵不可或缺的精神慰籍。*参阅橋爪紳也：『絵はがき一〇〇年 近代日本のビジュアル·メディア』，东京：朝日新闻社，2006年；細馬宏通：『絵はがきの時代』，东京：青木社，2006年。这种状况，在日俄战争时期形成高潮，当时15虚岁的赤坂艺妓万龙在《文艺俱乐部》杂志举办的选美比赛中勇夺桂冠，之后荣登艺术明信片，迅速家喻户晓，成为出征士兵的“大众情人”。艺术明信片的流行，进一步确立了艺妓作为“美”之代言者、知与情化身的显赫地位。

然而，不和谐的音符也开始涌现。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发生于20世纪初的一系列艺妓排斥运动，1904年7月，加入爱国妇人会京都支部的祗园新地艺妓，出现在欢送出征士兵的行列中，这引起废娼团体妇人矫风会干部的强烈不满。这些干部认为，艺妓的参与，玷污了神圣庄严的出征仪式，并将其变成了一出滑稽可笑的闹剧。面对这种指责，参加活动的艺妓深感耻辱，在参加完送行仪式后，愤而退出爱国妇人会。

1914年，东京大正博览会在上野举办，在如此重要的国际活动舞台上，自然少不了艺妓的参与，但废娼团体对此穷追不舍，展开猛烈抨击：“她们的演艺，毫无疑问，只不过是藏匿、粉饰内部丑秽的招牌而已。她们献媚、卖肉，与私娼没有多大的差别。”*市川房枝编辑、解说：『日本婦人問題資料集成 第一巻 人権』五-5，东京：ドメス出版，1978年，第319页。废娼运动家益富政助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艺妓以美貌为利器，沽名钓誉，骗取金钱，在普通的职业女性看来，这无论如何是不会做的事情。*益富政助：「御大典と芸妓問題」,『廓清』(东京)第5卷第9、10号，1915年10月。在这里，艺妓之“美”，被视为利用色相骗取金钱的利器，“艺”的光环，顿时黯然褪色。大正博览会之后，又迎来了1915年大正天皇的即位大典。妇人矫风会专门在第23次大会上通过决议，呼请在公开场合严禁艺妓陪侍，同时，呼吁严禁艺妓参与一切重要的社交行动，防止其扰乱风纪。*林歌子：「一大不敬之非也」，『廓清』(东京)第5卷第5号，1915年5月。

1915年6月9日的《大阪每日新闻》刊发了《艺妓退治的运动——妇人矫风会的纪念事业》一文，该文指出：“艺妓”从字面上看，以“艺”字为本，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但现实是，这些“艺妓”和娼妓没有任何区别，是一种可怕的存在。因此，不能仅仅停留于谴责这些艺妓，而是要进一步掀起全社会的排斥艺妓运动。通过阻止其参加各种重要的社会活动，挤压她们的生存空间，最终根除她们的社会存在。

废娼运动家伊藤江南就妇人矫风会排除艺妓的逻辑，简单明了地归纳出三点：第一，严禁艺妓冒犯、亵渎神圣庄严的即位大典；第二，在社会上培植“贞操”的价值；第三，引导、挽救艺妓的堕落。*伊藤江南：「与謝野晶子女子に与ふ——芸妓問題に就て」，『廓清』第5卷第9、10号，1915年10月。在废娼运动家那里，甚至出现了较娼妓更为排斥艺妓的奇特现象。在他们看来，“娼妓”为生活所迫，是值得同情的弱势群体，而与之相对的艺妓，只是因为不愿从事普通的工作、追求享乐才堕落于此，她们更多承担的是诱惑男性、破坏他人家庭的角色，是其主体的自由选择,根本没有值得同情的余地。另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艺妓依托“传统”的力量，独占“美”的话语权，成为强势的“权力者”。因此，她们理应受到更为严厉的批判。

从凌云阁“百美人”选美到“艺妓退治”，对艺妓的定位和评判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这显然与废娼运动的理念密切相关。明治维新之后，西方基督教伦理思想大量涌入日本，其教义中关于在神面前人人平等、一夫一妻制主义、纯洁思想等，引发了一些先知先觉的日本人在伦理观方面的重大变化，废娼运动应运而生。以基督教伦理观为观察坐标的废娼运动家，致力于将“高尚的道德”渗透到全社会，打造“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开始以新的视点重新审视“艺妓”问题。

废娼运动家伊藤秀吉言简意赅地表述废娼运动的基本思想：“此等运动，全都立足于一夫一妻主义，以贞洁思想为根底。”*伊藤秀吉：『日本廃娼運動史』，东京：廓清会妇人矫风会废娼联盟出版，1931年，第1-2页。也就是说，“必须将性封闭在一夫一妻制之中，将家庭遮断于婚姻外的性之外”。*牟田和恵：『戦略としての家族―近代日本の国民国家形成と女性』，东京：新曜社，1996年，第123页。在废娼运动家那里，一夫一妻制不仅是一种婚姻制度，更是构成社会最根本之“大伦”，它超越了性道德的次元层面，获得了人间至上原理的绝对地位。在一夫一妻主义者看来，比家族乃至生命更重要的是“贞操”和“纯洁”，而恰恰在这一点上，艺妓挑战了这条“底线”。伊藤秀吉明确指出：“艺妓就是卖淫女，……现在对这些艺妓而言，不向异性抛洒媚眼和秋波，不施展其肉欲诱惑，是谁也不会理睬她们的。要想观赏舞蹈的话，可以找舞蹈演员，要欣赏音乐的话，可以找音乐家。艺妓的演艺生命线，是以暗示卖淫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艺妓只不过是撩起男子卑劣情欲之产物。因此，娼妓是公然的卖淫女，而艺妓则是掩盖外表的卖淫女而已。”*伊藤秀吉：「芸妓自由廃業指南」，『廓清』第5卷第6号，1915年6月。另外，艺妓除了出卖自身的“贞操”“纯洁”之外，还渗入其他家庭，以欺骗、诱惑等手段夺走别人的贞操。因此，她们成了双重意义上的“不道德者”，也正是这种“不道德”，注定了艺妓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都是“脏”的。由此，废娼运动家将艺妓送上了道德审判台。

为从理论上确保将艺妓逐出社会正常生活领域，废娼运动家进一步强调两点：第一，艺妓的“不道德”，侵蚀的不仅仅是一般的男女私人领域，而且破坏了正常的家庭运作，是导致家庭制度崩溃的罪魁祸首，而家庭又是日本近代国家的基础单元，家庭的紊乱，必然带来国家的颓败。由此，艺妓成为破坏国家长治久安的负面因子，升格为“国家之敌”。

第二，艺妓的“脏”，不仅仅局限于其“身体”“灵魂”之“脏”，它还挑战、玷污了万世一系神圣天皇制的“纯洁”。废娼运动家久布白落实强调：

天皇陛下的即位仪式，是最为盛大、最为纯洁的仪式，如何在这千年一遇的盛典之上，寻找适应时代的表述方式，是问题之核心。昂立世界万国，作为东洋之雄邦，表达威严且热情的祝贺之意，作为国家之一员，必须慎重考虑。艺妓(包括娼妓)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大不敬”，无论她们打扮得如何漂亮，从事那种职业的人是卑贱的、无聊的。只有将这种认识深深地扎根于女性的心底，才是打造坚实家庭、确立国家繁荣最为重要的基础。*久布白落実子：「矯風漫録——与謝野晶子女史に対ふ」，『婦人新報』(东京)第219号，1915年9月28日。另可参阅鈴木裕子编：『日本女性運動資料集成 第8巻 人権·廃娼1』，东京：不二出版，1997年，第568-569页。

天皇制的“纯洁”，在废娼运动家看来，是先验自明的，是不容挑衅的立国之本。在这一“纯洁”系统之中，混入艺妓这样不和谐的异质存在，显然是难以容忍的。在这里，可以清楚地梳理出废娼运动排斥艺妓的基本思路：一方面，通过断言艺妓败坏世风的“不道德”，将其推上道德的审判台，并进一步将这种道德的颓废与家庭的崩溃、国家的危机直接挂钩；另一方面，通过渲染神圣天皇制的“纯洁”，与艺妓之“脏”形成对比，利用这种鲜明的反差，强有力地将艺妓排斥于正常社会生活之外。由此，作为国家“敌对者”的艺妓形象得以确立。

二、摇摆于“艺”“色”两极的艺妓

废娼运动掀起的排斥艺妓浪潮，带有明显的将艺妓与娼妓混为一谈的倾向。1913年10月，《廓清》杂志精心推出“艺妓问题特集号”，并于同年12月13日推出“艺妓问题大演说会”。该演说会的介绍文这样写道：“面对在现代社会表现最为华丽、实为私娼之艺妓，毒害深刻、令人颤栗，本会从9月起揭开宣战序幕，全力冲击中毒、昏睡社会之耳目。”*「芸妓問題大演説会」，『廓清』(东京)第3卷第11号，1913年11月。在这里，“艺妓”被明确定位为“私娼”，虽然“最华丽”，但实为社会之“毒害”，沦为需要高度警戒的负面存在。

但是，艺妓果真可以和娼妓划等号吗？事实上，艺妓与娼妓之间的关系定位，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对近代日本艺妓的研究，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一种以藤目ゆき、藤野丰等为代表，将对艺妓的评判纳入到日本近代公娼制度的框架之下，由此，将艺妓视为“准娼妓”般的存在，将艺妓的活动场所——花街，视为贫困出身少女人身买卖和性交易的主要场所。*参阅藤目ゆき：『性の歴史学一公娼制度·堕胎罪体制から売春防止法·優生保護法体制へ』，东京：不二出版，1997年；藤野豊：『戦後日本の人身売買』，东京：大月书店，2012年。另一种视角以西尾久美子等为代表，肯定艺妓之“美”和悠久“传统”之世界，主张艺妓是与娼妓完全不同的、“传统”之“美”的承载者和体现者，并认为花街具有独特的商业特色，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人才培养体系，是传统文化和高雅接待艺术的传承场所。*参阅西尾久美子：『京都花街の経営学』，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2007年。前者侧重于艺妓“色”的一面，从性的商品化、女性人身买卖等负面因素出发，将艺妓与“游女”“游廓”相提并论，认为艺妓是时代的错误，这种职业理应淘汰。后者则充分肯定艺妓“艺”的一面，强调艺妓“传统”“美”的正面要素，认为艺妓的消亡，只能代表着日本价值的消亡，社会理应努力维系艺妓的存在。归根到底，这两种对艺妓截然不同的评价，依然纠结于艺妓在“艺”和“色”两极的角色定位。

在此，有必要从历史源流中把握艺妓之真实。艺妓的前身，据说最早起源于平安时代的“白拍子”。“白拍子”能歌善舞，富于才艺。虽然普通的“白拍子”以卖淫为生，但仍有部分“白拍子”依托能歌善舞的才艺而成为达官贵人的宠妾。京都艺妓的真正发源地，则可追溯至约17世纪的京都八坂神社所在地东山。八坂神社是京都非常著名的神社，因其历史悠久，参诣者甚多，在周边形成繁华商业区，这其中出现了被称为“水茶屋”的店铺，主要贩卖茶、团子等点心，这里的女服务生被称为“茶汲女”或“茶点女”，她们开始用歌曲、舞蹈等吸引客人，后又加入三味线演奏等，这构成艺妓文化之雏形。18世纪中叶，艺妓作为一种职业被合法化，其职业规范和习俗随之确立，表演项目也日趋多样化。一般而言，京都出现以歌舞音曲陪侍宴席为生的艺妓，大约是在江户后期的宝历年间(1751—1763)。*明田鉄男：『日本花街史』，东京：雄山阁出版，1990年，第219页。东京艺妓的源头在深川。1657年，江户发生了史称“明历大火”的惨烈火灾，因江户郊外的深川河网密布，便于灭火，寺院、武士住宅等开始逐渐汇聚于此，并带动了大批商人的移住，由此，这里涌现了各种料理屋，催生了未经幕府认可的娱乐场所——“冈场所”，吸引了一大批卖艺者，这构成深川艺妓的前身。因深川位于江户的东南(辰巳)方向，故又被称为“辰巳艺妓”。“辰巳艺妓”身穿不同于其他艺妓的和服夹衣外褂，也被称为“羽织艺妓”，以热情和侠气而闻名。

从艺妓的起源可以发现，艺妓主要靠卖艺起家。以艺妓为主角的“花街”和以娼妓为主角的“游廓”，两者在营业形态和空间形态上存在着较大差别。娼妓以卖淫为业，被局限于“贷座敷”(挂牌营业所)这样的封闭空间内；而艺妓主要以卖艺为生，隶属于“艺者置屋”，从这里派往“待合”(茶屋)，承接“招待”业务，并从“料理屋”定制料理。因此，花街由“艺者置屋”“待合”“料理屋”三部分构成，也被称为“三业组合”。*加藤政洋：『花街·異空間の都市史』，东京：朝日新闻社，2005年，第4-8页。“三业组合”的事务所又被称为“见番”(检番)，“见番”位于茶屋、料理屋和艺妓置屋中间，是这一流转网络的重要节点，承担着艺妓的登记及出入管理、收费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待合”“料理屋”均改称“料亭”。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整条花街可视为一家店，“艺者置屋”是内控室，“待合”是客厅，“料理屋”是厨房。“游廓”因其空间封闭，活动范围一目了然；而花街因特殊的“三业组合”模式，其功能在空间上较为分散，往往难以在地图上准确标识出来。“花街”的构造和运行方式显然与“游廓”的卖淫程式不同，艺妓的真正身份是艺人，主要工作还是待客作艺。

另一方面，艺妓的交易，主要是满足男人的梦想——享乐、浪漫和占有欲。井手香理这样指出：

基于游乐质量上的差异，艺妓与娼妓内含异质性的成分。艺妓首要的便是一套基本的游艺(游乐)的“训练”，接着在修业见习“半玉”(尚未独当一面、薪酬领取一半)的过程中，体验第二个“训练”——“水扬”(第一次与客人发生肉体关系)，这意味着这个职业的收入，实际上依旧立足于性交易的事实。……所谓的艺妓，可说是存在着兼备“艺的游乐”与“性的游乐”的两面性功能。*井手香理：「芸者のカガミ——『晩菊』への一視点」，『日本文学論叢』(东京)通卷29，法政大学大学院，2000年，第21-31页。

艺妓被要求的是“艺与性的成熟”，但很显然，这种艺、性兼具的特质本身游走于模糊的中间地带，它并未排斥“色”的交易，甚至可以说——“色”的交易也是构成艺妓存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花街既是浓缩日本传统之美的“艺之空间”，同时也是一种“色之空间”。“艺妓”和“娼妓”的境界，因时代、地域、个人境遇等的不同，呈现出多样化、流动性的复杂特性，不时会出现“两面艺妓”“有艺娼妓”等奇特现象。由此，在艺妓兼具的“艺”与“色”之间，很难确立一种准确把握的尺度。不过，在艺妓的潜意识中，“艺妓”与“娼妓”的区分标准应该还是存在的。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江户时代还是明治时代，国家权力对艺妓和娼妓的管理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也在客观上放大了艺妓和娼妓混同的局面。近代日本的艺妓与艺妓置屋之间签订了以偿还预支金为前提的劳动合同，同时，国家设有艺妓营业的资格限制，艺妓置屋有必要获得所辖警署的营业许可。有些地区，艺妓还被课以梅毒检查之义务。这些规定，和娼妓从业的框架颇为相似，由此，艺妓往往沦为“准娼妓”，花街也被视为人身买卖和卖淫之温床。

1872年10月2日，明治政府颁布了“艺娼妓解放令”，这之后，“艺娼妓”这一用语被频繁使用。将艺妓和娼妓绑在一起，自然便于国家公权力的统一管理，但也强烈暗示着艺妓和娼妓混同的特质，开启了对艺妓的歧视历程。明治时期，艺妓作为接客业的一种，被明确纳入国家的性管理体系之中，在近代日本形成了“生殖的性”和“快乐的性”这一“性的双重标准”。接受西方文明开化理念的明治新政府，一方面将“生殖的性”置于“快乐的性”之上，强调“生殖的性”对富国强兵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又认为，“快乐的性”作为一种现实之存在，难以抹杀，唯有进一步强化国家公权力对“快乐的性”的渗透和管制。“快乐的性”又分为两个部分——富裕阶层的寻欢作乐和面向普通城市劳动者阶层的性买卖，这构成一种独特的双重构造。*上野千鶴子：「都市空間とセクシャリティ」，小木新造编著：『江戸東京学への招待(1)文化誌篇』，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5年，第170页。而这种独特的双重构造，又是由艺妓和娼妓的不同角色分工来完成的。尽管从服务对象、文化氛围、设施条件等各方面来看，两者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这种差别无法抹杀一个基本的事实——从近代日本的国家管理层面看来，无论是艺妓还是娼妓，都只不过是“快乐的性”所属的两个分支，均被纳入“快乐的性”的总体范畴之中，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艺妓、娼妓同质化的管理框架，为废娼运动家提供了抨击艺妓的理论参照系。所有的废娼运动团体，从创建之初起，均未有过甄别艺妓和娼妓、并将之分割开来的考虑。尽管如此，将艺妓与娼妓同质化，只是将艺妓归入了“色”之一极，并没有兼顾到艺妓所持有的“艺”之一极。毕竟，艺妓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如何审视江户时代以来形成的独特的“色道”文化，这又是废娼运动家必须直面的一大难题。

从江户时代起，围绕在艺妓身上的非日常空间的“光环”，构成“色道”之文化。 所谓“色道”，实质就是“美道”，是江户时代成长于青楼的有关男女交往方式的美学。由“色道”而生的“意气”，由当时的《色道大镜》等著作加以初步提炼，到了现代，又经美学家九鬼周造等加以研究阐发，成为继“幽玄”“物哀”“寂”之后，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四大审美范畴之一。“意气”简而言之是指男女交往中互相吸引和接近的“媚态”与自尊自重的“意气地”(傲气)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审美张力，它洞悉情爱本质，以纯爱为指向。与“意气”相关的次级概念主要是“通”和“粹”。“通”是潇洒自如的男女交际行为，“粹”是纯粹无垢的心理修炼，代表着超越“恋”的束缚，升华为自由的花心状态。*九鬼周造：『“いき”の構造』第四章「“いき”の自然的表現」，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

江户时代的“色道”，产生于合法婚姻之外，它关注的是那种超越日常枯燥生活的美妙性体验。换句话说，极致的“色”存在于想要穿越异类间壁垒的努力之中，它是与家庭、妻子、生殖的性别功能无关的性爱快乐异空间，它只是在审美动机的驱动下释放或接受“色”即性别之魅力，同时又在自尊自重的矜持与傲气中，与对象保持距离。在这种双重张力之中，体验一种审美之静观。因此，“色道”的空间，决定了它绝非是一种简单处理性欲的场所，而更多地是一种文学之“美”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处于非日常世界的艺妓，依托一系列“传统”的特殊化程序，煽动男性的欲望，提升神秘感，营造出令男性自我满足的梦幻世界。由此，与艺妓之间的交往，被升格美化为一种神圣的行为，“色道”也成为艺妓存在的合法性依据。

明治维新之后，一种更具形而上学色彩、偏重纯粹精神追求的爱之理念，随着“文明开化”的大潮涌向日本，由此产生了西洋式恋爱与日本“色道”之间的截然对立。佐伯顺子认为：江户时代的艺妓，是一种神圣的“色道”的提供者，其立场是高于凡夫俗子之上的。但是，如果以新时代的女性解放论、“爱”之理想的视点去审视，她们与男客产生肉体关系这一事实，就可以将她们定格为性爱的商品化对象，这种曾经颇为神圣的“色道”，变成了体现不平等男女关系的卑微存在。*佐伯順子：『「色」と「愛」の比較文化史』，东京：岩波书店，1998年，第9-33页。由此，在废娼运动家那里，“色道”空间被无情地转换为破坏以爱情为基础的男女关系的污垢场所，江户时代的“美”传统随之消亡，而作为这种传统承担者的艺妓，自然也就失去了立足之地。

三、艺妓之“美”的解构

废娼运动家用“毒害”“耻辱”等带有强烈贬义的语词贬损艺妓，并且依托西洋式“爱”的理念替换“色道”空间，可谓不遗余力。尽管如此，他们仍需直面这样一个核心问题——艺妓之“美”是否存在？如存在，这种“美”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废娼运动家显然意识到，如果承认这种“美”的存在，那么，就赋予了艺妓存在下去的合法性依据，而这又是难以接受的。为此，有必要对艺妓之“美”展开进一步的解构，这种解构，大致可分为两个方向：

一是直接否定艺妓之“美”的存在，除了将艺妓“出卖美貌”与“卖淫”等量齐观之外，还强调这种“美”是有欠缺的、病态的。譬如，当时著名的教育家内之崎作三郎指出：艺妓虽然外表光洁美丽，但决非聪颖。她们只懂得一些简单的美容术，缺乏心灵的修行，当然也难以闪烁知性的光辉。因此，她们的努力，无论如何是徒劳的。*内ヶ崎作三郎：「生まれざる者に対する義務」，『廓清』(东京)第4卷第7号，1914年7月。内之崎提出了“教育美”的概念，强调缺乏“教育美”的艺妓，只能是一种愚钝的美人。*内ヶ崎作三郎：「文明とは何ぞや」，『廓清』(东京)第5卷第8号，1915年9月。在此，内之崎首先肯定了美人的存在，同时，又强调这种“美”的载体绝非艺妓，而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良家淑女”。内之崎的论证，明显预设了一个前提——艺妓与“良家淑女”的对立。但凭什么断言艺妓只注重容貌之美？为什么“教育美”必定是“良家淑女”的专利？内之崎显然难以给出答案。比起内之崎，废娼运动家安部矶雄的艺妓“美人观”，在当时更具影响力：

在西洋，体格强壮、面色红润、走起路来强劲有力的女性，被视为美人；而在日本，娇小型、脸色苍白、肩膀瘦削、手足纤弱、没有血气、一看便觉得像是肺病患者的女性，被称为美人，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这些所谓的艺妓。日本的女性，如果全都像艺妓那样，那该如何是好呢？稍微吹点强风，便要倒下去的样子，如此的有气无力，甚至歇斯底里，这种女人肚子里生出的孩子，也必定是虚弱、歇斯底里和毫无活力的。*安部磯雄：「結婚の目的と遺伝」，『廓清』(东京)第6卷第8号，1916年8月。

安部矶雄立论的根据，是当时流行一时的优生学思想。在具有浓厚“国家中心意识”的安部矶雄眼里，艺妓之“美”，是孱弱、病态之美。如果让这种“美”横行于日本社会，那么，必然影响到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而这又与日本的前途休戚相关。在优生学的“科学”权威之下，安部矶雄找到了批判艺妓之“美”的理论基石。如果说内之崎预设了艺妓与“良家淑女”的对立，那么，安部矶雄则是预设了西洋和东洋的对立，他以西洋女性的评判标准作为唯一参照系，这种“拿来主义”的做法，固然披上了“科学”的外衣，但显然没有兼顾到艺妓在日本社会中的传统源流。

内之崎、安部直接否定艺妓之“美”，但仍难以解答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艺妓之“美”是有缺陷的、病态的，那为何能显赫多时？为何能纳入日本之“传统”？难道日本传统本身也是病态的？为回避这一理论困境，形成了解构艺妓之“美”的另一个方向——它首先认为：“美”不是一种原罪，“美”是妇女本能的任务。艺妓之“美”，本身就是日本历史文化熏陶、传承的产物。事实上，在废娼派人士中，就有不少人公开承认艺妓之“美”的价值所在。1903年12月出任《女学杂志》编集人的青柳有美指出：丈夫沉醉于艺妓的温柔乡之中，对妻子而言也是一个大反省的契机。丈夫移情于其他女性，妻子被男人抛弃，实际上不仅仅是让妻子丢尽脸面，而且也表明妻子的无能和失去活力。为此，青柳有美呼吁，无论是作为一名女性还是作为一名妻子，都应该钻研艺妓“独占”的接客待人之手腕，为在综合实力上超越艺妓打好基础。*青柳有美：「婦人の修養に就て」，『女学雑誌』(东京)第513号，1901年2月25日

当时的女性教育家山胁房子也指出：

结婚成家后的妇女，用不了多久，便不再关注自己的容貌，也不再讲究自己的发型，如同病后的患者，无论如何也难以带给丈夫慰藉。另外，在社交的待人接物方面，也是非常的笨拙。……正因为妻子的穿着打扮很不得体，让人不愿再看第二眼，丈夫自然不会再邀她，只能聘请打扮得体、擅长社交辞令的艺妓来接待客人。……男人招请艺妓，乃是因为妇女自身力量之不足，艺妓在社会上大受欢迎，乃是全体妇女未能领悟新时代女性价值之真谛，是我们女性本身之罪过。*山胁房子：「夫の慰藉者としての妻」，『廓清』(东京)第2卷第4号，1912年4月。

青柳有美、山胁房子的观点，呈现出对艺妓的某种“宽容性”。她们承认艺妓之“美”的价值，承认其不可替代的“长处”。这种“艺妓”论，展开的是对“妻子”的批判，要求“妻子”学习艺妓之“美”，并把握艺妓的“接客之道”。尽管如此，青柳有美、山胁房子的目的，并非是为艺妓正名，在她们看来，艺妓的盛行，恰恰是因为“良家淑女”未能真正承担起“贤妻良母”的职责。她们要强调的是，承继、发扬日本传统之“美”的，不应该是那些艺妓，而应该是为社会所认可的“贤妻良母”。“美”及其中所包容的色欲，是不可能完全排除的，但作为“妻子”，只要习得艺妓的这种“美”，把握艺妓的“接客之道”，就可以将之封闭在一夫一妻制的框架之中，从而维护“贞操”和“纯洁”，确保家庭的稳定，实现国家之安康。这种论证，在表面“宽容”的背后，实际上亦隐藏着浓厚的排斥艺妓的色彩。

废娼运动家对艺妓之“美”的解构，以及力图在不否定艺妓之“美”的前提之下，通过“妻子”转化、掌握“美”之主导权，最终清除艺妓存在根基的努力，显然从理论层面进一步压缩了艺妓生存之空间。但对艺妓之显赫存在构成重大威胁的，不仅仅止于此，随着文明开化的不断推进，社会审美情趣逐步演变，日本民众心目中的“美女”形象日渐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向。艺妓之“美”一统天下的局面，难以为继。

1908年，《时事新报》举办了一场“良家淑女摄影大赛”。获得本次大赛冠军的末松广子，是贵族学校学习院大学的在校生，她因参与选美而承受巨大压力，被迫退学。从这一细节可看出，深宅淑女抛头露面，还没有完全为时代所接受，但无论如何，这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明确昭示：普通女性开始登上选美舞台，艺妓对“美”的独占格局，已经一去不复返。对比1891年凌云阁“百美人”选美大赛和1908年“良家淑女摄影大赛”的获奖者，可以发现，1891年的获奖者，是单眼皮和双眼皮美女五五对开，各领风骚，而1908年的获奖者，则是双眼皮美女居多。凌云阁“百美人”选举之时的审美参照系，还是浮世绘所呈现的美女，而“良家淑女摄影大赛”的选拔标准，则已带有浓厚的西洋风格，这或许也是一种文明开化的象征。*张兢：『美女とは何か』，东京：晶文社，2001年，第126-136页。按照西洋的审美标准，艺妓之“美”，确实算不上是绝顶之美。有美国记者描述其所见到的超级艺妓万龙：娇小玲珑，一眼看上去就好像来自于农村，如同孩子般显得单纯，但感觉不到她的美丽。长长的脸蛋，小小的嘴唇，涂着厚厚的白粉，穿梭于客人之间，处处陪着笑容，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好感。当然，日本有日本之美，但如果美国人选美投票的话，农村少女光滑的美肌、真挚的姿态、清澈的眼睛，不知道要比艺妓强多少倍。*『外人の見た日本の横顔』，东京：日本旅游观光局，1935年，第745-747、767-768页。

近代日本对“美女”形象的认知，从明治时代初期起便渐趋多样化。在鹿鸣馆时代(1883—1890)，“洋装美人”闪亮登场——参与鹿鸣馆晚会的天皇一族和公爵家等一部分上流阶层的女性，领时代风气之先，穿着洋装公开亮相，成为挑战艺妓之“美”的“急先锋”。丝绒礼服和紧身腰带，凸显出女性的形体之美，另外，豪华的场景、高价的舶来品等，亦绝非普通日本国民所能消费，这更显现了其文明开化的高端性。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和装女性不仅代表着一种美，也代表着一种淑德，在文化保守派那里，女性穿着日式服装，是缘于守护传统底线之需要，而“洋装美人”的崛起，以其新鲜感和强烈视觉冲击力，冲垮了传统堡垒的最后防线。这股“冲击波”甚至带动了艺妓，她们亦频繁穿起洋装，出席各种社会活动。

在“洋装美人”之后，“护士美人”也登上历史舞台。1887年，由上流社会女性结成的“日本红十字社笃志护士会”正式启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动员了近25万名随军护士，日俄战争爆发后，随军护士更是飙升至124万。通过战争的洗礼，慈悲、忍耐、卫生、健康的形象，以及为神圣事业远离欲望的责任感，令作为“白衣天使”的“护士”形象深入人心，护士这一职业最终扎根社会，成为大众化之存在。*看護史研究会：『派出看護婦の歴史』，东京：劲草书房，1983年，第37-38页。这种新型美人的横空出世，影响深远。护士美人除了富有牺牲精神，具备纯洁、温顺的品格之外，也不失女性特有的“性感”，这种“性感”的存在，构成男性欲望之对象。在这股风潮之下，不少艺妓自愿放下“身段”，开始刻意装扮成护士，出入各种公众场合。“白衣天使”的纯洁、奉献之“美”，与艺妓取悦男性的情色之“美”有天壤之别，这无疑带给艺妓猛烈之一击。

伴随着帝国日本的崛起，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浪潮风起云涌，在这一进程中，与国家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爱国美人”应运而生。日俄战争后发行的艺术明信片中，虽然不乏艺妓美人，但“爱国美人”所占的比重急剧增加。新一代充满民族自豪感的年轻女性，或走上战场慰问军人，或作为拉拉队的一员活跃于国际赛场。她们积极汲取西洋审美情调，大胆突破传统服饰打扮，当她们身披帝国旭日旗，套上迷你短裙，摆出各种诱人姿态之时，其带给日本社会的开放感和视觉冲击，难以用言语表达。更重要的是，在她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美”，是与神圣天皇制联姻之“美”，是一种体制之内的“爱国之美”，其背后有强大国家公权力的支撑。艺妓之“美”的“传统”力量，显然失去了抗衡其扩张的气势和能量。

总之，“洋装美人”“护士美人”“爱国美人”等的轮番登场，标志着“美”的多样化时代的降临，这也为艺妓走下“神坛”，铺垫了现实之基础。

四、艺妓的“凋落”

进入大正时代(1912—1926)，日本国内民主主义浪潮高涨，带有浓厚人身买卖、侵犯女性人权色彩的公娼制度，越来越不得人心，这也令排斥“艺妓”的浪潮更加汹涌澎湃，但有趣的是，偏偏就在这一阶段，日本艺妓业继续发展，并迎来了其繁荣时期。

从1924年起，日本有关花柳界的统计数字更为详细和规范。1924年的《警察统计报告》显示：1924年日本官方准许的游廓有537处，妓院11690家，公娼52325人，而艺妓人数，则达到了77101人。*日本社会福利调查研究会编：『戦前日本の社会事業調査』，东京：劲草书房，1983年，第263页。也就是说，1924年的艺妓人数，已经远超公娼。从日本全国来看，大正14年(1925)的艺妓置屋数量是明治25年(1892)的约3倍，艺妓数量也增加了约5倍。*井上章一：『愛の空間』，东京：角川书店，1999年，第100页。代表性的花街地区包括京都的祇园甲部、祇园乙部、先斗町、岛原、七条新地等8大花街，大阪的南地、曾根崎、新町、堀江、松岛、飞田、住吉七大花街，以及东京的新桥、柳桥、浅草、芳町、神乐坂等33处花街，艺妓业的繁荣，构成了“大正浪漫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什么废娼运动风起云涌，艺妓耀眼光环不再，但艺妓人数仍在不断壮大？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尽管废娼运动家不遗余力地抨击艺妓的存在，形成对其“围剿”的包围圈，但这种批判，更多地侧重于艺妓“色”的一极，简单化地将艺妓与娼妓划等号，未能兼顾日本历史文化的源流，称不上客观公正。第二，这一时期艺妓业的繁荣，主要得益于当时日本经济的迅猛发展。横田冬彦研究了京都贷座敷营业许可地的“游客名簿”后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之间的日本景气时期，游客人数明显增多。以艺妓为中心的花街宫川町，以及以娼妓为中心的岛原、七条新地，游客层次不断分化。很明显的一点是，宫川町游客的年龄层明显偏高，在职业上以银行职员、官吏、医生等中上阶层较多，平均消费金额也较高。*横田冬彦：「娼妓と遊客一近代京都の遊郭」，京都橘女子大学女性历史文化研究所编：『京都の女性史』，京都：思文阁出版，2002年，第106、116页。艺妓在过去只是很少一部分富裕阶层和权势阶层的娱乐“专用品”，但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公司经理、银行职员、医生、自营业者等中产阶级涌现，艺妓的消费群体人数猛增，这必然进一步带动了艺妓业的繁荣。

尽管如此，在艺妓业走向极度繁荣的同时，潜在的竞争对手开始浮出水面。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以咖啡店为代表的娱乐服务产业异军突起，日本开始迈入“女服务生的时代”。1923年关东大震灾之后，伴随着街区的重建复兴，东京地区的咖啡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27年前后，警视厅管辖之下有案可查的咖啡店数量，已是震灾前的约4倍。并且，咖啡店女服务生和客人之间性交易问题剧增，因扰乱风纪而受到停业处分的，仅1927年1月至8月就达到了260件。*「カフェーの女給」，『読売新聞』，1927年9月9日。截至1930年，女服务生的总数攀升至约39000人。1931年，日本全国女服务生的人数，分别超越了艺妓、娼妓的数量，宣告了咖啡店时代的到来。*村嶋歸之：「歓楽の王宮カフェー」，津金沢聡広、土屋礼子编：『大正昭和の風俗批評と社会探訪 村嶋歸之全集 第1 巻 カフェー考現学』，东京：柏书房，2004年，第239-240页。面对咖啡店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花柳界的营业额和客源数不断减少，1932年，一直君临日本全国游廓顶点的吉原游廓，也苦于不景气而开始探讨废业的可能性。*「遊廓の末日」，『京都日出新聞』，1932年4月25日。

咖啡店的流行，与时代潮流的变迁和客人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20世纪30年代，因列车、飞机等交通产业飞速发展而被誉为“超速时代”。比起手续繁琐、程式复杂、价格昂贵的传统花柳界，咖啡店这种简易的服务形式，对昭和金融恐慌之后苦于经济困境的民众而言，显然是最为适合的娱乐场所。1930年《改造》杂志新年号的卷首这样写道：艺妓，是资产阶级的独占玩具，电影女明星，也只能欣赏其美照而已，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握住咖啡店女服务生的手。咖啡店的廉价路线，以及由客人主导消费时间的娱乐“短平快”模式，带来的是一种“在花柳界难以得到的新鲜感”——“一杯酒下肚，在送出小费的同时，便紧握住了女服务生的手，然后送来的是浓密的亲吻”。*第71页脚注6：「カフェー屋の世界」，『改造』，1930年新年号，东京：改造社，第68页。年轻人娱乐乃至性交易的场所，不再局限于花街和游廓，而是逐步转换为有女招待生的咖啡店。“花街文化”“游廓文化”亦随之让位于“咖啡店文化”。

1927年，诗人荻原朔太郎写下《新艺妓论》，反映出那个时代最真切的声音——现代的青年，为何讨厌艺妓而要找寻咖啡店的女服务生？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今日之艺妓，诞生于和我们这个时代截然不同的特殊氛围之中，它依旧代表着江户时代的旧习惯、旧传统。不仅仅是风俗和容貌，趣味、性情、气质等也与我们的时代完全不同。今日的青年，难以理解江户时代的情趣和花柳情调，比起三味线，他们更喜欢西洋音乐；比起戏剧舞台，他们更喜欢西洋电影。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已不再是歌舞伎，而是体育活动和摄影等。然而，艺妓依旧沉醉于江户氛围，她们所居的世界，与新时代没有多大的关系，只是一个古朴的传统世界而已。因此，对当代青年而言，与艺妓交流实在是一件无趣的事情。*荻原朔太郎：「新艺妓论」，三宅孤軒：『芸妓読本』，第28页。在荻原朔太郎的笔下，今日社会上所有新的流行风俗，已不再起源于花柳界，曾经作为日本社会流行之先驱的艺妓，成为时代落伍者的典型代表。

另外，“咖啡店文化”的流行，也与废娼运动的理念等日益渗透有关。在资本主义城市文化之中,带有人身买卖色彩的艺妓行业，越来越成为忌讳的对象。咖啡店的开业形态，至少在表面上摆脱了预支金的束缚和人身买卖等负面因素，其存在方式显得更易于接受。对那些接受西洋文化熏陶的中上层人士而言，与其体验职业奴隶般花柳界的恋爱氛围，不如选择更具自由氛围的咖啡店，“女服务生”即便是新型的、变相的暗娼，但多多少少仍可品味某种自由恋爱的氛围。*倉橋正直：「公娼制度について」，『愛知県立大学文学部論集(一般教育編)』第43号，1994年，第29页。

日本近代艺妓业真正的“凋落”，应该说与战争密切相关。中日战争爆发后，为抑制奢侈性消费，集中资源用于战争，1938年，日本政府颁布了灯火管制规则。1939年，警视厅禁止娱乐招待场所等午夜零时之后的营业。同年9月1日起，规定妓院、酒吧、料理屋等不准销售酒类制品，禁止使用霓虹灯。1940年，日本政府又公布了奢侈品等制造销售限制取缔规则。1942年，日本政府不再允许艺妓置屋及中介业的新开业，原则上也不再认可转让。*「時局に目覺た樓主の廢業」，『廓清』(东京)第32卷第3号，1942年3月。并且，作为“向生产建设领域动员”的重要一环，日本内务省向地方基层发出通知，要求艺娼妓等服务行业女性的数量，不可超过同年7月16日的水准。*「最近の廓淸運動」，『廓清』(东京)第32卷第9号，1942年9月。随着企业整顿、配给供应制的导入，物资等多集中于军队和军需产业，日本各地花柳界迎来了缩小、再编之严峻局面。1944年3月，日本政府进一步颁布《有关停止高级享乐的纲要》，其中规定的停业对象，包括拥有10坪以上用于宴会客席的及有女性服侍于客席的店铺。由此，90%以上的咖啡店、酒吧等被强令休业，100%的艺妓置屋、98%的艺妓被迫停业。同月27日，日本政府又颁布了《有关高级享乐停止善后措置》，决定将停业的一部分游乐设施改造成慰安所。日本内务省史料显示，改造成慰安设施的有4842家，其中艺妓置屋2068家、接待屋1425家、咖啡厅111家、料理屋1238家。停业前的42568名艺妓，有7131人前往慰安设施。*小野沢あかね：『日本社会と公娼制度——民衆史と国際関係史の視点から』，东京：吉川弘文馆，2010年，第250页。1945年，美军对日本各大城市进行大规模的地毯式轰炸，京都祗园附近的东大路通马町成为轰炸目标，死亡41人，负伤729人，昔日灯红酒绿、繁盛多时的东京吉原，也被夷为平地。1945年6月至8月战败，吉原只剩下7家妓院和20名艺娼妓，留在那里苦苦支撑。*竹中和郎：「売淫の社会学」，『現代精神』(东京)第114期，1960年，第15页。战争无情地剥夺了艺娼妓的生存空间，给花柳界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艺妓业也有过从战争废墟中恢复元气的动向，但美军占领日本期间制定了两部法令：一是劳动基准法(1947年4月7日，法令第49号)，该法规定，禁止使用未满15岁的童工(第56条)，与此同时，禁止未满18岁的劳动者深夜(晚上10点至凌晨5点)工作(第61条)。培养“艺妓储备军”舞妓的艺妓置屋，也被纳入劳动基准法的适用范围，其营运面临违法之嫌，这必然招致深刻的存续危机。二是儿童福祉法(1947年12月12日，法令第164号)，该法规定，禁止不满15岁的儿童在酒席上的陪伺行为(第34条)。如果说劳动基准法将艺妓置屋纳入管制对象范围，那么儿童福祉法则进一步将舞妓接待客人的茶屋、料理屋也纳入管制对象。这两大法律确立之后，艺妓的培养模式、技艺传承、就业体系等，不得不面临重大调整，这从根本上动摇了艺妓、花街存在的根基，也为战后日本艺妓业最终走向“凋落”埋下了伏笔。

五、结 语

日本近代艺妓的变迁史，可视为日本现代化或西洋化的一张典型缩略图。艺妓曾经是“文明之花”，是崭新的“美”之创造者，在相当长时期内，艺妓总是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几乎所有的新流行风俗，均由艺妓开创，然后再传递至普通民众。作为艺妓象征性存在的簪儿、和服、腰带、发型等，不仅仅是一种符号、概念，更成为日本传统之“美”的载体和象征。并且，除了衣服和装饰，在演剧、音乐、民谣、小说等各领域，也以花柳界为中心，催生出无数的流行风尚。

然而，随着西洋近代文明人道主义和女权主义意识的崛起、西洋审美观念的渗透，以及日本近代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艺妓的“辉煌”形象开始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颠覆。在一夫一妻西洋伦理观的审视之下，艺妓沦为出卖“贞操”“纯洁”，并导致其他家庭崩溃的双重意义上的“不道德者”，不仅如此，她们还是破坏国家稳定、引发社会危机的不和谐存在。艺妓的“不道德”，注定了她们的“身体”和“灵魂”都是“脏”的，而这种“脏”又与“纯洁”的天皇制意识形态构成鲜明的对比，由此，艺妓成为天皇制国家内反社会的异质存在。当对艺妓的“围剿”超越道德层面，国家公权力也渗透其中时，作为国家“敌对者”的艺妓形象，最终得以确立。

明治政府将艺妓纳入性的国家管理体系，积极推动艺娼妓的同质化管理，这为废娼运动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论证平台和参照系，加上西洋式恋爱与日本“色道”的截然对立，挤压、粉碎了江户时代以来“色道”的“美”的空间，也令支撑这一“传统”的艺妓，失去了立足之地。废娼运动家沿着两大方向，对艺妓之“美”展开了正面解构：其一是认为艺妓之“美”只是外在之美，强调这种“美”是缺乏深度的；或者是依托优生学的立场，将艺妓之“美”视为病态的、有碍国家未来发展的。其二是承认艺妓“美”的价值及“接客之道”，但主张在“妻”与“艺妓”的两极对立之中，寻求“妻”对抗“艺妓”的资源，从而彻底根除艺妓滋生的土壤，实现对艺妓的总清算。在这一变换过程中，有一点是始终未变的——无论是首肯还是否定艺妓之“美”，无论这种“美”是为了取悦男性还是为了维护一夫一妻制，两者均将“美”定义为依附于男性趣味之上的、女性应该具备的“美德”，明显渗透着浓厚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痕迹，这也决定了无论是艺妓还是“良家淑女”，任何近代日本的女性最终都改变不了被纳入国家统制的宿命。

另外，进入明治时代之后，引领西洋时尚风潮的“洋装美人”，代表职业女性走上前台的“护士美人”，以及与神圣天皇制联姻的“爱国美人”等轮番登场，造就了“美人”形象的多样化，这也在客观上终结了艺妓之“美”的独占格局。20世纪30年代的“超速时代”，咖啡店作为一种新型的服务形态迅速崛起，“花街文化”“游廓文化”亦随之让位于“咖啡店文化”。过去作为“文明中心”的花柳界，很快沦为“文明的落伍者”。加上战争爆发后严格限制奢侈性消费，无情地剥夺了艺妓的生存空间，带给花柳界毁灭性的打击。可以说，艺妓从鼎盛走向凋落，是多种合力共同推动的必然结果，也是西洋文明大举东进，日本传统文化无力抵御的一种真实写照。

(责任编辑:史云鹏)

TheDeclineofModernJapaneseGeishaCulture

Zhu Yitian

The history of Japan's modern Geisha can be regarded as a typical of Japanese modern or western thumbnails. The Geisha was once known as the “Flower of civilization”,and the creator of the new “beauty”. However, with the aggressive penetration of western ethics and the dramatic changes of Japanese modern social structure, “Shikido” space broke up during the Edo period and Geisha was decried as “immorality” which betrayed “chastity” and “purity” and led to the family collapse and national crisis. Beside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beauty” forms in the new civilized background and the rise of new type of “coffee culture” turned the geisha into the representative laggards of the era. What's more, measures such as restrictions on luxury consumption in periods of war squeezed the survival space of the geisha. The experience of the Geisha is a true portrayal of the frustration of Japa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ime of Western penetration.

Geisha, beauty, modern Japan, the Abolition of Licensed Prostitution, monogamy

K313.4

A

1006-0766(2017)06-0054-11

朱忆天，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上海 200237)

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慰安妇制度源流史研究”(13BSS02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研究：10年来文明城市创建的理论、实践与制度构建”(15ZDC007)、华东理工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文科培育基金项目“日本战后‘慰安’史研究”(WO142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