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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研究§

经团联与自民党“金权政治”的结构性解读

周颂伦，王鹏飞

经团联作为日本财界的大本营，在战后很长时期内为自民党提供政治献金，对日本政治施加影响。经团联与自民党通过“政治献金”与“政策回报”的交换，实现财界金钱与国家权力的结合，从而形成了将国家权力私物化的“金权政治”。这种“金权政治”经历了组建与确立、巩固与蔓延、危机与转型三个阶段：战后初期经团联提供政治资金在确保自民党执政的同时完成金权政治的确立；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政官财权力铁三角”逐渐定型并加强了金权政治的控制力度；经济泡沫破灭后自民党政治与日本经济均陷危机，在社会舆论批判中金权勾联形态被迫向更为隐性和迂回的方式转型。

经团联；自民党；政治献金；金权政治

现今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最初成立于1946年8月，以日本产业协会、日本商工会议所、商工组合中央会、日本经济联盟会、金融团体协议会、日本贸易团体协议会为基础组建。其后在新形势的压力下，于2002年5月吸收了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成为涵盖日本各产业领域1340家企业、109个全国性产业团体和47个地方级经济团体的超大经济联盟组织，核心成员主要为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一部上市企业。*日本経済団体連合会：「経団連とは」，http:∥www.keidanren.or.jp/profile/pro001.html。长期以来作为日本财界的大本营，依恃同自民党相勾联的“金权政治”,经团联对日本政治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金权政治”概念上指公共权力违反社会的公认法规同财富进行密室交易并被财富腐化和操纵的现象。*宋益民：《日本金权政治刍议》，《日本学刊》1989年第4期。经团联与自民党的“金权政治”更具象为财界势力的金钱与国家权力结合从而形成国家权力私物化的利益诱导型政治。

在国内学界的既往研究中，对“金权政治”问题进行专项论述的当属宋益民和王振锁。*宋益民：《日本金权政治刍议》，《日本学刊》1989年第4期；王振锁：《自民党的兴衰：日本“金权政治”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此外，徐万胜以历次政治资金制度的改革视角考察了政治资金制度对1955年体制形成与崩溃的影响。*徐万胜：《政治资金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日本学刊》2007年第1期。周永生从政治家、官僚、企业三者彼此需求、相互利用的关系视角，论述政治捐款制度存在的原因。*周永生：《日本的政治捐款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臧志军则从公共管理学角度分析日本政治资金的功能。*臧志军：《日本政治资金与其管理法制改革》，《外国问题研究》2009年第2期。张云以日本自由贸易协定政策出台过程为例，考察作为压力团体的经团联对日本政治施加的影响。*张云：《经团联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以日本自由贸易协定政策出台为例》，《日本学刊》2008年第1期。但对经团联与自民党之间金权关系形成和演变的系统和历时性考察尚有待拓进。

本文拟以经团联组建、发展、衰落、转型的历程为时空背景，依据经团联发布的文件、相关研究著作、政府法令、新闻报刊等资料，在战后日本政治的视域下，解读不同时期经团联与自民党“金权政治”的内在结构与变化。

一、经团联的组建与“金权政治”的确立

经团联的诞生可追溯至战后初期日本财界为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简称“盟总”)沟通而组建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后，由军部主导建立的统制经济体制也随着军国主义的灭亡而土崩瓦解。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土与疲敝凋零的产业，如何维系和重建战后经济成为了摆在日本财界首脑面前的重要任务。

1945年9月17日，受东久迩内阁商工大臣中岛知久平的委托，三井财阀的掌控者池田成彬亲自出面，召集重要产业统治协会会长松本健次郎、日本商工会议所所长藤山爱一郎、商工组合中央会会长伍堂卓雄、日本经济联盟会会长井坂孝这四位掌控战前日本“经济四团体”的首脑，商讨如何重建战后日本经济。

鉴于日本经济联盟与日本商工会议所在战前的长年决裂，“经济四团体”整合为一的方案难以实施，因此，池田成彬建议“以财界各势力代表出面组建经济团体委员会，而非彼此统合的形式，进行战后经济问题的处理”。*中村隆英、伊藤隆、原朗編：『現代史を創る人びと3』，东京：毎日新聞社，1971年，第30-31页。这一提案得到各方认同，并于次日组建“经济团体联合委员会”。以此为基础，次年8月，以日本产业协会(重要产业统治协会)、日本商工会议所、商工组合中央会、日本经济联盟会、金融团体协议会、日本贸易团体协议会为基础，以各组织成员企业、法人为会员，组建了“意在重建、复兴日本经济”并“实现贸易自由化与促进自由竞争”*日本経済団体連合会：「経団連の沿革」，http:∥www.keidanren.or.jp/profile/enkaku.html。的经济团体联合会。

在摆脱战时统制经济的桎梏后，日本财界冀期于新成立的经团联能够在权威人物的指导下，实现日本经济从战前向战后的平稳过渡。然而，战后初期盟军对日本的占领措施却着实打乱了财界预先的构想。一方面，1945年9月22日，杜鲁门政府发布《投降后美国初期的对日方针》，明确表示“支持一向统治着日本国大部分工商业的产业及金融大康采恩的解体计划”，“对不能以和平目的专心指导未来日本国经济活动者，将禁止其保留或担任经济界的重要职位”*外務省特別資料部編:『日本占領及び管理重要文書集』第一巻基本編，东京：東洋経済新聞社，1949年，第102、104页。，并计划从1946年起逐步开展包括解散日本财阀的各项战后经济改革。另一方面，1946年1月4日，盟总向日本政府下达《关于解除不适宜从事公务者公职之备忘录》，即有名的“解除公职令”，开始对日本各界整肃，实施解除公职运动。随着财阀解体与解除公职运动的推行，战前日本政界、财界的头面人物相继深陷囹圄，被剥夺政治与经济权力，一时间财界核心层俨然如“空中楼阁”，其政治影响力尽失。在这一背景下，经团联自成立后的近两年时间里，初代会长人选一再难产，无奈由非财阀出身且与政界疏远的石川一郎担任。经团联也因财界力量的疲敝和财界权威人物的缺失而被吉田茂内阁疏远，其政治影响力被束缚在代表财界与盟总之间进行陈情沟通的层面，难以介入日本政府的决策，这一窘境直到自民党成立后的1955年才彻底改观。

在物资匮乏的战后初期，日本政府采用倾斜生产方式将资金集中于煤炭和钢铁产业，试图通过将资源集中配置于基础性产业，以此为杠杆改善其他产业的供给关系，从而带动整个产业复兴。但其弊端在于，煤炭与钢铁产业之外的其他产业在一段时期内将陷于资金不足状态，使得能否获得融资成为各企业竞相追逐的利权。

鉴于战后初期日本政党林立的混乱政局，为防止腐败问题的滋生，在盟总的直接授意下，1948年，日本国会参照美国的《联邦反腐败行为法》，通过了《政治资金规正法》。但该法案在制定时着眼于确保政治资金收支行为的公开性原则，忽视了对政治捐款行为的限制和约束，并没有明文禁止企业团体向政治家提供政治献金的条目，使企业与政治家能够有效规避该法案，建立起基于“政治献金”与“政策回报”交换的利益链条。而同时期的财界，如同战后初期政党林立的政界一样，各企业因缺乏统一的政治献金途径而乱象频生，围绕政府要人的行贿事件屡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48年的昭和电工事件与1953年的造船渎职事件，*昭和电工事件：1948年，昭和电气工业公司为了获得30亿日元政府贷款，向政界、高级官僚行贿7000万日元，谋求芦田均内阁的特殊照顾，其罪行被揭发后导致社会党、民主党、国民协同党三党联合的芦田均内阁倒台。造船渎职事件：1954年，山下汽船、日本海运等企业及协会为向吉田茂政府争取更多造船指标和财政贷款，暗地向执政党自由党干部和国会议员行贿，“造船渎职”事件东窗事发后，122名政要涉案，71人被捕，其中甚至包括自由党干事长佐藤荣作、政调会长池田勇人等人，举国震动。震惊日本社会。

日本处于东西冷战格局的最前沿，两大渎职行贿事件相继败露，使日本财界与政党“金权交易”的乱象初步呈现在民众面前，严重动摇了战后初期政局的稳定。面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和左右社会党势力的统一，保守系政党自由、民主两党之间虽然纷争犹存，却因受到美国和日本财界的外部压力而迅速黏合，于1955年11月15日完成保守政党的合流——组建日本自民党，自此形成了保守的自民党与革新的社会党两大政党对立、自民党长期执政的1955年体制。

1955年体制的确立使日本的政治过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保守政党合流前，因为保守系政党彼此间的斗争以及保守与革新政党间的对立，没有一个政党能够独自掌控国政。然而在此之后，自民党坐拥国会安定多数席位，“政府提出的法案虽由各省厅拟定，但在内阁决议前需要得到自民党的承认，因此必须由自民党对法案进行党内事前审查”，*奥健太郎、河野康子編：『自民党政治の源流―事前審査制の史的検証』，东京：吉田書店，2015年，第2页。自民党的国会多数席位与党内事前审查制使自民党的政策等同于日本政府的政策。

在自民党握有“党策即国策”的强大政治权力后，如何同自民党之间构筑密切的利益关系，以合法途径实现自身利益诉求，成为经团联谋求的目标。因此，在自民党成立前夜的1955年1月27日，经团联便快速着手组建“经济再建恳谈会”以应对时局的变化。按照经团联副会长植村甲午郎的设想，为一改以往被人诟病的企业与政党之间单线式的利益输送方式，“经团联在确定政治献金规模后，其成员企业按照资本金、营业额、常规利润、自身资本所占总资本比重等近40余项数据，分配出各企业应承担的份额”，*安西巧:『経団連:落日の財界総本山』，东京：新潮社，2014年，第141页。筹集作为“维护自由经济体制而支付的保险费”*村松岐夫，伊藤光利，辻中豊:『戦後日本の圧力団体』，东京：東洋経済新聞社，1986年，第259页。的政治献金提供给保守政党。

经济再建恳谈会设立的当年，经团联便筹集了高达1亿日元以上的政治献金提供给正在为保守政党合流而艰难洽商的民主党与自由党。待自民党长期政权确立后，经团联最终将捐献的目标集中于自民党。1956年大选后，自民党派阀政治逐渐固定化，形成以岸信介派、河野一郎派、石桥湛山派、三木武夫派、佐藤荣作派、池田勇人派、石井光治郎派、大野伴睦派为主的8个派阀集团，即所谓的“八大师团”，各派阀竞相角逐首相之位，为扩充势力纷纷寻求财界的支持，而经团联内各行业团体也借此同各派阀建立利益输送链条，进而获取政治庇护与政策回报。其中岸派专攻于“钢”、河野派专攻于“农”、池田派专攻于 “税”、大野派专攻于“建”，*三鬼陽之助:『政界金づる物語』，东京：実業の日本社，1959年，第63页。佐藤派善营于运输、海运、造船业，石井派深耕于石油、纺织及橡胶业，*富森叡児:『戦後保守党史』，东京：社会思想社，1994年，第145页。石桥派则依靠东洋经济新报社和经济俱乐部法人会员的支持。*三鬼陽之助:『政界金づる物語』，东京：実業の日本社，1959年，第164页。

作为回馈，在日本经济即将起飞的高速增长初期，经团联通过政策建议甚至要求的形式，积极参与到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中。例如1957年10月发布的《关于削减法人税的意见》、12月《关于修改禁止垄断法的意见》；1958年1月发布的《关于产业关联港口紧急整备预算措施的要求》；1959年6月发布的《关于促进引进外资的要求》、9月《关于海运强化对策基本问题点的要求》；1960年4月发布的《对于自由化的意见》等。自1956—1961年的6年间，经团联共向日本政府提出政策建议和要求共计69项。*経済団体連合会：『経団連の二十年』，东京：経済団体連合会，1969年，第324-333页。根据年表统计所得。绝大部分建议和要求均通过自民党派阀拟定成法案提交国会，并利用自民党在国会的多数席位得以通过形成法律，从而协助经团联成员企业在日本政府经济政策的制订中攫取最大利益。

1961年7月，经济再建恳谈会同自民党设立的政治团体“自由国民联合”合流，转变为自民党的特定财团法人“国民协会”，专门以名为“经团联斡旋”的企业捐款，为自民党提供运营经费和竞选资金，“使原本以提供正规资金为主要目的的经济再建恳谈会瞬间化为对自民党提供全额活动经费的自动现金提款机”，*古賀純一郎：『政治献金―実態と論理』，东京：岩波書店，2004年，第38页。源源不断地为自民党提供其能够长期执政的经济资本。

自1955年开始至1970年，日本经济实现了世人为之惊叹的高速增长，先后经历了“神武景气”“岩户景气”“奥林匹克景气”“伊奘诺景气”连续四个景气循环，取得着实令人目眩的巨大成功。这一时期，经团联对自民党提供的政治捐款也逐年攀升，由1961年的7000万日元攀升到1970年77.87亿日元，膨胀上百倍。*古賀純一郎：『政治献金―実態と論理』，第39页。经团联如此慷慨地向自民党提供巨额献金的同时，也无时不在谋求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甚至一度染指国政方针。

1956年9月6日，经团联同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本商工会议所、经济同好会三团体共同组建“时局恳谈会”，经团联会长石坂泰三同自民党的党三役即岸信介干事长、石井光次郎总务会长、水田三喜男政调会长进行会谈，代表财界发声，提出“为求庶政一新，望尽早决定首相后继人选，体谅患病首相心情，尽快以世间均能采纳体谅的公正方法，收拾政局”，*安西巧:『経団連:落日の財界総本山』，第99页。明确表明了要求鸠山一郎下台的政治诉求。

1960年，日本民众为阻止日美两国签署新修订的《日美安保条约》，掀起了战后日本最大规模的反战社会运动，声势浩大的示威人群包围国会，一度迫使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中止访日行程，严重动摇岸信介内阁的稳定。财界在察觉安保斗争有可能危及自民党政权的紧急情况下，石坂泰三联合“经济四团体”发表《对于时局的共同声明》，在“表明对艾森豪威尔中止访日表示遗憾之外，强调应排除暴力，拥护议会主义，致力于国际信用的恢复”，*安原和雄：『経団連会長の戦後史』，东京：ビジネス社、1985年，第160-161页。明确要求应平息动乱维护政局的稳定。

正是自民党的大半运营资金均来自“经团联斡旋”名义下的政治献金，使掌控巨额资本的经团联会长能够恃此干预国政，以传达财界的各项诉求。因此自第二任会长石坂泰三起，经团联历任会长便有了“财界总理”的称誉。

二、经团联与自民党“金权政治”的巩固与蔓延

由于自民党事前审查制度的存在，“各省厅预算、政策与重要法案的通过均需得到自民党的事前审查与承认”，*日本経済新聞社編：『自民党政調会』，东京：日本経済新聞社，1983年，第18页。以往日本中央各省厅所掌控的许可认定、编制国家预算与征税三权，必须同自民党磋商与调整后才能实施。因此，自民党内谙熟于各产业领域的“族议员”在企业运营休戚相关的法案制订上便握有了决定权。

族议员是指“在特定政策领域，同官僚组织相互对应，在协助制订与政策调整中对政策形成保有影响力的执政党政治家”，*山口二郎：「現代日本の政官関係」，日本政治学会編：『現代日本の政官関係の形成』，东京：岩波書店，1995年，第163页。按照自民党政务调查会所属的各政策部会的类别，有商工族(经济产业省)，建设族、道路族(国土交通省)，农水族(农林水产省)，文教族(文部科学省)，厚生族(厚生劳动省)，国防族(防卫省)等区分。族议员在行业法律规制的制订、政府的行业补助金与政策性贷款、各行业产品税率以及特别企业法人税与特殊法人存废等方面具有强大影响力。经团联为实现其诉求就必须通过企业献金满足自民党的族议员集团。

在自民党的权力结构中，党总裁之下最为重要的三个职位即党三役包括总干事长、总务会长与政务调查会长三职。总干事长掌管党务全局和选举活动，对选定候选人和分配政治资金拥有决定权；总务会长掌管党内最高决策机构；政务调查会长直接掌管与中央省厅相对应各调查会的族议员。常规上党三役职务由主要派阀领袖分而据之，经团联提供给党本部的企业献金，也依据派阀势力的强弱划分，派阀领袖则将这笔资金优先分配给各自派阀内的族议员。而这仅是经团联向自民党本部及族议员进行利益输送的表面渠道，表层之下，经团联成员企业更是向主要派阀以及族议员的个人政治团体进行巨额捐款。除此之外，经团联成员企业还以购买宴会入场券的形式，向自民党议员进行利益输送以实现有利于自身的政策法案的出台。以经团联核心成员东京电力为例，“至2009年的数年间，东京电力公司每年至少购买了以自民党为中心的50名国会议员达5000万日元以上的宴会券，按照各议员在核能政策上的重要性以及在涉及电力政策的协作力度确定宴会券的份额，为规避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的登记限制，每次的购入额均控制在20万日元以下”。*「東電、年5千万円パーティー券 献金自粛の一方で購入」，『朝日新聞』2011年10月2日。长时间以来由于收入无需申报，“政治宴会”到处泛滥。

对自民党议员而言，赢得选举实现连任是能否维持权力的关键问题，获得选票需要依靠地方后援会的鼎力支持，其集票能力取决于后援会规模的大小与活力，而维持和运营后援会必然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以1989年为例，自民党内“乌托邦政治研究会”所属的10名一年期新晋议员平均的竞选费用高达1.1645亿日元。其中支付后援会的人工费达34.2%，涉及地方后援会婚丧嫁娶的活动费达30.5%，仅此两项就占议员竞选总费用的六成之多。*広瀬道貞：『政治とカネ』，东京：岩波書店，1989年，第28、32页。另一方面，经团联成员企业拥有数量庞大的员工，对于每张选票都弥足珍贵的自民党议员来说，经团联旗下数以千家的企业是其竞选的重要票田。对自民党而言，赢得国会选举形成安定多数至为重要，以经团联为中心的财界支持无疑是自民党赢得选举的关键。

政治家对官僚处于优位，官僚对企业处于优位，企业对政治家处于优位，三者之间彼此依恃，作为日本财界代表的经团联通过向自民党提供长期巨额政治献金，潜入日本国策的制定过程，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自民党—官僚—经团联这一权力铁三角(如右图示)。可以说，在1955年体制下，自民党同经团联两者桴鼓相应，分别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代表着日本垄断资本的利益，确立起了紧密的利益交换关系，并通过这一交换，控制日本社会的主要资源分配。

在自民党回馈经团联的各项诉求中，最为显著的便是田中角荣所推行的“列岛改造计划”。1972年，田中角荣以纠正太平洋沿岸的“外日本”与日本海沿岸的“里日本”发展不均衡为名，提出了涵盖政治经济、交通通讯、科学教育等各领域的规模宏大的改造构想。田中内阁成立后相继颁布《工业再配置促进法》《经济社会基本计划》，以工业重新布局、改造旧城市和建设“新25万人口城市”、整备交通通讯网络为核心，强力推行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在日本掀起了一场“列岛改造热潮”。而经团联内以三井不动产、住友不动产、三菱地所为代表的成员企业则瞄准政策漏洞，抢先购置“促进工厂引进诱导地区”，大肆从事土地投机活动饱其私囊。经团联的政治献金在1973年的田中角荣内阁诞生后更是扩大至179.03亿日元的空前规模，*古賀純一郎：『政治献金―実態と論理』，第40页。可以说在田中角荣担任自民党总裁时期，自民党同经团联之间的“金权政治”达到顶峰。

田中角荣信奉“政治就是权力，如若没有权力则理想难以实现，而在民主主义社会，政治就是数字，政治是拼凑人数的制度”。*早野透：『田中角栄—戦後日本の悲しき自画像』，东京：中公新書，2012年，第234页。在“人数就是政治”理念驱使下，自民党在全国各选区拥立数量庞大的候选人队伍角逐1974年的参议院选举。起初，田中角荣向经团联要求100亿政治献金，随着选举的进行，再次要求追加160亿，令人惊愕的是，除此之外自民党还从银行借贷了100亿资金，总计筹集360亿日元的巨额资金投入选举。虽然难堪重负，但是经团联依旧选择为自民党站台助威，认为“只能叫自民党接着干，否则就要出问题”。*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董果良、郭洪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74页。根据总务省公布的《平成26年资金收支报告书》，2014年经团联通过国民政治协会提供了22.13亿日元的政治献金，*「自民への企業献金13%増 5年ぶり20億円超 経団連の呼び掛け影響」，『産経新聞』2015年11月27日。是40年前的1/17，可见当时自民党对于政治献金的渴求程度。

贪腐盛行的自民党党势倾颓，虽然投入巨资竞选，但在举国空前的对“金权选举”的批判浪潮中，自民党在1974年的参议院选举中遭遇大败。在改选的130个议席中只获得62席，结果使自民党席位数跌至126席，仅占据总席位的半数，其后只能通过追加2名无党派胜选者加入自民党的方式，才勉强维持住自民党对参议院多数的控制。

面对日本社会对“金权政治”的挞伐，经团联第4任会长土光敏夫在记者会见中表明：“政治虽然需要钱，但是过于依赖则会摧毁民主主义。”*安西巧:『経団連:落日の財界総本山』，第137页。决意暂停向自民党提供政治献金，并改组国民协会。然而，这仅仅是迫于时局压力的暂时性举措。

1974年12月，标榜改革、力求实现政党近代化的三木武夫出任自民党总裁，三木上台后为约束过度的敛金行为，决定着手设定捐款额度；党费会费被认定为政治捐款；公开政党、政治团体收入，加强捐款信息透明性；明确政党与政治团体的定义从而确定受捐的资格，对《政治资金规正法》进行修改。新法虽然强化了政治资金的公开义务，但仍存有漏洞，譬如新法规定，对政治家的个人捐款不能超过150万日元，但政治家名下往往设有若干后援团体，可以分别独立接受捐款。另外，新法规定政治团体捐款达100万日元以上需公开，可是企业可以通过多次分批捐献的形式加以规避。

1975年3月，经团联为规避社会舆论的批判，将国民协会更名为国民政治协会，作为“配合自民党近代化改革的一环，改组为自民党指定唯一政治资金团体”，*中北浩爾：『自民党政治の変容』，东京：NHK出版，2014年，第76页。重启向自民党提供政治献金。出于对重启政治献金的政策回报，1975年，在自民党协助下，有损经团联切身利益的《反垄断法修正案》在参议院未能通过。

进入70年代中期，自民党积极配合经团联成员企业的海外扩张活动。1978年，福田赳夫内阁出台《特定机械情报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根据该法案，“机械、电子、软件开发三大行业列为政策扶持对象。明确规定88种细分行业在融资、税收政策上实行倾斜式支持”，*通商産業省：『通商産業政策史』第1巻(総論)，东京：通商産業調査会，1994年，第589页。对经团联内部如松下、东芝等为代表的新兴知识密集型企业提供特殊优惠，依托国家政策帮助其在海外扩张。

在这之后的日本经济虽然在两次石油危机冲击下，由“高度成长”步入“中度成长”轨道，但“在1976年至1979年依旧连续4年超过5%，年均增长率高出美国1%，高出英法德2%”。*正村公宏：『戦後史下巻』，东京：筑摩書房，1985年，第442页。与此同时，日本开始产能转型，经济主导产业由重化工产业转变为以电子技术产业为中心的新兴知识密集型产业。整个80年代，以电子技术和航空等高技术制造工业为依托，日本商品攻城掠地，迅速抢占全球市场，实现了疾风暴雨式的出口，使日本一跃成为最大的长期性贸易顺差国和发达国家经济的领跑者。而80年代日本经济的繁荣景象也为自民党与经团联“金权政治”的再次蔓延提供了空间。

从1976年的洛克希德贿赂案到1989年的利库路特事件，自民党政治家接受企业巨额贿赂的丑闻迭出。田中角荣、竹下登、中曾根康弘这三位自民党党魁均涉足其中，而经团联成员企业也纷纷卷入行贿丑闻，暴露出自民党与经团联盘根错节的金权体制依然存在。洛克希德案更是暴露出金权勾联已经向海外企业蔓延，为政不廉的自民党政权一再失信于民，严重动摇着其执政的基盘。

三、经团联与自民党“金权政治”的危机与转型

进入90年代后，随着冷战时期东西对峙格局的结束和日本经济神话的破灭，经团联与自民党“金权政治”的结构也陷入危机被迫转型。

在经济领域，1985年日本签订《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日企海外并购步伐加速，国内房地产价格高腾，股市投机空前繁荣，吹起了规模巨大的经济泡沫。然而泡沫终有破灭时，1989年底，日经指数在达到史上最高点38915点后急转直下，房地产价格也在1990年3月达到最高点后步入下行，“至1992年8月，日本股市连续下跌长达33个月，跌幅高达63.1%，东京的地价从1990年到1994年下降至不足原价的一半”。*橋本寿朗：『戦後の日本経済』，东京：岩波書店，1995年，第222页。同时，日本积极进行海外并购所造成的国内产业空洞化危机在泡沫破灭后日益显现。《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对美元升值达40%以上，日元高企不仅使日本产品出口乏力，更促使外国产品进口量大增，严重冲击着日本本土企业。泡沫经济破灭后在所谓“失去的二十年”间，已经疲敝的日本经济，又接连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与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的强烈冲击，作为经团联核心的制造业企业集团与电力企业集团在接踵而至的危机中大多步履维艰，“日本式经营”的解体与企业的相继倒闭极大地削弱了经团联的权力基础。

在政治领域，1989年柏林墙的轰然倒塌与紧随其后1991年的苏联解体，宣告了冷战格局的终结。长久以来经团联对自民党提供政治献金作为“维护自由经济体制而支付的保险费”这一献金模式失去了合法性，而同时期以佐川急便贿赂案为代表的“金权政治”丑闻的屡现以及自民党政治改革的顿挫，使自民党的政治根基动摇，加速了党内的分裂。

由此，自民党内改革派势力纷纷脱党，另组新党。1992年5月，自民党副干事长细川护熙另立门户组建日本新党；1993年6月，自民党革新派议员武村正义组建先驱新党；同月，羽田孜与小泽一郎联手成立新生党。分崩离析的自民党终于在1993年7月的第四十届大选中落败，以细川护熙为首的8党联合会派大胜，终结了单独执政长达38年之久的自民党政权。细川联合政权成立后，第7任经团联会长平岩外四随即发表了以停止向自民党提供政治献金为核心的改革方针，在“企业献金性恶论”的批判声中经团联的政治献金再次停止。

1993年8月，细川护熙内阁上台伊始便以净化政界为己任，他在就职演说中表明：“对于屡次引起政治腐败的企业与团体献金，建议导入不畏腐败的中立性公费助成金，致力于废止政治献金。”*「衆議院会議録第127回国会 本会議 第4号 細川護熙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1993年8月23日)，http:∥kokkai.ndl.go.jp/SENTAKU/sangiin/127/0010/main.html.虽然细川联合政权在相互倾轧中执政仅仅8个月便轰然垮台，但其所推行的政治改革却极为深远地影响了此后的日本政治。其改革的最大成果在于，一是导入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选举制度，二是推动了包括《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与《政党助成法》在内等一系列政治资金改革制度法案的出台。《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明确禁止企业与行业团体对政治家个人的政治捐款，而《政党助成法》实现了国家对政党实行公立资金的援助。《政党助成法》规定：“按照每个国民250日元的标准在国势调查的总人口数基础上计算出政党助成金总额，并依据总务省所提交的各政党所属议员比例进行分配。”*総務省:「政党助成法 第2章 政党の届出 第5条」，総務省法令データ提供システム，http:∥law.e-gov.go.jp/cgi-bin/idxselect.cgi?IDX_OPT=1&H_NAME=%90%ad%93%7d%8f%95%90%ac%96%40&H_NAME_YOMI=%82%a0&H_NO_GENGO=H&H_NO_YEAR=&H_NO_TYPE=2&H_NO_NO=&H_FILE_NAME=H06HO005&H_RYAKU=1&H_CTG=1&H_YOMI_GUN=1&H_CTG_GUN=1。以《政党助成法》实施初年的1995年为例，日本人口约1.24亿，作为第一大党的自民党占据众参两院共334席，能够获得135.7亿的政党助成金，接近当时政党助成金总额310亿的一半，彻底改变了政党运营和选举资金绝大部分依赖于企业与个人政治献金的弊端。而此后2005年，日本政府再度修订《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明确要求公开政治家、政治团体与企业之间的资金往来。2007年，又进一步修改强化经常经费公开义务，使企业政治捐款大幅缩减，有力切断了包括经团联在内的后援团体与自民党之间以政治献金为媒介的纽带。

自1993年开始的政治改革，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经团联的政治影响力。对自民党而言，因政党助成金制度的实施，曾经至关生死的“经团联斡旋”重要性显著下降。因此，在时局之下经团联被迫选择转型。1997年，经团联第8任会长丰田章一郎主导成立了名为“21世纪政策研究所”的智库机构，尝试从单纯政治资金提供者的角色转型为美国式政府智库。经团联利用数千家成员企业为自民党政权提供必要的数据资料，并开展前瞻性的政策调研，提出政策建议，为自民党制定具体政策提供路径和蓝本，意图继续作为自民党与企业沟通的平台，发挥其政治影响力。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在财界的地位，2002年5月，经团联与日经联合并为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成为涵盖成员最广、规模最大的日本经济团体，此后经团联内部再次出现了提供政治献金以支持自民党的声音，但是忌惮于舆论对“金权政治”的非议，经团联必须摒弃旧有模式，以探索新模式支持自民党继续执政，实现重新介入政治。

2004年1月，经团联第10任会长奥田硕决意重启政治献金，并一改以往向成员企业摊派献金额，再经由国民政治协会提供给自民党的传统模式，建立起一套基于政策评价的新模式。具体来说，首先，经团联设置优先政策事项，将其划分为税制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等十余项，并确定政策符合度、实际业绩、配合度三个类别，然后对自民和民主两党按照A-E五档进行监察评价，号召企业自行依据评价结果决定政治献金与否。然而，看似公平合理的评价机制却处处暗藏经团联对自民党的偏袒，以2004年为例，“若按A：5分,B：4分,C：3分等评价标准计算,自民党获得B级评价最多，达84分，民主党则多获得C、D级评价，只得到64分，如果企业按照这一比例捐赠的话，自民党的政治献金将比民主党多3成以上”。*古賀純一郎：『政治献金―実態と論理』，第50页。实际上自民党与民主党的献金比例甚至可以达到7∶3、8∶2的程度。可见，经团联在时隔11年之后提出的新型献金模式依旧偏向于自民党，并且相对于以往的利益诱导政治，基于政策评价的政治献金更有用金钱直接换取政策之嫌，甚至连媒体也评论道，“这是期待实现具体要求的政治献金，如果花钱就能买来政策的话，那有着歪曲民主政治的危险性”。*「社説」，『毎日新聞』2003年12月26日。2009年在民主党问鼎政权后，经团联第11任会长御手洗富士夫在同鸠山由纪夫的会谈中以“没有充分时间予以评价”，“以往的政策评价体系过于僵硬缺乏政策柔性，难以应对时代变化”为由，削弱民主党的经济基础，忠于自民党政权的经团联暂停了依据政策评价向政党提供的政治献金。

2012年，安倍晋三率领自民党重新夺回政权，现任经团联会长榊原定征为维系经团联与自民党之间的利益关系，高度评价“安倍晋三内阁的经济政策才是拯救日本最大也是最后的机会”，将安倍晋三治下的自民党描绘成“推进日本走向复兴的政党”，*「経団連 政治献金再開を正式決定 安倍政権の経済政策評価」，『日本経済新聞』2014年9月11日。并宣布经团联于2014年起重新向自民党提供21.13亿日元的政治献金，*「自民への企業献金 13%増 5年ぶり20億円超 経団連の呼び掛け影響」，『産経新聞』2015年11月27日。辩称“政治献金作为企业社会贡献的一环至为重要，政治献金以透明性和纯净性为大前提”。*日本経済団体連合会：「記者会見における榊原会長発言要旨」，http:∥www.keidanren.or.jp/speech/kaiken/2016/0208.html。其实质是在2004年政策评价模式的基础上，附带着“应将武器输出作为国家战略推进”“期待早期参加TPP贸易协定磋商”“法人税调至靠近20%”*「武器輸出国家戦略として推進すべき経団連が提言」，『朝日新聞』2015年9月10日；日本経済団体連合会：「TPP交渉の早期妥結を求める」，http:∥www.keidanren.or.jp/policy/2014/009.html。等更为明确的利益诉求重新介入政治。

作为政策回报，2014年4月，安倍内阁决定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日本不向明显妨碍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场合出口防卫装备；对允许出口的情况进行限定和严格审查；出口对象将防卫装备用于目的之外或向第三国转移时，需获日方事先同意并置于适当管理之下。以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大幅放宽对外输出日本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条件，*「武器輸出、包括容認へ 政府が新原則を閣議決定」，『日本経済新聞』2014年4月1日。满足了经团联防卫生产委员会中以三菱重工为代表的60家大型军工企业及其相关企业的利益诉求。

2015年9月15日，经团联鉴于“日本现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中因需从海外购入鱼鹰战机以及AAV7系列两栖战车等高额装备，导致国产军备采购额大幅缩减”的严峻状况，适时发布《为实现防卫产业政策的建议》，敦促自民党政权基于2014年重新修订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支持国内军工企业参与日本同美、英等国在MIM-104“爱国者-2”型导弹系统、宙斯盾护卫舰武器系统、F-35战斗机以及“流星”超视距空对空导弹等领域的共同研发，并要求防卫装备厅“在确保适当规模预算与充实人员之外，积极协调日本武器装备的出口”。*日本経済団体連合会：「防衛産業政策の実行に向けた提言」，http:∥www.keidanren.or.jp/policy/2015/080_honbun.html。

2016年2月，在安倍内阁的强力推动下，日本同美国和其他10个泛太平洋国家达成一致，正式签署《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协定)。同年4月，安倍内阁将“削减法人税”纳入2016年《税制改革大纲》中，确定将涉及企业利益的法人税实效税率从目前的32.11%下调至29.97%，以满足经团联建议法人税降至20%的诉求。同年6月2日，经团联在尽享安倍内阁所推行的政策回报后，现任会长榊原定征明确表示，“对于日本经济的复兴，经团联与自民党政权好比车子的双轮，必须加强彼此之间的协同”。*「政権とは車の両輪 経団連·榊原会長インタビュー」，『朝日新聞』2016年6月2日。

2014年12月众议院选举和2016年7月参议院选举自民党均获大胜，在当今自民党长期执政已成定局的情况下，经团联以重新提供政治献金为契机重建同自民党的利益互换关系，为防止社会舆论诟病，在新形势下经团联积极发挥智库集团的机能，通过提供政策建言的形式重新介入日本的政治决策体系，可以说现今经团联与自民党的“金权政治”已转型至更为隐秘的新阶段。

综上所述，自1955年体制肇始到当今自民党长期政权的重新建立，经团联与自民党之间的“金权政治”结构从战后初期的确立，到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政官财权力铁三角”的定型，从上世纪70-90年代“金权政治”丑闻的泛滥蔓延，到经济泡沫破没后的危机与转型，不断递嬗演替。时至今日，经团联与自民党的“金权政治”虽然在一系列的改革后有所收敛，但远没有达到瓦解的程度，而是以更为隐秘和迂回的方式得以延续。

回溯历史，战前日本步入对外侵略战争的轨迹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财阀集团的贪婪本性紧密相关，以上世纪30年代“军财抱合”运动的兴起为代表，国家权力与垄断资本相结合，使军部与政府将三菱、三井、住友、鲇川、中岛等代表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旧财阀所追求的“资本利益最大化”粉饰为“国家利益最大化”，煽动整个日本为了所谓的“国益”踏上侵略亚洲各国的歧途，最终将日本民族引向灾难。而与战前财阀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经团联，则在战后利用同自民党之间的“金权政治”，同样实现了财界金钱与国家权力的结合，从而完成了将国家权力私物化，并服务于自身资本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可以说，特别是2012年“购岛”闹剧上演以来，随着日本政府加大扩充军备投入，战前财阀的“国策会社化”性质，已有复活倾向。

根据当前形势大致可以预判，今日的自民党按照国会议席在获取巨额政党助成金的同时，又能够获得经团联政治献金的鼎力支持，形成多重政治资金渠道，在政治资金上仍将全面压制孱弱的在野各党。在政治右倾化日趋加剧、“正常国家化”全面提速的政治氛围中，自民党一强格局还会延续，其后果加强了摆脱战后和平宪法的趋势。有鉴于此，今后经团联对政府在外交方面的建议，亦值得大受关注。

(责任编辑:史云鹏)

AStructuralInterpretationofPlutocracybetweenKeidanrenandLiberalDemocraticPartyofJapan

Zhou Songlun, Wang Pengfei

As the Japanese financial headquarters, Keidanren provided Campaign finance for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LDP)and exerted influence on Japanese politics for a long time after World War II. Through the exchange of “Campaign finance” and “Policy returns”, Keidanren and LDP achieved the combination of financial sector and state power, thus forming a plutocracy system by privatization of state power. The Plutocracy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formation and establishment, consolidation and development,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Keidanren provided campaign finance for LDP on the power of the ruling party. As a result, the Plutocracy was established at the same time. During Japanese post-war economic miracle, the iron triangle of bureaucracy-finance-power was gradually formed and it in return strengthened the control of Plutocracy politics. After the economic bubble burst, both of LDP's internal politics and Japanese economy encountered a serious crisis. In consideration of public criticism, the Plutocracy system was forced to turn into another direction, which is more secretive and roundabout.

Keidanren,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LDP), campaign finance, Plutocracy

K313.4

A

1006-0766(2017)06-0065-09

周颂伦，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鹏飞，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 130024)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史上的‘落差—稳定’结构与区域走向分析”(15ZDB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