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学鸿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尧典》与《逍遥游》对炎帝部落文化的关联性叙事

贾学鸿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尚书·尧典》和《庄子·逍遥游》对于帝尧禅让所作的叙述，是两种不同的流传版本，《逍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的寓言，是《尧典》中尧向四岳禅让历史的投影。《逍遥游》中的四子，是由《尧典》 中的四岳转换而来。历史上的四岳，是炎帝部落的四位首领，也是四大部落后裔所居之山的名称。炎帝部族的高山崇拜与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山神同时也是祖先神。帝舜指派炎帝后裔伯夷为秩宗，应出于祭祀四大名山的需要。《逍遥游》中的藐姑射山及其神人，是对炎帝部族高山崇拜的改造。

《尚书·尧典》；《庄子·逍遥游》；炎帝文化；关联节点；艺术改造

《尚书》作为一部上古传世经典，许多战国文献反复予以征引。对此，董治安先生作过具体统计[1]154-165。征引《尚书》的战国文献，除了《左传》、《国语》、《战国策》三部历史著作，还有几部子书，其中包括《论语》、《孟子》、《荀子》、《墨子》、《管子》、《尸子》和《吕氏春秋》。在上述诸多的子学著作中，《庄子》不在其列。就此而论，似乎《庄子》与《尚书》不存在直接关联。再从这两部书的总体风格来看，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韩愈的《进学解》称“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是对《尚书》总体风格所作的认定。《庄子·天下》篇评价《庄子》：“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讠叔诡可观。”两部著作一者是佶屈聱牙，一者是瑰玮参差，都属于难以解读之书。那么，它们之间是否真的不存在关联？如果有关联，关联的节点又在哪里？这对于《尚书》和《庄子》研究，均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一 禅让传说的两种流播版本

禅让制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对此《尚书·尧典》有如下记载：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对于其中的“汝能庸命巽朕位”，孔安国传曰：“巽，顺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顺行帝位之事。”[2]123这是说尧感到自己年事已高，希望四岳能继承自己的职位，担任部落联盟的首领。四岳没有接受尧的禅让，于是出现推荐舜的后续情节。

对于尧的禅让，《庄子·逍遥游》篇这样写道：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3]22

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3]24

把这段文字与《尧典》的记载相对照，可以看出二者之间明显的差异。《尧典》中的禅让对象是四岳，《逍遥游》的禅让对象是许由。《尧典》中双方对话都很简短，直接说出各自的想法；《逍遥游》中双方是长篇大论，充分列举自己的理由，并且巧妙地运用比喻。许由的拒绝之辞还涉及名实之辨，是对以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学派思想的吸纳。这就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尧典》和《逍遥游》对禅让一事所作叙述的差异？二是怎样评价许由这位逸世高人在先秦时期的知名度？对于第一个问题，徐旭生先生已经作过论述：

至于许由，太史公审慎，不敢为他作传，后人多疑为“尧让天下于许由”，不过是庄周的寓言，这个名字不过是“子虚”、“乌有”之类。实则，《庄子》内固然有许多寓言，但这一点却是由于传说推演出来。大岳(四岳)后人封于许，用后人的说法，称他的氏为许，并不错误。……这件事情也许是后人对于尧、四岳、舜诸人理想化的结果，未必有历史的价值，但是这个传说与“尧让天下于许由”的传说同出一源，似乎不会有大错误。《庄子》所载尧的话是庄子自己作的文章，不惟与尧无干，并且与传说也不相干。可是传说自有来源，并不是《庄子》虚造出来。[4]122

徐先生的分析很透彻，所给出的结论是可信的。《逍遥游》和《尧典》有关尧禅让一事的记载，确实同出一源，有其历史背景。《尧典》记载的是历史传说，《逍遥游》则是在历史传说基础上作进一步推演。在进行推演过程中，禅让对象由四岳变成许由，也有其合理性，因为四岳的后裔封于许，故可以称为许氏。《左传·隐公十一年》称：“夫许，大岳之胤也。”这句话出自郑庄公之口，杨伯峻先生所作注释如下：

大同太。大岳即四岳，《国语·周语下》“共之从孙四岳佐之，申、吕虽衰，齐、许犹在”，及《周语中》“齐、许、申、吕由太姜”可证。[5]75

许国是四岳后裔所建，《逍遥游》在历史传说基础上所进行的推演，把四岳置换成许由，同样是以历史为依托，并非全是凭空虚拟。《史记·伯夷列传》开头一段有如下话语：

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对于结尾一段话，司马贞作了如下解释：

概是梗概，谓略也。盖以由、光义至高，而《诗》《书》之文辞遂不少梗概载见，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说者之言或非实也。[6]2122

司马贞所作的解释大体合乎原文的本义。司马迁的上述话语，主要是慨叹许由、务光这类高士，未能像伯夷、叔齐那样名声彰显，有很高的知名度，他们的美名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史记·伯夷列传》结尾写道：“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在司马迁看来，“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伯夷、叔齐这两位贤人，是因为得到孔子的称颂而名声更加显赫。而许由则没有如此幸运，没有青云之士为他宣传，因此，知名度无法与伯夷、叔齐相比。司马迁的评论有其道理，并且颇为深刻透彻。现在的问题是，许由是否名声湮没？即从《庄子》一书而言，关于他拒绝尧的禅让，除了《逍遥游》的记载，还见于《外物》、《让王》。这个事实表明，起码在庄子学派那里，许由不是名声淹没，而是名声大振，知名度很高。这涉及价值评判问题，是否只有那些受到儒家圣人称扬，见于《诗》、《书》等儒家经典的贤人，才算是芳名垂范于后世？而那些在世俗民间传播渠道被称扬的人物，难道与声誉不朽无缘？司马迁秉持的是传统的主流价值观，他在《史记·孔子世家》结尾写道：“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司马迁对许由、伯夷、叔齐这类高士所作的价值判断，同样折中于孔子。这位儒家圣人没有留下称扬许由的话语，司马迁就认为这位高士声名湮没。根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司马迁读过《庄子》一书，并列举出其中一些篇目，他对书中有关许由的叙事完全有可能接触到。可是，他并不认为这是许由历史知名度很高的表现，而仍然感慨这位高士的“寂寞身后名”。其实，许由的声名在历史上并不寂寞，他的传说最早见于先秦文献，后来继续在社会上传播。晋代皇甫谧编《高士传》，许由与伯夷、叔齐一道，均被收录其中。如何看待非主流渠道所作的传播，在当今网络时代，成为更加尖锐的问题。

二 从四岳到四子的转换

《庄子·逍遥游》在叙述藐姑射神人传说之后写道：

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

对于其中提到的四子，众说纷纭，主要有三种解释。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司马彪注，认为四子指“王倪、齧缺、被衣、许由”[3]34，即道家的四位得道之人，这是第一种解释;成玄英疏：“而四子者，四德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3]34将四子释为“四德”，是从哲理出发所作的第二种解释;林希逸称：“汾阳，尧都也，在尧之都而见姑射之神，即尧心也。”[7]10由现实上升到精神，说明“往见”只是尧的心中所想，“四子”应是姑射山神。这是第三种解释。以上三种解释在《逍遥游》中找不到内证，与尧的历史传说也不搭界。因此，还要回归到记载唐尧传说的经典文献《尚书·尧典》，用以反观《逍遥游》中的四子。

在《尧典》的记载中，与尧接触最多的是四岳，是尧的咨询对象。尧向四岳咨询能够治理洪水的领军人物，四岳推荐鲧；尧要传位于四岳，四岳推辞；尧请四岳推荐受禅人选，四岳举荐舜。既然尧对四岳如此信任，《逍遥游》以尧的传说编织寓言故事，把尧的请教对象设定为四子，无论从历史背景考察，还是进行逻辑推演，四子均应该是四岳的历史投影，把四岳转换成四子，可以说是顺理成章，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然而，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其中还有一系列需要给出明确答案的学术悬案。

《逍遥游》中提到的四子，明显指四个人，而不是指单独一个人，这是《庄子》的行文习惯。如《齐物论》提到昭文、师旷、惠施，然后称“三子之知几乎”，三子，指三个人。《让王》篇提到伯夷、叔齐，称为二士。这类语例在《庄子》中反复出现，四子，应指四位人物角色。可是，《尧典》中四岳究竟指四位历史人物，还是指单独一个人，是历史上一桩悬案。对于《尧典》首次出现的四岳，孔安国传曰：“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诸侯，故称焉。”[2]122按照这种解释，四岳是四个人，即《尧典》前半段提到的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孔颖达所作的疏沿袭孔传，并作了进一步阐释。到了南宋，对四岳的解释发生明显的改变。蔡沈《尚书集传》称：“四岳，官名，一人而总四岳诸侯之事也。”[8]552这是认定四岳指称单独一个人，是主管四岳诸侯的行政长官。蔡沈是朱熹的弟子，他的说法是承袭师说。朱熹与弟子曾有如下对话：

问：“四岳百揆？”曰：“四岳是总在外诸侯之官，百揆则总在内百官者。”又问：“四岳是一人？是四人？”曰：“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让于四人。又如，咨，二十有二人，乃四岳、九官，十二牧，尤见得四岳只是一人。”[8]553

朱熹是根据《尧典》所载尧向四岳进行禅让的段落，推演出四岳为一人的结论。《尧典》中在四岳推辞帝尧禅让后，还有如下对话：

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不格奸。”

这场对话是在尧和四岳之间展开，中间没有其他成员介入。对于其中的“师锡帝”，孔安国传：“师，众。”[2]123即四岳回答唐尧，是众人一齐回答，说明四岳指的应是四人，而不是单独一个人。

另外，《尚书·舜典》还有如下记载：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

以上这轮对话首先是在舜和四岳之间进行。舜请四岳推荐担当统领百官的人选，四岳一致推荐禹。对于其中的“佥曰”，孔安国释为“四岳同辞而对”，[2]130也就是异口同声。显然，四岳应是四人，而不是一个人。

通过辨析以上两场对话，可以得出结论：四岳应是四个人，而不是指单独一个人，这是《尚书》本身提供的内证，是把当时对话的语境作了历史还原而得出的观点。因此，从汉代的孔安国到唐代孔颖达，都把《尧典》中“师锡帝”的“师”字释为“众官”。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考察，尧是专门向四岳进行咨询，是正式的议事规则，说明四岳不是尧的同族官员，否则就不是禅让，而是世袭了。

《尚书·尧典》中的四岳是尧的咨询对象，是由四个人组成的群体。《庄子·逍遥游》中，尧“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尧所前往拜访的四子，也是由四人组成的群体。四岳、四子在《尧典》和《逍遥游》中分别是尧咨询和拜访对象，四子是由四岳转换而来，留下了历史的投影。由四岳到四子，人员数量上是对等的，具有历史真实的一面。

三 四岳与四大名山

尧前往藐姑射山拜访四子，而四子是四岳的历史投影。那么，《庄子》为什么把这次拜访的地点设置在深山？这就涉及四岳在历史上的真实角色。按照孔传所作的解释，四岳指《尧典》提到的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可是，这在《尧典》中找不到根据。况且对同一组人物采用两种不同的称谓，在《尚书》中也没有这方面的案例，孔传无法成立。

四岳，顾名思义，与高山有关，这种称谓的由来，可以从《尚书·尧典》中找到内证。舜代尧继位之后，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到东、南、西、北四岳巡守。这里提到的四岳，是四个方位的高山，由此推断，把四岳作为人的称谓，当是由四个方位的高山而来，他们应该分别是东岳、南岳、西岳、北岳所在的部落首领。这种推断在《舜典》中也可以找到内证：“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岱宗，指东岳泰山。对于其中的“东后”，孔传：“东方之国君”，[2]127大意近之。当代学者或释为“东方氏族部落的首领”，[9]15或释为“东方诸侯的君长”[10]35，较之孔传更加准确。从《舜典》上下文的叙事考察，《尚书》用以指称人物的四岳，分别指四座高山所在地的首领，处于东部则成为东岳，也就是本文所说的“东后”，其他各方位以此类推。需要进一步加以探索的问题是，作为地理名称的四岳，分别位于何处？这四座山在尧、舜时期是哪个部族的领地？

东岳的位置是确定的，指的是泰山，在今山东境内。对于这个地区的早期居民，徐旭生先生根据《左传》、《国语》、《山海经》的记载，得出以下结论：

据此三书，已经足以证明炎帝氏族，姜姓在相当早的时候已经在山东居住。[4]46

徐先生所说的时间，指西周之前。泰山所在地区是史前传说时期炎帝后裔伯陵的领地。后来周王朝把吕尚分封在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那里很早就是炎帝后裔的领地。由此推断，作为人物称谓的东岳，应当是炎帝的后裔，是泰山所在地区的部族首领。

西岳指华山，对于华山附近的远古居民，徐旭生先生有如下论述：

炎帝氏族，除上述国家外，还有一个在古代很重要的国家，就是共工氏。它的建国在今何地，古代无传。罗泌据《淮南子·本经训》“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之文，就说共国建在莘、虢之间(在今河南西部陕县境内)。郝懿行据《山海经》，说古空桑有三地：一在莘、虢之间，二在赵、代间(今山西北部)，三在兖地(今山东西部)，说得很是。[4]47

共工氏，见于《尚书·尧典》。《国语·周语下》又称“共工从孙四岳”佐助禹治水，四岳与共工有血缘关系，同出自炎帝。共工氏后裔所建的共国在今河南陕县境内，即今三门峡一带，那里与西岳华山相邻，著名的桃林塞就在其中。《尚书》作为人物称谓的西岳，指的是居住在这一地区炎帝后裔的首领。

关于南岳衡山，古今学者有过如下辨析：

衡山，旧注多云即南岳衡山，但胡渭认为距长江甚远，误。顾颉刚师认为在河南南召县，即《山海经·中山经》中的衡山，可备一说。[9]77

顾氏之说可从，早期的南岳衡山确实应在今河南的南召一带，那里北边就是伏牛山，作为地理名称的南岳指的是伏牛山。《后汉书·西羌列传》写道：“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李贤等注称南岳“衡山也”。[11]2869三苗出自炎帝系统，尧、舜之际居于南岳衡山附近。另外，炎帝后裔所建的申、甫二国，也在南岳附近，即今河南南阳。大量证据表明，尧舜时期，南岳衡山所在的伏牛山东南地区，是炎帝后裔的领地。作为人物称谓的南岳，指伏牛山一带炎帝后裔的首领。

再看北岳的地理位置。《尔雅·释山》：“恒山为北岳。”郭璞注：“常山。”郝懿行义疏：“恒山在上曲阳，属常山郡。汉、晋《志》同。今在定州曲阳县西北。”[12]889最初的恒山，位于今河北曲阳西北，那里是太行山区，尧舜时期作为地理名称的北岳，指的是太行山。那么，这个地区在史前时期是否有炎帝后裔居住呢？徐旭生先生写道：

考古代地名，叫作共水的有三个，叫作共国的也有两个。《山海经·北次三经》说：“泰头之山，共水出焉，南注于虖池。”当在今山西省五台县境内。这是一条叫作共的水。[4]47

在徐先生看来，带有“共”字的国名、水名，可能全有共工氏旧居。今山西五台山是共水发源地，东边与北岳恒山相邻，由此推断，那里应该是炎帝后裔共工氏系统的领地。

《山海经·北次三经》还有精卫填海的神话传说：

炎帝之少女名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

郭璞注：“今在上党长子县西。”[13]111发鸠之山是漳水发源地。漳水有清漳、浊漳之分。浊漳汇入清漳之后统称漳水，向东流入黄河。

清漳的源头在今山西昔阳境内，处于太行山西麓。浊漳的源头在今山西榆次一带，位置偏西七十公里左右。上党长子即今山西长治，那里是浊漳水所在流域，并不是漳水的发源地，郭璞注有误。清漳、浊漳的发源地均属太行山脉，两处北距共水发源的泰头之山，亦即五台山，直线距离不足二百公里。上述材料表明，从北岳恒山到两条漳水源头处，都有炎帝系统先民留下的遗迹，太行山是炎帝后裔在史前传说时期的又一重要领地。作为人物称谓的北岳，当指太行山地区炎帝后裔的首领。

通过以上辨析和梳理可以看出，《尚书》中作为人物称谓的四岳，指的是由四人组成的群体，而不是单独一个人。他们分别是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地区的部族首领。作为地理名称的四岳，分别对应的是泰山、伏牛山、华山、太行山。在这四大山脉所处地域，史前传说时期均有炎帝后裔居住。作为人物称谓的四岳均出自炎帝系统，是以这四大名山所在地的部族成员为依托。

有关四岳这个称谓，在历史上之所以成为学术公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古代注家按照后代朝廷的官制，去解说《尧典》的记载。近现代的《尚书》学者，已经基本走出解读的误区，越来越贴近那个时段的实际情况。如对于《尧典》记载的多轮对话，当代学者做出如下认定：

这几句人物对话生动地描述了原始社会的一次部落联盟议事会。会议的主持者是部落联盟领袖尧，出席会议的是各个部落联盟的首领四岳十二牧。会议的议题是选拔各方面的管事人才。[10]45

把《尧典》的记载还原为“部落联盟的议事会”，把四岳十二牧认定为“各个部落联盟的首领”，这就避免了用后代朝廷的官制去附会四岳这个称谓。沿着这个思路进行探究，一系列相关的学术悬案就有可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现在回到《庄子·逍遥游》与《尚书》的关联。《尧典》中的四岳是尧的咨询对象，《逍遥游》的作者把四岳转换成四子，又把尧与四子的交往设置成前往深山进行拜访，是对《尧典》叙事的再次改造。但是，《逍遥游》的这种设置并非全是出自想象和虚拟，在《尚书》中还可以找到原型。《舜典》就明确记载，舜在接受尧的禅让之后到四岳巡狩，并且接见当地的部族首领。到了《逍遥游》中，前往遥远大山与四子相见的不是舜，而是尧；而尧见四子不是居高临下的巡狩，而是求道讨教。可以这样说，《逍遥游》中尧往见四子于藐姑射山的情节，是对《尚书》所记载的尧、舜传说的整合，并对人名、山名作了转换，改变了原有的人物关系。历史上尧都在平阳，即今山西临汾，舜继续在那里担任部族联盟首领。从那里前往四岳所在的大山确实有遥远的路程。因此，姑射山作为四大名山的艺术复制，在山名的前面冠以“藐”字，用以暗示相距遥远。尧把四子作为拜访对象，不是像历史上舜那样以部落联盟首领身份进行巡狩，履行职责，而是在四子的开导下“丧其天下”，不再以天下为事，颠覆了《尚书》对于尧、舜所作的记载。《逍遥游》的此段文字似乎两种句读都可通，即“窅然丧其天下”，或“汾水之阳窅然”。“窅然”断在上句，呼应前面的“藐”，皆是深远之意。意谓尧见到四子，藐远的姑射山、汾水之阳的国都，似乎都变得遥不可及，于是天下的概念变得模糊不清，也即忘掉天下。把“窅然”一词置于句末，用于表示某种状态，这在《庄子》书中有例证。如《在宥》篇假托《老子》之口描述士成绮：“而容崖然，而目冲然，而颡頯然，而口阚然，而状义然。”如果能对尧见四子一段文字作上述理解，那么，不但“藐”与“窅然”的彼此呼应得以显示，而且汾水之阳与姑射山的关系也可厘清。

四 高山崇拜内涵的嬗变

《尚书》中的四岳出自炎帝系统，是所在地域的部族首领。对他们称以“岳”字，体现的是史前传说时期的高山崇拜。

高山崇拜在史前传说时期普遍存在于各个不同的部落，但是，炎帝系统的高山崇拜，有其本部族的特点。《诗经·大雅·崧高》首章前四句如下：“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对此，毛传所作解释如下：

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岳，四岳也。东岳岱，南岳衡，西岳华，北岳恒。尧之时，姜氏为四伯，掌四岳之祀，述诸侯之职。于周则有甫、有申、有齐、有许也。骏，大。极，至也。岳降神灵，和气以生申、甫之大功。[14]959-960

毛传对历史事实的追述本于《尚书》对四岳的记载，把四岳释为四方诸侯之长。诗中提到的甫及申，均为姜姓，是炎帝的后裔。这首诗是为周宣王母舅申伯送行而作，故从申氏的由来说起。首句“崧高维岳”，专指嵩山而言，意谓高耸的嵩山是五岳之一。嵩，或作“崧”。“维岳降神，生甫及申”，毛传所作的解释疏离原义，程俊英先生译为：“中岳嵩山降神灵，吕侯申伯生人间。”[15]87所作的翻译颇为确切，道出了原诗的本义。传说炎帝系统的甫、申二氏是天帝降神灵于嵩山所生，嵩山之神是甫、申二氏的祖先神。由这则传说推断，炎帝系统先民的高山崇拜，是与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山神不但是自然神，而且是祖先神。

炎帝系统先民把山神视为本族的祖先神，同时，又把高山作为人生命的最终归宿。宋玉《高唐赋》中出现巫山神女传说，对此，李善注引《襄阳耆旧传》如下记载：

赤帝女曰姚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阳，故曰巫山神女。[16]589

这里所说的赤帝，指炎帝。传说炎帝之女死后葬于巫山南麓，化为巫山神女，是把巫山作为死后的家园。如前所述，《山海经·北次三经》记载的精卫鸟，是炎帝小女溺水而死之后的变形，她把发鸠之山作为栖居地。从这两则神话传说可以看出，炎帝系统先民把高山崇拜与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把高山神视为祖先神，本部族是由高山神生出，同时，本部族成员死后又依托高山，成为山中神灵。炎帝这种来于山又归于山的观念，是对于人初始从哪里来，最终到哪里去的思索和解说。《尚书》中的四岳出自炎帝系统，这个称谓的由来，应是脱胎于炎帝部族高山崇拜与祖先崇拜的统一，与这个部族高山崇拜所渗透的生命理念密不可分。既然把本部族的诞生与死亡同高山崇拜相勾连，那么，把管理一方的部族首领称为岳，有其历史必然性。

四岳之称的由来，源于炎帝部族高山崇拜与祖先崇拜的结合。《尚书·舜典》所载对于伯夷的推荐和任命，也与炎帝部族的上述文化属性存在关联。《舜典》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载如下：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让于夔、龙。帝曰：“俞，往，钦哉！”

帝舜请四岳推荐主持礼仪和祭祀的人选，四岳推荐的是伯夷。关于伯夷所属的部族，古代文献记载得比较明确。《国语·郑语》称：“姜，伯夷之后也。……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韦昭注：“伯夷，尧秩宗，炎帝之后，四岳之族。”[17]514这里把伯夷的所属部族交代得很清楚，他是炎帝的后裔，姜姓，与四岳属于同一部族。《史记·陈杞世家》写道：“伯夷之后，至周武王复封于齐，曰太公望。”[6]1585这是说齐国开国之君姜太公是伯夷的后裔。《史记·齐太公世家》写道：“太公望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6]1477照此说法，姜太公又是伯夷的后裔。司马迁或是把姜太公的祖先追溯到伯夷，或是追溯到四岳，并不自相矛盾，而是因为伯夷和四岳本来就是同属炎帝部族，上引《国语·郑语》韦昭注指明了这种关联。由此看来，四岳推荐伯夷担当主持祭祀的人选，是推荐本部族的成员，并且得到舜的认可。

舜为什么同意四岳推荐伯夷主持祭祀事务？这与伯夷属于炎帝部族直接相关。舜先是询问能“典朕三礼”的人选，接着又对伯夷说“汝作秩宗”。关于“典三礼”与“作秩宗”之间的关系，蔡沈作出的解释如下：

典，主也。三礼，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祗之礼也。伯夷，臣名，姜姓。秩，序也。宗，祖庙也。秩宗主叙次百神之官，而专以秩宗名之者，盖以宗庙为主也，《周礼》亦谓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8]581-582

蔡沈所作的解释很明确，典三礼是指主持对于天地鬼神的各种祭祀，秩宗则是专指宗庙祭祀。古代宗庙祭祀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主持祭祀的人员要由本族人员担任。《国语·晋语八》记载，晋平公生病，梦见黄熊入于寝门。适逢郑子产出使到晋国，他认为这是禹之父鲧在作祟，需对他进行祭祀。于是，晋国执政卿韩宣子“祀夏郊，董伯为尸”。韦昭注：“董伯，晋大夫。神不歆非类，则董伯其姒姓乎！尸，主也。”[17]479

晋国祭祀鲧由董伯主持，韦昭怀疑他可能与夏族同为姒姓，否则，不会指派他主持祭祀。舜令伯夷“作秩宗”，主持对祖先的祭祀，这可能出自祭祀东岳、南岳、西岳、北岳的需要。这些高山是四岳的属地，所在地的高山神兼有祖先神的属性，舜巡狩要祭祀这四座大山，主持祭祀的人员自然应该是炎帝的后裔，而不能是其他部族的成员。舜对于伯夷的“作秩宗”予以特殊强调，反映出他对祭祀四大名山的高度重视。伯夷担当秩宗一事，折射出炎帝部族高山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文化属性，舜则是对这种原始宗教文化的顺应。

《庄子·逍遥游》中的四子，是由《尚书》中的四岳转换而来。《尚书》中的四岳之称及伯夷担任秩宗一事，反映的是炎帝部族高山崇拜与祖先崇拜的合一。《逍遥游》中尧前往藐姑射山拜访四子的寓言，是对《尚书》有关尧、舜与四岳交往所作记载的整合与改造，在取材方面依然以山为依托。不过，文中出现的不是东、南、西、北四座大山，而是藐姑射之山；所出现的山神则是藐姑射神人：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

这位神人居住在藐姑射之山，明显是位山神。不过，这位山神没有祖先神的属性，而是作为纯粹的自然神呈现出来。如果把他与《尚书》中的四岳山神相比，明显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异。四岳山神既是炎帝后裔的祭祀对象，也是舜的祭祀对象，以自然神兼祖先神的角色存在于当时社会政治的网络之中。藐姑射神人则不同，他是作为疏离于世俗社会的角色出现，具有自主性、独立性。四岳山神的具体样态是模糊的、朦胧的，没有直接呈现出来，处于潜在状态。藐姑射神人则是形象鲜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人格化。当然，四岳山神与藐姑射神人，在深层意蕴上也有相通之处，那就是有生命的理念灌注其中。

关于藐姑射神人的传说，是假托肩吾之口说出。而在《庄子·大宗师》中，肩吾又是泰山神：“肩吾得之，以处大山。”成玄英疏：“肩吾，神名也。得道，故处东岳为太山之神。”[3]249《庄子》作者采用恍惚迷离的笔法，时而把肩吾说成是泰山神，时而又假托他讲述藐姑射之山神人的传说，都是与山神相关联。

从《尚书》的四岳名山，到《庄子·逍遥游》的藐姑射之山，高山崇拜的意蕴内涵发生了明显的嬗变。《尚书》中的四岳山神，是原始拜物教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逍遥游》中的藐姑射神人，反映的则是理性精神的高扬，成为道家逍遥境界的象征。藐姑射神人和四子寓言，不过是借用《尧典》有关叙事的外壳，赋予的乃是庄子学派的哲学理念和人生理想。

五 结语

炎帝部族文化在《尚书·尧典》与《庄子·逍遥游》中存在关联的节点，通过以上梳理，提出了一个如何研究炎帝部族文化的问题。

炎帝和黄帝是中国史前传说时期两大重要部族，炎黄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源头。和黄帝部族相比，有关炎帝部族的记载相对较少，文献资料有限。对于有限的文献资料如何进行深入地开发利用，是推进本领域学术研究的关键。

《尚书》记载的尧、舜与四岳的交往，在历史上作为圣主贤臣的佳话流传。如果从部族文化的角度加以审视，所见到的是炎帝部族在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尧和舜都把四岳作为重要的依托，涉及人事遴选的重大事项向他们进行咨询。舜即位之后，又指派与四岳同属炎帝部族的伯夷出任秩宗。这一系列举措表明，尧舜禅让之际，炎帝部族成员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舜巡狩四岳，在古代被视为天子的出外巡视考察，通过以上辨析可以看出，四大名山所在之处，是炎帝部族的领地，舜前往那里进行祭祀，乃是对炎帝后裔的倚重。《国语·周语下》叙述大禹治水时指出：“共之从孙四岳佐之”，共，指共工，出自炎帝部落。四岳不但辅佐尧、舜，而且在大禹治水中也立下功勋。沿着这个线索继续往后追寻，炎帝部族在中国上古文化生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会揭示得更加充分。

《庄子》一书对黄帝部族有较多的涉及，《在宥》篇有黄帝拜谒广成子的长篇寓言，《徐无鬼》篇有黄帝前往具茨之山见大隗的传说，富有传奇性。然而，《庄子》书中直接提到炎帝之处极其罕见，有赖于《逍遥游》中出现的许由和四子，得以透视出道家学派与炎帝部族文化的联系。齐、楚是春秋战国时期两个大国，在文化上所作出的贡献也很突出。考察姜姓齐国与炎帝部族文化的关联，有一系列可利用的资料。而要研究楚文化中的炎帝部族的历史投影，则有较大的难度。尽管如此，作为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庄子》一书，在首篇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炎帝部族的重要成员许由、四子都在文章中出现，这在全书中是仅见的，显得弥足珍贵。也正是这两则寓言故事，使得《尚书·尧典》与《庄子·逍遥游》相关联的节点得以明显地展示出来，从而为进一步沟通《尚书》与《庄子》的研究有了良好的开端。《逍遥游》中的许由、四子是世外高人角色，藐姑射山及那里的神人，则是道境、得道者的象征。把道境设置在远离人寰的深山，把得道者描写成不染世俗尘埃的半人半神样态，依托炎帝部族文化所作的这种建构，为《庄子》全书奠定了基调，成为后边许多篇目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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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魏晓虹)

The Relevance betweenYaodianandXiaoyaoyouin Narration about Tribal Culture of Emperor Yan

JIA Xue-hong

(CollegeofLiberalArts,YangzhouUniversity,Yangzhou225002，China)

The two stories about Yao passing his throne to Si Yue whom were his ministers inYaodian, the first section ofShangshu, and Yao giving his throne to Xuyou,a recluse in the first chapter ofChuang-tzu, belong to two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ame story. The four men whom Yao had visited inXiaoyaoyoucame from Si Yue inYaodian.In historical legend,Si Yue were the tribal chiefs of Yan tribal alliance and also the names of the famous mountains where Si Yue`s descendants had lived.Alpine worship and ancestor worship of emperor Yan’s tribe were conbined as one,that is,mountain god was also ancestor god. Boyi, appointed by emperor Shun as “Zhizong”,a kind of sacrificial officer,for offering sacrifices to the gods of the four mountains as an offspring of emperor Yan’s tribe. The faraway Guyie mountain and its deity inXiaoyaoyoumay be transformed from the god in emperor Yan’s mountain worship.

Shangshu·Yaodian;Chuang-tzu·Xiaoyaoyou;Yan culture;relevant node;artistic transformation

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17.01.001

2016-10-28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庄子》文学的语素构象研究”(16BZW044)

贾学鸿(1969-),女，河北涿州人，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先秦及两汉文学、《庄子》及道家文学研究。

I207.62

A

1000-5935(2017)01-00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