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耕原

(西安培华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12)

建安文学的互同与模式

魏耕原

(西安培华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12)

建安文学五言诗，是中国传统五、七言诗的第一座高峰，广为人盛称，而且标志着文学进入自觉时代。但在曹魏军阀卵翼下的建安诸子，亦存乎创作上种种限制，而出现题材与内容、表现方法的雷同。审美上趋于一致的粗糙描写，亦有待于晋宋文学的更张。至于公宴、斗鸡、游览，包括从军、咏史之类的诗赋，则更为明显。过去只看到光辉，但此中亦存在雷同化的倾向。

建安文学；雷同；同题共作；昭晰与粗糙

建安文学以五言诗为代表，作者又都集中在以中原为中心的曹魏营垒，主要活动又都出现于战争年月，诗人又以北方籍为主。曹魏军事上的优势，给诗人提供实现理想的基础，长期的兵燹、灾疫、饥馑的残酷现实，使建安诗歌充满了建功立业的热情与慷慨悲凉的风格，而形成了为后世艳称的建安风骨。建安文学是在三曹父子卵翼下成长的，军阀的意志，成了建安文学集团的指向，再加上同题并作占了文学创作很大部分，必须具有共同的审美趋向，导致文学创作的互同性，甚至雷同化，乃至于模式的产生。建安文学的光焰夺目，使它的负面却久视而不见，甚至把互同的一面亦视为光辉，把趋同作为业绩，更是一种绝大的误解。

一 反映现实粗糙单一的雷同化模式

建安诗歌历来得到理论家热情赞扬，很少涉及存乎其间的负面。钟嵘《诗品序》说两汉“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曹植、曹彪)，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这是说建安文学集团的人数庞大到“盖将百计”，所谓“三曹七子”不过是代表性的说法。然这些“盖将百计”的投归自致者，都带有“攀龙附凤”的目的，包括刘桢、王粲在内，都必须仰人鼻息，说军阀喜欢听的话。好听话必然相同，歌颂语当然一致，贡谀献媚的套路不会有别出心裁的花样，雷同化的趋势就不可避免，势在必行。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自献帝播迁，文学转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俊，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幹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于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三曹七子，以及路粹、繁钦、邯郸淳、杨修等，他们在觞豆衽席之间的酣歌和墨，属于“大家庭的欢乐”，如此的欢乐产生的诗歌必然是相同的，有谁在谈笑间而能有异词？由此而来的辞赋岂能携带自家的不幸与悲哀？面对同一场景的公宴诗，描写同一物体的咏物赋，如果不互同不雷同岂不是咄咄怪事！刘勰接着论其所作：“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加上《明诗》所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这两段名论，向来为论者所看重，以为是对建安风骨的称扬。然而后者的下文又说：“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应当说刘勰所指出建安诗的特征，带有明显的群体共性：尚气，情感慷慨悲凉，言情叙事、描写物象追求鲜明高朗，不求细致周详。对此共性特征往往使人只看到“褒扬”的一面，而未详审其中蕴含的负面与不足。共性大于个性并不是一种健壮的美。所谓“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也是五言诗早期发展的必然阶段，而且粗线条叙写的简略形态，也会导致共性多于个性。或许正与这种原因有关，刘勰在共性之外特别强调应璩《百一》诗的“独立”不群的个性人格，“辞谲义贞”也有别于“昭晰之能”，其原因在于“不惧”，即不受建安文学集团的约束，因而称之“魏之遗直”。建安文学作家都经历了军阀混战，看惯了社会残破凋敝、百姓流离失所，他们自己大多都遭受奔波流离的苦难，对“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有切肤的体会，然而对现实的灾难在诗歌中的叙写都是那么的简单划一，互同的共性导致粗糙的仅具轮廓的雷同化。在建安文学的精英三曹七子的诗中，就存在着这种惊人相似的模式。连年不断的战争，使田园荒芜，饥饿瘟疫又使人口锐减。触目惊心的现实，在他们作品中都有一定的叙写。曹操《蒿里行》是对地方军阀联盟讨伐董卓战争最直接的描写，其中对人民遭受的灾难是这样叙写的：“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种描写不能不惊心动魄，虽然是远望式粗枝大叶，感情的悲凉还是带有感发性的，确实达到“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王粲饱尝乱离，遭受流寓，自伤情多。他的《七哀》描写董卓之乱所带来的“西京乱无象”的灾难是这样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这就和曹操的描写没有二致，起码显得单调，流于一般。此诗其所以成为名作，而在下面的叙写：“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同样是写实，然叙写是具体的、详细的，超越了“昭晰之能”。目击耳闻中有情节，也有细节，“顾闻”两句催人心酸；后两句的艰难自语，道尽“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的惨痛的变异心理。皎然说得好：“此事在耳目，故伤见乎辞。及至‘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思苦则已极，览辞则不伤，一篇之功并不在此。使古今作者味之无厌。”*李壮鹰《诗式校注》卷一，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81页。个别字依据吴景旭《历代诗话》本。“南登”二句被后之论者颇为看重，然只是达到“昭晰”感慨而已，此篇成功处，正在于超过建安文学的共性，而取法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叙事精神。曹植《送应氏》展开了一幅巨大的灾难画面：“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全部采用鸟瞰性的遥望，荒凉景象描写也很逼真，可以看出曹植表现能力确实很强，亦具“建安风调”(何焯语)。但感人的程度却比不上王粲《七哀》“路有饥妇人”一节，其原因大概是这种散点式的描写，还属于一种笼括性，缺乏一种感人穿透力。胡应麟谓此诗：“词藻气骨有馀，而清和婉顺不足。”[1]前句正指建安风骨的特征，后句似未中其肯綮。蔡琰《悲愤诗》是一首杰作，凌凌乎超出建安诸子之上。她没有任何拘束，只是把自己不幸的经历真实地倾诉出来，特别是被掳掠与儿女告别两部分，最能展现当时社会混乱，百姓妻离子散与被奴役侮辱的悲惨不幸。突破了“唯取昭晰之能”的不足，而且“造怀指事”细致“纤密”，详实动人，正是弥补了建安文学集团的不足，打破粗枝大叶轮廓性与概貌性的描写。最后言回到中原看到惨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就比不上前两部分的深切感人，而且与曹植《送应氏》同样属散点笼括描写，而缺乏细致深刻的感人力量。王粲还有《从军诗》其五涉及当时荒凉：“四望无烟火，但见林与丘。城郭生榛棘，蹊径无所由”，也和曹植《送应氏》没有什么两样。阮瑀《七哀诗》设想“身体为土灰”的死者，“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用语亦与王粲诸人无异。旧题孔融《杂诗》其二说归来爱子已经卒葬，“褰裳上墟丘，但见蒿与薇”，则均为建安诗所本。

由上可见，他们身经乱离，而且都是建安文学集团的代表诗人，况且以上都是他们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然而对战争年月的惨景，形成了非常明显的互同与雷同，用词造句相似，形成了一种“白骨无人烟”的“此其所同也”的模式。这种雷同化的模式，很可能与参与建安文学集团，在宴会上“觞豆衽席”的“洒笔和墨”有关。虽然共同创作，相互观摩切磋对提高创作兴致与诗艺有所提高，但个性创造的视野受到了局限，雷同的模式就自然应运而生，在所难免了。像王粲未加入建安文学集团前的《七哀》坦言自家流离与所见的哀伤，成功了；而作于加入建安文学集团的行列与其共作的《从军诗》其五，虽然都描写荒景同一题材，然而却跳不出雷同的模式，反而昭示了群体共作的弊端，不正是值得可深长思之。

七子中的阮瑀与陈琳都短于诗而长于檄文，然而阮瑀的《驾出北郭山行》却让人耳目一新，没有任何互同或模式的痕迹，虽然明显受到汉乐府《孤儿行》与《妇病行》的影响，甚至“顾闻丘林中，噭噭有悲啼”、“弃我于此间”与王粲《七哀》的用词与句式偶有相同，然就叙写内容看，并非被迫应辟于曹*陈寿《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文士传》曰：“太祖雅闻瑀名，辟之，不应，连见偪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时征长安，大延宾客，怒瑀不与语，使就技人列。”可见其人与曹魏集团合作既非自愿，又不那么愉快。以后所作。此诗“质直悲酸，犹近汉调”(陈祚明语)，与建安文学集团模式无涉。陈琳《饮马长城窟行》以夫妇书信对话，揭露徭役给民众带来的无休止深重灾难。此诗由三言与五言组成，用语质朴，以问答为结构，却“无问答之痕而神理井然，可与汉乐府竞爽”(沈德潜《古诗源》卷六语)。在建安诗中确如“孤鹤唳空”(陈祚明语)，显得别致。今时论者认为：“观此篇文字格调，绝类汉乐府古辞，而去陈琳其他诗歌相去甚远。……今有陈琳之诗，……全部为规整的五言作品，无一例外。且用语典雅，注重词采，颇有骈偶倾向，文人化色彩很重。……全不似《饮马长城窟行》浑朴自然。谓之出于一人之手，断不可信。”[2]这个问题提得极好。陈琳原本在河北袁绍属下，对筑长城的苦难必然甚悉，故此诗有可能作在河北时期。而他现存《游览》二首、《宴会》以及佚句，明显作于归曹以后，故全为五言，用语雅致而多偶句。这正说明他原来的诗并没有什么约束，特别注意取法汉乐府，而入曹后的诗作个性便消退了，而忙于应付同一题目与相同题材，自然会与此前所作如出二手。这种现象就和王粲写于投曹以前的《七哀》是一样的。正如陈琳在袁在曹所作檄文判若泾渭，亦如《颜氏家训·文章》所说的“居袁裁书，则呼曹为豺狼；在魏制檄，则曰绍为蛇虺”，自有不得已之苦衷。而且他的《游览》其一发端即言“高会时不娱，羁客难为心”，其处境之尴尬与无奈如此显露，此时的诗作又怎能与先前一致？

总之，建安文学集团并不是一个谐和的团体，对此，胡应麟说：“魏武朝携壮士，夜接词人，崇奖风流，郁为正始。然一时名胜，类遭摧折。若祢衡辱为鼓吏，阮瑀屈列琴工，刘桢减死输作，皆见遇伶优，仅保首领。文举、德祖，情事稍尔相关，便婴大戮，曷尝有尺寸怜才之意。子桓猜忌弥深，二丁骈首，子建几希，皆幸中之不幸也。”[3]既有人格的不自由，又有文学创作限制与约束，其间模式化自然如影随形。这不仅体现在对苦难现实的描述上，同时又见于其他各方面的创作上。

二 建功立业的模式

建安文人在诗歌中高唱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一方面由于曹魏集团在军事上的壮大，更重要的是曹魏集团需要这种政治性的宣传，作为润色文治武功鸿业必不可少的手段。以往学界视之为“建安风骨”中的刚健高朗的内容，不仅只看到这个现象的一面，而未看到现象本身之所以存在的另一面。不仅有视朱为碧之嫌，而且对其间存在的“建功立业模式”也就视而不见了。

曹魏集团在政治与军事上要发展自己，在人才上就要广泛汲引，甚至对于违背传统道德者也在不遗余力召唤，加上曹氏父子重视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自己要“建功立业”统一天下，以夺取与统一天下为己任，也以“建功立业”为诱饵，尽力吸引天下之士。曹操在戎马倥偬中作品那么多*《诗薮》杂编卷二说：“自汉而下，文章之富，无出魏武者，集至三十卷，又逸集十卷。古今文集繁富，当首于此。”，就与爱好与政治作用的双重原因相关。曹操《短歌行》为四言诗精品，也是“招揽人才的广告”。其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等四句，表达对年轻在校学生的渴慕；“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等四句，表示给予归奔者丰厚的待遇；“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四句，对弃曹而去者不计前嫌，希望能重新归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四句，体会正在观望犹豫者的心理，也希望能选择他们那里。最后四句表示要以“周公吐哺”迫切心肠与热烈态度欢迎所有人才，求贤若渴的原因就是建立一番统一天下的大事业。一怀心事，好像说之不尽，往复四周，予各种人才都敞开怀抱，故前人谓之“此魏武牢笼一世贤才之秘术也”(吴淇《六朝选诗定论》语)。开头八句即“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意，言人生易短之忧，忧在事业难成。《步出夏门行》之《观沧海》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即“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之意，有吞吐宇宙的大气象；《龟虽寿》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无不见出汲汲以建功业的激烈迫切的理想。正是在这种高蹈阔步引吭高歌的引导下，建功立业便成为文学中的主旋律之一。“曹操作诗必说周公”(《朱子语类》语)，所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苦塞行》的“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毛诗序》谓周公慰问归土而作《东山》，志在周公，其心可见。

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导向下，引发出建安诗人的建功立业的大合唱，其中谀颂魏武便成了“建功立业”的模式之一。只要涉及魏武事业或是集体聚会，谀颂魏武的模式便都派上了用场，诸如公宴、从军，甚至酬赠、陪侍，莫不如是。如王粲《公宴诗》说：“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弈世不可追”，就顺着曹操“周公事业”滚了过来；《从军诗》其二说：“我君顺时发，桓桓东南征”，“昔人从公旦，一徂辄三龄。今我神武师，暂往必速平”，赞美得比周公还要伟大，属于加倍贡谀。其四又说：“左右望我军，连舫逾万艘，带甲千万人。率彼东南路，将定一举勋。筹策运帷幄，一由我圣君。恨我无时谋，譬诸具官臣”，“我有素餐责，诚愧伐檀人。虽无铅刀用，庶机奋薄身”，夸张军势，称美“圣君”，又表示奋身一搏，谀颂魏武与建功立业的两个模式一齐都用上，对于鼓舞士气，讨取主子欢心都有作用。其五则把战区的破败与曹魏根据地谯郡的繁荣对比，颂美后者为“乐土”：“朝入谯郡界，旷然消人忧。鸡鸣达四境，黍稷盈原畴。馆宅充廛里，士女满庄馗”，变着法儿说好听的。最后言：“自非贤圣国，谁能享斯休？诗人美乐土，虽客犹愿留”，又回到“贤圣”模式，表示忠心不贰。其一开篇即言：“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所从神且武，焉得久劳师”，其二说：“今我神武师，暂往必速平”，连篇续牍的“神且武”、“相公天威”、“神武师”、“我圣君”、“贤圣国”，再加上其二“惧无一夫用，报我素餐诚”、“将秉先登羽，岂敢听金声”之类谦卑而又慷慨的话头，反复加班出现在五首诗中。作为“七子之冠冕”如此下力气使用模式，模式当然不是心里话，然心里话有时偶尔不免透露出来。其四说：“鸷鸟化为鸠，远窜江汉边。遭遇风云会，托身鸾凤间。天资既否戾，受性又不闲。邂逅见逼迫，俯仰不得言。”就道尽了在刘表与曹魏中的抑郁不欢。

其次，公宴诗颂美主人礼贤下士，亦成模式。阮瑀在建安文人中除孔融外，亦是不大服帖曹魏者，然在同体共作的《公宴》中，与他人颂扬曹操父子并无两样。所谓：“阳春和气动，贤主以崇仁。布惠绥人物，降爱常所亲”，则可以看出这个“大家庭”的侍从弄臣，奉令为文，随人笑乐，仰人意旨，属于“建安应教”诗，这类诗当然谈不上什么“风骨”了；应玚《公宴》亦言：“巍巍主人德，佳会被四方。开馆延群士，置酒于斯堂。辩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穆穆众君子，好合同安康。促坐褰重帷，传满腾羽觞。”促坐腾觞，援笔所作，不外乎美言贤主崇仁布惠，德被四方。所谓“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刘勰正是针对这类诗，指出建安诗是慷慨任心、磊落使才的基本风格。而论者言及建安文学，只是关注刘勰对建安风格的概括，而很少提及刘勰是就建安公宴诗而言的，这种偏差，必然扩大建安文学伟壮一面，也不会看到不足的负面。即使曹植的同题诗，虽然描写池苑有“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名句，显示出过人的才华，然诗的主题即首尾所言：“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与“飘摇放志意，千秋长若斯”，其实与建安诸子谀美并无区别。每人都说着与别人相同的恭维话，自己的喜怒哀乐不允许夹杂在“述恩荣”中，否则犹如刘桢“平视甄氏”，就会惹下麻烦。这种诸子一腔的诗，可以称之为“公宴体”模式。像陈琳《游览》其一所说的：“高会时不娱，羁客难为心”，在宴游中敢如此说自家不高兴的话，可谓独一无二。

不仅陈琳、王粲不乐于随人俯仰的侍从游宴，刘桢对于在公文堆里爬滚的文吏生涯更为不甘心。他在《杂诗》里说：“职事相烦委，文墨纷消散。驰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沉迷簿领书，回回自昏乱。释此出西域，登高且游观。方塘含白水，中有凫与雁。安得肃肃羽，从尔浮波澜。”建安文士的生涯更多的随军公文与案牍职事，而非“公宴”，然而像刘桢《杂诗》如此真实地遍及前者，可谓是凤毛麟角。刘桢在诗中抒发政治失意事业无成的失落与孤寂，实际上是建安文士人人心中所有的话，只是这种如同陈琳一样的“羁客”“不娱”的话，大都隐含不言罢了。

与“公宴体”模式属于孪生的还有“斗鸡”模式，这是随同宴会附之以行的游戏节目，然后观赏者人各一首，今存应玚、刘桢、曹植三首。这种宴饮游戏的斗鸡走马题材，只能出之铺叙斗鸡过程的威猛激烈，仅能在描写上见出高低，而描写与用语不免相近，同样表达的是观赏者悦乐，模式就更难免了。把诗人的主体性拘囿于此，个性就消失殆尽。应玚《斗鸡诗》说：“二部分曹伍，群鸡焕以陈。双距解长彩，飞踊超敌伦。芥羽张金距，连战何缤纷。从朝至日夕，胜负尚未分。”刘桢同题诗的动态描写生动出彩：“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长翘惊风起，劲翮正敷张。轻举奋勾喙，电击复还翔”，确实比应作高出许多，然而在内容与主题上并没有两样。曹植诗云：“群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挥羽激清风，悍目发朱光。觜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用语与造句即与刘桢相互仿佛，如刘之“瞋目含火光”与曹之“悍目发朱光”，以及“长翘惊风起”与曹之“双翘自飞扬”就很相近。

第三是“咏史模式”，都以秦之三良殉葬穆公为题材，此亦属“命题作文”。王粲《咏史诗》注者说：“此诗约作于建安十六年(211)。是年王粲随曹操西征马超，十二月自安定返长安，道过三良冢。曹植也有《三良诗》一首，中有‘揽涕登君墓，临穴仰天叹’句，皆咏三良殉葬穆公事。王粲此诗或与曹植诗为同时作。”*吴云主编《建安七子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页。其说出自徐公恃《建安七子诗文系年考证》“建安十六年”条，见《文学遗产》增刊，第14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7页。以此史实为咏，无非要使作者都能表示对曹公效忠以命而已。王粲诗虽然指责秦穆公杀三良是自礼制以来所无之酷行，但又说：“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就达到了命题者的要求。阮瑀《咏史诗》其一说：“误哉秦穆公，身殁从三良。忠臣不违命，随躯就死亡”，“谁谓此何处，恩义不可忘”，亦“中规中矩”，说了同样的话，立意与王粲无异。曹植《三良诗》开门见山地说：“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残。生时等荣乐，既没同忧患。谁言捐躯易，杀身诚独难”，这一特殊题材的限定，主题的预定是不待而言的，所以曹植诗与上两家说的是一样的话，都按着预定要求，好像交响乐都按着一个曲谱演奏，这不是模式又是什么呢？而且无异于向贤主圣王献忠明心，这种诗比起《斗鸡诗》更是等而下之。萧纲、庾信、徐陵、刘孝威都有《斗鸡诗》，以后的寿命就不长了。陶渊明也有《咏三良》，主题表面上虽无大的改变，但已有“君命安可违”之语，实际上借此“悼张祎不忍向零陵王进毒酒，而自饮先死一事的”[4]，而有深意寄寓其中，而非建安诸诗可比。另外建安诗人还有咏荆轲，希望士为主子而死，阮瑀《咏史诗》其二，王粲亦有同题残篇。建安诗留存无多，否则会更有不少的公宴、斗鸡、咏三良之作。刘勰其所以从游览与公宴诗评论建安风格，即说明在当时这类作品为建安文学的主体，看到的更多，如《陈琳集》唐代时还有十卷，到明代仅为一卷，《王粲集》在隋代为十一卷，今存亦一卷。不过，仅现存之作看，这种种模式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其实，模式化在建安赋体文学现存之中显得更多，也更明显突出。

最后一类是酬赠诗，用作歌功颂德的工具，亦成模式。刘祯《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虽然其二、其三有自家情怀，然其一说：“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以及宴会的欢乐，“长夜忘归来，聊且为太康。四牡向路驰，欢悦诚未央”。其四又言在宴会上“赋诗连篇章，极夜不知归。君侯多壮思，文雅纵横飞。小臣信顽鲁，黾勉安能追”，前后充斥谀颂的诗句。即使其二亦言：“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宠珍”，都是些好听的话，然而“元后”、“北面”、“小臣”未免成了套语。应玚的《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论者以为属于公宴诗，把敬爱与感激之情体现得真切生动，且具有慷慨之气。然观其诗后半，则与酬赠无别：“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和颜既已畅，乃肯顾细微。赠诗见存慰，小子非所宜”，这些恭维的话，就与刘祯无多大区别。而且他比曹丕小十多岁，而自称“小子”，未免有些肉麻。曹植的《侍太子坐》亦属此类，所谓“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这就和刘祯与应玚的奉承话没有多少区别。这类诗不知遗失了多少，然仅从此数篇，亦可看出酬赠诗谀美之模式。此类如与他们赠给亲友的具有真情实感的诗，如刘祯《赠从弟三首》、曹植赠建安七子与曹彪的诗，一经比较，前者的模式就看得更清楚了。

三 赋体模式

建安文学被视为文学自觉时代的发端，当时的主要文体在三曹七子手中都有全面表现。赋体为建安文学一大宗，由于逊于诗文，故只在赋史中有所关注，论建安文学者则仅仅提及曹植《洛神赋》与王粲《登楼赋》，两篇均为名作，王作稍为平弱，然登楼临眺之作，则由此篇命名，正式发端，以后便成为诗赋中一大宗题材。从建安文学现存作品看，赋体留存不少，虽然多见于类书或注文之中的引用，大多残缺不全，或灵光片羽的一两句。若仅从题目看，同题共作的现象于此体最为显著。

建安文人有赋作传世者18家，凡184篇。所有赋家均为同题共作者，此类同题者126篇，占其赋作总数的68%*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依据刘知渐《建安文学编年史·建安作家诗文总目》统计，江苏古籍出社1992年版，第46页。，同题数字之庞大让人惊讶。建安赋作依模特强，犹如建安《杂诗》取法于《古诗十九首》一样。赋体至东汉中期由体物大赋一变而为抒情小赋，以张衡《归田赋》为肇始，而其大家当属东汉后期蔡邕，蔡赋咏物与言情并见。建安赋作由东汉中后期发展而来，尤其与蔡邕关系至为密切。蔡之《霖雨》、《述行》、《检逸》、《弹棋》、《协和谐》、《团扇》、《蝉》诸赋，绝大多数篇目都得到建安群体同题之作的呼应，其中尤以述行题材为突出，凡八家11篇；其次为女性题材，凡六家11篇；再次咏物之《愁霖》为四家四篇，《弹棋》三家三篇*同上，第43页。该表把女性题材《神女赋》归入蔡邕《青衣赋》，似不妥。。建安赋32篇题目均依模蔡赋，其内容亦可想而知，数量之大，显示出群体同作的显著特征，此可谓之“蔡邕模式”。

其次，描写角度、用语措词，亦出现雷同化与模式化。即以女性题材而论，曹植《洛神赋》最为著名，却与王粲诸家《神女赋》用语极为相似。从王赋中可以找到曹赋许多相同的用语，以描写容貌一节为例：

体纤约而方足，肤柔曼以丰盈。发似玄鉴，鬓类刻成。质素纯皓，粉黛不加。朱颜熙曜，晔若春华。口譬含丹，目若澜波。美姿巧笑，靥辅奇葩。

曹赋诸如“荣曜秋菊，华茂春松”，“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芳泽无加”，“丹唇外朗”，“明眸善睐，辅靥承权”等，与之相较，二者的相似性就不难发现。至于服饰、形态风姿的描写，相近似者则所在多有。这种类型化的描写，犹如弓箭手瞄准同一靶子，即使高明作手，无论在思维、描写方法，措词用语上，很难摆脱相一致的地方。创作者的思维空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与约束，又怎能没有相同的地方？再则同题共作除了追踪蔡邕外，建安文士还有大量的互同题目，尤其是咏物赋。特别是小小物件，如《玛瑙勒赋》，曹丕《序》云：“玛瑙，玉属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或以系颈，或以饰勒。余有斯勒，美而赋之，命陈琳、王粲并作。”与之同类的《车渠碗赋》，陈琳、应玚、徐幹、王粲、曹丕、曹植均有同作。《迷迭赋》则描写有香气的小灌木，曹丕、曹植、陈琳、王粲、应玚亦有同作。《槐树赋》则有三曹父子与王粲与傅巽同题之作。其他如《柳》、《莺》、《白鹤》、《孔雀》、《鹖鸡》、《桔》均有同题之作。

复次，建安作家其中的名篇，也成为其他人的母本，纷纷仿作。如祢衡《鹦鹉赋》词采精拔，气势飞扬，特别是处处能切合自家身世，一有声价，便引发群起共作，陈琳、应玚、王粲、阮瑀、曹植均哄然响应。在同题共作中王粲多至25篇，曹植22篇，曹丕19篇，应玚12篇，陈琳9篇，杨修7篇。从曹丕《玛瑙勒赋序》看，曹氏兄弟不但是文坛的组织者，也是积极的参与者。王粲则是其中最活跃者。同题共作者凡36题，这种现象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有萧齐竟陵王文学集团同题共作之咏物诗，稍能步其后尘。究竟内容实质，二者无多大差异，然而古今论者对二者抑扬轩轾竟若霄壤，这是否是雷同一词的批评，就很值得思考。即以“建安之杰”曹植而论，同题共作带给他作用，即可以从陆厥与沈约的说法中看出来。陆厥《与沈约书》说：“《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洛神》《池雁》便成二体之作。”所言“一家”与“二体”实为互文。沈约《答陆厥书》说：“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故知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5]此虽就创作的迟速工拙与音律比较曹植赋作的差异，实际内容亦复如是。其间的原因则与作者感情之有无具有重要关系，换句话说，同题共作时就不容易像独立创作那样表达自家处境与情感，如出二手的“曹植现象”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同一作家只要陷入模式化中，往往不能达到自己应有的水平。

叶燮《原诗》说：“建安、黄初之诗，因于苏李与《十九首》者也。然《十九首》止自言其情。建安、黄初之诗，乃有献酬、纪行、颂德诸体，遂开后世种种应酬等类。则因而实为创。”[6]实际上这已涉及建安诗以旧题苏李诗与《古诗十九首》为模式的问题，而建安文学本身又为后世种种应酬的模式，这是建安文学的负面。王夫之亦言：“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铺排整饬，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雷同一致。”[7]所谓“门庭”即指“雷同一律”的模式。曹植诗词采华茂，偶对整饬，流畅爽朗，已启律诗之渐，有台阶可寻，模仿容易，即谓建安最杰出的代表诗人，亦有模式化。

在建安诸文体中，散文主要见于公文、书信、碑文、哀悼、论赞、铭诔等，其中只有阮瑀《吊伯夷文》与王粲《吊夷齐文》题目相似，王文是“从王师以南征”路过首阳山而有此作，阮文开头说：“余以王事，适彼洛师。瞻望首阳，敬吊伯夷”，所到地非一，似非一时所作。而且王文为六言，阮文为四言。建安散文主要为应用文字，故与诗赋纯文学同题共作有别。建安文学自觉时代特征，首先作家们都是诗、文、赋全面发展，而且注意文体间的打通，诗的赋化与赋的诗化颇为显著；其次散文注重词采的壮丽与抒情的慷慨，朝着言情的诗化发展。特别是由于它的实用性与个体性，所以未曾受到文学团体容易形成“模式”化负面的浸染。它的实用性先天带来对模式化的免疫力。

建安文学在五言诗上是自《古诗十九首》的又一经典，在抒情小赋上的成绩亦不可忽视，同时又是群体诗人个性初步展露，总体所形成的壮丽高朗、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对后世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然粗枝大叶的“昭晰”还有待于以后的弥补，两晋文学的巧似，齐梁文学的纤细，从一定意义上看，都是对建安文学的矫正，然未免矫枉过正，走向了另一极端。而后之阮籍遥深、左思风力、陶渊明的“又协左思风力”，无不受到建安文学的沾溉。到了唐代经陈子昂竭力提倡，建安文学便自盛唐成为可供瞻仰的高峰。盛唐诸大家、名家以建安风骨为法，而又形成了另一高峰。曹魏笼络文士，并非为了发展文学，而是为自己的政治军事服务的。正如曹植所言：“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薄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8]在军阀卵翼下成长的建安文学，与之俱来的便是魏晋之际名士少有全者，已在曹魏初期业已形成，孔融、杨修、祢衡、丁氏兄弟均遭戕害，文士创作的自由是有限度的，包括题材、题目、主题，大都带有“命题”或预先拟定性质，加上同题共作的负面影响，所以建安文学的诗赋模式带有普遍性地体现在绝大多数人身上。即便一味效法者如陈子昂亦是“复多变少”(皎然《诗式》语)。然长期以来，只看到建安文学慷慨激昂的一面，唯有赞美之词，而对其中的模式化从来未有觉察，未经提及。只有看到文学自觉时代早期的不足，才能对建安文学有更全面审视，本文意之所在，正在于斯！

[1]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0.

[2]徐公恃.魏晋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32-133.

[3]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38.

[4]王 瑶.陶渊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12.

[5]萧子显.南齐书·陆厥传: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899，900.

[6]叶 燮.原诗:内篇(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4.

[7]戴鸿森.薑斋诗话笺注:卷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04.

[8]曹 植.与杨德祖书[M]∥萧统.文选: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593.

(责任编辑 魏晓虹)

The Resemblance and the Model of Jian’an Literature

WEI Geng-yuan

(CollegeofHumanities,Xi′anPeihuaUniversity,Xi′an710012,China)

The five-character verse in Jian’an literature is the first peak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ive-character and seven-character verses.It not only gains wide-spread praise,but also marks the literature has entered conscientious era.But under the aegis of Cao and Wei warlords,the leading writers during the Jian’an period met with various restrictions on their creation,thus resulting in lots of resemblance in subject matter,content,and expressing method.The rough description,which was aesthetically convergent,remained to be improved in.Jin and Song literature.And it was more obvious in such kind of poems and verses as the feast, the cockfighting and the tour, including the military and historical ones.In the past,only the shinning point was highlighted;still,behind the brilliance existed the resemblance tendency.

Jian’an literature;resemblance;common topic;clear and rough

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17.01.002

2016-10-16

魏耕原(1948-)，男，陕西周至人，西安培华学院人文学院特聘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至唐宋文学研究。

I207.227

A

1000-5935(2017)01-00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