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

2016年12月21日，一桩公务员杀人案在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案犯何雄被判处死缓。听到判决结果的那一刻，坐在旁听席上的何雄的母亲阮修萍，倒在女儿何娟的怀里泣不成声。

一年多前，何雄不堪債主逼债，将其杀死，后被警方抓获。其农民母亲阮修萍既痛心又自责，并数次想代替儿子向受害人家属致歉，在屡遭拒绝的情况下仍未气馁。当受害人家属提出30万元的巨额赔偿后，靠几亩薄田糊口、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阮修萍，将如何凑齐这笔天价赔偿款？

儿子沦为杀人犯，母亲的眼泪在飞

2015年10月的一天，四川珙县农民阮修萍接到通知，称其儿子何雄涉嫌杀人，已被宜宾市公安局刑拘，她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54岁的阮修萍和丈夫何国恩都是宜宾市珙县农民，夫妻俩种田为生，先后生了一儿两女。其中，儿子何雄是老大，聪明且努力。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毕业后，他又考上了公务员，随后被分配至宜宾市某政府部门工作。

一个农村娃凭借自己的努力，打拼成为一名公务员，何雄一度成为当地同龄孩子的楷模。两个女儿何娟与何芳则未能考上大学，长大后相继嫁人。

何雄参加工作之初，每个月领到工资后，除去必要的生活开支外，都会寄给父母，帮父母改善生活。何雄的孝心让阮修萍和丈夫非常受用。

2013年初，何雄与宜宾市一名姑娘相恋，不久谈婚论嫁。阮修萍立马为儿子筹钱买房。当年底，何雄与女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次年，儿子何小聪出生。抱着虎头虎脑的孙子，阮修萍心里乐开了花。

因儿媳娘家在宜宾，其已退休的父母乐意带小外孙，阮修萍和老伴便留在珙县老家，时不时抽空到宜宾看望孙子。何雄还是像以往一样经常给父母打电话，嘘寒问暖，逢年过节就带着妻儿回家探亲。

渐渐地，阮修萍发现，儿子给她打电话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思儿心切的阮修萍，便用家中的座机打给儿子。但儿子通常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忙其他的事情，接电话的语气也不如以前那么亲昵。无奈之下，阮修萍实在太想念儿孙时，便打儿子家中的座机。有一次，儿媳接了电话，说：“妈，何雄他越来越不像话了，一天到晚不着家，我听说他在赌博。”“啊？”阮修萍大吃一惊，“你别着急，我来批评他！”

挂掉儿媳的电话后，阮修萍立即坐大巴赶往宜宾市区，来到了儿子家中。待何雄回家后，阮修萍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赌博这东西害人啊，雄娃子，你千万沾不得！”何雄心不在焉地点点头，说：“我那是和朋友们随便玩玩，是一种应酬。既然您不高兴，我以后注意点就是。”儿子嘴上虽然答应不再赌博，但阮修萍仍很忐忑。回到珙县后，她几乎每天都给儿子打电话：“雄娃子，你一定要记住妈妈的劝告，不要毁了自己的家啊！”“我知道了，您别老打我电话，我在工作呢。”何雄不由分说地挂了电话。阮修萍的担忧更甚。可除了反复叮嘱告诫之外，她又能怎么办？阮修萍担心赌博会让儿子丢掉工作和前途，但她万万没想到，儿子竟会沦为杀人嫌疑犯！

2015年10月底，阮修萍来到了宜宾市公安局。在办案人员的介绍下，阮修萍了解到了儿子堕落的轨迹与涉嫌杀人的来龙去脉——

近几年来，何雄结交了社会上一些闲杂人员，染上了赌瘾，为此欠下巨额赌债。而已发现端倪的妻子与母亲的苦心规劝，他也根本听不进去。

为了翻本，何雄铤而走险，在赌场人员的介绍下，他向一家公司的职员牛尚林借了80万元，约定到期后连本带息地归还。

不幸的是，何雄不仅未能翻本，还将借来的80万元输得干干净净。2015年8月，高利贷到期，何雄按约定应还钱给牛尚林。可此时的他身无分文，哪有钱还？案发后，据何雄供述，牛尚林天天向他讨要债务，还威胁着要到单位去闹。何雄心想，一旦闹到单位，自己肯定会被开除，那自己真的就毫无翻盘的机会了。为此，他动了杀机。2015年9月25日，何雄以还钱为由将牛尚林约出，而后开车将其带到珙县一个偏僻的地方。趁牛尚林不备，何雄将其杀死，而后分尸掩埋。

10月12日，牛尚林家人报警，称其已失踪半个月。牛家人称，牛尚林离家前，称自己去要债。宜宾市公安局根据这一线索，再结合失踪前牛尚林的通话记录，最终将嫌犯锁定为何雄，并于10月22日将何雄抓获。23日，在何雄的指认下，办案人员在珙县找到了被肢解的尸体，经DNA鉴定，确认死者系牛尚林。当天，何雄被刑拘。

看来，儿子真的犯了天条！阮修萍两眼一黑，当即栽倒在地。苏醒过来后，她反复哭喊的只有一句话：“雄娃，你糊涂，太糊涂了啊！”

真诚道歉一再遭拒，慈母血泪消融寒冰

儿子被关押，开庭之前，家属是不能去探望的。那段时间，阮修萍，除了哭还是哭，睁着眼睛是儿子小时候天真的眼神；闭上眼睛是儿子哭着伸出小手，撕心裂肺地向她大喊：“妈妈，妈妈，救我，救救我！”白天，她没有胃口吃饭；晚上，不能睡一个囫囵觉。

何雄犯案后，妻子不堪闲言碎语与天天有人上门讨债的压力，一气之下，带着儿子长住在娘家，也掐断了与婆家的联系。雪上加霜的是，当年把何雄当作榜样的乡亲们，在何雄犯案后，开始对阮修萍和家人指指点点。每次她出门，围在一起叽叽喳喳议论的人们就会突然停止说话，用异样的目光看她。

大女儿何娟看母亲整日精神恍惚，很是心疼。她说：“妈，我哥都这样了，你可不能倒下呀。”阮修萍生无可恋地说：“没有了你哥，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何娟说：“我哥错了，理应受到惩罚，你还这么心疼他。死者那家人做错了什么，要承受家破人亡的打击？”阮修萍说：“是你哥造的孽，我是他妈，子债母偿，就让我替你哥赎罪吧。”在痛心与自责中，阮修萍慢慢清醒过来。她对何娟说：“娟，来，搀妈到那个人的家里去，不管人家原不原谅咱们，我得替你哥给人家赔个不是。”

那天，何娟看见消沉了很久的母亲终于打起了精神，内心松了口气。

2015年11月底，当阮修萍和何娟母女俩一路打听着找到牛家时，只有牛尚林的父亲牛有松在家。阮修萍刚表明自己的身份，牛有松便一把将她推出门外：“你们还有脸到我家里来？”何娟赶紧将母亲扶住，哀求牛有松：“大叔，我们是来道歉的，您让我妈把话说完了再走不行吗？”“道歉能让我儿子复活吗？”牛有松余怒未消，“砰”的一声将门关上，任凭如何敲打，他就是不开门。见此，母女俩只好先回了珙县。

回家后，何娟心疼地哭着说：“妈，下次您别去了，让我替我哥向人家赔罪吧。您年纪大了，这样受苦，女儿心里难受。”阮修萍说：“是我没有教育好儿子，我不去，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只要能替你哥赎罪，妈豁上这条老命都值了。”何娟见劝说不下母亲，只能每次陪着母亲一起去，但每次都被拒之門外。

毕竟何娟读过十几年书，懂的比母亲多，她说：“妈，咱们咨询一下懂法律的人吧？问问他们，咱们该怎么做，才能让人家接受道歉。”

阮修萍来到当地法律援助中心，向律师们求助。法律专家告诉她，像何雄这种情况，知法犯法，按惯例会从重判决，很可能判死刑。但是，如果能够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取得他们的谅解，法院量刑时可能会酌情考虑。了解到这一系列法律知识后，阮修萍与何娟商量：“也是的，你哥害得人家家里没有了顶梁柱，不管人家谅解不谅解，对你哥的判决从轻不从轻，咱们都得赔偿人家。”

这次，阮修萍与女儿没贸然到牛家去赔罪，而是辗转找到一个与牛家关系较好的中间人。经中间人的反复说合，以及阮修萍锲而不舍的努力，牛有松的内心终于开始松动。是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哪个父母愿意自己孩子走上犯罪的道路？就算阮修萍有“不教”之过，但她现在一把年纪，替犯错的儿子挨骂挨打，也尽力了。只是每每想起自己正值壮年的儿子被无辜杀害，心里还是堵得慌。于是，当阮修萍再一次上门道歉时，牛有松答应见面，但提出了一个他自认为她很难接受的赔偿意见：“若你们诚心道歉，请在庭审前拿出30万元赔偿款。”见对方终于松了口，阮修萍非常高兴，也不管自己是否有能力承受，一口答应下来：“这30万，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一定按时赔给你们。至于法院，该怎么判就怎么判，我们干预不了，也决不干预！”

一团糯米一滴泪，100万个“减罪黄粑”铸就母爱高度

阮修萍与丈夫何国恩靠种田养大3个孩子。等孩子们相继成家后，夫妻二人微薄的积蓄早已所剩无几。30万元的赔偿款，于一贫如洗的她而言，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从宜宾市回到珙县家里，阮修萍犯了难。年关将至，她也没有心思准备年货，连每年春节必做的黄粑也懒得做。

往年春节前夕，阮修萍可是村里最忙碌的一个人。因为她做的黄粑（一种用糯米、冰糖等原料做的小吃）是村里最好吃的，左邻右舍都会邀请她去帮人家做黄粑。而今年，因儿子何雄的事，来找她做黄粑的人也没了，自家的黄粑她也没心思做。女儿何娟说：“妈，那30万的事我们过完年再想办法吧。”阮修萍心灰意冷地说：“人人过年吃黄粑，不知道你哥今年能否吃得上。街上卖的黄粑他总说不好吃，没有我做的好。”何娟灵机一动，说：“妈，我也觉得街上卖的黄粑没有你做的好吃，不如我们做黄粑卖吧。”阮修萍说：“一个黄粑能挣几毛钱？”何娟说：“除了做黄粑卖，我们还能想出更好的办法吗？”

确实，阮修萍除了会种地、会做黄粑，真的一无所长了。何雄的案子已被移送检察院，随时有可能被提起公诉。阮修萍没有其他退路可想，她抓住女儿何娟的手，说：“妈听你的，咱们就来打黄粑！”

一家人说干就干。过完春节，以阮修萍为主力，何娟与妹妹何芳在婆家忙完自家活儿后，就过来帮阮修萍一起做，父亲何国恩每天挑着黄粑担子到离他们村数公里之外的县城去沿街叫卖。

可事与愿违，母女仨一天辛辛苦苦做500多个黄粑，何国恩挑着黄粑担子走遍县城的每个角落，到了晚上回家的时候，挑子里的黄粑还剩一大半。

母女仨商议，宜宾城里的人多，会做黄粑的人少，到宜宾城里去卖可能销量大一些。为了方便上大巴车，他们把挑筐换成了背筐。母女仨在农忙之余，继续在家里做黄粑，而父亲何国恩则负责每天往返宜宾市卖黄粑。他们村子离宜宾市有50多公里，何父每天往返100多公里，驼着一大筐黄粑到宜宾市销售，明显体力不支，销量更不稳定。每天没卖出去的黄粑，没有变质的，他们便自己吃了；已经变质的，只能倒掉。

2016年3月初的一天，何娟像往常一样陪父亲到宜宾市卖黄粑，碰到了高中同学黄娅丽。黄娅丽获悉事情的原委后，积极地帮同学出主意：“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为什么不借助媒体呢？”何娟一拍脑门：“是啊，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回家后，何娟把借助媒体卖黄粑的事告诉了母亲，阮修萍深知儿子的事在社会上的负面影响很大，她不想因为要卖黄粑再一次掀起人们对此事的热议，但何娟说：“事情都有两面性，我觉得这件事可以给很多年轻人警示教育，劝他们远离黄赌毒，社会的爱心人士会理解与支持的。”

阮修萍一点点被女儿说服了，她说：“好，只要能尽力弥补受害人家属，我也不在乎这些了。”

在媒体朋友的帮助下，阮修萍用数十字简述了何雄犯罪的情况，并表达了自己想帮他赎罪的心愿。然后，她重点介绍了自己做的黄粑：“我家有祖传的做黄粑的手艺，打出来的黄粑口感很好。别人一个卖2块，我们只卖1块5毛……”

经媒体发布后，阮修萍的儿媳看到了信息。她特地打电话给婆婆：“妈，我知道我有点自私，但我一个小女生，确实……”阮修萍截住她的话：“妈不怪你，你把我的孙子照顾好，就是何家的恩人！”

除去亲友外，还有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纷纷通过阮修萍留的手机号找到她，要买她的黄粑。一位叫李霞的律师交了1200元预订款，一位叫李永贵的律师交了300元订金，他告诉阮修萍，他购买的黄粑将全部赠送给环卫工人品尝。消息发出去不到一天，阮修萍的黄粑就卖了4500多元。

有网友帮阮修萍算了一笔账：一个黄粑大约只能赚3毛钱，如果要凑够30万，至少要做100万个黄粑。如果年底开庭，按270天计算，每天至少需要做3700个黄粑才行。她能做出来吗？

何娟将网友的疑问转告给母亲听后，阮修萍眼里泛着泪光说：“只要有人要，要多少我做多少！”为了能一天打出3700个黄粑，阮修萍每天都要加班加点，一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

一天，何娟在天黑前赶回娘家，想与母亲连夜做黄粑，可她一撩门帘，平时异常忙碌的母亲却不在工作台前，她问给客户送黄粑刚回来的父亲：“我妈呢？”何国恩也奇怪平时一点时间都不敢浪费的阮修萍能去哪里。后来他们才发现，因为身心俱疲，阮修萍滑倒在工作台下昏了过去。一家人吓坏了，忙找来乡村医生进行抢救。医生给阮修萍吊了营养液，说：“是长期心理压抑，加上休息不够，营养不良导致的虚脱现象，要加强营养，多休息，少操劳。”可阮修萍哪里管得了自己的身体？苏醒后的她说：“咱农村人，哪会那么娇气？”就这样，她一手输着液，另一只手还忙着舂石舀里的糯米饭团。

就这样，截至2016年10月底，阮修萍终于赚够了30万民事赔偿金。11月初，当阮修萍将30万赔偿款一分不少地交到牛尚林父母手中时，牛有松既惊愕，又震撼。说实话，当初开出30万巨额赔偿，他料定靠种田为生的阮修萍与何国恩难以凑齐，到时候，也就不怪牛家不给他们道歉与赔偿的机会。但牛有松与老伴万万没有想到，阮修萍与何国恩这对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农民，愣是从一个个利润微薄的黄粑中，抠出了这笔天价赔偿款！牛有松长长地叹了口气，默默地收下了那笔钱，而后出具了一份《谅解书》。

2016年12月21日，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何雄一案作出了公开宣判，鉴于何雄积极赔偿受害者家属、受害人家属出具了《谅解书》等诸多原因，判处何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听完判决，坐在旁听席上的阮修萍倒进女儿何娟怀中，泪水长流。

而阮修萍和家人一起，足足打了100万个黄粑才筹齐赔偿金的故事，也在坊间广为传播。有人说：若把这100万个黄粑竖着挨个堆积起来，足足有25600多米，有31个迪拜大厦（当今世界第一高楼）那么高！这个高度，是母爱的高度，令人叹为观止！

一审判决后，阮修萍获准探望在监狱服刑的儿子何雄。此时的何雄，已从多种渠道了解到了狱外的母亲为了替自己赎罪拼死拼活打黄粑的故事。隔着一道透明的玻璃，何雄细细抚摸着母亲脸上的皱纹，泪水涔涔而下。最后，他与母亲双手相向，说：“妈，我在狱中一定好好接受改造，以加倍的努力，来回报您的再生之恩！”

（因涉及隐私，除律师外，其余人物姓名及相关信息均进行了处理。）

编辑/戴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