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英，郭超

(皖南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善待乡贤文化的“前世今生”
——以历史作用和时代价值为支点

黄英，郭超

(皖南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乡贤文化以乡愁为基因、以乡情为纽带、以乡贤为楷模、以乡村为空间，对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村民安居乐业起着推进作用。其历史作用主要表现为：乡民们维系情感的纽带，乡土社会治理的“安全阀”，塑造良好乡风的传送带。其时代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人层面相吻合：爱国是乡贤文化终极目标；敬业是乡贤文化内在动力；诚信是乡贤文化价值追求；友善是乡贤文化教化内容。无论其历史作用还是时代价值，都可成为农村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养分。

乡贤； 乡贤文化； 历史作用； 时代价值

一、乡贤文化的由来与历史作用

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发掘和弘扬历史和传统文化，就是从历史中撷取才智，弥补现实治理的短板。

探究乡贤文化，先需厘清“乡贤”。所谓“乡贤”，《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品德、才学为乡人推崇敬重的人。”中国历史进程中，在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中贡献力量的乡绅或乡贤之士，后被称为“乡贤”。以此可见，“乡贤”是指那些在民间基层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受当地民众尊重的人。本土、德高、知名，是乡贤最为显著的标识，即地域性、知名度、道德观是构成“乡贤”的基本要素。

所谓乡贤文化，目前有两种解释：一是围绕乡贤德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乡村治理理念和乡村意识形态，是文化、风俗、教化的精华，是民间治理的智慧。比如“耕读传家”，比如“经明行修”，比如“家和万事兴”、“勤俭持家久”等思想[1]。二是县级基层地区研究本地历代名流时贤的贡献，用以弘文励教、建构和谐社会的文化理念与教化策略。地域性、人本性、亲善性、现实性是乡贤文化的重要特征[2]。

基于以上解说，可以得出：乡贤文化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产物，维系着庞大的中国乡土社会正常运转千年的基层力量。同时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乡愁为基因、以乡情为纽带、以乡贤为楷模、以乡村为空间，以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村民安居乐业为目标，对乡村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引导作用[3]。历史上乡贤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乡民们维系情感的纽带

中国农耕社会历史悠久，血缘、地缘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从血缘角度，自古以来华夏儿女是一家，百家姓现散落不同地域，但追踪寻祖，却是同宗同族；从地缘角度，即使今天已落户城市的居民，追溯两三代，其祖辈是农民，曾居住于某一村落。农耕社会里，商品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熟人之间交流仅存于相邻的村庄。对农民而言，个体成年后，面对的大事有兄弟分家、选址建房、娶妻生子、嫁女迎媳、养老送终。在这些大事中，特别是家族不大、家庭成员较少的农户，需要众乡亲鼎力相助。乡贤则在这些大事中，布局谋篇，带头示范，凝心聚力，将乡贤文化中互帮互助、远亲不如近邻的理念发扬起来，让乡民们在重大事件中感知个体离不开集体，情感的纽带自然衔接。

那些远走他乡为官或经商的人们，无论走到哪里，心头始终深藏一份浓浓的乡情、乡恋，那不仅仅是对故土的难舍之情，更多是怀念伴随自己成长时光的人或事。特别在他乡遇故知时，聊到深处必然会共同忆起村里那些德高望重的乡贤：他们某些话语开启了自己的人生，他们特殊经历引领自己去拼搏，他们崇德向善成为自己的榜样。

中国乡土社会中，每个地方都有乡贤，或以学问文章，或以吏治清明，或以道德品行而闻名。这些最容易引起当地人的认同感，增强了地方的凝聚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乡贤文化除了维系乡民们的情感，实际还承担着重要功能：既是农村人际交往的润滑剂，又是凝聚人心的粘合剂。所以，乡贤文化是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是探寻文化血脉，张扬固有文化传统的一种精神原动力[4]。

(二)乡土社会治理的“安全阀”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说：“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据此，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人们终老己乡、不轻易流动，同时重视血缘和伦理，以血缘结成关系，以伦理维持秩序。如何以伦理维持乡土社会的秩序呢？回望中国两千多年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行政只管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村治理要靠士绅来维系。因此，传统中国乡土社会中，士阶层是社会的实际管理者，也是精神文化的倡导者。士绅通过求学进入仕途，他们出门为官，回乡之后是士绅，起着维护本地生活、生产秩序的作用。在儒家文化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下，他们求学提升了个人修养，为官拓宽了为人处世的眼界，成为乡土社会中的乡贤，是文明的传承者和价值观的守护者。

士绅在乡土社会治理中，强调最多的是礼治，因为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费孝通先生说:“我们现在天天接触新的面孔，接触到的只是这个人的一个方面，换一个人接触时又可以是另一方面，这样就冲淡了每一个人的完整形象，要亲热也不会亲热起来。这种情形就和传统的乡土社会不同了[5]。”乡土社会里的礼治，一般贯穿日常生活的传统。“礼”的实现主要依靠个人自觉遵从：“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6]。”乡土社会中，人们长期共处一地，“礼”内化成个人的一种习惯。个人在遵从习惯或约束时，表现出一种与身份相应的姿态或行为。个体的姿态或行为，都与家庭成员、村里的某个人产生联系。这种联系的外在表现形态，就是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以个人为中心，像水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形成一个个的同心圆；所有人的同心圆相互交错，就形成了乡土中国的社会关系结构[7]。”

这种礼治在利益共同下得以良性运转，但发生利益冲突时，如何处理棘手矛盾又不伤和气，则需要德高望重的乡贤来裁决。乡贤以其人情味、亲和力、亲缘性为介入点，利用自身人格魅力，将乡贤文化中的“礼让三先”“家和万事兴”“兄弟同心”“百善孝为先”“诚信是金”等良言作为解决问题的利器。再加上乡土社会的“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生活在同一村落，矛盾或摩擦在礼治中得以化解，尽量不诉诸于武力或诉讼，从而成为乡土社会治理的“安全阀”。

(三)塑造良好乡风的传送带

乡风是乡村的精神风貌，良好乡风是乡村育人的沃土。乡土中国历来乡风淳朴，是文人笔下赞赏之对象，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向世人描述了心驰神往的乡村：“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陆游在《游山西村》中称赞：“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贺知章在《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文人笔下的村民敦厚、善良、好客、乐于助人，淳朴乡风最高境界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乡土中国淳朴乡风不仅因为农村封闭的环境，更得益于乡贤文化中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当村里某人被称为“贤”时，内含对其为人处世、道德规范的肯定和赞誉，外在表现为对其行为举止的认可和模仿。乡贤以先正己心为前提，将心比心为中介，以心换心为目的，在待人接物方面为乡亲们树立了文明标杆，通过“看得见，听得到”口耳相传的方式引导，将乡贤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引领村民遵守道义，形成崇德向善、互帮互助、同舟共济的良好乡风。

乡贤文化中传承最广的是安徽桐城六尺巷故事：身为宰相的张英接到家人与邻居建房产生摩擦的书信，他挥笔写下“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要求家人后退三尺，张英的谦和大度令对方羞愧，进而也退让三尺。六尺巷文化传达的是宽容、谦逊、礼让道德之风，是豁达，是涵养，是品德。乡有贤，化育人，乡贤文化是塑造良好乡风的传送带。

二、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

乡贤在中国乡土社会中践行着儒家的“进亦忧，退亦忧”的理念，保家卫国，热心公益，造福一方；推行以儒家为主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可以说，中国乡贤文化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个人层面要求，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也是乡贤文化时代价值的诉求。

(一)爱国是乡贤文化的终极目标

乡贤突出特点是地域性。大多数乡贤一辈子生活在某个区域的乡村，对于当地的贡献有目共睹。乡贤爱国，一般始于爱家乡。张之洞对爱国与爱乡的关系，曾引用《尚书》的一段：“爱其土物，乃能爱其乡土，爱其本国，如此则为存心良善，方能听受祖考之训。是知必爱国、敬祖，其心乃为善；若反是，则为不善也。”清末，不少乡贤参与地方志的编撰，无一不以“家国同构”的观念教育乡人。《南金乡土志》则详细论述了“爱国始于爱乡，爱乡始于爱家，爱家始于爱身”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中华自立国以来，除残虐时代而外，吾先民未有不爱其国者。惟立爱自亲始。爱家必先爱身，爱国必先爱乡……不知爱家，何由爱乡？不知爱乡，何由爱国？是皆失于教育之故也。”

乡贤通过自身对爱国、爱乡、爱家的理解，利用讲故事、著书立说或编撰县乡志的方式，加强乡人对本土风俗人情、文化历史、地理物产、名人传记等内容的熟悉，可使乡人发自肺腑地热爱家乡的一草一木，进而达到爱国的终极目标。敬祖先，重乡土，爱桑梓，善族人，培育相亲相爱的乡土观念，成为族人、乡人、国人凝聚的力量。据《宋史·文天祥传》记载：“文天祥，江西吉安人，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义、胡铨像，皆谥忠，即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可见，文天祥在儿童时期，受本地乡贤精英感召，以他们为榜样，立志报效国家，这是他后来永垂青史的重要精神资源。

2015年9月，中央纪委网站“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专栏推荐安徽绩溪章氏，章氏故居“西关古里”职思堂有副楹联：“职所当为必竭其力，思不出位无贰尔心。”主人是清代嘉庆年间著名盐官章道基，他曾出任两浙盐运司，长期掌管浙皖一带盐场的行政与产销权。为官清廉，又刻苦钻研盐法，熟知盐法史，成为嘉庆时期的著名盐官。章道基以此楹联警示自己和后代：为官不能过分享乐以至忘记职责本分，为政要竭力而为但又切忌肆意弄权。

传统文化氛围中，走出的不仅仅是一代代、一个个举人、秀才，更是国家社会的将相栋梁，他们从乡贤文化熏陶滋养中成长起来，由穷乡僻壤的村落走向国家之殿，并最终以其丰功伟绩而受万世敬仰。

爱国是每个国家公民的基本义务。中华民族向来有爱国主义传统，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8]。”而弘扬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鲁迅先生说过“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华夏文明生生不息，中国精神薪火相传，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华民族坚强团结的精神力量。

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亟需树立乡贤中的爱国、爱乡、爱家的优秀人物典型，通过新媒体传播，将那些走出农村而散落于城市或海内外游子们的爱国之心、爱乡之情串联起来，争取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

(二)敬业是乡贤文化的内在动力

敬业，是对待职业的态度，一种恭敬严肃的心里认可。《辞海》引用朱熹的话来注解：“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中华民族历来有“敬业乐群”“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忠诚重于才华，忠诚贵于敬业”的看法，敬业是中国人民传统美德。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农民主要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农耕固然重要，手工业也不可或缺。但农村手工艺人地位不高，按照当时社会分层，依次为：士、农、工、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农村手工艺人对于自己的职业依然非常重视。一方面，他们要靠此行业获得购买产品的资金；另一方面，漫长职业生涯中，他们通过手艺获得成就感，特别是成品中加上个体艺术创作，引来农户登门邀请做活，为此把自己的手艺看得极为神圣。对行业师爷的崇拜即反映手工艺人对敬业的领悟。行业师爷是某一手工领域卓有成就的人物，推动该行业的创新和发展。传承这些手艺的师傅，凭借自身能力，将手艺代代相传，对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也应视作乡贤。中国传统手工业采取的是师徒制，学徒之前要有拜师宴，表示恳请师傅接受，并手把手地教会自己掌握技艺。三五年之后，学徒出师要有仪式：在师傅指导下祭告祖师爷，借助祖师爷的权威和监督，表明学成技艺之后要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规范，作为终身行为的约束力量。传统手工艺人认为，辛勤付出、遵循行规和尽职尽责，方能得到神灵的护佑。诚然，行业师爷崇拜的礼仪多带有功利性，但是现实的需求，让一代代工匠艺人有了行业道德的承袭模式，从而较完整地保存了每一行业的内在精神，使每位从业者对职业有着自觉的操守。敬业乐业的工匠艺人，往往能赢得他人尊敬，社会认可，获得良好声誉，成为当地有名望的人物，甚至是某一时代的标杆。

在发展农村经济文化政策指引下，中国大地上崛起一批“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如“中国十大名村”：小岗村、华西村、韩村河村、大寨村、九星村、福保村、南街村、花园村、滕头村、进顺村。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华西村“领头人”吴仁宝、还是大寨村“女当家”郭凤莲、九星村“带头人”吴恩福，皆是土生土长的村民，更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领军人物，他们是新农村的乡贤。正是有了敬业乐业的精神，他们才会将个人事业做大做强，带领全村人走上致富道路，同时在经济发展中推动文明乡风建设。可以说，敬业仍是当今乡贤文化的内在动力，在引领农村经济发展中有着不可或缺的时代价值。

(三)诚信是乡贤文化的价值追求

乡土中国，农村基于地域的狭隘性和信息的封闭性，村民在长期共同劳动生活中形成熟人社会，他们的文化字典中为人处世有两个基本原则：诚信和友善。

何为诚信？张载曰：“诚善于心谓之信。”班固曰：“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程颐曰：“诚则信矣，信则诚矣。”可见，“诚”是“信”之根，“信”是“诚”之用。

诚信，首先是个人品质的修炼，其次是国家治理的载体。《资治通鉴》曰：“夫信者，人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千百年来，诚信的品质在乡贤文化中代代相传，成为乡贤文化的价值追求。通过全国各地乡贤文化研究，我们发现随处可见以诚信来维系人际关系的实例。正是诚信做人，诚信做事，从乡野村落走入城市中心地段，乡贤们把小生意做成大商号，成为一代传奇。

历史上诚信代表人物有晋商乔致庸和徽商胡雪岩，他们在追求个人财富基础上，将诚信文化作为家训，并号令家族成员一以贯之。乔致庸，著名晋商乔家第四代当家人，其经商理念是“一信、二义、三利”，即以信誉徕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利要取自正道。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世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第三才是“利”。对于商业经营的成功之道，乔致庸推行的是“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正是诚信做人、做事，乔致庸能把山西票号做到汇通天下，专营汇兑。

徽商胡雪岩的胡庆余堂中药店传承至今，赢得“江南药王”之美誉，其成功的根本在于推崇诚信理念：“天为先天之智，经商之本；地为后天修为，靠诚信立身；人为仁义，懂取舍，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胡庆余堂有许多要求职工如何做人做事匾额：如“戒欺”，“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采办务真，修制务精”。

正是乡贤文化对诚信的恪守和推崇，如今山西祁县乔家大院、安徽绩溪湖里村作为优秀旅游景点，每年全国各地游客去参观旅游。导游在介绍相关历史情节和人物传奇时，传达最多的是诚信做人与做事的重要性。

而这些恰恰是当今社会所欠缺的，因为做人做事缺乏诚信，商业交易中涌现众多假冒伪劣产品，害人害己，误国误民。作为世人心目中的最后净土——乡村，原有的敦厚淳朴、诚实信用的民风，因市场经济的趋利性而逐渐失守。无论坚守农村的村民，还是融入城市的市民，诚信是立身之本，兴业之器，强国之基。

(四)友善是乡贤文化的教化内容

友善，狭义上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和睦，广义上是指待人接物的态度，包含善良、友爱、互助、宽容、礼让等词条。《诗经·大雅·抑》云：“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杜甫《徒步归行》中曰：“人生交契无老少，论交何必先同调”。白居易《琵笆行》中感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些表达出人与人之间应友善相处。

中国乡土村庄中的乡约、族规、家训等，一般由当地乡贤商议制定，并且带头遵守。其内容广泛，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孝悌修身、主次尊卑、婚姻礼俗、祭祀仪式等，进而推至和睦乡邻、规避词讼、调解纠纷、严惩盗贼等。这些乡约、族规、家训目的在于强调家庭和睦、族群融洽与乡民相安，传递的精神就是友善。乡土中国治理中，地方官员考虑“以德服人”，提倡制定乡约，规范村民行为，并鼓励推举乡贤。王阳明任南赣做巡抚时，曾制定《南赣乡约》，其纲领指出：“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等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安徽绩溪《章氏家训》修身篇：“休存猜忌之心，休听离间之语，休作生忿之事，休专公共之利。”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村民应该孝父母，敬兄长；人与人之间不能猜忌怀疑，不利于团结的话不宜信，引起公愤的事不能干，贪图公众利益的行为不要有；长辈要教育子孙善待村民。推己及人，和平相处，共同为山乡营造良性循环的人际交往。

如何彰显友善行为，重要一点就要有乡贤来领导。《南赣乡约》具体细则第一条：“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一人为约长，二人为约副，又推公直、果断者四人为约正，通达、明察者四人为约史，精健、廉干者四人为知约，礼仪习熟者二人为约赞。”乡约中的“约长”“约副”“约正”“约史”“知约”“约赞”，实则是乡贤。

乡土中国长期推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以在土地上种植粮食为生，土地是不能移动的，人们跟着也必须定居，聚居在一定地方，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人粘在土上，只是不得已才离乡背井。所以乡土社会是富于地方性的，人口流动小，村与村都可以自成一体，互相隔绝。”[9]信息闭塞，封闭性强，流动性弱，相邻村落成员之间相互通婚姻很普遍，加上五服之内的同宗族，外姓难以加入。在处理人际关系时，首先考虑的是血缘，其次是姻亲，友善待人必然成为乡贤文化的重要教化内容。

当前各地政府在“新农村建设”、“最美乡村建设”中推行“农家乐”休闲旅游项目，作为甲方乡村，期盼接待的是文明游客，将自产的物品推销出去获得经济效益；作为乙方游客，需求的是淳朴乡风和宾至如归的享受。两者没有血缘和姻亲关系，如何和睦相处达成共赢，这更需要遵守友善之原则。

三、结语

随着城镇化的迅速推进，我国农村每天都有村庄消失。《中国统计摘要》数据调查，全国每年平均会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说明，在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广袤中国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2011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城市人口已超过农村人口，农村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大变局”中，深受乡贤文化滋养的中国乡村社会遭遇冲击：农村空心化普遍，城镇化进程加速，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农民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发生变化，传统文化习俗与现代文明发生冲突，新生代农民对农村秩序不再认同。虽中国农村已发生巨变，但传统社会架构并没有没有完全倒塌，乡村社会中错综的人际交往方式，以血缘维系的家族，邻里关系依然广泛存在于规模较大的乡村之中。

新时期，如何善待乡贤文化的“前世今生”，以其历史作用和时代价值为支点，对我国乡村村民自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正如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所指出：“要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同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面的成功人士，用其学识专长、创业经验反哺桑梓，建设美丽乡村。”[10]

[1]雷钟哲.乡贤文化理该传承[EB/OL].(2015-03-31)[2017-02-04]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5/0331/c159301-26779288.html．

[2]王泉根.中国乡贤文化研究的当代形态[J]．人民文摘，2014(10)：29．

[3]王志良.继承和弘扬乡贤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N]．光明日报，2014-07-23 (01)．

[4]余婷.以乡贤文化引领乡村新发展[EBOL]．(2016-12-21)[2017-02-04]http://hbez.wenming.cn/rdpl/201612/t20161221_3009169.html.

[5]费孝通.社会学初探[M]．福建：鹭江出版社，2003:173．

[6]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1．

[7]贾永梅,胡其柱.“乡土社会”：以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为参照的解读[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6)：98．

[8]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3-18(01)．

[9]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费孝通文本集)[M].北京：三联书店，1996:350．

[10]刘奇葆.创新发展乡贤文化[J]．人民文摘，2014(10)：24．

(编辑：牛晓霞)

Bekindtofollowvillagerculture"Allmenaremortal"

HuangYing,GuoChao

(SchoolofMarxism,WannanMedicalCollege,Wuhu241002，China)

Follow villager culture with nostalgia for the gene, with nostalgia for the link, in order to follow villager is a role model to country, for the space to achiev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stability, the villagers lived peaceful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Main performance: its historic function is the villagers to maintain emotional ties, is a "safety valve" of rural society governance, is a good local custom of the conveyor belt shape. The time valu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of the individual level. Patriotism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follow villager culture. Dedication is the inner motive power of follow villager culture. Good faith is the value pursuit of follow villager culture. Goodwill is follow villager cultural education content. Is both the historical role and value of the time, can become today's rural carrying forward and practicing the important nutrients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Country sage; Follow villager culture; Historical role; Time value

D669

A

1671-816X(2017)11-0042-06

2017-06-14

黄英(1972-)，女(汉)，安徽桐城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农村社会学方面的研究。

安徽省教育厅2015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15A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