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宏基，刘云岭

(1.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淄博255000；2.山东淄博人民警察训练基地，山东淄博255021)

《聊斋志异·夜叉国》地名方位及相关问题探讨

马宏基1，刘云岭2

(1.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淄博255000；2.山东淄博人民警察训练基地，山东淄博255021)

依据文献的记载和文本的事实，《聊斋志异》中的夜叉国应该在交州以北。对于主人公徐氏家乡是交州还是胶州的两个不同的版本，我们倾向于前者，但无论是哪一个，都不影响对夜叉国方位的基本判定。有的学者把夜叉国和鲁滨逊岛定位于南海诸岛，是缺少说服力的。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研究文学作品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这种尝试应该建立在尊重文本事实的基础之上。无论是基于对于作品准确、深入的理解，还是基于文化人类学新范式的建立，对文本事实的任何误解或曲解，都会对分析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聊斋志异》；夜叉国；方位；鲁滨逊岛；文化人类学

《夜叉国》记述了一位徐姓商人泛海为贾，被大风吹至夜叉国，后被迫与女夜叉成婚并生子育女，历尽磨难，终于携一家人逃离夜叉国、回到家乡，妻子儿女为国效力，最后荣华富贵的故事。故事背景广阔，想象丰富，情节生动曲折，在文学上有着独特的美学价值。《夜叉国》中的夜叉不同于神话传说和佛教故事中半神半鬼的夜叉，他们似兽实人，有自己的首领、有自己的语言，狩猎为生，其行为举止、社会结构形式深深打上了人类社会的形态，代表了人类社会茹毛饮血的原始阶段，因此在文化人类学上也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对于夜叉国的方位和与其有关的其他问题，学界观点不一。本文主要从文本的角度，以作品本身的叙述为依据，辅佐于典籍、史料的证据，略陈浅见。

一、夜叉国的方位

有的学者认为：“从《夜叉国》描述夜叉语言、行为方式、心理情感等综观，他们也无疑是中国大陆东南、南洋环海诸岛土著居民。”[1]100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作品中的夜叉国不是在中国大陆以南的南洋诸岛上，夜叉也不是生活在这些岛上的土著居民。夜叉国应该位于主人公徐氏家乡(交州或是胶州)东北方向的某一个岛上，国中的所谓夜叉很可能是生活在这个岛上的一支非蒙古利亚的族群。

(一)书面文献中关于夜叉和夜叉国的记载

蒲松龄并非自己杜撰了夜叉国，夜叉国的名称在古代的文献中多有提及，他所描写的夜叉们的形貌特征和生活习俗应该是有所本照的，这些文献主要有这样三个来源：佛经故事、文学作品和历史典籍。佛教、文学、历史典籍的记述与《夜叉国》细节描写在许多方面相似，表明这些佛经故事和古代典籍为蒲松龄描述夜叉的形貌和生活提供了素材，为设计情节和确立夜叉国的方位提供了依据。在佛教经典中，夜叉指一种形象凶恶的鬼，列为天龙八部众神之一，唐代以后有时也用来指我国周边原始部落的土著居民。这种对夜叉的描绘，无疑为蒲松龄夜叉形貌的刻画勾勒了基本的轮廓，而佛教故事中某些片段也为蒲松龄编织故事情节提供了素材，《夜叉国》中徐某被强迫与母夜叉婚配，可能来自于佛教典籍中母夜叉擒捉男人为夫的故事。我国古代的文学，尤其是一些神话、志怪和笔记小说，对蒲松龄的影响更大；而历史典籍材料则为蒲松龄的创作提供了真实的依据。蒲松龄在创作上从《山海经》《搜神记》《酉阳杂俎》等吸取了丰厚的营养自不必说，有两本书可能跟《夜叉国》的创作有着直接的关系：东晋王嘉《拾遗记》写到泥离国，对其居民的形貌和生活习惯有所描述，说他们“牙出于唇，……居于深穴，其寿不可测也”[2]113。唐代杜佑《通典》对夜叉国的位置和其国居民状况有如下描述：“流鬼在北海之北，北至夜叉国。余三面皆抵大海……其长老人传，言其国北一月行有夜叉人，皆豕牙翘出，噉人。莫有涉其界，未尝通聘。”[3]1084

把这两本书跟《夜叉国》做比较，有两点需要关注：第一，《聊斋志异》中对夜叉形貌和生活习性的描写与这些典籍的记载比较一致，从这些记载中我们能看到夜叉的影子。泥离国的居民是“居于深穴”，《夜叉国》里的夜叉也是住在洞穴之中，徐某刚一登岛“见两崖皆洞口，密如蜂房；内隐有人声”*本文所引《聊斋志异》原文均出自朱其铠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蒲松龄笔下夜叉的形貌特征，身材高大，身体强壮，孔武有力，更加符合《拾遗记》和《通典》的记载。尤其是三者都突出了对于牙齿的描述，《拾遗记》是“牙出于唇”，《通典》是“皆豕牙翘出”，《夜叉国》是“牙森列戟，目闪双灯”。尽管语言表述不一样，但都强调了牙齿长大、锋利。就是说，蒲松龄对于夜叉形象的刻画及生活习惯的描述，应该是参考了《拾遗记》《通典》等书。第二，泥离国、流鬼国等的地理位置，都是在中国的北部。有人考证《通典》中的流鬼国就是《拾遗记》中的泥离国，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根据《通典》的记载夜叉国又在流鬼国以北，因此，所谓的夜叉当为今天的楚可奇人。这种说法未必准确，但蒲松龄在作品中设计夜叉国的方位，受到这些文献的影响是完全可能的，蒲松龄笔下的夜叉国是一个少数民族的部落是基本可以确定的，其位置当在徐某家乡偏东北方向的某个海岛上。

关于夜叉国的记述，唐代还有一部典籍——刘恂的《岭表录异》，此书又叫做《岭南录异》，被收入宋代李昉等人编的《太平广记》。从书名我们就可知此书主要记述广东以南包括南海诸岛的异物异事，在这部书中夜叉国的位置在南海诸岛上，夜叉的形貌是“赤发裸形，呀口怒目”[4]528，《夜叉国》中未见有与之相似的描述，《夜叉国》中的夜叉穿不穿衣服没有明确的叙述，但通篇未见有对夜叉“赤发裸形”的描写，反而写到他们回到徐某家乡不久，衣着上“母女皆男儿装，类满制”。这一点也恰好暗示了这些夜叉具有北方民族的某些特性。我们不好说蒲松龄完全没有受到《岭表录异》的影响，但他在确定夜叉国地理位置时没有以此书为原型，是基本可以肯定的。

(二)文本细节描述的事实

随着故事的进展，蒲松龄在文本中情节的节点处多次写到风向，实际上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夜叉国在徐某的家乡以北。第一处徐氏携子偷偷返乡，借了北风之力，“北风大作……父子登舟，一昼夜达交”。第二处某商客也被风吹至夜叉国，被徐某幼子搭救，延滞于卧眉岛上。商客劝徐某幼子“南旋”；徐某的幼子欲助之返乡，说：“待北风起，我来送汝行。”也是想借北风之力；“一日北风策策，少年忽至，引与急窜”，这是逃离夜叉国时，真正借上了北风之力。第三处写夜叉一家归计已决，苦于逆风难度，母子正在徘徊，“忽见布帆南动，其声瑟瑟”“相继登舟，波如箭激；三日抵岸”。无论是“南旋”，还是借助于北风之力，这些都明确地告诉我们，夜叉国只能在交州以北，不可能在交州南面的海岛上。蒲松龄会不会由于大的地理概念的模糊而发生方向的错位呢？同样是《聊斋志异》中的故事，《粉蝶》一篇写琼州士人阳曰旦，泛舟海上，遭遇飓风，登至一岛，巧遇十娘，临别时“阳凄然，方欲拜谢别，而南风竞起，离岸已远矣”。阳曰旦从南洋的岛上返回琼州，借的是南风之力，这说明蒲松龄对于大的地理概念非常清楚，不会发生方向错位的问题。

前文说过，有人甚至考证《夜叉国》里的所谓夜叉，就是现在生活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楚可奇人的祖先，其中有一支叫养鹿楚可奇，有吃鹿肉的习俗。蒲松龄《夜叉国》里的夜叉，也生吃鹿肉，正相吻合。如果的确如此，夜叉国已经接近白令海了。当然，当年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时，未必有楚可奇人和白令海等人种和地理的观念，我们也没有必要认定《夜叉国》里的夜叉就是西伯利亚的楚可奇人，但夜叉国不在南洋诸岛上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至于有些人把夜叉国定位在南洋的某一个岛上，可能是受到了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头脑中故有的野人的观念作怪。人们经常地把夜叉同野人等同起来，而我们无论从文字还是图片接受的关于野人的信息，都带着概念化的标签：袒胸露乳、衣不蔽体。正是这种单一化了的人种类型的观念，使得人们错误地认为，这些特征只能是在热带、亚热带或者温带地区的野人才能具有，寒冷的寒带或者亚寒带，不可能为这样的野人提供生存的条件，因此，类似于原始人或者野人的夜叉就应该生活在南洋诸岛上，不应该生活在冰天雪地的北方地区。考古学的发现已经证明，在地球上不同纬度的许多地方存有人类原始社会的遗迹，尽管它们的年代和存在形式并不完全一样。第二，受交州地理位置的影响。交州是汉武帝时所设十三州部之一，辖五岭以南今广东、广西及越南的部分地区，南面正面对着大海，出门航海首先要南行，人们很容易把夜叉国理解为南洋群岛。除了以上两个因素，对于某些学者来说，把夜叉国定位在南洋诸岛上，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可以很方便地同某种域外的相类似的航海故事相比较，从而在人类文化学上较为容易地得出某种结论。

二、交州还是胶州

《夜叉国》开笔交代：“交州徐姓，泛海为贾，忽被大风吹去”；但是二十四卷本却作“胶州徐姓”。交州位于两广一代，胶州位于山东半岛，差之千里。两者相较，定为“交州”似乎更为合理。

在现在能见到的《聊斋志异》各种版本中，解放后发现的作者手稿本无疑是最具有权威性的，可惜只存半部，《夜叉国》一篇并不在其中，我们无法根据稿本厘定是非。在其他的版本中，除了二十四卷本之外的所有版本都是“交州”字样，下举几个代表性的版本加以说明：康熙抄本无疑是现存的距离《聊斋志异》成书年代最近的一个版本，在体式上高序、唐序、聊斋自志、落款全同稿本，在文字方面非常接近稿本，具有很高的校勘价值。抄成于雍正年间的另一个版本，是以《异史》的别名传播于世的，所收篇目最多，被许多学者认为可能较多地反映了殿春亭抄本的原貌。乾隆十六年(1752)历城张希杰的铸雪斋抄本是以雍正朱氏的殿春亭抄本为祖本的，据殿春亭主人《跋》，殿春亭抄本是据蒲松龄原稿过录的，由于殿春亭抄本已经佚失，因而铸雪斋抄本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在《聊斋志异》的版本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乾隆三十一年(1766)，《聊斋志异》由赵起杲在浙江严州首次刻印，也就是青柯亭本，后来《聊斋志异》的刻本差不多都以这个版本作为底本，有人甚至认为这个版本的校勘价值要超过铸雪斋本。以上所列举的四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版本，来源渠道并不完全一样，但都抄刻为“交州”字样，这绝不是偶然的，很能说明一些问题。现代学人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几个版本，无论是校本、注本、评本还是白话译本也都是“交州”，如张友鹤辑校的《聊斋志异》三会本，任笃行辑校的《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盛伟的《<聊斋志异>校注》，刘玉湘、王光福的《白话<聊斋志异>》，而且都把“交州”解释为或者翻译成“两广一带”，这说明在大多数学者的心目中，“交州”比“胶州”更具有说服力。

二十四卷本是1962年在淄博市周村发现的，所收篇目较多，甚至出现了很多文字胜过稿本的情况，具有一定的校勘价值。关于此版本的背景情况还不甚清楚，据齐鲁书社1981年版的出版说明，抄写的年代无法确定，有可能抄于乾隆十五到三十年间(1750—1765)，也可能是道光、同治年间根据乾隆年间的抄本重抄的，也没有关于抄写、批校和收藏的印记和说明。据有的学者考证，这是一个以“以优良版本为底本，同时，参阅了其他的版本，经过抄写者甄别对比、择善而从完成的精抄本”[5]104-105，因此，在文本的原始性、客观性上可能就要打些折扣。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作者本人或者是后来的抄者同音替代，把“胶州”抄成“交州”了呢？不能绝对排除这种可能。笔者对《聊斋志异》中以胶州作为故事背景的篇目进行了一个粗略的统计，有《海公子》《阳武侯》《莲花公主》《柳氏子》《罢龙》《黑鬼》等篇，在这些篇目中都是写做“胶州”，没有误写成“交”字的，而独在《夜叉国》一篇中发生了误写，这种可能性就非常小了。更何况就《夜叉国》单篇来看，跟“交州”中“交”的语素义完全相同的情况一共出现了七次，如“交州、达交、交帅(2次)、交人、在交、抵交”等，没有一处写为“胶”字。可见，作者本人和后来的抄写者同音替代把“胶州”误写成“交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外一种相反的情况倒是可能的，由于“胶州”在不同的文本中出现的次数太多，以至于二十四卷本的抄写者，在抄录《夜叉国》时，受到了其他篇目的影响和干扰，在趋同心理的支配下受类推机制的制约，把“交州”误抄成了“胶州”。

有的学者从“情”“理”的角度出发来分析这个问题，认为只有把徐某的家乡定位于胶州，方能合情合理。从“情”上讲，胶州属于山东近海领域，作为一个山东人，蒲松龄把它写入小说就比交州更显亲切。从“理”上讲，只有徐某是胶州人，才能泛海于东海，被大风吹去向北，方能符合后来“南旋”返乡的逻辑[6]50。《聊斋志异》中的故事至少有一半以上是以山东境内的地名为背景的，距离作者的家乡比较近，显得非常亲切，这是事实；但也不尽然，有一些故事特别是一些航海类的故事，发生的地点背景距离作者的家乡就比较远，如《夜明》以南海为背景，《外国人》以岭南为背景，《粉蝶》以琼州为背景，这些在古代要么属于交州，要么离交州不远。在地点背景的设置上，距离的远近不是蒲松龄考虑的主要方面，能更好地服务于内容才是蒲松龄关心的重要因素。

从实际的地理情况看，无论是从胶州还是从交州出发直线向北，都不可能到达夜叉国，必须经过一个“L”型先往东行，才能被大风吹去北向。这一点也不难解释，徐某并不是一出家门就遇上了大风，而是在“泛海为贾”的过程中航行到某一个地点时突遭风暴，被大风吹去。所以如果把徐某的家乡看作是交州的话，与刮“北风”也并不龃龉，而是合乎情理的。

三、夜叉国与鲁滨逊岛

《聊斋志异》中的《夜叉国》，很容易让人们想起同样作为文学名著的英国小说《鲁滨逊漂流记》(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这两个故事之间有那么多的相同和相似之处：作品中的主人公，都在海上遭遇了风暴，被飓风吹到了某一个岛上；在岛上都遇见了原始部落的居民——夜叉或者是野蛮人，而这些居民都有吃人肉的习俗；最后，主人公都从岛上逃离出来，要么积累了足够的财富，要么飞黄腾达。而且，两部作品的作者，生活的年代也大致相同，蒲松龄生于1640年，卒于1715年；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生于1660年，卒于1731年。这种相似性和相同性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典型的样本，使得我们无论是从纯文学的角度，还是从人类学、文化学的角度来进行比较和分析都是必要的、可行的。但是如果根据这种无论是偶然还是必然的相似性和相同性，得出两个故事发生在大致相同的一片岛屿的结论，就略显草率。

有的学者说，两部作品“写的都是文明人在海外荒岛上与尚在文明门槛之外的原始部落相处的经历，甚至他们所到之处也大体相同：《鲁滨逊漂流记》中所说的‘东印度群岛’，就是《夜叉国》所在的南洋，即今天的东南亚诸岛”[7]85，正是上述观点的代表。夜叉国不在南洋，这是我们上文已经证明了的；鲁滨逊的漂流地不是东印度群岛，而是在南美洲加勒比海的某个岛上，这一结论不仅是英国文学史家的共识，而且凡是读过《鲁滨逊漂流记》原著的人都能从文本的叙述中看得出来。鲁滨逊的原型主要取自苏格兰水手亚历山大·塞尔扣克(Alexander Selkirk)，在航海途中，他和船长起了争执，于1704年9月被船长和其他船员遗弃在了距智利海岸500海里，周边长度约36海里的胡安·费尔南德斯岛上。他在这里独自生活四年零四个月，才被航海家伍兹·罗杰斯(Woodes Rogers )发现，并一同回到英国。今天，费尔南德斯岛已经被改造成为一个旅游胜地，为了吸引更多游客，1966年智利政府干脆把该岛改名为鲁滨逊岛[8]157-166。其实，今天的鲁滨逊岛也不是小说中荒岛的位置，笛福在利用这一素材进行创作时，并没有严格受小岛位置的局限，而是做了改动，在小说中他把塞尔扣克被遗弃的在南美洲西岸的太平洋上的费尔南德斯岛改换成了南美洲东海岸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小岛。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夜叉国与鲁滨逊岛处于两个不同的半球，相距何止千里，遑论二者都处于南洋诸岛。

仔细揣摩上文所引学者的观点，他们之所以把鲁滨逊岛也定位在南洋诸岛上，是因为《鲁滨逊漂流记》中提到过东印度群岛，而且鲁滨逊航海的目的地正是东印度群岛，这样就把东印度群岛的某一个小岛等同于鲁滨逊落难的荒岛。这个看法与文本事实不符。鲁滨逊前后两次踏上他落难的荒岛，第一次也就是他航海遇险的那一次，也是小说的精华和核心的部分，这次航海本来的目标是非洲的几内亚，而且带着一个肮脏的目的——秘密地贩运黑奴，分配到各自的种植园去。他们的船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在加勒比海遭遇风暴遇险了。第二次是他回到英国多年以后，抵抗不住航海的诱惑和他侄子的劝说，以一个私家商人的身份，搭上了开往东印度群岛的航船，但是从文本中我们看不到任何鲁滨逊岛就在东印度群岛的线索。不错，这一次航行的目的地是东印度群岛，但目的地不等于鲁滨逊岛，这次航行并不是直接到达的，而是沿着美洲海岸走走停停，在航程的过程中登上了他落难的岛，做故地重游。到达巴西以后，鲁滨逊还送了一条船和更多的人到岛上去[9]277-278，这说明鲁滨逊岛距离巴西海岸不远，否则就无法解释给岛上送船送人。至于他到达东印度群岛后的情况，小说中并未交代。

其实，由于《鲁滨逊漂流记》的成功，笛福又写了《鲁滨逊漂流记续集》(The Further Adventuresof Robison Crusoe)，在这次历时10年9个月的历险行程之中，鲁滨逊等人确实到过南海和东海，先后踏上了柬埔寨、越南等亚洲国家的土地；访问了我国的台湾省、南京、宁波、北京等地。书中的描写充斥着对中国人的傲慢和偏见[8]167-168。但那是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已经超出了我们讨论的范围。

无论《夜叉国》中的夜叉还是《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野蛮人，都是“海外荒岛上尚在文明门槛之外的原始部落”。如果要找出这些原始部落所共有的、最主要的、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特征，那就是吃人。这是人类在奔向文明的漫漫路途中，普遍经过的一个野蛮的历史阶段[10]75。历史典籍中记载的夜叉吃人，《通典》只是笼统地说“(夜叉)皆豕牙翘出，噉人”；而《岭表录异》则说得更具体些，“回顾，见数辈野叉同食所得之人”[4]528。《夜叉国》中写徐某刚一登岛，就被两个夜叉执入洞中，“二物相语，如鸟兽鸣，争裂徐衣，似欲啗噉”。《鲁滨逊漂流记》对于野人吃人场面的描写更是惨绝人寰，献血淋淋，骸骨遍地，胜利者围着人肉宴席跳起了具有某种宗教意义的舞蹈[9]178。但我们不能仅凭这些原始部落都具有吃人这一习俗，就断定他们差不多生活在同一地区。原始部落的居民在某些制度、习俗、特征等方面的相似或相同，并不能作为证明他们生活在同一地区的证据。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尽管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不同地区的居民会循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前行，甚至表示各个阶段的时间界标也各不相同，但是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每个阶段所具有的制度和特征应该是基本相同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指出：“在美洲普遍流行的制度，在种族全然不同的亚洲各民族中间也存在着，在非洲和澳洲各地也可以发现它的多少改变了的形式。”[11]40吃人习俗是人类社会普遍经过的一个历史阶段，跟所处的地理环境没有多大关系，不能说除了南洋诸岛上的原始居民外，其他地方原始形态的居民没有这种习俗。恩格斯曾对此做过深入的分析，他充分吸收了英国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Morgan)的思想，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又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认为在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由于食物来源经常没有保证，在这个阶段上大概发生了食人之风，这种风气，后来保持颇久。即在今日，澳大利亚队人和许多波利尼亚人还是处在蒙昧时代的这个中级阶段”[11]33-34。而到了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食人之风已在逐渐消失，仅仅当作一种宗教活动或巫术(在这儿差不多是一回事)而保存着”[11]37。《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野人在烤烧吃掉人肉以后，就围成一圈唱歌跳舞，正是恩格斯所说的宗教活动或魔法仪式。

四、结语

文学作品有其自身的创作规律，我们不能完全地把生活的真实等同于艺术的真实，从而要求创作者复制生活的原貌。从这一点来讲，创作者不仅可以在小说当中创造人物、虚构情节，而且完全可以假设故事发生的背景和地点，这种情况，有时甚至是必须的。因此，从文学创作自身特点的角度来讲，夜叉国和鲁滨逊岛处在哪一个方向和位置，是否在南洋诸岛上面，似乎都是合理的，没有必要去纠缠它们精确的地理位置到底在哪里。但是，对于创作者来说，这种创作、虚构和假设是建立在表现艺术的真实，遵守创作的规律，遵循故事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蒲松龄的作品正符合了这样的一些基本原则。而对于以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来说，也应该从作者的创作实际和文本事实出发来评判、分析作品，不能置文本于不顾，空谈在某个方面的意义。对于《聊斋志异》中的篇章以及涉及到的地名方位等问题，尤其应该这样。这是因为：第一，《聊斋志异》中的绝大多数故事，都是以真实的或者典籍中出现过的地名作为故事发生的起点或者故事发展的背景而存在的，在蒲松龄那里，地名不仅仅是一个有所指称的语言符号，而且成为了一种增加作品真实性、增强作品感染力的艺术手段。第二，对于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方位的构想，往往暗含着作者某种创作的意图，如果忽视或者是歪曲了作者的构想，那就领会不到这种创作意图。比如，有人认为蒲松龄写夜叉国就是为了专门嘲讽满人祖先的野蛮和落后[12]90。这种看法有没有道理另当别论，但它毕竟为人们全面深入地理解作品提供了另一种解读。如果把夜叉国定位在南洋诸岛，就不会在作品的受众中产生这种解读。第三，如果试图把文学作品纳入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从文化形态上加以比较分析，从而得出某种结论，就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尊重原著的基本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为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范式。不能误解或者曲解作品中的地名方位，这种地理位置的差异，会对比较分析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基于以上的理由，我们来讨论夜叉国的方位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也就并非多余。

[1]王立，胡瑜．《聊斋志异·夜叉国》的佛经渊源及中外民族融合内蕴[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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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李昉．太平广记：第4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刘杰，宁稼雨．二十四卷抄本的底本问题[J]．明清小说研究，2014，(4)．

[6]赵伯陶．《聊斋志异》注释中的地名问题[J]．长江学术，2014，(1)．

[7]韩田鹿．清朝版的《鲁滨逊漂流记》——《夜叉国》的文化人类学解读[J]．蒲松龄研究，2015，(2)．

[8]郭建忠．郭建忠讲笛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9]笛福.鲁滨孙飘流记[M].徐霞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10]宫源海.主体性文化与社会主义道德诚信[J].理论学刊，2013,(12)．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董文成．民族斗争的实践孕育了蒲松龄的民族思想[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4)．

(责任编辑 李逢超)

On the Location of Yaksha Country inStrangeTalesfromLiaozhaiand Related Problems

Ma Hongji1, Liu Yunling2

(1.SchoolofChineseLiterature&Journalism,ShandongUniversityofTechnology,Zibo255000,China; 2.ThePeople’sPoliceTrainingBaseofZiboinShandongProvince,Zibo255021,China)

Yaksha Country inStrangeTalesfromLiaozhaishould be on the north of Jiaozhou,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and textual facts. Be the hometown of Mr Xu in this story “交州” or “胶州”, it does not affect the basic judgment of ours on the location of Yaksha Country. It is not convincing enough for some scholars to regard Yaksha Country and Robinson Crusoe Island as in South Sea Islands. It is a valuable attempt to study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but this kind of study should be based on sufficient respect for textual facts. Whether our intention is to achieve an exact or profound comprehension of the works or to establish a new anthropological paradigm, any misconception or distortion of the textual facts may result in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analysis of the works.

StrangeTalesfromLiaozhai; Yaksha Country; location; Robinson Crusoe Isl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2016-11-10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齐鲁戏曲与齐鲁文化精神研究”(2014BBO27441)。

马宏基，男，山东淄博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刘云岭，男，山东青岛人，山东淄博人民警察训练基地高级讲师。

I207.41

A

1672-0040(2017)02-005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