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金 凤(济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22)

戴乃迭女士的“译有所为”

赵 金 凤
(济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22)

从“译有所为”的视角解读戴乃迭的翻译人生,较为全面地考察其译介活动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认为生态翻译环境对其翻译行为的影响是相对的,译者的主观翻译动机是引发、推动并维持翻译行为的内生力量,其中,高度的责任感和文化自觉意识是至关重要的。

戴乃迭; 译有所为; 主观动机; 客观效果

戴乃迭,一个享年80岁、在中国生活了近60年的英籍翻译家,作为传教士的后代,她命中注定与中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缘。她和杨宪益中英合璧的爱情成就了一段传奇,他们的合作翻译在译界被传为佳话,凡是杨宪益出现的地方,都会有戴乃迭的身影。然而,作为一个为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奉献了毕生心血的外国人,应该有其独立的生命篇章。戴乃迭女士1999年去世,此后十余年间,有关戴乃迭翻译方面的研究不多,且侧重译本分析,很少涉及翻译以外的影响因素。自2011年起,相关文献研究逐年增多,研究角度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涉及翻译美学、翻译操纵论、译者主体性、译者文化身份等多个方面。这表明,受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影响,译界越来越重视戴乃迭译介活动研究。然而,总体而言,有关戴乃迭译介研究的角度和深度都有待拓展,文献研究的质量也需要进一步提高,这为本文留下了研究空间。从目前已有材料来看,将生态翻译学应用于戴乃迭译介研究的文章只有一篇——《戴乃迭〈中国文学〉译介的生态翻译学解读》。作者主要从翻译生态环境和多维度适应等角度,概述了“戴乃迭在英文期刊《中国文学》数十年的译介活动及翻译成就”[1]75。鉴于此,笔者从“译有所为”的角度探讨戴乃迭译介活动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以期所得结论能深化戴乃迭翻译研究。

一、“译有所为”

“译有所为”一词由胡庚申先生于2001年在香港召开的“国际译联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首次提出,英译文为“doing things with translations”。2013年,胡先生在《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一书中对这一概念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证和阐述。胡先生认为,从内涵上看,“译有所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译者从事翻译有其特定的动因(侧重主观动机);二是翻译出来的东西可以做事情(侧重客观效果)。”[2]247由此可见,一方面,“译有所为”关注译者“为何译”,比如为了温饱情欲、为了功名利禄、为了宗教信仰、为了救国图强等,这一内涵既肯定了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又认可了译者作为一个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所具有的基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追求,因此更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2]86,翻译生态环境是“影响翻译主体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2]88。从这个意义上讲,译者的主观翻译动机受制于其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只有适应,译者才能生存,译本才能长存。然而,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绝不是被动的适应,而是有选择的适应。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可能会受到种种影响、操纵、制约甚至干涉,但一个有理性、有责任心的译者往往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化冲突为和谐,“在适宜的程度上保证原语生态与译语生态的平衡和‘中立’,从而使原语语言文化在译语语言文化中发出其独特而和谐的声音。”[2]118另一方面,“译有所为”强调翻译行为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比如促进交流沟通、引发语言创新、激励文化渐进、催生社会变革、塑造国家形象等,这一方面更能彰显翻译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它使人们认识到在当前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翻译的作用和功能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以译行事当受到重视;‘译有所为’颇值得研究。”[2]261戴乃迭的译作分为合译作品和独译作品两种,笔者探讨的范围包含其所有的汉译英作品。从翻译的主观动机看,戴乃迭的翻译为在适趣、为在弘志、为在求生、为在移情;从翻译的客观效果上讲,戴乃迭的翻译为在促进交流沟通、为在塑造国家形象。

二、戴乃迭的主观翻译动机

“在通常情况下,虽然翻译受政治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是在影响翻译行为诸多因素中,最活跃并且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翻译的主体因素,而译者的翻译动机是体现翻译主体性的重要部分”[3]72。尽管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文革”结束之前,戴乃迭的中译英活动基本上是奉命行事,在“文革”期间又因遭遇牢狱之灾而被迫停止翻译,但她从未改变自己对文学和中国文化的热爱,她凭借自己的毅力、勇敢和良知变通着自己的翻译行为,尽量弱化翻译的功利性和政治性色彩。比如,“文革”初期,“江青发表了一段关于过去各国文化传统的议论,否定在马克思以前的文化名人,包括英国的莎士比亚等在内。当时有编辑建议乃迭翻译介绍这篇文章,乃迭婉言拒绝了”[4]78。由此可见,无论译者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如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译者本身,译者的主观翻译动机总是或显或隐地发挥着作用,由此支撑着译者在翻译的道路上一直前行。戴乃迭在半个多世纪的中译英活动中,有过诸般的经历:战乱、革命、破坏、风风雨雨、大起大落、悲欢离合,然而她依然充满坚毅与自信,依然无怨无悔,这种翻译家精神值得学习与研究,也促使笔者去探求其翻译背后的精神力量。

1. 为在“适趣”

“所谓‘适趣’,指为爱好而译。”[2]249许多译者在选择待译文本时都是基于对原作者和作品的爱好。萧乾先生在选择原作时,特别强调必须“喜欢它”;傅雷先生把选择原作比作交朋友,只有“一见如故”者方能择之;屠岸先生的选择标准是自己特别喜欢的,在文学史上“有定评的第一流诗歌作品”[5]151。从译者内需来讲,译者只有选择适合自己爱好、能力和学识的作品,才能在其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得心应手、译出好作品。

戴乃迭1919年出生于中国北京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当时多灾多难的旧中国并没有给她留下不好的印象,相反,在她童年的记忆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北京的那些“五颜六色,鲜活生动的街景和诱人的味道”[6]7以及北戴河的好时光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童年是生命的起点,一个人在童年时期所获得的心理体验对其一生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戴乃迭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奠定了她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一生的热爱。因此,归国后的戴乃迭对遥远的中国依然念念不忘,魂牵梦绕。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戴乃迭会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个攻读中国文学荣誉学士的学生,为何她会对其貌不扬的杨宪益一见钟情,为何她不顾母亲的强烈反对毅然跟杨宪益来到战乱中的中国。正如她本人所言,“我来中国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是为了学习中国的经验,而是出于我对杨宪益的爱,我儿时在北京的美好记忆,以及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仰慕之情。”[6]11正是基于她对中国文化无限的热爱,戴乃迭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从事中国文化的外译工作。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在牛津求学期间,杨宪益和戴乃迭玩儿似的译出《离骚》,他们所谓的“笔墨游戏”成为二人一生译介事业的开始。自此以后,他们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若非出于对中国的热爱,一个外国人是很难做到的。

从戴乃迭所译文本类型来看,绝大多数都是文学作品。正如前文所言,尽管这些作品由翻译赞助人选定且其工具色彩更浓一些,但戴乃迭始终保持着翻译的热情、无怨无悔,这还源于她对文学的热爱。戴乃迭的姐姐希尔达在回忆戴乃迭的文章中说,“戴乃迭很早就表现出对文学的热爱。先是对英国文学,后是对法国文学”[7]142。她曾经和同学读法文诗,一读就是好几个钟头。再后来,戴乃迭爱上了中国文学,在中学期间,她就很喜欢阅读英译的中国诗词。即使后来在中国身陷牢狱之灾,支撑她活下去的除了对杨宪益和孩子的牵挂之外,就是她对文学的热爱。在4年的单人囚禁生活中,她常常通过诗歌背诵来排解烦闷和孤独。“文革”结束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戴乃迭在自主选择的基础上独译了很多现当代作家的作品,这些译作为西方了解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新面貌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戴乃迭热衷翻译,除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热爱之外,对作者和作品的喜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戴乃迭所译现当代文学作品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作品皆出自名家之手;二是鲁迅和女性作品占了很大的比例。当时中国走红的作家如谌容、张骥才、张洁、古华等经常是戴乃迭家的座上客,他们的作品大都描述了解放战争至“文革”前后中国社会的变迁。作为一个1940年便来到中国,在第二故乡生活了近60年的英国人,戴乃迭对那段经历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她不仅翻译了很多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而且在译作前言中对很多作家作了详细的介绍,字里行间透漏出对他们的喜爱和敬佩之情。鲁迅的作品之所以备受戴乃迭青睐,完全是出于戴乃迭对鲁迅的仰慕和喜爱。鲁迅被毛泽东称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其铮铮的爱国心和鲜明的国际主义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戴乃迭。因此,在牛津读书期间,戴乃迭和杨宪益就合译过鲁迅的散文,而当她的导师修文斯先生(E.R.Hughes)坦言“现代中国毫无值得学习之处时”,她认为修文斯根本没有听说过鲁迅。言外之意,鲁迅的作品足以让修文斯先生改变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偏见。刚到中国后,戴乃迭又在空闲时间翻译了很多鲁迅的作品,而那时鲁迅的作品是被国民政府查禁的。若非出于喜爱,她绝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翻译鲁迅的作品。至于翻译女性作品,也是戴乃迭兴趣使然。20世纪80年代,戴乃迭对西方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她开始关注中国新时代女性的生存境遇及面临的社会问题,因此从“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批中国当代女作家成为她的首选,戴乃迭不仅把她们的作品译介到英文世界,而且亲自撰文描述她们的创作和生存状况,为西方读者打开了观察和了解中国女性的窗口,为世界妇女运动做出了贡献。

2. 为在“弘志”

“所谓‘弘志’,指为理想而译。”[2]248对于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间的人而言,其在异国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播的方式,他们的衣着、言行都默默地传达着一种异样的文化,而当他们有意识去充当两种文化交流的桥梁时,他们便有了一种文化自觉意识。

1940年,戴乃迭跟随杨宪益来到中国,他们第一站来到四川。戴乃迭曾在自传中描述自己当时的感受:“仿佛是一脚踏回到中世纪”[6]12。然而,中国农民在戴乃迭的眼里是一种古文明的后裔,因为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尊严和幽默感。她意识到西方对中国存在很大的偏见和误解,而中国人也认为西方人粗暴无礼,由此,一种消除文化隔阂的责任感油然而生。初到中国,生活虽然艰辛,但戴乃迭从不叫苦,从不抱怨,她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与当时的中国融在了一起。新中国诞生后,“从不侈谈革命的乃迭以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翻译界,全身心投入中西文化交流的神圣事业中。”[8]99此后,戴乃迭的翻译不仅丰富得近乎庞杂,而且出现了译介并重的特点。她的译作“正文前后总附有相关介绍性文章,这些文章一般从阐释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作品问世前后的社会状况入手,将孕育作品并在作品中或隐或显的中国社会生活凸显出来,为读者创造出一种呼之欲出的现实立体感。”[9]175由此消除或减少了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心理隔膜与理解障碍,为西方读者打开了观察与思考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的窗口。正如戴乃迭所言,她要为“新中国做一名民间的大使”。因此,无论她身在中国,还是身处国外,她都在讲中国的好话。经历了“文革”四年的“牢狱之灾”和丧子之痛后,她连自己的祖国都不愿回去。她说, “我不愿意到英国,是因为过去我一直宣传中国的好事情,现在我只好不出面讲话了。”[8]102因此,熟悉戴乃迭的人都知道她最大的特点就是讲实话,而她的译作也体现出“不虚美,不隐善的文化立场”。学者李晶[9]178曾这样评价戴乃迭:“在近半个世纪的中文英译事业中尽力传达出一个真实的中国文化形象。她以明显不同于西方以及部分中国译者的翻译特色,向海外昭示了西方话语阴影下长期被改写、被隐蔽的中国文化的真实面貌。”

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的形成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10]190。戴乃迭,这朵执著而顽强的英格兰玫瑰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她不仅没有因为水土不服而枯萎,而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中国绽放出更加华丽的光彩。中西文化在她身上实现了完美的融合,她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让古老的中国文化通过她的笔端缓缓流向西方,其译文也更易于为西方人所接受,从而真正实现了做一名民间文化大使的志愿。

3. 为在“求生”

“所谓‘求生’,指为‘生计’而译。”[2]247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生理需求是人的第一需求。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译者只有满足了基本的生活需要之后才能真正做好翻译,而对于将翻译视为一生职业的译者来说,翻译更是他们的生存之道。戴乃迭在自传中多次提及生活的艰辛:“出英国时,我们随身只许带20英镑,在到香港的路上就用完了……因此,我们身无分文地在香港困了几周……最终在父亲一位老朋友陈翰笙的帮助下,我们结清账单,买了机票,在中秋之夜飞往四川。”[6]11战乱中的四川与牛津相比,生活水准“恶劣至极”[6]12。接下来的岁月里,戴乃迭既为文化冲击和气候不适所困,又为生活的艰难所苦,经历了结婚、生子、失业等一系列的事情,因此,她和杨宪益不得不频繁更换工作,辗转于贵阳、成都、重庆等多个城市之间,以求获得一个安身之所。然而,戴乃迭把此种流动性的生活视为了解内地不同地区的好机会,并引以为乐,由此可见她的乐观和坚强。1943年,受诗人卢冀野的邀请,戴乃迭夫妇共同加入国立编译馆工作,从翻译《资治通鉴》开始,逐渐走上了翻译职业化的道路。在此期间,于戴乃迭而言,除了兴趣和爱好之外,翻译更多的是一种生存的方式。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立编译馆的撤销,戴乃迭又加入了新成立的外文出版社,正式成为一名职业翻译家。此时,戴乃迭既为生活而译,又为一份神圣的事业而译。

4. 为在“移情”

“所谓‘移情’,指为转移情感(通常是悲情)而译。”[2]249翻译家林纾为排解丧偶之痛而译,诗人穆旦为宣泄内心的“悲愤”而译,而戴乃迭为忘却牢狱之灾和丧子之痛而译。1968年,戴乃迭被疑为英国间谍而被捕入狱,四年单人囚禁生活给她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致使她经常自言自语。出狱后,她很少提及自己狱中的生活,即使她的自传,也只是轻描淡写,或许她在努力忘却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然而,《红楼梦》的续译工作正是在其出狱后不久进行的。《红楼梦》的翻译最初只是一项工作任务,而此时,它变成了戴乃迭排解痛苦的一种方式。只有当她沉浸在与杨宪益的合作翻译中时,她才能忘却曾经的痛苦,对她而言,情感和精神上的满足胜过一切。然而,厄运并未终结,她的儿子杨烨因文革遭遇患上了抑郁症,1979年在英国自焚身亡。儿子的离世留给戴乃迭终生未能平复的悲伤。从那时起,她仿佛有了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她经常靠酒精麻醉来忘却惨痛的现实。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凭着巨大的勇气和毅力,戴乃迭又重新活跃在翻译界,她用工作来缓解文革带来的伤痛,用工作来忘却家中的不幸。她不仅翻译了很多现当代文学作品,而且大都由她独立翻译完成。她把自己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翻译中去,翻译暂时淡化了她的伤痛,使她得以有片刻的安宁。这个时期的戴乃迭,可以说是在为化解内心的悲痛而发奋翻译。

三、戴乃迭译介活动的客观效果

“译有所为”首次将译者的主观翻译动机与翻译行为产生的客观效果统一起来,凸显了后者的重要性。过去,人们对译者的主观翻译动机强调过多,而对翻译行为产生的效果缺少重视。实际上,即使是积极的主观翻译动机,也未必会带来积极的翻译效果,比如,在中国文学作品英译过程中,很多译者的主观动机是好的,即通过文学翻译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重塑中国的国家形象,但由于对译入语国家社会、文化语境与读者需求的认知比较欠缺,或一味追求本土文化的传播,许多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本仅作为中国读者学习英语的资料而存在着。此类翻译行为违背了翻译跨文化交流的本质,无法真正实现翻译的社会价值。因此,考查一个译者的翻译成就,不仅要考查其产出了多少译作,更要考查其译作在译入语环境中产生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翻译之用”。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戴乃迭的译作除《老残游记》和《只要无事发生,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为国外出版社出版外,其他所有译作均由外文出版社和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由此可见,戴乃迭的译作绝大多数是在源语环境里发表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在源语环境出版发行的译本对译语环境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译本在译语环境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主要通过译入语读者的反应体现出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戴乃迭译作主要有两部分读者,一是受历史和政治洪流的推动而来到北京的外国记者、教师和翻译等外国知识分子,如斯诺夫妇、塞莉·沃农和狄利亚·达文等。这些人有很多后来都致力于和中国相关的研究,戴乃迭不仅和他们成为了好朋友,其译作也为他们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比如,英国学者比尔·詹纳认为戴乃迭和杨宪益合译的《〈史记〉选》“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司马迁像西罗德似的对于历史事实的嗜好和故事的趣味性。《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宋明评话选》清晰地反映了宋、明两代小说中包含的丰富多彩的生活。”[11]156通过戴乃迭英译本,他们不仅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因反动宣传造成的对中国人民形象的歪曲看法,而且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戴乃迭译作的另一部分读者是国外的英语读者。虽然戴乃迭的译作绝大多数在中国国内发行,但外文出版社和中国文学出版社通过与国外进步书店订购、赠送和交换等方式[12],使戴乃迭译作得以与国外读者见面。从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所获取的西方读者的反馈来看,戴乃迭的早期译作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李家庄的变迁》《屈原》《离骚》《阿Q正传》和《鲁迅短篇小说集》很受普通读者的喜爱。他们在来信中说这些作品对他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量”,使他们“深受感动”,“同中国人民更加接近了”,并且增加了“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的热爱与研究的兴趣”。许多国家的报纸与文学刊物发表评论赞扬上述作品或加以转载,不少国家的出版社和读者要求译成其本国语出版(有的已经转译出版),有的在电台上广播,有的来信描述《屈原》在当地上演和受欢迎的盛况[13]。进入20世纪80年代,戴乃迭以其敏锐的国际视角,独立翻译了很多从文革中成长起来的现当代作家尤其是女作家的作品,如谌容的《人到中年》(1980)、古华的《芙蓉镇》(1983)、张洁的《沉重的翅膀》(1987)等,通过这些译作,戴乃迭向海外传达了中国新时期文学转折的新鲜气息,让中国新时代女性得以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此外,戴乃迭夫妇译介的《唐宋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关汉卿杂剧选》以及《长生殿》等作品被英国伦敦大学列为“汉文教材”,成为西方汉学家普遍重视的英译中国古典著作[14]284。戴乃迭的译介水平也得到海外汉学家的广泛认可,如某些外国学者认为戴乃迭译的沈从文“散文集令人难忘,译文优美”;时任芝加哥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的李欧梵也认为,在“熊猫丛书”众译本中,“最好的翻译还是出自戴乃迭之手”[15]。戴乃迭尽量忠实传达中国文化的价值与灵魂,同时兼顾译入语读者的感受。这种翻译文化观念,既让西方读者真正领略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魅力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面貌,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读者认为中国文学缺乏文学性的认识,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塑造了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新形象。

四、结 语

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只有通过对包括翻译文本、翻译群落和翻译生态环境在内的一切‘他者’承担责任,从生态整体主义和生态理性的视角审视自己与一切‘他者’的关系,才能将一种更大的责任意识融入到翻译活动之中。”[2]222在中国文化外译过程中,译者能否产出适应选择度高的译文,取决于译者的“主体意识、文化自觉意识、多元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16]。对文学和中国文化的热爱开启了戴乃迭翻译的旅程,生活的艰辛曾使她将翻译视为谋生之道,丧子之痛曾让她沉溺于翻译以求忘却惨痛的现实。或许她从未想过成为一名翻译家,然而命运的安排使她与翻译有了不解之缘。身居中国60载,虽历经沉浮,却从不抱怨、从未放弃做一名民间文化使者的志愿,她用自己的镇静、坚强、自信、宽容和微笑调和着一切。曾为文化冲击所苦的戴乃迭不仅适应了中国的生活,融入了中国文化,她的译作也名扬海内外,真正践行了一个译者应尽的责任。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今天,中国本土译者更应该增强文化传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应本着文化交流的目的、平等互利的心态和循序渐进的节奏,将既能体现中国文化特色又具有一定普适性的文学作品译介给西方读者,只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真正参与世界文学,中国文化才能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

[1] 肖娴. 戴乃迭《中国文学》译介的生态翻译学解读[J].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75-77.

[2]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3] 李晶. 当代中国翻译考察(1966—1976):“后现代”文化研究视域下的历史反思[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72.

[4] 杨宪益. 此情可待成追忆——记戴乃迭生前二三事[M]∥杨宪益. 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78.

[5] 许钧. 翻译概论[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151.

[6] 戴乃迭. 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M]∥杨宪益. 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7] 布朗. 我的妹妹戴乃迭[M]∥杨宪益. 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142.

[8] 杨敏如. 替我的祖国说一句“对不起,谢谢!”[M]∥杨宪益. 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9] 李晶. 戴乃迭及其译介事业[M]∥杨宪益. 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10] 费孝通. 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07:190.

[11] 詹纳. 戴乃迭[M]∥杨宪益. 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156.

[12] 郑晔. 国家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以英文版《中国文学》(1951-2000)为个案[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110.

[13] 周东元, 亓文公.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一)[G]. 北京:新星出版社, 1999:109-110.

[14] 邹霆. 永远的求索:杨宪益传[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284.

[15] 王惠萍. 后殖民视域下的戴乃迭文化身份与译介活动研究[M].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4:67.

[16] 林燕. 翻译适应选择论视阈下的译者主体性:以外宣翻译中的取舍度量为例[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8(4):488-493.

【责任编辑 李美丽】

“Doing Things with Translations” by Gladys Yang

ZhaoJinf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250022, China)

Gladys Yang’s translation life is interpre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ing things with translations”, and the subjective motivation and objective effects of her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re investigated roundly.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impact of 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 on her translation is relative and her subjective motivation is the endogenous power to cause, promote and maintain her translation behavior, of which, a high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is the most important.

Gladys Yang; doing things with translations; subjective motivation; objective effect

2016-09-23

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项目(1506439)。

赵金凤(1979-),女,山东临沂人,济南大学讲师。

2095-5464(2017)01-0121-06

H 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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