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 春 明(1. 中央民族大学 朝鲜语言文学系, 北京 100081; 2. 宿迁学院 中文系, 江苏 宿迁 223800)

禹光勋小说《兰芝》女主人公爱情宿命论解析

付 春 明1,2
(1. 中央民族大学 朝鲜语言文学系, 北京 100081; 2. 宿迁学院 中文系, 江苏 宿迁 223800)

《兰芝》以文学形式生动演绎了宿命论观点。认为兰芝的爱情悲剧不只是偶然事件的产物,更是特定时代背景、民族文化差异、家庭亲情缺失、个人性格上的缺陷等多种因素导致的必然结果。

禹光勋; 《兰芝》; 兰芝; 爱情宿命论

禹光勋是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中国朝鲜族作家,他与崔红一、李惠善、许莲顺等的创作“曾引领朝鲜族小说的发展”[1]1。目前对于禹光勋小说的研究,主要侧重其“对‘文革’伤痕的揭发、对‘知青’存在的思考”[2],如吴俣《1980、90年代禹光勋小说主题倾向研究》、金贞玉《朝鲜族“知识青年”作家的意识世界研究》等。对禹光勋“‘宿命’系列小说”[3]的研究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领域。

宿命论认为人的命运由必然因素造成,是可预测、可预知的,但不可改变。朱光潜先生曾在《悲剧心理学》中指出:“宿命论,就是对超人力量的迷信,认为这种力量预先注定了人的遭遇,人既不能控制它,也不能理解它”[4]。宿命论不仅是一种哲学观,也是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多有反映,如方方、李锐、余华、刘恒等作家创作的一系列以宿命论为主题的小说,朝鲜族作家的创作中也不乏此类作品。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朝鲜族作家们在依然关注社会、民族、人类自身的同时,越来越在意人(人类)自身以外的悲剧因素,并从各种角度向人们展示、论证这些因素的存在。……这是与人类的善恶以及社会制度无关,是人类的力量左右不了的某种根源导致的悲剧。这些作品让人感到人类束手无策地接受命运的支配、命运支配下人类的无能为力。”[5]20世纪90年代以后,禹光勋、李惠善等不少朝鲜族作家的创作观念发生了某种“转向”,创作视角,从哲理思考和历史演绎转向了对现实的思考和当下人生状态的关注。文学评论家崔三龙先生指出:“进入21世纪的前十年,在创作手法上,朝鲜族文坛虽然涌现出不少基于传统经典美学的坚持写实主义方法的作品,同时也出现了大量不同于传统写实主义的新写实主义小说。”[1]“朝鲜族作家们几乎全部都受到‘新写实小说’的影响,但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有禹光勋……”[6]而禹光勋在“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影响下,通过“宿命”系列小说创作来积极关注朝鲜族百姓在经济迅猛增长的背景下所经历的生活变迁与精神烦恼,“勇敢地面对本民族的民族劣根性”[1]1,将更多的笔墨聚焦于对人性的描写,试图探索在复杂万分、变化多端的现实中所展现的生命本体与人性本源。文学评论家张春植先生在朝鲜族当代文学创作访谈中曾指出禹光勋的“宿命”系列小说为提升朝鲜族文学的品位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从宿命意识入手解读禹光勋小说创作文本,有助于深入理解其创作,对于从更开放性的文化视野理解朝鲜族新现实主义文学也是一种积极的尝试。

《兰芝》(《道拉吉》2000年第3期)作为禹光勋最优秀的短篇小说收录入《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朝鲜族卷》,作者通过文学形式生动演绎了宿命论观点。作品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给中国偏远的朝鲜族聚居区带来深重困境的背景下,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农村朝鲜族姑娘兰芝挫折且绝望的情感经历。她的爱情悲剧从最开始的被预知到最后的被证实,冥冥之中似乎有股强大的力量在安排着,无论她怎样努力追求幸福,也逃不出遭背弃的命运。在禹光勋看来,兰芝的悲剧命运不仅是偶然事件的产物,也是特定的时代背景,民族文化、家庭环境、个人性格缺陷等多种因素导致的必然结果,尽管她竭力去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最终仍难逃命运的劫难。

一、兰芝爱情宿命的偶然性

禹光勋赋予作品情节中的偶然事件以逻辑因素,使一系列偶发性事件具有因果联系,从而导致必然结局,人物的存在被锁定其中,在劫难逃,从而体现宿命的力量。作品主人公兰芝出生于偏远小山村的一个普通朝鲜族家庭,而她人生中的种种不幸却来自于她的名字:兰芝。这个名字是她满周岁那年,一个叫张安中的汉族右派给起的,来自于“一本因没有封面而无法得知出版年月和书名的三流小说”[7]164。从汉语的角度来说,兰芝是个非常好听的名字,而“对于出生在偏远小山村的她来说,能摊上如此美丽的名字,既有可能是命运开的玩笑,也有可能是决定她未来命运的先知的预言,甚至有人认为是后者无可置疑的事实”[7]164。因为那本三流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兰芝“淌着极其伤心的泪水把爱情献给了一个富家公子,不料却遭到了背弃”[7]164,而这位小名叫“三丫头”的朝鲜姑娘起名叫兰芝之后,她的悲剧人生似乎也已经注定。兰芝在县城读职高时,一次偶然机会被张安中邀请到他家里过中秋节,兰芝原以为张安中是单身,可没想到他不仅有老婆而且还有一个相貌英俊的儿子。张安中的儿子张慕山自从认识兰芝以后便喜欢上了她。兰芝开始因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而并没有接受慕山的爱意,但也没有拒绝慕山的约会。在一次看完电影回家的途中,两人发生了性关系,并逐渐发展成为恋人。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兰芝强烈地感受到了爱情的浪漫,坚信爱情可以超越民族的界限,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而不顾家人的反对,与慕山过起同居生活。但在兰芝和慕山同居后,因民族文化的差异逐渐出现了一些摩擦,相互之间总觉得有些不舒坦。最后,兰芝在张安中去世后不愿与婆婆一起住而向慕山主动提出分手,慕山无可奈何地舍弃对兰芝的爱,决定回家和自己的寡母居住。当兰芝30多岁的时候,偶然遇到且爱上了小时候总喜欢爱抚她头发的一位集体户大哥哥——已成家立业的富商振三。但已有家室的振三只是看中了兰芝的年轻貌美,仅仅将其视为自己的性伴侣,作为一个已婚且人到中年的男人很难对其产生热烈的爱情,即使对兰芝产生一种爱恋,他也不可能为了情人轻易舍弃自己已拥有的东西。因此,振三在其妻子从韩国回来之前彻底断绝了与兰芝的关系,致使兰芝再次遭到无情的抛弃。在经历两次失败的情感经历后,心灰意冷的兰芝最终放弃自己的爱情追求,心甘情愿地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韩国人。

兰芝的一生充满着戏剧性,仿佛在她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因为偶然的因素,冥冥中由命运作祟,一步步把她推向了爱情的悲剧结局。兰芝的名字来自于三流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名字,而这一偶然事件却成为决定她一生悲剧命运的预言,决定了她屡遭男人背弃的命运。“为什么必须由张安中给兰芝起名字,为什么兰芝必须上汉族学校念书,又必须和张安中的儿子慕山相遇。这一切似乎都是鬼神安排好的造化或对命运的嘲弄。真让人不寒而栗。”[7]169正是这些偶然事件给兰芝带来了情感上的第一次创伤。而年少的兰芝因为一次偶然机会在集体户里撞见大哥哥振三与大姐姐惠淑偷情,这让她终生难忘,并为她后来与振三发生男女关系埋下了伏笔。20年后,兰芝在歌厅做柜台工作人员时,偶遇前来消费的富商振三,而又恰逢振三的老婆和孩子都在外地,这无疑给兰芝和振三提供了深入接触的机会。而这些偶然事件却给兰芝带来了情感上的第二次创伤。另外,小说还不时出现兰芝重回家乡时的一些神秘因素,如曾经殷实的村子,只剩下荒凉的废墟;不期而遇的狂风暴雨;原来一直岿然不动的张安中的空房子,却被狂风刮走,消失在风雨之中;多次跑进爸爸曾经因抓阄而拥有过的仓库躲避风雨,却总是产生房子会一触即倒的强烈预感,等等,这些偶然事件似乎都在表明兰芝的情感悲剧是命中注定和无法避免的。可见,偶然性的存在对一个人所期待目标的无情蔑视与戏弄必然会导致人的宿命结局,这种偶然性其实也是一种必然性,偶然的必然性或必然的偶然性是造成主人公兰芝宿命的根本原因。

二、兰芝爱情宿命的必然性

在《兰芝》中,宿命论思想和悲剧氛围交织在一起,主人公兰芝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而她对爱情婚姻的追求似乎永远陷在宿命的泥潭里。其实,宿命的力量并不像远古神话或民间传说中的生命线和生死簿那么简单,考察其作用于具体对象的过程时,特定的生存环境、民族文化的差异、家庭亲情的缺失、个人性格的缺陷等多种因素的合力是不容忽视的。宿命决定了悲剧的产生,作品中宿命的力量就是借助兰芝所处的生存环境、民族文化的差异、家庭氛围,以及她身上所存在的性格缺点等展现出来。

1. 乡土社会变迁的冲击

在造成兰芝宿命悲剧的必然因素中,乡土社会变迁带来的巨大冲击是一个重要因素,“现代经济的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环境,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理念。”[8]《兰芝》中女主人公的家乡雁脖子村是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雁脖子村的人们也逐渐不满于此处落后、闭塞的环境,“到处都在闹着到城里去挣钱”[7]175,这个曾经殷实的乡村受到强大的冲击,“正在逐渐消亡”[7]162。处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时期,主人公兰芝自然憧憬着外面的城市生活。她上职高以后,曾因“自己一辈子不用再干农活儿,不由得暗自感到庆幸”[7]168。而她要想使自己永远也不要种地的理想得以实现,唯一途径是通过婚姻这个跳板。为了理想,为了生存,正在读职高的兰芝向在农机厂上班的张慕山献出了自己的第一次,因为在她看来与慕山结婚可以使她离开贫穷闭塞的雁脖子村。但是事与愿违,兰芝与慕山同居后,慕山却由于所在农机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破产成了下岗工人,兰芝担心自己生活受连累而主动提出了分手,慕山也无可奈何地承认他们“是在错误的时代错误的时候相遇的两个错误的人”[7]175,舍弃了对兰芝的爱。生意人振三的闯入,改变了兰芝的生活。振三家境殷实,让贫困家庭出身的兰芝大开眼界。同时,振三把性爱当作一种愉悦的享受,使兰芝也领略到中年男人特有的魅力。兰芝之所以一直想嫁给振三,相当程度上也因为振三可以让她过上体面的城市人生活,而振三接受她,则主要因为自己的性欲望及兰芝的美貌,这为他们后来的分手埋下了伏笔,兰芝最后遭振三“背弃”也就成为必然。

2. 民族文化的差异

作者在小说中曾借慕山姐姐之口提出“民族不同就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文化是融解在鲜血里头的,相处久了以后,必然会发生冲突。不管是爱得有多深,在文化的冲突面前,无论是谁都会变得软弱无力的”[7]171。兰芝和慕山恋爱悲剧的因素中,民族文化的差异也是其一。如慕山不得不经常领着兰芝光顾自己不爱吃的冷面馆,但还算比较顺利,然而,在他的恋爱到谈婚论嫁的程度时,却遭到了双方家人的强烈反对。因为婚姻是男女两性组成家庭的结合,是社会制度及其文化与伦理道德规范所认可的夫妻关系。“族际通婚是两个不同民族之间的婚姻关系,它不仅是两个异性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代表着不同的民族文化。朝鲜族作为跨境民族,迁入中国后为保存自己民族纯粹的血统自古以来提倡民族内婚,禁止与他民族通婚。”[9]朝鲜族一个最为重要的通婚规则便是不与外族通婚,凡是聚居区的已婚男女——包括知识分子的婚姻都属于族内通婚,如果选择的配偶是本民族以外的他民族成员,会受到家人的坚决反对。此外,虽然朝鲜族和汉族从过去到现在和睦相处,但因为彼此的文化差异,所以两族之间也有一些民族间的误解和偏见。当兰芝在家里宣布要和慕山结婚的时候,她的父亲坚决反对,怒骂她道:“你是怕找不到婆家才嫁到汉族小子的吗?”[7]172就连平时从不大声说话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是竭力反对:“你凭什么非得嫁给汉族不成?凭你的长相,凭你的知识,就连朝鲜族小伙子也够你挑的。疯了,你简直是疯了。尽管现在是新时代,难道民族还会变吗。”[7]172兰芝的姐妹们对她这一举动也“用的完全是一种面对白痴的目光”[7]172。慕山的家人对这场族际通婚也并不看好。慕山有个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姐姐对他俩的婚事持反对意见,她劝说弟弟可以和兰芝到相爱为止,千万不能结婚。慕山的妈妈对朝鲜族,以及族际通婚看法更为偏激:“不同民族的人在一起,一开始都很好,到了四十岁左右,几乎都会分手”“尽管朝鲜族姑娘手脚勤快,但嫁给汉族以后,就会把丈夫当下人来使唤。而在女人面前言听计从的汉族小伙子,一旦娶了朝鲜族姑娘做老婆的话,也会变得懒惰透顶。”[7]172可见,双方家人彼此缺乏沟通与了解,各自坚持自己的民族偏见,对兰芝和慕山的族际通婚都持反对态度。尽管他们顶住各方的家庭压力结为连理,但其同居生活注定将困难重重,兰芝的婆婆在他们结婚后从来不露面,也不愿意补贴他们一分钱,公公张安中也只是偶尔来看看他们;而兰芝的家人则立刻断绝了与她的来往,直到兰芝和慕山分手后才让大姐淑子前来看望她。兰芝这场缺乏双方家人祝福与支持的爱情和婚姻最终以悲剧而结束。

3. 家庭亲情的缺失

兰芝宿命性的爱情悲剧同她成长中家庭亲情的缺失也有密切关系。在人们的传统认知中,亲情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家庭应该是一个温暖和谐的所在。小说中,父亲对兰芝“不知是结下了什么仇似的”[7]163,鲜有温情与关爱,有的只是怒骂和忽视。当其妈妈怀上兰芝时,前面已有两个姐姐,具有重男轻女思想的父亲原以为兰芝会是个结实可人的大胖小子,兰芝出生后,父亲听说又是个女孩,扭头就走,并且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竟然连名字也没给她起,直到兰芝满周岁的时候,父亲才给她起名叫兰芝,但她父亲从来不叫兰芝的名字,只是叫她“三丫头”。可见,其父从兰芝出生起就无端对她生出几分厌倦。在兰芝成长的岁月中,她经常被父亲怒骂呵斥,没有谁怜惜她,呵护她,她就这样“无病无灾地生活在无人关心的环境中”[7]164。 当兰芝长大后,面对守旧而粗暴的父亲,她总是想把自己隔离开,自我保护起来,因其内心存在很大的不安和恐惧感。初中毕业,兰芝选择县城的职业高中而放弃了通往大学的高中考试,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尽快逃离爸爸和家庭。上学的第一天,兰芝便享受到了一种解放的自由,且对未来的新生活充满了期待。在职高读书期间,因不愿意见到爸爸而拒绝回去参加大姐淑子的婚礼。兰芝工作后,在狗肉馆当厨师的大姐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把他们从破败的雁脖子村接到兰芝姐妹们生活的城市一起过。兰芝为了逃避父亲,不顾姐妹及家人的反对,毅然放弃服装厂的工作,离开这个城市,直到她听到父亲因饮酒过度而生命垂危的消息时,才重新回到这个城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个体生活于这个世界,主要有五大需要: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在兰芝成长时期,家庭无疑是她这些需要的主要提供者。然而对于兰芝来说,最基本的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满足,这些成长的缺失无疑造成她亲情观念淡薄、性格孤僻的特质。在兰芝的情感世界里从来没有所谓温暖舒适的家。所以,当张安中去世,慕山请求兰芝搬回去跟他母亲一起住时,遭到兰芝的断然拒绝, “难道我生下来就是为你们一家人负责的吗”[7]175,亲情观念如此淡漠的兰芝让“以孝为先”的慕山简直无法忍受。慕山选择了跟母亲一起住,而无奈地放弃了兰芝,最终导致了兰芝的第一次爱情悲剧。

同时,缺少父爱又使兰芝无时无刻不渴望心目中理想“父亲”的出现。兰芝把从小就“无微不至爱护自己的张安中看成亲爸爸”[7]171,并在工作、婚姻上听从他的安排,却中了张安中预设的圈套,变成了他所谓的最理想的儿媳妇,最终导致第一次爱情失败。而后来兰芝遇上了年纪偏大同时经济条件优越的集体户大哥振三,他主动关心兰芝,让她体会到所有父亲能给的温暖、依赖和关怀。“每次只要见到他,兰芝就会有一种安稳的感觉,就会觉得十分温暖。”[7]187兰芝和他在一起,她感觉到不再孤独,有了依靠,于是兰芝觉得振三“真像我的爸爸一样”[7]184,却没有想到振三也只是贪图她的年轻貌美,将其当成泄欲的对象而已,当他妻子从韩国回来后就无情地将其抛弃,最终让兰芝对爱情的憧憬彻底破灭。所谓性格决定命运,而由缺乏亲情导致的性格缺陷无疑将伴随兰芝的一生,并不断引发出新的悲剧。鉴于家庭对兰芝的重大影响,而兰芝却注定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更无法改变自己的成长环境,这种无法选择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宿命性的悲哀。

4. 人物自身性格的缺陷

兰芝宿命性的爱情悲剧也源于她的性格弱点。“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行为的发出者,因此我们是自己性格的塑造者,我们是自己命运的设计者”[10]。兰芝是一个受过教育、聪明美丽而个性倔强的朝鲜族女子。在朝鲜族的传统观念里,女性应具有温柔、顺从的性格。而脾气暴躁的父亲不仅不关爱她,反而对她很凶恶,使她从小便产生一种逆反的心理。兰芝讨厌被传统观念束缚,在他人眼中,从小便是一个淘气的像男孩一样的野丫头,一天到晚只知道惹是生非。当她长大之后,为了逃离父亲和家庭选择了县城的职业高中而放弃了通往大学的高中考试。她自以为爱情浪漫得可以超越民族的界限,全然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定与汉族小伙慕山同居。“不管别人说什么,我就是我” “我说不去就不去” “我已经受够了”[7]174“我已经讨厌透了”[7]175,这些言词表现出了兰芝固执而倔强的性格。那么,兰芝倔强的性格最终断送了这场在她看来最崇高、最美丽的爱情。

兰芝涉世未深,对待爱情缺乏理性。她曾不顾伦理道德的谴责,多次表示自己甘愿当“第三者”:“那让我做你的情人吧,这个城市里稍有能耐的人不都有情人吗”[7]185,“我不会嫁人的。不管是当情人还是做佣人,我只要和你在一起”[7]187。仅仅是因为振三能给她一种安全感,能消解她的寂寞和孤独,弥补情感的空虚,她便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哪怕当第三者也心甘情愿。所以,尽管振三一再表明自己不可能在兰芝身上产生热情,但兰芝仍陶醉在单恋之中,固执地认为自己的性感美貌能打动振三,使他放弃原有的家庭,完全不知爱情乃是性爱与情爱的结合。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这样定义爱情:“爱情,这不单是延续种属的本能,不单是性欲,而且是融合了各种成分的一个体系,是男女之间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是完整的生物、心理、美感和道德体验。”[11]而兰芝与振三之间所谓的“爱情”不仅缺乏另一方的心理情感归属,也缺乏完整的道德体验,这也必将导致兰芝爱情悲剧的发生。

禹光勋无意预先在他的小说中设置一个宿命的圈套,出自一种敏锐的观察力和强烈的悲剧意识,他总能发现他笔下的人物性格有诸多的不完善之处,也正是这些人物性格的缺陷导致了他笔下的主人公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可见,兰芝不仅是宿命的诸种外在力量的受害者,其自身的种种弱点也是酿成悲剧重要原因,而这更显示了宿命的残酷和强大,以及人面对宿命时的渺小和无奈。

三、结 语

《兰芝》有着强烈的宿命论思想,冥冥之中,女主人公兰芝的爱情悲剧仿佛早就被预先安排,无论她怎么挣扎、努力,最终都超脱不了自己的命运,这就是宿命的力量。禹光勋在小说中通过兰芝爱情宿命的书写,表达了对平民百姓生存困境的强烈同情,并对造成这种困境的时代、社会、家庭、平民自身等多方面原因进行了深刻的质疑和探究,“因为人生真正的价值并不是在于如何去解决困境,而是在于体验摆脱困境的过程。唯有注重过程才能让人‘走出’困境,才能实现生命的价值,完成自我的超越”[12]。米兰·昆德拉也曾说,“小说的存在理由是要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保护我们不至于坠入‘对存在的遗忘’”[13]。禹光勋所创作的“宿命”系列小说并不是为社会中某些消极处世、逃避责任的人开脱,而是以此来寻找造成这种悲剧的深层原因,并为那些至今仍在生存困境中挣扎的朝鲜族民众给予生的方向与出路。

[1] 崔三龙,靳煜. 更新换代中的朝鲜族文学[N]. 文艺报, 2014-08-06(6).

[2] 吴俣.1980、90年代禹光勋小说主题倾向研究[D]. 延吉:延边大学, 2013.

[3] 明江. 文坛盛开金达莱[N]. 文艺报, 2007-10-11(5).

[4] 朱光潜. 悲剧心理学[M]. 张隆溪,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211.

[5] 吴相顺. 20世纪末朝鲜族小说意识变化研究[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4(4):110-113.

[6] 李海英,韩红花. 朝鲜族文学在中国(海大韩国研究)(3)[M]. 青岛:海洋出版社, 2014:66.

[7] 禹光勋. 兰芝[M]∥陈雪鸿,译.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选集·朝鲜族卷.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3.

[8] 郑晓明. 现代化镜像中的农村社会——孙惠芬农村题材小说创作[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6(3):428-431.

[9] 李延禧. 跨越族群边界:延边地区朝汉族际通婚研究[D]. 延吉:延边大学, 2015.

[10] 艾伦. 詹姆斯·艾伦的人生哲理[M]. 李灵,刘月,译.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5:65.

[11] 瓦西列夫. 情爱论[M]. 赵永穆,范国恩,陈行慧,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28.

[12] 王晓晨·扶轮问路写作夜 一度生命若琴弦——从《命若琴弦》看史铁生的生命哲学[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6(6):842-844.

[13] 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M]. 董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23.

【责任编辑 王立坤】

Heroine’s Fatalism in Love in Yu Guangxun’s Novel:Nanji

FuChunming1,2

(1. Kore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2.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uqian College, Suqian 223800, China)

Yu Guangxun’s novel,Nanji, lively interprets fatalism in the form of literature. The heroine Nanji’s love tragedy was not only an accidental event but an inevitable result caused by multi-factors of the specific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ational cultures, the lack of family affection, the defects in personal character, etc.

Yu Guangxun;Nanji; Nanji; fatalism in love

2016-09-20

付春明(1981-),男,湖南邵阳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江苏宿迁学院讲师。

2095-5464(2017)01-01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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