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

然而，这些士人真的只是叹为观止，没有人关心上述器物如何制成和如何运行；还有人坚持认为中国人自来比西方人更巧。

《职方外纪》是第一本用中文写成的世界地理著作，较为详尽地介绍了各国风情、世界地貌、文化物产，以对欧洲的介绍最详细，而艾儒略有意藉此塑造欧洲的理想国形象。其实在艾儒略之前，利玛窦早就令很多人相信“大西洋国”是一片治道大行、安宁有序的乐土。当然也有人略为存疑，如方弘静说，该国制度风俗若果如利玛窦所言，则当真三皇五帝之世亦不能及，不过谁也没有办法验证此说真伪。

《职方外纪》在中国流传很广，受到中国士人高度重视，但士人们把它置于什么地位，就不好一概而论。在对《职方外纪》进行高度评价的几篇序言中，就有人流露出这是一部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谈怪论，因为记载了许多中国旷古未闻之人与事。这些作序者们知道，如此之书很容易被一般士人目为齐谐志怪，所以他们（尤其是奉教人士）又设法极力预防，强调书中所言都是言而有徵的，并提醒读此书者不可浅尝辄止、买椟还珠。这样一些序言充分体现出当时士人对新知识充满矛盾态度，一方面深信欧罗巴的良风善俗，一方面对古书不载的地理知识充满疑窦。

然而，“大西洋”这个国家对晚明多数士人更深刻的印象，恐怕还是出产奇巧物品和奇人异术。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袁中道《游居柿录》、顾起元《客座赘语》、谢肇淛《五杂俎》、李日华《紫桃轩杂缀》、王肯堂《郁冈斋笔尘》、姚旅《露书》、方弘静《千一录》、谈迁《北游录》、王士禛《池北偶谈》等，都是晚明士人中比较热衷谈论耶稣会士的记录，最令他们津津乐道的，是耶稣会士的传奇生活和他们带来的罕见物品。

他们感慨于耶稣会士慷慨好施，钱米似乎取用不尽。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利西泰》言利玛窦“性好施，能缓急人。人亦感其诚厚，无敢负者”；袁中道《游居柿录》记利玛窦“所入甚薄，而常以金赠人”。顾起元《客座赘语·利玛窦》称利玛窦常留人吃饭，其所供之饭“类沙谷米，洁白踰珂雪，中国之粳糯所不如也”。谈迁《北游录》亦载汤若望赠其东道主朱之锡西洋饼，并述其制法。

由不同寻常的慷慨和优渥生活又推想这群耶稣会士一定身怀异能。最常见的猜测是善于炼丹、炼金，沈德符、袁中道、谈迁、姚旅都有这种言论。哪怕有耶稣会士明确告之，其日用来自家乡的供应，士人们仍以为这是托辞。还有一類猜测是耶稣会士有养生驻颜术，如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对利玛窦的判断，“玛窦有异术，人不能害，又善纳气内观，故疾孽不作。……玛窦年已五十余，如二三十岁人，盖远夷之得道者”。

他们也为耶稣会士展示的奇巧器物而叹为观止。如谢肇淛、顾起元、冯时可、方弘静都称赞自鸣钟走时准确与结构精巧。李日华提到利玛窦的另一种奇巧计时工具，一只状如鹅卵的沙漏，“寔沙其中而颠倒渗泄之，以候更数。”（《李日华集》）方弘静提到利玛窦带来的铁弦琴和耶稣画像，以为它们与自鸣钟都神奇万分，慨叹宇宙之广大，固非耳目之所限。（《千一录》）刘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天主堂》中把耶稣会士带来的天文仪器、计时仪器和乐器加以详细罗列，值得注意的是把它们统统归为“奇器”。

谈迁《北游录·纪邮上》记汤若望园中以机械装置取水的喷泉，又在同书《纪闻上·汤若望》中对汤若望一只莹然如水还能凭空现花的玻璃瓶备感新奇，听起来像是盛装某种化学药剂的瓶子。王士禛《池北偶谈》惊奇地记载了，他与南怀仁来往时，看见一只以显微方式绘画，并要以放大镜看画的玻璃器。

然而，这些士人真的只是叹为观止，没有人关心上述器物如何制成和如何运行；还有人坚持认为中国人自来比西方人更巧。如福建莆田才子姚旅《露书》，谈到利玛窦的自鸣钟后，先说海澄人已能仿制，又说，“人谓外国人巧于中国，不知宋蜀人张思训已为之，以木偶为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钟击鼓矣。”他们对质地精良的文房之物爱不释手，同样，赞美归赞美，也没有谁想到让中国的造纸印刷工匠与大西洋技术沟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