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墨宁

经济文明是政治文明的基础，如果没有经济的文明，一个人均GDP非常低，生产力非常不发达的国家，在政治变革上如果超前的话，基础就不是太稳固。

随着“逆全球化”思潮的抬头，世界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环境。在西方政治制度与治理效能遇到质疑的时刻，中国的发展模式将对世界的走向与未来产生更大影响。“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是什么，怎样才能保持它的灵活性和开放性，经济绩效能否持续为“体制”的活力输出能量，就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副所长周天勇。

Q&A

N-南风窗

ZH-周天勇

战后发展路徑的选择与成败

N：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几乎有一个共识，认为改革开放后近40年的成功经验在于保持了制度的灵活性和弹性，从世界历史经验中，怎么看待中国的发展路径选择？

ZH：战后，独立了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两种发展模式和体制选择。一种是西方的民主政治、自由的市场经济；一种是苏联式的发展模式，政治上高度集中，实行计划经济。从这些国家和一些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新加坡、韩国、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是属于比较成功的。在体制上，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政治上的相对集中，包括战后初期的日本，在政治上其实也是严格控制的。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实行市场经济。一是在经济体制上完全实行了市场经济，二是开放，实施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正是基于这两个方面，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取得了发展的契机。

另一种制度选择就是追随以美国、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体制。战后独立的国家选择这种模式的很难说发展成功了，比如说菲律宾、印度这样的国家。战后初期的印度，政治上是西方民主，经济上实际是计划经济和国有制。此外就是拉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他们在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但在经济上实行的是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也就是说与东亚那些国家和地区完全相反，用高关税、高币值、出口配额管理等等把国外的商品挡住，还有就是拒绝外国的投资，只借债、发债。

所以，一个国家的发展并不是像人们想当然的那样，只要建立了西方民主，发展中国家就可以进入工业化社会，成为发达国家。西方民主制度有它的弊病。首先是民粹化、高福利化的情况会越来越严峻。比如说，芬兰准备实行“无条件基本收入”社会实验，给部分低收入者每月无条件发钱，以后可能还会扩展到全部公民，这个承诺财政负担得起吗？会不会导致效率下降？政治民粹化很容易让治理失去理性，如果兑现不了承诺，政府就得借债，像希腊危机一样。另外，民主制度下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以韩国为例，在政治集中、经济分散化的阶段，基尼系数是比较低的，政治分散以后，逐步发生了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基尼系数提高。

当然，政治上高度集中、经济上同时高度集中的模式也没有发展成功，比如说前苏联等。那么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实际上是选择了政治上适度集中、经济上分散这样一种搭配，再加上东亚国家已经实践了一段时间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才有了近40年的成功发展。

N：在超高速经济增长结束之后，应该怎么看待中国发展路径的走向，怎样保持制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ZH：与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可以说是后发的发展地区。上世纪末，韩国、中国的台湾就已经进入了新兴发达地区，台湾地区在1992年人均GDP就超过了一万美元，韩国是在1997年达到了人均一万美元，而中国大陆去年的人均GDP在8500美元左右。所以说，我们还没有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发达国家。那么，未来如何选择？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还处在发展阶段的时候，选择一个分散的、民主政治的体制，能不能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整个社会向前发展，这是值得怀疑的。当然，我们今天面临的环境和日本、韩国、新加坡当年实行政治上适度集中和经济市场化体制的时期完全不同了，今天的社会环境使得政治上的集中面临更大的挑战。

对外开放要有更高的层次

N：中国模式在过去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球化这个背景，那么在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的时候，对外开放的体系应该如何调整？

ZH：对外开放和工业化战略实际上是一体的。回到战后初期那个历史阶段，采取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还是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意味着封闭还是开放。当年很多独立了的发展中国家有这么一种想法，他们的产品非常便宜地卖给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把高价的制成品卖回来，这里面就存在剥削，发达国家是中心，发展中国家变成了外围。

拉美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就持这种观点，所以他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要建立自己的工业，不要让发达国家的产品卖到发展中国家来，不要让跨国公司进来，不让发达国家的投资进来，国有工业可以向他们借债，发展中国家自己发债救济。这种道路叫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另外一种就是东亚国家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允许跨国公司投资、办厂，低关税、低币值。从这两条道路来看，进口替代几乎全部失败了，无论印度还是拉美。中国的改革开放、1994年的汇率改革以及配额管理的逐步取消，实际上也是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总结来说，中国体制在新的全球格局和形式下，就是要做这样几个选择。第一，是不是继续坚持政治上适度集中、经济上分散化的体制？第二、是不是继续坚持市场经济、产权清晰的改革方向？第三、是不是继续对外开放，走全球化的道路。

N：在全球化道路中，中国要成为一个领导者应该有哪些制度上的改革，全球化出现逆势的情况下，中国如何才能在对外开放体系中继续享受红利？

ZH：过去，我们的对外开放是资本、技术、人进来，出去的少。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对外投资、旅游、留学越来越多了，格局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工业化提前结束了，产业过剩了，不得不到海外去投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风险。民营企业走出去，产生的利润在别的国家形成国民生产总值，形成国民收入，对中国的价值在哪里？另外，国有企业走出去，如果投资损失很大，国民收入不回流，应该怎么办？

因此，中国要有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体系，国内的改革要跟上，强化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保护。其次，中国要有自己的现代跨国公司制度，就是国内母公司或者控股公司对跨国公司的控制，到国外投资的跨国公司是不是有治理结构和股权结构的监督机制，走出去能不能规避风险，这是国民收入是否回流的一个重要制度保证。所以，我觉得不仅国内要改革，走出去的体制也要进行建设和改革。从实践上讲，还是要秉承自由贸易、自由市场，自由经济的理念去运作。

经济绩效与体制评价

N：过去近40年的经济绩效是中国发展模式成功的合理支撑，经济超高速增长期结束之后，新的动能应该从哪里产生？

ZH：过去几年，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看到，很多行业、产业全面过剩，中国社会未富先老，而且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了。韩国应该是2003年从8%的速度上掉下来的，台湾地区大约是在1998年后增速放缓，而他们当时的人均GDP已经相当高了。与其他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的经济高速增长时间缩短了，2011年之后，GDP增速就出现了下滑，高速增长期比别人短了10到15年的时间。

传统工业化的提前结束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发生了挤出性的产业转移，钢铁、制造业全面过剩，国内没有地方投资了。2016年就有大量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外投资比实际使用外资多400多亿美元，前年还是差不多持平的。资本输出、产业转移，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形势。传统工业化提前结束对过去的模式会有一定影响，与此同时，经济体制还没有改革到位，增长空间还没有完全释放。

历史的经验说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每一次国民经济增长陷入下行后，都是由大力度、突破性的改革开放扭转为上行的。比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国企坏账增多重组、冗员下岗分流，美国与中国在国际政治、外交和贸易等方面的摩擦也日益加重，经济增长速度又进入一个下行时期，1998年GDP增长率下降到7.3%。世纪之交，中国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道路，继续解放思想，把握全球化的机遇，快速清理和修改成千上万个规章法条，大力度地进行行政审批、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秩序监管的改革，更大力度地对外开放，加入了WTO。全球特别是欧美资金和技术涌入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实现了又一轮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上行的发展阶段，2007年时，GDP增长率最高达到14.2%。现在，GDP已经连续九年增速下滑，我们更需要大力度的改革。

N：对于一种体制、一种发展模式的评价，“程序”、“能力”与“结果”是不是同等重要，有效的政治秩序、良好治理以及經济绩效应该成为更有利于人类发展的评价体系吗？

ZH：一个国家的发展还是最重要的，当财富快速积累，人们都富起来的时候，再谈政治方面的改革就要容易一些。像印度、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他们在政治上的分散并没有让自己富起来，还有那么多贫民窟存在。所以我认为经济文明是政治文明的基础，如果没有经济的文明，一个人均GDP非常低，生产力非常不发达的国家，在政治变革上如果超前的话，基础就不是太稳固。

当然，政治上的适度集中不代表政治上可以不进步，当年的东亚国家在政治上集中的时候，也是有非常严格的预算制度、政府开支公开透明，要对老百姓有所交代。政府纳税、收费要经过立法机关的通过。财政预算的民主化、公开、透明这一点要坚决推进。政治上集中也要有透明，有监督，需要政治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