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诗论?
2017-04-01邹金灿
南方人物周刊 2017年9期
邹金灿
宋人陈与义曾经写下一首题为《春日》的小诗:“朝来庭树有鸣禽,红绿扶春上远林。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这一首七言绝句,应该与《荀子》里的这两句话合看:“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
上引《荀子》两语的意思是,明道之人,自身行道即可,不应该在这方面有太多的外在表现——譬如言语论说。这是古人所抱持的一种思想。《论语》的“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以及《周易》的“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说的都是类似的意思。
历史证明了这些简洁的话是极其正确的。宋代以后,诗话暴增,论诗的风气一代盛过一代,然而在诗论家这一群体当中,没有几人是顶尖诗家,尤其是那些着力于打造诗学理论的人,在写诗这件事上,往往表现得很黯淡。
判断一个人的诗作水平如何,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标准,那就是他的诗是否为后人传诵。时间是公平的,一个人只要诗写得好,即使在世的时候寂寞一些,也一样能在后世发光,杜甫就是如此。遗憾的是,那些谈起诗来显得神采飞扬、自信满满的诗论家,往往没有什么诗留给后人传诵。宋人严羽撰写的《沧浪诗话》,是古代诗论中的经典,然而严羽本人写的诗,无法匹配上他的诗学主张。又如明人胡应麟,所著《诗薮》颇多卓见,但又有幾个人记得胡应麟的诗?这些情况,真是让人扼腕。
在清代,神韵、格调、肌理等诗学主张迭起,诗坛好不热闹,然而那些诗坛盟主所写的诗,却罕有人去涵泳、探究——不是后人忽视了那些诗,而是那些诗在艺术上没有多少值得深究的价值。……
登录APP查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