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洋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8-0-01

长久以来，女性一直是文学史上被着重描写的群体之一，父权社会的桎梏使她们常与弱势，渺小等词联系在一起，在外界的形成微小的刻板印象。而女性的生命史常常与国家，城市，民族的衰亡结合起来，带有普遍的隐喻意义，扶桑和黄得云既是带有极大历史隐喻色彩的人物。前者出自著名华文文学作家严歌苓的名作《扶桑》，后者则是出自搅动台湾文坛的著名现代派作家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两个人人物同曾为良家女子，被拐卖后成为异国与他乡的娼妓，扶桑稚拙，得云机警，两人日后的发展道路大相径庭。严歌苓与施叔青同样选择了女性/娼妓的故事内核，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美国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香港遥相呼应，共同合成了一曲女性命运的悲歌。

一、外化形象的差异

《扶桑》与《香港三部曲》的故事背景分别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美国和九十年代的香港，同样是被拐卖的良家女子备受压榨，为妓的一生。然而，两人的性格不同，命运各异，带有民族和历史的同样隐喻，然而却展现出不同的生活轨迹。

扶桑生于中国内地，出身于家世清白的茶户之家，受人拐骗而被卖到遥远的“金山”为妓，而由此开始她悲剧的生涯。在严歌苓的笔下，扶桑高大，健硕，但是稚拙，常常记不住恩客的名字，因而三番五次地被发卖。面对即将开始的悲剧生活，她无任何的哭闹，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应当，自始至终，她始终在嘴角挂着神秘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