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兴泽

一、贺敬之的革命浪漫主义理论情怀

贺敬之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具有理论修养的诗歌理论家。就像他的诗歌创作表现出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一样，其理论主张也表现出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

五十年代前期，在浪漫主义备受压抑、没有“名分”的理论语境中，贺敬之关于创作理论的文章就表现出浪漫主义倾向。《谈提高作品的思想性：给XX同志的信》写于共和国早期，1950年。文章如题目所示，探讨如何提高作品的思想性问题，所针对的是公式主义和把标语口号当作“思想”写进作品进而导致提倡的庸俗化和作品思想性不高等创作现象，与浪漫主义本无关系，当时也没有谈论浪漫主义的语境和由头。但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无论讨述何种问题，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话题流向心仪的地方。他反对生硬地将思想塞进作品，反对客观主义地堆砌生活材料，提出要通过“感情溶化”将思想溶化为诗情，将现实生活溶化为血肉形象。在他看来，包括生活实践在内的整个创作过程都要经过感情溶化。所谓“感情溶化”，是“思想和生活相结合在作者的创作过程中具体的体现”。他说“所谓‘思想，是必须被感情所具体化了的；所谓‘生活，是必须被感情所血肉化了的；所谓‘生活与思想结合，便是通过感情的溶化和升华而达到的形象化与单纯化”。强调主观作用，反对自然主义和公式主义，反对标语口号，是贺敬之把脉共和国初期创作问题之后开出的药方，起核心作用的是“感情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