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救世”情怀

2017-03-30王荣霞

北方文学·下旬 2017年2期

王荣霞

摘要：面临近代中国“亡国灭种”的危机，梁启超义无反顾地杠起了“救亡图存”的大旗。先生早间主要把精力投入到了政坛，可憾成少败多，成效不大。后来梁启超走下政坛，开始了另一条救世道路的探索，那就是对思想新文化的建设。其中包括了对儒家、墨家等哲学的现代意义的阐释。先生的“新民”思想更是其唤醒民智重要理论武器。梁启超通过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不懈努力，积极承担责任、背负使命，抒写了他的“救世”情怀。

关键词：梁启超；救亡图存；文化建设；新民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多事之秋，内忧外患不断。梁启超自觉肩负起“救亡图存”的责任。他早年主要从事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但是成少败多，而且立场几经变化。梁启超的“救世”抱负在政坛未能得到很好的施展，对其心灰意冷后，他走下政坛，自认“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开始专心于思想文化道路的探索。

一、梁启超的新文化建设

在政坛的屡屡挫败，给寻求“救世”的梁启超带来了种种的困惑，但与此同时，也终于促使他找到了适合自己“救亡图存”的道路，那就是放弃政治，专心于文化建设。关于梁启超新文化建设的具体内容，主要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学的关系问题。他采取的方式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整理和现代阐释。主要表现，是他对儒家人生哲学、墨家哲学的现代意义解释上。

（一）儒家哲学的现代意义阐释

对于儒家哲学的态度，当时的激進派举着“打到孔家店”的旗帜，而保守派誓死维护的也是儒家信仰的伦理道德。但是，无论是其中的哪种态度，在梁启超看来，都是对儒家哲学不清醒的裁定。他对于儒家哲学的态度是介于保守与激进之间。其实不仅仅儒家，梁启超对其他派系哲学的态度也基本如此。既不抹杀它的价值，对其又要有批判的精神，有扬有弃，发掘它的现代意义，也就是“淬历其所本有而新之”。但这这种态度的肃正对梁启超来说，并不是最终目的。重要的是要对它进行现代意义的阐释，成为“唤醒民智、自立图强”的新文化建设的坚实基础。

梁启超为此主要对儒家“内圣外王”的人生哲学进行了现代意义的阐释。拿其和现代科学的许多学科相比附，证明儒学里面存在有许多普适价值的东西，与现代研究的一些问题不但不冲突，还可以相互补充与印证。

“儒家道术，外王的大部分，含有时代性的较多，到现在抽出一部分不去研究它也可以。还有内圣的全部，外王的一小部分，绝对不含时代性。如智仁勇三者，为天下之达德，无论在何时何国何派，都是适用的。”①

“儒家所谓外王，把社会学、经济学等等都包括在内。儒家所谓内圣，把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都包括在内。”②

现代西学研究的许多课题，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也早有涉及，只是“异曲同工”而已，说法不一样，里面的精髓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在思想文化方面，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去弃绝自己的本根，盲目崇拜西方的现代科学。应该摆正态度，树立自信，理性对待新事物。这样才不至于丢失自我，而陷入信仰危机。这就是儒家强调的“内圣”。梁启超认为，在现代意义上，“内圣之学”已不像传统儒家说的那样，仅靠“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的道德伦理功夫来完成，还应该与时俱进，积极学习一些现代科学知识来丰富自己。这样的“内圣之学”才能真正走上“外王之道”，与当时而言，才能自强不息，不被奴役。不但如此，儒家的人生哲学与伦理道德，还是一战后解决西方文化危机的一条出路，是对只讲科学、竞争、效率的西方文化的温情补充。

（二）墨家哲学的现代意义阐释

梁启超对墨学的关注，主要在于其“兼爱”、“非攻”思想在现代社会的积极作用。“兼爱”思想，是墨家始终坚持的基本观念。反对人们只讲自身利益的自私自利的小我行为，认为人应该秉持无差等的关爱他人的信念，就是所谓“爱人若爱其身”。墨家还把发生祸乱的原因归于人们“自爱”而“不相爱”。就是“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墨子.兼爱上》）。所以，只有“兼相爱，交相利”既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国与国之间彼此关爱，尊重相互的利益，才能避免战争，获得共赢。这也就是墨子所讲的“非攻”内涵。而梁启超看重的也正是墨学的这一点。“吾国史迹中，对外虽无雄略，且往往受他族蹂躏，然始终能全其祖宗疆守勿失坠，虽百经挫挠而必光复旧物者，则墨子之怯于攻而勇于守，其教人深也，而斯义者，则正今后全世界国际关系改造之枢机，而我族所当发挥其特性以易天下者也。”③他认为中华民族千年基业的常保，很大程度得益于墨家的“兼爱非攻”理念，而且也应该是当今世界国际关系要遵循的原则。如此才能得来国际和平关系的长久维系。

就墨家而言，梁启超最敬佩的是他们那种透彻的“责任感”。那种为了他人的利益、家国的利益、群体的利益，愿意赴汤蹈火、肝脑涂地的侠义气概；那种甘愿自我牺牲，对他人成全，以天下为己任的博爱无畏精神。一如梁启超对其的总结“墨教之根本义，在肯牺牲自己。”④《墨子学案》第二自序。这种无私奉献的炙热情怀在乱世尤其的难能可贵。如果人人都有这份担当，近代的中国何以会落得人如刀俎我为鱼肉、任人欺凌的下场？这铁骨铮铮责任感，不正是近代奴性大行其道的华夏大地一清神醒目的良药么？“我是醉心墨学的人，所以自己号称‘任公”。⑤这也是梁启超始终对墨学青睐有加的原因。

二、梁启超的“新民”思想

梁启超唤醒民智、救亡图存的两大理论武器就是其新文化建设与“新民”思想。其实就形成时间而言，“新民”思想要早于新文化建设，但就内容来说，它们都在不停的发展变化中，二者实则是相互影印的，很难划一清晰界限。下面单就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一长文《新民说》中的“新民”思想来做论述。

《新民说》中所阐述的“自新”与“公德论”等理论，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其文表示，许多有志之士已经在觉醒，开始思考中华民族落到如此处境的根源，并尽自己所能寻求解救之道。

“我责人，人亦责我；我望人，人亦望我，是四万万人，遂消于相责相望之中，而国将谁与立也？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⑥

梁启超认为，中国发展至清末，逐渐形成了一个惯有的思想劣根性，就是爱把自己、家国的安泰富强都寄望于个别的“贤君相”身上。安，亦如此；乱，亦是如此。他们从来不去思考如何把命运握在自己的手里，整天只期望“他救”，根本没有“自救”的意识。殊不知，如果人人如此，都推卸责任于他人，那国家就会在这种“相责相望”中一蹶不振，何以还谈自立自强？何以还谈发展壮大？若天下太平，还可得苟延残喘；一遇乱世，必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所以，想要摆脱这悲惨的命运，必须求得国民的“自新”。何为“自新”？“自新之谓也，新民之谓也。”那何为“新民”？“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⑦“新”有两个意思，一是在本有之上而发陈出新；而是博采新鲜的血液丰富自身。两者缺一便就不是真正的“新”了。所以要想做得“新民”，既不能闭关自守，更不应完全否定自身本有的东西。这种介于保守与进取之间的态度，才能使人对自身担当的责任有更清醒的认识。也只有具备这种觉悟的公民，才能使自己的国家立于不败之林。

梁启超的《新民说》中，认为国民的“公德心”至关重要。“我国公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也。”⑧公德是家国团体赖以形成的保障，一旦缺失危机必至。梁启超指出，我国公民之所以缺乏“公德心”，是有其渊源的。那就是中国传统中一直以来讲“私德”要远远多于“公德”。“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十之八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⑨《四书》等世代被人们奉为经典的典籍，教授我们的大多都是如何修持自身的德性，在大义公德上似乎是有所欠缺的。但“公德心”的重要也是不言而喻的。“今夫人生息于一群也，安享其本群之权利，即有当尽其本群之义务；苟不尔者，直为群之蠹而已。”⑩我们生活于国家这个群体中，享受这个群体给我们带来的诸多权利，就应该为它尽自己的一份力，就应该主动承担起维护群体利益的责任，就应该团结起来共荣共辱。这就是“公德心”。近代的中国，如人人有此觉悟，何愁摆脱苦痛、挽救危亡！

三、结语

综上所述，梁启超在中华民族面临如是深重的亡国灭种的危机之时，没有选择“独善其身”，而是不遗余力的为救亡图存做着自己能做的一切努力。他活跃于政坛，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奔走呼号；为开民智，他专注于文化、教育事业，著作等身，死而后已。梁启超先生，用他那份真挚的责任感，向世人展示了他的“救世”情怀。对先生敬佩之余，更让我们明白，家国危难之际每个人都应该挑起拯救的担子。

注释：

①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儒家哲学》之一百零三，第8页。

②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儒家哲学》之一百零三，第4页。

③梁启超：《梁启超文集》点校本，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3103页

④梁启超：《梁启超文集》点校本，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3103页

⑤梁启超：《梁启超文集》点校本，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3602页

⑥梁启超：《梁启超文集》点校本，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548页

⑦梁启超：《梁启超文集》点校本，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550页

⑧梁启超：《梁启超文集》点校本，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553页

⑨梁启超：《梁启超文集》点校本，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554页

⑩梁启超：《梁启超文集》点校本，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554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