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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情”与“理”在汤莎时代的呈现

2017-03-30付芳丽

北方文学·下旬 2017年2期
关键词:汤显祖文学家人文主义

付芳丽

在莎士比亚与汤显祖所生活的年代,欧洲和中国都面临着资本主义与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学作品从本质上源于生活,因此,在十六、七世纪的欧洲与中国,大量的文学作品都反映出了人文主义与封建思想之间的冲突。

一、汤莎时代欧洲文学作品中的情与理

十六、七世纪,正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盛的时代,在这期间,欧洲涌现出了大量的人文主义文学作品。如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描绘了具有超乎常人的体魄和力量的主人公——卡刚都亚原本聪慧过人,但长达几十年的经院教育使得他变得愚昧、笨拙,在接受人文主义的教育之后则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巨人”的故事。在该小说中,拉伯雷借卡刚都亚的故事,批判了天主教经院教育对人本性的磨灭,痛斥了教会的残酷和虚伪,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人性的肯定,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典型作品,对后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又如意大利文学家薄伽丘所著的《十日谈》,以1384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瘟疫为背景,讲述了十名青年男女为躲避瘟疫相聚在一所乡村别墅,他们每天讲一个故事,这些故事批判了教会的虚伪与黑暗,谴责宗教禁欲主义,高度赞扬爱情,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人性的思考与肯定。又如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所著的《诗集》,表现出追求幸福的爱情观。除了大量的文学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还涌现出一大批艺术家,如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反映出女性的美,又如意大利建筑师、雕刻家米开朗基罗的代表作《大卫》,展现了人体的美,这些艺术作品,都体现了对宗教禁欲主义的批判,反映出对人性的肯定。而本文所研究的莎士比亚的戏剧,更是诞生于文艺复兴的颠峰时期,莎翁的戏剧,从早期的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到后期的喜剧《仲夏夜之梦》,都体现了这一时期人文主义与封建制度之间的冲突。

二、汤莎时代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情与理

汤显祖所处的晚明时代,在程朱理学与人性思考的矛盾冲突之下,也涌现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被称为“前七子”之一的明代文学家李梦阳,提出文学创作应当注重情,他认为民间流传的诗歌是百姓情感的载体,并认为这种载之以情感的诗才是“真诗”。此外,他还将讲述青年男女爱情故事的《西厢记》与《离骚》相提并论,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同样有“前七子”之称的徐祯卿,在其所著的《谈艺录》里也指出,诗歌要写实、重感情,反对华丽的辞藻。徐祯卿主张:“夫情既异其形,故辞当因其势。譬如写物绘色,倩盼各以其状;随规逐矩,圆方巧获其则。此乃因情立格,持守圜环之大略也。”这种主张“诗歌因情而立”的思想,对当时的程朱理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此外,明代文学家、戏曲作家徐渭提出“古人之诗本乎情”[1],屠隆主张作诗要不可沿袭古人,而是要发自自己的内心,这些观点都表现出明代文人对于“情”的重视,表现出对程朱理学的批判。此外,大胆公开地批判程朱理学的李贽,主张“发乎情性,出乎自然”,与传统儒家所倡导的“发乎情,止乎礼”截然迥异。在李贽的《明灯道古录》中,他提出要以“化工”替代“画工”,充分体现了李贽对于人的情性的肯定。而本文所研究的汤显祖的戏剧,因汤显祖受泰州学派的影响,他的戏剧中也可见对人性情的肯定,表现出与封建礼教的对抗,其中以其《牡丹亭》为典型。

三、小结

综上所述,无论是十六、七世纪时期的欧洲还是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繁荣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而腐败的封建制度与封建思想阻碍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由此人文主义与封建礼教的冲突也应运而生。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歐洲还是中国,都涌现出一大批反对封建制度、封建思想的文学家,莎士比亚与汤显祖也不过是冰山一角,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戏剧颇为典型,在现代的传播范围极广,影响极其深远,因此,对莎士比亚和汤显祖戏剧中情与理的冲突进行分析,旨在更为细致地了解十六、七世纪中西戏剧中人文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争锋。但对于汤莎戏剧进行抽象的分析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因此,在本文该部分介绍了中西戏剧情与理之辩的历史背景及理论的基础之上,本文第三部分将结合《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等戏剧和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具体分析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的戏剧中所变现出的情与理的冲突。

参考文献:

[1]徐渭.徐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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