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扬志

作为由岭南走向世界的学术大家，梁启超被视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完满的典型代表”【1】，因此顺理成章构成海内外学界探讨中国近代转型与价值重建的热点对象。大量学术成果的生产对于理解近代文化生态及其文学史流变意义非常，自然也造就了深入阐释的困难局面。

从个人经历和学问领域看，梁启超完全可称得上近代首位兼具传统知识与现代视野的通才型文人，他以文学批评为支点介入社会改良的全方位思考，也加速了岭南学术的现代转型。梁启超的知识结构的持续转换与扩张，内在地契合了生命行旅的变迁，如果说他从学海堂转投万木草堂寓示了知识向问题转换的可能，那么科场失利实则开启了由实践促使主体觉醒的丰富空间。早先有下第归道上海由《瀛环志略》之类的西学读本打开世界的契机，其后随业师康有为参与变法新政，事败肩负“狼狈”之名逃亡日本，无异于将他赶进知识新颖、课程全面的社会大学，通过译书、办刊、写作的自修训练而成为彼时最为成功的编外状元，完成一代青年从富庶的岭南地区直接融入世界的铺垫。而其一生笔耕、纵横文史哲领域留下1400多万字巨量著述所展示的文化图谱，对于试图全面理解梁启超及其同时代人的当代学者而言，仍然需要系统消化。

在当代学术场域和文化语境中，与消化梁启超留下的思想遗产并提炼其启示性作用相比，价值评估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尽管它历来被研究者当成一个试图解决的问题而存在。价值评估本质上可归纳为价值的认同，而价值认同并不等于价值本身，因为认同的交往性、互动性、过程性、异质性必然影响价值的主体判断。

被誉为“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的美国中国史研究学者列文森指出梁启超未能跳出自我的“牢笼”，“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2】列文森肯定梁启超学术理路植根深广的结论，无非是强化借鉴他者、淡化主体思考的意味而已。受业师费正清有关中国发展的“冲击-回应”思考模式影响，列文森坚持中国若不切断与传统的紧密关联便无法走上现代化的观点，过度强调外部因素的作用——当然这一观点后来受到诸多质疑，用张灏的话说，就是列文森的假设将梁启超对传统的态度视为铁板一块，因而觉得可以将中国传统作为一个没有差别的整体加以评判。【3】列文森正是从类似认知观念出发，认为后期梁启超绕圈一周又回到了思想的起点，因为梁氏无法理性处理情感与理智的冲突。尽管列文森的西方中心主义导致结论的偏颇，确实也反映出梁启超及其同时代人的精神困境，正如夏晓虹所说，梁启超内心的矛盾与困惑也缠绕着整整这一代人，并由这种共同的文化心态塑造出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基本面貌。【4】梁启超曾经引述龚自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诗句表达其个人志趣，【5】因此这一貌似赞誉的评价亦被沿用，几成盖棺之论，并在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撰述中不断复述。

应该说，以“五四”作为文化革新的历史关目自有其学理依据，不仅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知识界主导并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展开，而是将目光投向超越器物和政体的文化层面，最终在上至知识精英、下至青年群体的广大社会层面形成思想观念必须彻底变革的共识。但是，呈现“断裂”的文学史叙事由专业认知的区隔出发，逐渐演进为由“五四”原点向后延伸的新文学故事，既切割了文学现代性产生的时代环境，也对晚清文學革新传统、引西为用的自觉造成了人为的价值贬低。如果从类似“20世纪中国文学”的框架理解，更有必要联系19世纪末的国运变局和20世纪初的科举废除等历史性事件讨论后来的文学改良运动，前者促进了世界格局的认识，后者则扩展了读书人的身份塑造，而职业文人群体的形成正是科举分流的后果之一。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细致梳理了晚清小说呈现的丰富性及其现代因子，也谨慎提及晚清“先于甚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6】意在提醒文学史的写法存在不同的展开视角，尤其要保留对单一进化线索的警惕。既然如此，就不能忽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个案对20世纪文学革新所起的探索意义。

实际上，五四时期即有人提出梁启超在新文学发生过程中的作用应该得到肯定，比如钱玄同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说：“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梁先生之作《新民说》、《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皆用全力为之，未尝分轻重于其间也），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7】周作人回忆当年“《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的确都读过，也很受影响，但是《新小说》的影响总是只有更大不会更小”。提及梁启超的文学革新主张带来的触动：“梁任公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当初读了的确很有影响，虽然对于小说之性质与种类后来意见稍稍改变，大抵由科学或政治的小说渐转到更纯粹的文艺作品上去了。不过这只是不看重文学之直接的教训作用，本意还没有什么变更，即仍主张以文学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用后来的熟语来说，可以说是属于为人生的艺术这一派的。”【8】而周氏兄弟早期携手译介域外小说，秉承“转移性情，改造社会”【9】之理想，立足点与梁启超同出一辙。吴文祺在30年代撰写文学史时指出新文学的胎孕育于戊戌变法以后，“胡适之、陈独秀、钱玄同等不过是接生的医生罢了”。【10】显然，梁启超之所以在建国之后的学术谱系中引发不同评价，既与革命话语逐渐主宰的学术生态形成密切相关，导致改良与革命之间在价值上产生绝对分歧，同时也涉及对“过渡时代”重要性的判断。换句话说，后世学者对“过渡时代”及其参与者的理性评价，过于看重事实上的“断裂”效果，因而导致主体生存背景与实践意图被忽略。福柯指出不连续性是历史学家描述的结果，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11】还原梁启超所在的时代背景与家国处境，成为我们对接其想象空间的基本条件。

梁启超1901年6月26日在《清议报》第83期发表《过渡时代论》，指出“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这一判断使他与一般文人区别开来，不仅意味着他在逃亡日本之后，已通过西学接受和日本经验跳出传统视野，审视自我所寄身的时代，而且也建立了日后展开主体实践的清晰目标。【12】他认为与欧洲各国相比，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如今则进入过渡时代，亦希望涌泉之时代。“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亦无进步。”正因过渡时代孕育生机，也必然面临非同一般的危险，生死、进退在一念之间，机会稍纵即逝。因此，过渡时代“实千古豪杰之大舞台”。【13】众所周知，梁启超所谓中国之过渡时代指政治、经济、学问、理想、伦理等皆面临重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

正是在“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的总体诉求背后，诗界革命（1899）、文界革命（1899）与小说界革命（1902）才体现出超越文学范畴的意义。【14】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的主张源于梁氏的美国之旅，因此字里行间镶嵌着异域文化的印迹：

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而成其为诗。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伟则瑰伟矣，其如不类何。若三者俱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伦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15】

简言之，必须从语言到意境皆有不同于传统的面目，才能创造出符合20世纪精神特质的诗歌。梁启超自认诗歌创作方面天赋缺乏，仍决意于《新民丛报》开设“饮冰室诗话”专栏，希望通过评点朋友和其他作者来稿的方式推动诗界革命。他大力推荐黄遵宪的诗歌，即认为其在引进新语词、铸造新意境方面无人出其右。

众所周知，梁启超的身份认同经历了前后不同阶段的变化，如他后来夫子自道：“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我常常梦想能够在稍为清明点子的政治之下，容我专作学者生涯。但又常常感觉，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16】若以1918年为界，前期主要以政治家的身份从事政治活动，因此文学创作与批评服务于“觉世”的宣传意图。夏晓虹指出，梁文受人称赞处，恰在流畅锐达、条理明晰，正是标准的“觉世之文”。而在近代报业兴起的背景下，“觉世之文”又以载于报刊功效最著，于是报章文体便与著作文体有了明显区别。【17】也就是说，梁启超对社会效果的考虑是优先于艺术效果的。1897年11月梁氏应邀担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在制定“规约”时强调学者须以觉天为己任，因此不能舍弃学文的内容，他列举了“传世之文”与“觉世之文”的特征：“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18】正是恪守其觉世启蒙的责任，梁启超在世纪之交实现个人文风、文学观念、文化理想等层面的系统转换。从他描述清代学术发展状况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觉世之文颇为自负：“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19】后期则以学者身份从事文学与其他学科研究，追求“传世之文”实现其价值理想，对社会问题的关注附属于这一目标。

梁启超关于文学“三界革命”，以小说界革命影响为著，论述主要集中于《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告小说家》（1915）等相关文章。与后来不少留日作家一样，梁启超的现代文学观受日本启发，走过了一条由译介到创作的道路。【20】早在1896年，他就在《变法通议》中提及小说在揭露时弊、激发国耻、振兴末俗、改革政治的可能，提议把小说列入幼学教科书，后来在《蒙学报》、《演义报》中又指出小说在西方、日本社会建设中发挥的作用，《译印政治小说序》则以政治小說为例，阐释小说为何能成为“国民之魂”。《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梁启超对小说性质及其功用思考最为深入的理论文章，以不容质疑的姿态强调小说具有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的作用，将小说提到强国兴邦、培育新民的高度，彻底颠覆了小说以往作为娱乐工具的雕技身份。王德威指出：“想象中的革命小说，或者重要的革命利器，是不是真的能与广大的民间百姓产生共鸣，自然另当别论了。无论如何，《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已经明确告诉我们，未来一百年中国的文学、文化、政治将如何左右着我们对文学功能的认知。”【21】

假如联系梁启超自1902年开始撰写的“新民说”系列文章，我们亦可换个角度去看文学的政治性。梁启超认为中国面临的困境可归结为内治与外交，而塑造近代社会的理想人格形象是解决两大问题的当务之急，不难看出理想拼图里经世致用和社会进化论的精神骨架。梁氏著文常以“中国之新民”署名，意图通过实践示范和思想启蒙打造热爱民主自由、独立自强、勇于进取、融入世界发展潮流的现代国民。他强调向西方学习，但又保持自身文化传统。列文森由此推断梁启超处于理智上疏离传统而情感上靠近传统的矛盾状况，显然是片面的。梁启超认为“新”应当包含两方面，一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22】简言之就是更新传统，学习世界。“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宗旨在于保持民族文化身份，“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亦是他长期思考“群”的结果，张灏认为，梁启超将“群”看作社会政治的有机体，表明其思想出现了疏远在他思想背景中曾起重要作用的“仁”的道德思想的明显趋势。【23】暗示了他对不同于封建普遍王权的政体想象和国民期待，以及如何化解文化危机将至的思考。

犹如历史是现代与怪兽（monstrosity）的杂糅，梁启超的文学革命亦充满内在的吊诡，他一方面希望通过重释传统而强化国民的民族主义意识，另一方面又渴望学习西方变革传统赖以维系的符号体系。他自己也坦言，不少策略其实前后矛盾，体现出“善变”的特点，甚至在梁氏的轶闻趣事中，留存着时贤讥讽他善变的传说。如果不关涉伦理维度，善变其实意味着思考的游移和反省的可能，恰恰体现出过渡时代蕴含多种可能性的基本特征。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把学者分为刺猬和狐狸型两类，狐狸同时追求很多不同的事物，梁启超当属于敏于应变的狐狸型，但在信念和实践层面又无不体现出刺猬的执著特征。

简言之，尽管梁启超的人格与思想世界被岭南文化所熏陶和塑造，但我们注定要突破地方视角去重新认识这样一个多维度的人。正是因为走出个人命运的格局而充实其感时忧国的使命，迫使梁启超成为一个多面出击的思想政治家，由启蒙与实践互动导致其兴趣所涉无疆，促成其文学视野与理论素养的时代前瞻性。就文学领域而言，由梁启超引出的诸多问题在今天仍有深入展开之价值，诸如梁启超及其文学观念在20世纪文学史的地位与功绩评价，当代学者如何为自己设置学术的边界，如何看待文学的政治性与作家的社会介入，传统资源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实现转换，解决冲突的原则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的深入程度将成为衡量梁启超课题研究的学术新坐标。

注释：

【1】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页。

【2】[美]约瑟夫·阿·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3】[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4】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页。

【5】梁啟超在同学会上发表演说：“昔龚定庵有言，但开风气不为师，吾夙以其语有妙谛而服膺之。吾不敢自谓能开风气也，然窃有志焉，至于为师，则实不敢以自居。此非谬为谦让也，凡讲学大师，必以学问为唯一之生涯，以教育为唯一之目的，其行谊必严正使人矜式、其立言将以俟百世而不汲汲于一时。”梁启超：《莅同学欢迎会演说辞》，《梁启超全集》第4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8-2519页。

【6】[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7】钱玄同：《寄陈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

【8】知堂：《关于鲁迅之二》，《宇宙风》第30期，1936年12月1日，第303页。

【9】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载《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10】吴文祺：《新文学概要》，中国文艺服务社，1936年版，第13页。

【11】[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8页。

【12】梁启超此前已有系列文章表明其“世界意识”，如《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1899年10月25日）、《中国积弱溯源论》（1901年3月-5月）等。

【13】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载《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64页。

【14】除文学革命之外，梁启超1902年其实还提出了道德革命和史界革命。

【15】梁启超：《夏威夷游记》，《梁启超全集》第4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9页。

【16】梁启超：《外交欤？内政欤？》，《平民教育》，1922年第2期。

【17】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页。

【18】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109页。

【1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20】梁启超曾交待早年在日本由接受小说到翻译的过程：“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明治十五六年间，民权自由之声，遍满国中，于是西洋小说中，言法国、罗马革命之事者，陆续译出，有题为自由者，有题为自由之灯者，次第登于新报中，自是译泰西小说者日新月盛，其最著者则织田纯一郎氏之《花柳春话》，关直彦氏之《春莺啭》，藤田鸣鹤氏之《系思谈》、《春窗绮话》、《梅蕾余薰》、《经世伟观》等，其原书多英国近代历史小说家之作也。翻译既盛，而政治小说之著述亦渐起。”梁启超：《传播文明三利器》，《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页。

【21】[美]王德威：《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61页。

【22】梁启超：《新民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23】[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