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胤禛

一、人物的生平

朱熹（1130～1200），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南宋理学家，字元晦，后改为仲晦，号晦庵，晚年称晦翁，谥号文，后世尊称他为朱子，可見其地位。他祖籍在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建炎四年，他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他的父亲是朱松，曾官任校书郎、著作郎、度支员外郎、史馆校勘等官职。朱熹极大程度上继承二程的思想，是“洛学”的集大成者。除此之外，朱熹和道谦、圆悟等禅宗僧侣交流密切，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同时他也吸收了周敦颐、邵雍的道家思想，因此，他的学术思想深深打着“三教合一”的烙印。

二、时代问题和挑战

朱熹所处的时代正值南宋的内忧外患。“靖康之耻”深深影响着南宋初年的政局，建炎元年开始，南宋就遭受着金朝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全方面压制，“绍兴和议”后军事关系有所缓解，直至1161年完颜亮被部下所杀，金朝遣使主动与南宋通好，才使局面得到缓解，彼此互有攻守。可以说，民族危亡是朱熹学术思想最浓墨重彩的背景色。外族的肆掠导致民不聊生，农民起义不断，朝廷中武将政治成为皇权的心腹大患。高宗对外求和，对内却血腥镇压农民起义，导致政府和人民矛盾激烈。朱熹作为是士大夫，夹在其中，深刻体会到了皇权与农民争斗的残酷、野蛮和人心险恶。他内心中始终有着拯救国家、使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抱负。壮年过后，外患稍轻，但内政动荡，“君子小人”之争不断，官僚系统混沌殆惰，南宋日益衰落。这种历史的悲剧和困顿给了朱熹发挥才智的舞台，激发了他的道德意识和无限的家国情怀，同时，朱熹的中晚年时期是南宋经济最稳定的阶段，思想文化多元，这给了他稳定地塑造自成一派思想的环境。

而之所以朱熹的思想体现了“三教合一”特色，正是源于南宋复杂混乱的社会现状促使统治者在尊崇儒学的同时，也极力吸收佛教和道教的思想来克服儒教思想的局限，更好地进行社会整合，所以南宋的学术氛围是多元的。

朱熹所处的南宋时代，一方面需要他寻求富民强国、抵御外辱的良方，所以朱熹理学是以经世济民为取向的入世哲学。同时，乱世的混乱与动荡迫使他去思考如何进行社会治理，去克服“人欲”的困境，重塑万民所仰的社会道德。同时，他也遭遇了理学的理论困境。虽然王学受黜，但理学也只是获得了一个相对来说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并没有得到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视，不占据主流支配地位。朱熹必须对程学进行重新整理和校正，纠偏内倾化，力求贞定“儒学真精神”。

三、著作及思想

（一）著作

他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四书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词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尤其是其中的《四书集注》成为后世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重要标准。

（二）思想

1.理气论

朱熹认为“理”是世界本原，“天地万物之根”，他口中的“理”就是先于社会存在的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首先，它是先天的、自然的、非人为的道理。其次，理是不可改变的规律，支配着万物运行。最后，他认为“理在事先”，即理是先于事物而存在的。进而他又提出了“理一分殊”，他认为世间万物各有不同，属于“分殊”，但是他们所反映的规律是一致的，也就是“理一”。推及社会，他就把三纲五常作为各种社会现象需要遵守的根本准则。社会成员们按照这唯一的“天理”行事，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才能保证所有人的利益，实现社会的和谐。进而这就涉及到“定分”，也就是严格固定等级差别、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每个人都要接受并坚守自己的社会角色，遵守相应的规则，不可逾越。可以看出朱熹的思想是站在封建社会既得利益阶级一方的，把统治集团的所有既得利益说成理所应当、自然而然的事实，强迫下层人民无条件接受自己的命运，还要以固守身份为荣。该观点在当时也是十分保守的。

“理”是第一性的，“气”则是朱熹心中的第二性。如果“理”是形而上，那么由“理”所生的“气”就是形而下，是有性情、有形状、有迹可循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是铸成万物的质料，所谓“气”生“物”。

2.三纲五常

所谓三纲，即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讲究君臣义，父子亲，夫妻顺。“君为臣纲”是三纲之首，以忠恕为核心。忠乃臣下对君上的绝对忠诚与服从，恕为君上对臣下的包容与仁爱。“父为子纲”则是基础，孝父母，悌手足。“夫为妻纲”也是十分重要，宣扬节烈，妻子对丈夫的绝对服从。三纲讲求的其实是对社会身份的严格划分，每个人要恪守本分，即便是君、父、夫，也不是任意妄为的，他们必须遵守自己的规范，作出表率，才能得到臣、子、妻的服从。

五常则是指仁、义、礼、智、信。仁为核心，是内在的道德情操，表现出来就是爱，是恻隐，当然，儒家的爱是一种讲求差别和等级的爱；而义是指适宜社会生活的行为，是羞恶；礼是体现了天理的各种社会规范，是恭敬；智是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是是非；信则是指信守社会契约，是忠信。

朱熹认为，人人都遵守三纲五常，恪守本分，那么社会就可以实现安定与和谐。

3.心性论

朱熹将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禀之性。人之初，性本善，朱熹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着由“理”所化成的至善之性，所以每个人本性是善的，在这一点上人人平等。这种天命之性在社会生活中被触动，因而生出各种具体的“情”，譬如恻隐、善恶、辞让、是非。只有合乎天命之性的人情才是值得称颂的，于社会有益的。而气禀之性则被用于解释既然天命之性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那为何世间又存在着合理的不平等。这是因为每个人的气质之禀不同。这种不同主要来源于天地之气和父母之气。这种用先天之气解释现实的不公当然带有极大的封建统治色彩，让人们甘于认命，因为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无法改变，只能等救世主。

除了天命之性和气禀之性以外，朱熹在还讲解了道心和人心。道心是指出于天理的善心，即儒家思想所要求的社会规范。而人心则是源于生理欲望的各种人欲。做人必须要用道心战胜人心，节制自己的过分的生理欲求，社会才能和谐。

4.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认为人易被被物欲所迷惑，耽于生理享受，一旦过分，就会危害社会，颠覆秩序。这种人欲一方面来自于对“礼”的不重视，另外也是因为气禀之性不高，不知节制。天理与人欲往往一线之隔，就看你是否遵守了社会公认的规范。推而广之就论及到了义与利。义是人心中固有，体现为君子言行的东西，而利则是小人的自私自利。他认为义利问题关乎社会运行，极为强调坚守义理，摒弃利欲。这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存天理，灭人欲”。他要求人们摆脱物质欲望的束缚，唤醒心中天理，发扬每个人天然的至善美德。朱熹认为可以通过求仁、复礼、持敬、加强内心修养等来灭人欲，

5.格物致知

所谓格物就是指体认自己应该坚守遵循的行为规范，明确社会关系，依此推出该遵守的社会规范。致知就是通过格物所达到的认知能力。人们不仅仅应该体悟到社会规范，还应认知到社会规范的必然性、合理性，发现社会行为的尽善尽美。

6.动静观

朱熹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动静象征阳阴，这阳阴又分成了金、木、水、火、土等五气，进而才形成了世间万物。其中一分为二是由“气”生“物”这个过程中及其重要的运动形态。正是这两气的对立和统一促成了世间万物的无穷面貌。论及动静不息，朱熹认为动静是无限的、不可分的，相互对立统一。

四、在当时社会和以后时代的意义和价值

朱熹的这些思想，之所以被所推崇，正是因为他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下层人民都恪守本分不逾矩，遵循社会规范，认可统治阶级的统治，安于现状，当然有利于社会稳定。此外统治阶级也被要求灭人欲，克制自己的奢欲，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矛盾。他的这些思想为那个时代树立了一种对崇高道德品质的执着和信念。激发人们心中的正义感、羞耻感和责任意识，自觉自发地督促自己不断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塑造最适合封建社会要求的儒家人格。

但同时，朱熹的思想也有着自己不可忽视的局限性。朱熹讲求用“理”去裁决万事万物，很容易就陷入了教条主义，盲目维护礼教规范和圣人言论，忽视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扼杀了人们追寻真理和不断创新的精神，自朱熹以来我国科学的停滞不前很大程度与此有关。同时，朱熹用天理来为统治阶级的行为辩护，维护他们的专制统治，成为后世统治者镇压人民的道德理论工具。反过来，它也压制劳动人民的合理欲求，带有封建色彩的欺骗性和虚伪性。

而对于现代来说，朱熹的思想当然也具有一定的意义。从社会角度来说，他对于公私利欲的区分，有助于我们自觉维护集体、国家利益，遏制极端个人主义的风行。尤其是当今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关键期，朱熹的思想对于我们如何遏制个人物欲的横流对当今社会的荼毒很有借鉴意义。从个人来说，物质享受当然诱人，但是精神上的满足更为恒久，朱熹的这些思想有助于我们每个人发掘自身的品行，追求精神和道德上的享受，使我们能抵御物欲满足所带来的空虚，追求精神价值，建立崇高的社会信仰，实现精神上的昂扬饱满，心灵的宁静安稳。同时这些思想讲究地道德品质的自觉，也可以帮助我们自发地不断追求诚实信用和自我约束，完善自己品格，實现与他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从自然角度来说，朱熹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克制人类的欲望，保护自然，正迎合了当今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

五、人物评价

从积极角度来说，朱熹的思想建设纠正了当时南宋理学的内倾化。从本体论和心性论上大大扩展了儒学思想精神的内涵，丰富了儒学思想体系，强化了儒学的教化功能。大大促进了中国儒学思想史的发展。其次，他的格物致知精神和道德训养原则也值得称颂，为学进德的方法更是有利于宋代以后的平民化转型，给于了草根阶层一个由凡人变圣人的途径，这是他们奋斗的无限精神动力。

从消极角度来说，他对道德价值的过分追求迫害了理性思考，其政治观念也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君主专制的发展必然会扼杀士大夫的政治抱负，这一点在后世知识分子地位的一落千丈也可见一斑。知识分子从国之重器变成了君王脚下的奴仆，这是知识分子的悲哀，也是国之不幸。此外，朱熹思想有极强的打压异己的倾向，从这一点来说朱熹继承了儒学，却也扼杀了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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