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昱洁

摘要：索罗金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莫言则是中国具有强烈反叛意识的作家，二者在创作过程中都具有“审丑”及“狂欢化”写作的特点。在“审美”为主流的文坛，“审丑”无疑是对文学及社会的一种解构和颠覆，以他们二者为代表的“审丑”文学的出现，也使得文学在“单一审美”的固化结构中，找寻到新的出路和新的发展方向。但二者的不同之处亦在于：莫言在解构中建构，而索罗金则在颠覆中狂欢。

关键词：索罗金；莫言；审丑；狂欢化

在历史长河中，中外对“美”的界定从19世纪的“美”为主导发展到“美丑相融”再到“审丑消美”，这种发展轨迹无疑与文学作品遥相呼应。在中国，80年代之后，从潘晓讨论开始，文学界对“人”的关注到达了一种新的高度。“丑的艺术”更是被当做反面教材而不被重视。但是随着世界文化艺术的发展繁荣，“丑的艺术”和审丑被广泛接受，在文化艺术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并逐步获得独立的地位。[1]同时在19、20世纪的世界文坛上，“审丑”也逐渐成为文学洪流中一支特别的分支。作家们在消解和颠覆的基础上，试图与现实社会建立一种对比和反思，使得文学在“单一审美”的固化结构中，找寻到新的出路和新的发展方向。在这种背景之下，莫言和索罗金的创作也成为中俄小说“审丑”艺术视角下有比较价值的两位作家。

一、突破界域的狂欢化写作

（一）对血腥、性的狂欢化写作

弗拉季米尔·格奥尔吉耶维奇·索罗金，是俄罗斯“地下文学”中“莫斯科概念派”的代表，也是俄罗斯后现代小说家，他致力与“反乌托邦”写作，在“审丑”的基础上将人物、社会，消解、碎片化，甚至对一切事物进行颠覆。对秽物的狂欢化写作也是他对民族、人类历史以及文化的一种颠覆。这种反美、反理性的创作手法在一定层面上对现实有超强的讽刺和消解意义。

在“审丑”语境下，“血腥”及“性”的写作无疑占了很大比重，索罗金作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在多部作品中也对这种狂欢化做了自己的阐释。不论是《蓝油脂》中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女儿发生的不齿之事，还是他与各种角色之间的同性行为，都是对当时权威的一种解构。他用戏谑的手法，把看似無法相连的人物用“性”这一条纽带连接起来，让高层话语权的掌控者加入这场狂欢游戏当中，好似在一用种俯瞰者的姿态在展示现实的荒诞和龌龊。《玛丽娜的第三十次爱》当中，作者塑造了玛丽娜这一女性形象，从小在接触到男女性生殖器的奥秘以及见到母亲偷情做爱之后，唤起了她对性的渴望和向往，她开始手淫。直到喝醉酒的父亲对女儿“破贞”才使得玛丽娜得到一丝痛感，即便是父亲死去，在玛丽娜的世界中留下的，也只是“破贞”那一刻的感觉。自此之后，玛丽娜开始走向“性迷乱”的深渊，开始各种乱交，她将性活动视为游戏，从一个被引诱者变成了一个主动引诱者和性虐狂。这种荒诞的生存方式使得玛丽娜对现实毫无期待，任凭自己沦落沉沦，直至在与谢尔盖结实之后，她才慢慢找寻到了自我，在庄严的国歌下进行性交并达到高潮，也是玛丽娜性格转变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索罗金巧妙地将“性”与“政治”、“教育”结合在一起，在看似亵渎神圣的严肃正统的权利话语之下，让这三者开始合理的结合，这种看似狂欢集体无意识的写作，但实质与现实和政治紧密结合。“他以色情描写、同性恋等极端的形式结构苏联社会现实，以人物的卑劣、低俗和自甘堕落展示现实的荒诞、虚伪和无价值，在无聊的性行为和肮脏内容的描写中隐藏作者对现实、真理的怀疑和嘲讽。他以极端的方式、离奇的虚构、颠倒历史事实，使既定的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非合法化，违背社会准则的同性恋、性暴力、乱伦、政治斗争合法化。他以描写性体验的满足和欢乐为出发点嘲弄官方文化、主流文化，色情描写成为他追求“纯艺术”的一种手段，调侃和戏谑现实的藕断，以达到去中心、颠覆权威的目的。”[2]

莫言成名于20世纪80年代，一部电影《红高粱家族》让他享誉大江南北。如果说莫言早期的作品致力于魔幻现实主义以及生命力的塑造，那么90年代开始，莫言的作品也开始偏向“审丑”创作。

以莫言小说《酒国》为例：“麒麟送子”乃酒国的一场饮食名宴，主要是将活生生的婴儿用酒浆麻醉之后，将脚掌的动脉血管切断引流，直至婴儿的血液流干，然后再“取出婴儿内脏，用70度的水，屠掉他的毛发……”整个过程温馨且惊悚，在酒国人民的心中，婴儿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而是一种“根据严格的、两厢情愿的合同，为满足发展经济、繁荣酒国的特殊需要而生产出来的‘人形小兽”。酒国的官员之所以吃小孩，是以因为小孩的肉“比牛肉嫩，比羊肉鲜，比猪肉香，比狗肉肥，比骡子肉软，比兔子肉硬，比鸡肉滑，比黄助肉少鬼气，比猪俐肉通俗”，小孩的肉是“人间第一美味”。但在现实生活中，毫无疑问，这种“人形小兽”是社会发展的希望，而在小说中，这种“希望”却被至于官僚主义的饭桌之上，且成为一种身份和财力的象征，金刚钻等人吃掉的正是整个酒国的希望，这种强烈的视觉和现实的反差使得酒国成为了一种畸形观念的代表地。最为可怕的地方在于，这种“罪恶”不但被“制度化”，而且被“程式化”和“规模化”。[4]人们生养小孩就是为了可以在烹饪学校卖出好价钱，酒国设立着专门收购男婴的部门、研制烹煮婴儿的特食研究中心和高校课堂讲授。正像毕光明所说的“莫言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弥漫深感忧虑，因为正是这种意识形态造成了权力与金钱合谋吃人，还用它的迷惑性和力量拖人下水，不断扩大吃人的筵席，使更多的人成为共犯，一边还用它对吃人行径进行辩解，加以掩盖”。[5]由此，由个别畸形及权欲开始的原点使得人们开始对它产生别样的情愫及认同，从而导致了如此这般的与酒相左的食欲大狂欢。这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有异曲同工之妙，人们生活在肮脏不堪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开始屈服权贵从而变的麻木不仁，甚至逐渐成为社会恶习的帮凶，作者对于这种磨灭希望蚕食人性的批判跃然纸上。只有惊人，才会铭记。

（二）对秽物的狂欢化写作

索罗金小说中对秽物的狂欢化写作也成为了后现代作品中独树一帜的体现，不论是《纳斯佳》中淡然将女儿烧制成美食，并借由此高谈道德的情节，还是《马汤》中面对空盘子模仿吃的精神的奥里娅，还是《宴会》中将照片、头发、袜子、牙膏、指甲盖等作为辅料，由人的手脚、嘴唇、舌头、男女生殖器等作为食品原料的盛宴，无一不对秽物进行着狂欢化的描述。这种看似让人作呕、惊奇的情节，也是索罗金用文本来颠覆、消解、否定国家权威的一种方式。

于此相似，莫言的作品中也有对各种秽物的描写。苍蝇、大便、蛆虫等肮脏恶心的生物在他手下尽情的展现自己“特色”，这种展露无遗的丑恶形态在莫言的笔下可见一斑，不论是《红高粱家族》中对“罗汉”剥皮的细致描写，还是在《苍蝇、门罗》中利用苍蝇等秽物对农村无尽苦难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都对读者的心理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感。以《檀香刑》为例，整部作品的紧张情节中对刑罚的把握，将一出民族的悲剧渲染的淋漓尽致，“他的目光厌恶地跟随着眉娘的手指移动，从孙丙的眼睛到孙丙的嘴角，从孙丙的鼻孔到孙丙的耳朵，从孙丙肩头上流脓淌血的伤口，到他裸露的胸脯上结痴的创伤。那些卵块在一眨眼的工夫就变成了蛆虫，蠢动在孙丙身上所有潮湿的地方。”这种对蛆物的细致的描写，给读者深切的感受之余，也让读者产生一种强烈的反观。当然，对这种事物的描写莫言并不止步于此。在小说《苍蝇、门牙》中莫言有意地对苍蝇做了大篇幅的细致描写，“苍蝇的飞行更加舒缓了，满天星斗般的纷繁状开始变得简洁，变得有条理，苍蝇汇集成了七八股蟒蛇般的带子，在饭堂空间的上半部分蜿蜒扭动。有时互不干涉，有时缠绕在一起，像盘蛇般翻滚，”“苍蝇们一哄而起，满饭堂乌云翻滚，苍蝇们愤怒地叫着、冲撞着，玻璃窗子和墙壁嘭嘭啪啪地响，铁丝惊恐不安地跳动，我们的耳朵都被苍蝇的尖啸声给震聋了，已经有二十几只硕大的苍蝇落在微微颤抖着的铁丝上，铁丝上沾满暗绿色的苍蝇分泌物。”这种对秽物的逼真的写作实质上让读者和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的出现有益于让读者站在事物之外的角度对整部作品进行一种清晰的审视，一种深刻的思考。

二、突破语言的另类化阐释

索罗金擅长利用对人性以及事物的无限度的解构，在反传统、反社会、反权威的基础上对社会现状进行讽刺，短篇小说《狙击手的一个早晨》中，作者用白描手法，甚至并未交代背景及原因，直接用对话及狙击形式交代了事情，二十具尸体生前的形色生态和狙击手狙击成功后的淡漠形成鲜明对比，“真是一场噩梦……，一个脸色苍白的高个子男人喃喃地说，并信任地朝已走到跟前的狙击手的眼睛看了一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大受吹捧的民警队在哪儿呢？！是不是在打山羊？！”这种戏谑调侃的话语在索罗金的作品中屡见不鲜。

再如索罗金的《蓝油脂》，作品中充满了各种方言土语和黑话、脏话，到处都是英文、法文、德文词，对性器官、污秽事物的描述更是不胜枚举。就像达利的绘画，“生殖器长在树上，家具则变成了肥皂泡”，而这部作品充满了“同性恋、通奸和乱伦”。但这似乎并不妨碍它的人文价值。毫无疑问，作者大量使用表示性器官的字眼，肆无忌惮地描写色情场面，并把这类描写与骇人听闻的政治丑闻、科技丑闻纠结在一起，是对苏维埃时代的政治现实和表述这些现实的经典文本的亵渎，是后现代作家媚俗的一种表现，意在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而且成功地制造了轰动效应。因为媚俗是获得商业上成功的一种必要手段。但是，我们并不能如此片面的理解他的语言。作者在卷首题词中首先引用了拉伯雷《巨人传》中的话：“这就是还没有解冻的。”“他一边说，一边大把地把冻结的语言扔到甲板上， 样子很像小糖球，闪烁着各种光彩。这里有红色的，绿色的，天蓝色的和金色的。一接触到我们的手里的热气，就像雪一样溶化了，那时我们确实听到了它们，但听不懂，因为这是某种很特别的外邦话……我想把几个奇怪的字音放在油里保存起来，像人们用麦秸保存雪和冰那样。” 换句话说，这种对比在另一种层面上，以极端的形式展示被扭曲了的大杂烩式语言的丑陋的同时，在反思俄罗斯文化。

而莫言小说里对丑的描写往往带有一定的有序性，“美”与“丑”在他的表达序列中经常成对出现，但他的作品中并不是一味的抑美扬丑，而是利用语言和情节的渲染以及强烈的对比使“丑”更好的为主题服务，为笔下塑造的世界服务：如《红高粱家族》中，余占鳌虽为匪类，但依然揭竿而起反抗日本兵，即便最后只剩一枪一弹也不曾丢下反抗大旗；戴九莲虽在野地里与别的男人野合，但为了集体生存和后代繁衍，即便最后死去，也依然留恋这块土地；“二奶奶”横刀夺爱，被强暴后迟迟不肯咽气，即便异魂附体，也想以另一种方式存活；狗群为了生存，放弃人类教化，开始回归原始兽性啃食人肉……这种真切的对比，让莫言的小说在解构之余多了一些更为人性化的东西。如莫言在《红蝗》中所言“总有一天，我要编导一部真正的戏剧，在这部剧里，梦幻与现实、科学与童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在、金奖牌与避孕套，互相搀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这种鲜明的对比手法在莫言的小说中显得尤为突出。

三、“审丑”语境下的不同意义

中国自古以“美”为孜孜不倦追求的主体，“审美”早已是中国文学中固守的藩篱。而于此同时，同属于感性学范畴的丑学则被一直忽视和否定。不难看出，西方亦是从19世纪开始，才逐渐接受了“审丑”写作。20世界80年代开始，中国的先锋派作家开始突破以往的空间局限，对丑的展示和揭露，更加直面生活现实。而俄罗斯作家索罗金以及中国作家莫言，无疑是“审丑”作家群中较为突出的代表。

莫言作品中对“丑”的态度不同于传统文学，他对“恶心”事物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作品中的真实性，每个作品中的细节刻画都在为作品中的主体服务，如《球状闪电》中蝈蝈的自述，“可能是被毛艳这一坷垃把握体内的调节开关给震坏了。高考轰轰烈烈地开始了，第一天上午考政治。一进考场，我就感到小腹下坠，尿泡李的水滴滴答答往下渗，我感到马上就要尿到裤子里了……”这种对生理失常细节的描述，让读者在恶心之余也对主人公的心理进行更输入的了解。当然，莫言在解构作品的同时，也对社会及生活充满一定的反思及建构，他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作品中不难看出，因为有着社会责任感，所以导致在解构的同时他也对社会及生活充满希望，如《红高粱家族》中对原始生命力的歌颂、《丰乳肥臀》中对“母亲”、“土地”的依恋，即便是在《檀香刑》中也透露着对社会发展的一絲希望。这也是莫言小说的价值所在，他对人性的描述是立体感十足的，不同于十七年文学中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十七年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必然要切割掉英雄本身的所属，无论是性格属性还是家庭、情感属性，皆属于国家。但莫言不同，他对利用“审丑”来解构各种人物：母性十足的“上官鲁氏”伟大如大地之母，但也曾经为了求子在野地里借种；正直的侦查员“丁钩儿”聪明严谨，但也难逃腐败社会的浸染；英勇果敢的“孙丙”嫉恶如仇，但也终归是为了实现自我英雄梦的民族炮灰……莫言的小说中美与丑共存，生活的阴暗、潮湿的一面他也从未逃避，这种对人性的立体化写作也是莫言作品值得被称赞的地方。而对于作家来说，勇于揭示生活中的丑恶脏乱是其不可逃避的责任，因为“恶和丑是刺激人们前进的一个重要动力。所以现代艺术应该看到丑在展现人性和生活境遇的独特作用，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对待丑。”[6]

与莫言不同的是俄罗斯作家索罗金，他本身就是要颠覆并解构俄罗斯文学当中的思想、精神及文化等，展现的是一个黑暗到极致的世界，“索罗金旨在消除审美接受疲劳的艺术探索应该说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因为它符合了文学的“陌生化”本质。然而，对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秩序从根本上的怀疑，对一切人文理想和道德价值的彻底否定导致了这位后现代主义先锋小说家永无休止的反叛和终无定所的漂泊。[7]

这种对主体和社会的全方位的反叛也是索罗金作品中最为独特的地方，这种纯粹的打破目的并不在于建构，而是将丑恶无限的延续下去。他拒绝接受既往文化所提供的任何意义与价值规范，却又无法为当下的世界确立意义与价值，他始终在实施着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的解构与颠覆，他因此只能在解构与颠覆的游戏中永无止境地漂泊。[8]他的解构其实旨意并不在建构什么，只是在寻找和发现这种永恒的、无法消逝的矛盾。

参考文献：

[1] 赵孝萱 .中西方艺术的特征[J].卓越理财，2016.

[2] 温玉霞.索罗金小说中的“审丑”叙事模式[J].评论，2011（1）.

[4] 黄善明.一种孤独远行的尝试——《酒国》之于莫言小说的创新意义[J].当代作家评论，2001（5）.

[5] 毕光明.“酒国”故事及文本世界的互涉——莫言《酒国》重读[J].文艺争鸣，2013，6.

[6] 蒋孔阳.说丑——《美学新论》之一[J].文学评论，1990（6）：31-37.

[7][8] 张建华.丑与恶对文学审美圣殿的“冲击和亵渎”[J].外国文学，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