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仕平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吉首 416000）

溪州土司三碑考辨

龙仕平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吉首 416000）

对溪州土司的社会历史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但通过地下出土文献来研究土司诸多真实历史性问题并不多见。考辨溪州的《明溪新寨题名记》《彭翼南墓志铭》《彭泓海德政碑》三通土司碑刻，旨在真实地揭示溪州土司的历史传承、社会风貌，对今天制定民族政策具有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

溪州土司；碑刻；民族政策；意义；考辨

老司城及其土司研究正风生水起，方兴未艾，纸质资料，片言只语，搜索殆尽，而金石碑帖研究，也被广辑穷搜。溪洲铜柱铭文，研究专著已有多本。另有土司三通碑，也非常重要。以时间顺序，即宋代《明溪新寨题名记》、明代《彭翼南墓志铭》和清代《彭泓海德政碑》。摩挲三碑，研究拓本，很多史迹，难以磨灭。对此三碑做考证研究，有助于勾画湘西土司历史的轮廓，有助于了解湘西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文明史演进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一、《明溪新寨题名记》

此三通碑中，最早是《明溪新寨题名记》碑，乃宋仁宗嘉祐二年即公元 1057年制作，是一处摩崖石刻，刻于湖南省沅陵县明溪口乡酉水北岸的石壁上，由殿中丞雷简夫拟稿，大理寺丞甄昪书写。当初大约是本色碑，后来有人将其涂成红色，显眼好认，变成红字碑。离地一丈，版面区域高三米许，宽度略窄，楷书，共409字。

《明溪新寨题名记》记载了溪州土司彭仕羲所辖土兵与辰州官军作战经过，还记载了嘉祐二年雷简夫奉命视察辰州、澧州以及鼎州情况，同时铭刻了随行随战官员的名字。如果仔细阅读，也可以借此了解宋朝初年少数民族的政策方略。

在国人心目中，有两个朝代比较窝囊，一个是清朝，一个是宋朝。清朝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以来，受列强欺负，直到今天，还觉得没有彻底清算，没有解愁解恨。实际上，清朝乃中国历史上与汉唐齐名的第三大盛世。在文化史上，将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宋朝则受北方几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和欺凌，也属国人心中不解气的朝代。然而，近世学者研究，北方辽夏金元，何等强大，不重武力尚文治的两宋，能够巍然屹立三百年，实际上相当了不起。中国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四大发明，有三种发明或产生或完善于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文化人读书人最潇洒最自由奔放的时期，所以陈寅恪认为中华文化登峰造极于两宋时期。

宋代的民族政策有自己的特色。唐宋之间，有五代时期，历史书以梁唐晋汉周为正统，但实际上小国林立，走马灯似地更替的五个政权，都没有能力统一全国。一直到公元960年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情况才大为改观。开初，情况相当严峻。宰相赵普建议：“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1]205赵匡胤采纳了建议，先灭掉南方诸国，再图北汉。北汉终于在979年灭国。

但是，北方总体形势始终很严峻，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都非常强大。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其正面效果显而易见。南方除了交趾交州，也无甚边患。那么溪州地区作为西南地区门户，是土家族先民聚居地，如何安抚和统治，是有别于前两个地区的重要问题。据《宋史》记载：“初，北江蛮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龙赐、天赐、中顺、保靖、感化、永顺州六，懿、安、远、新、洽、富、来、宁、南、顺、高州十一，总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十九州皆隶之，谓之誓下。”[2]14177这是自五代 939年溪州之战以来长期实行的基本政策，宋代依然采取这种办法。实际上这是一种土官土治的世袭制。虽然二十州的州治和管辖范围，至今还有争议，如永顺州和下溪州是否重叠？但总的说来，土官土治、长期世袭的办法，卓有成效。

经济上，北宋采用不同于内地的政策，不收赋税，允许朝贡，以军粮换盐。盐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有的官员和商人，抓住这一命脉，官盐不入峒，造成溪州地区蛮夷多次造反。宋真宗曾经亲自过问此事，以求圆满解决。1002年，溪州各部会盟，“天子济我以食盐，我愿输与兵食”。三楚粮足，与此有关[2]14174。溪州是西南地区门户，北宋王朝非常关注和重视。溪州是茶叶的重要产地，史书有明确记载，至今古丈茶仍是名茶。朱砂产量也较大。更重要的是溪州的战略地位。往南可下两广直奔交州，往西则连通巴蜀，经略西南。西南物产经溪州运往中原，精品进贡朝廷。

北宋王朝担心地方割据，既要表现朝廷皇恩浩荡，宽宏大量，又要愚民弱民，使其无反叛之力。史书记载，溪州地方政府多次内讧，都有朝廷插手干预之举措在其中。大的内讧有好几次。如彭儒猛、彭仕汉父子之争，彭仕羲、彭师宝父子之争，彭氏土司与田氏家族之争等。这里谈谈第二起父子之争。据史书记载，彭仕羲将儿媳即彭师宝妻子占为己有，彭师宝大怒，于是到辰州告状，说彭仕羲造反。辰州知府宋守信派兵镇压，双方损失惨重。彭仕羲逃入深山，向朝廷奏明心迹，朝廷派遣雷简夫视察详情，并予以安抚。各自归还俘虏，辰州知府归还搬走的溪州铜柱。这件事反映在《明溪新寨题名记》上，但个中原委，记载简略。后来彭仕羲被其子彭师彩所杀，师彩暴虐，被其兄师宴所杀。经过一系列事件，溪州地方政府大为削弱。于是，朝廷加强了对明溪一带的统治。

碑文内容实际上讲了三件事。一是宋仁宗至和二年即 1055年，驻守辰州（沅陵）的军队责备溪州蛮人怠慢傲慢，给下溪州放了一把火，并将铜柱往下游转移，溪州土司彭仕羲带领家族逃亡深山。二是溪州刺史几个月后投降。三是归还溪州一方的土地。雷简夫写下这篇题名记，已经是次年三月的事了。后面一半的篇幅，刻写参与其事的双方人员名单。这个写法和《复溪州铜柱记》是一样的。这些人物，基本情况已不可考。

透过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中央王朝对边地少数民族地区渗透和控制的加强，这固然有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强制性和高压态势，使溪州蛮人觉得屈辱，但从大一统角度，从祖国疆域长治久安来讲，又是正确的举措。朝贡和赏赐，都比较合理，朝贡土特产，表示对中央王朝的认同和尊重，而回赠也是相当丰厚的，使整个宋代，中央王朝和溪州地方政府没有大的冲突大的战争，使土司制度完善化常态化，也是古代“以夷制夷”的成功尝试。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这是可行的。

二、《彭翼南墓志铭》

《彭翼南墓志铭》现存放于湖南省永顺县老司城。碑高91.9厘米，宽69.4厘米，厚8厘米。碑的横额，有“福荫后裔，亿万斯年”八个大字，阴刻。碑盖上的墓志铭全称为《诰封昭毅将军升授云南布政使北江彭公墓志铭》。墓碑建于隆庆二年，即公元1568年。碑文撰稿者是礼部尚书徐阶。彭翼南是一位杰出的土司，也是历史上有名的英雄人物，碑文记载了彭翼南带领土司军队出兵沿海抗击倭寇取得东南第一战功的辉煌业绩，记载了溪州土司与哲学家王阳明的关系，记载了明代湘西土司的基本情况。

彭翼南是土家族历史上著名的土司，也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撰写碑文的大学士徐阶，以陆王心学的价值观和“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标准，为这样一位英雄人物树碑立传。徐阶是儒家的忠实信徒，既服膺程朱理学，也对陆王心学尊奉有加。他曾经被贬为延平府推官。从政之暇，著书立说，并广收门徒，讲授心学。徐阶对溪州彭氏土司的了解，最初得之于老师王阳明先生。他在《彭翼南墓志》中明确指出：“余初从阳明先生游，闲论天下世族贵盛而悠远者，先生因及永顺彭氏可以当之。”显然，王阳明对永顺彭氏土司的历史、德政、功勋非常了解。天下世族，汉族居多，阳明先生特别点出彭氏土司，显示出哲学大师的慧眼识珠。明朝嘉靖年间，倭寇屡犯东南沿海。徐阶是松江府（今上海市松江区）人，他的家乡也是倭寇屡犯之地。“每闻贼势猖獗，为国家及为公忧惧。”[3]所以力主剿灭。嘉靖三十三年和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54年、1556年，彭翼南两次亲率土兵，去江南打击倭寇，取得“东南第一战功”。

徐阶对永顺土司嘉靖年间抗倭战役所取得的功绩给予高度评价。他在墓志铭上写道：“嘉靖乙卯丙辰，倭寇祸我东南极惨。侯以弱冠膺命，提兵两平定之。吴越闽广至今蒙其福。余益嘉彭氏之多贤嗣，我国家之有良翰也。”墓志铭以为彭翼南之所以成为民族英雄，与其良好的家世和家教大有关系。

墓志铭言：“余初从阳明先生游，闲论天下世族贵盛而悠远者，先生因及永顺彭氏可以当之。余曰：‘何征？’先生曰：‘迩者两役思田，宣慰世麒、明辅、宗舜三世咸征，及和门日侍讲宅，吾见其敏而勤、富而义、贵而礼、严而和、入而孝、出而忠。夫学莫贵乎勤，利莫先乎义，接人莫急于礼，驭众莫要于和，立身莫切于孝，报国莫大于忠。彭氏世有六德，恶得不贵盛而悠远乎？’及余宦四方，总百揆，匡九有，凡天下世胄举得调度而甄别之，其不肆则骄、不削则危者多矣。若彭氏父子祖孙相继而贤，而贵盛，而悠远，亦仅见者。然则先生昔者之言，不既征者！”这段话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彭氏子孝孙贤，世代葆有勤、义、礼、和、孝、忠六德。这是王阳明先生根据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根据自己的哲学要义，总结归纳而成。二是徐阶本人游宦四方，见多了豪门大族的盛衰，由衷感叹，“亦仅见者”。六德之说，乃儒学之人生标准，求之溪州之穷乡僻壤，竟然得见，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也。而徐阶先生所谓“亦仅见者”，乃硕果仅存之意也。

墓志铭回顾彭氏家世之后，宣讲彭翼南生平事迹。彭氏土司，来自于江西庐陵。关于这一点，历来有争议。彭氏作为湘西北土家族强宗大姓，显然与彭氏土司在此统治八百余年大有关系，但其内部，对于彭氏土司是土生土长的土家族原始成员，还是江西迁来的土家化了的汉族人士，也有不同的看法。不仅彭氏，其他很多土家大姓，也都有江西迁来之说。改土归流，雍正帝诏令末代土司彭肇槐迁回江西原籍，加重了江西迁来说证据的分量。徐阶也是采用江西迁来说。唐懿宗时期，有一个庐陵人叫彭辅，考上了进士。他的第三个儿子叫彭咸，担任辰州刺史。当时，辰州一带的土人都归附他。于是，大家推举他的一个儿子彭士然担任溪州刺史。五代时期，彭士然与长沙的楚王马希范之间发生战争，后来和解，树立溪州铜柱，作为永不开战睦邻友好的凭证。后来父亡子继，溪州土司彭氏住在老司城，叱咤风云八百年。传到彭明辅，都已经是明代中叶，明辅生宗舜，这彭宗舜就是彭翼南的父亲。宗舜早死，彭翼南受彭明辅的影响更大一些。

溪州之战影响极大，改变了湘西地区的政治格局。原来，溪州土司管辖着湘西北，还管理着今天怀化地区的许多地方，大致统治了有二十个州。这一战之后，溪州土司所管辖的地盘，就剩下湘西北土家族地区。但是，溪州地区从此非常安定，不要交赋税，客观上以土地换来了和平，带来了发展。实际上，宋元明几个朝代的更替，所谓改朝换代，都没有改变溪州地区对中央王朝的隶属朝贡关系，而且一旦中央王朝有事，征召土司军队，都是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正是这样的历史积淀，产生了彭翼南这样的英雄人物。

墓志铭介绍了彭翼南的生平。小时候的彭翼南就是一个好学上进的人，他把祖父彭明辅当做自己的榜样。后来他继承父亲的溪州刺史职位，发展社会经济，改善民生，深受土民爱戴。但彭翼南最重要的贡献是抗倭斗争所取得的功勋。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彭翼南统兵3 000人，其祖父统兵2 000人，保靖土司即彭翼南岳父彭荩臣统兵8 000人，彭荩臣的儿子彭守忠统兵3 000人，会师于松江。倭寇败走嘉兴北面的王江泾。永保土兵在彭翼南统一指挥下，联合广西狼兵，大败倭寇，斩首1 900余级，大灭倭寇嚣张气焰，朝野震动，龙颜大悦，称许为“东南第一战功”。次年八月，衣锦还乡的彭翼南，再次主动请缨，由总督胡宗宪统一指挥，永保土兵与容美土兵会师，包围徐海老巢沈家庄，苦战23天，全歼倭寇，汪直投降，徐海自杀，东南倭乱，基本平定。朝廷论功行赏，封彭翼南昭毅将军，授三品衔。后来，彭翼南担任永顺宣慰使13年，恪尽职守，得到皇帝亲自颁布的嘉奖令5次，其他奖励更是达到30余次。他的一生做了大量好事，具备六德，封妻荫子，光宗耀祖。但是，这样一个人，却没有高寿，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年仅33岁。

彭翼南的母亲是保靖彭氏土司的女儿。他娶的第一个妻子，又是保靖土司彭荩臣的女儿，无生养。第二个妻子是酉阳冉氏土司的女儿，生长子彭永年，后来继承父职。第三个妻子是桑植土司向氏的女儿，无出。第四个妻子是江口官舍向志显的女儿，生次子长年。三子延年，四子大年，五子豋年，都是姨太太所生。几个女儿，都是冉氏所生。子女众多，但由于彭翼南死得早，当时都还没有长大成人。

墓志铭最后的“铭”，就是一首诗歌形式的赞词。铭曰：“辰之初，维公咸。肇于溪，乃士然。至天宝，四十传。归皇明，克旬宣。迩圣化，育群贤。嗟北江，文武全。论勋业，拟凌烟。裕厥后，光乎前。丰于德，啬其年。啬其年，亦胡愆。尔所生，存无忝。殁不愧，彼墓田。”这段赞词，讲了彭士然占据和统治溪州以来，一代代彭氏土司的作为，尤其是赞美了彭翼南的德才与功勋，并对其英年早逝表示哀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溪州铜柱上的铭文，讲的彭士愁，就是这个墓志铭里讲的彭士然。我认为，彭士然才是正确的名字，谁会给孩子取名字时候，用到“愁”字？叹愁嗟老，用于名字，那一定是成年文人取做别号的伎俩或雅致。莫愁，是存在的，但“士愁”二字有什么意味呢？所以，彭士然才是正确的名字。

三、《彭泓海德政碑》

第三通碑乃清代《彭泓海德政碑》。碑铭题目全称是《钦命世镇湖广永顺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宣慰使都督府致仕恩爵主爷德政碑》，因为写的就是一代土司彭泓海的生平事迹，所以将其简称为《彭泓海德政碑》。此碑现立于老司城彭氏祠堂。碑高2.73米，宽1.2米，莲花座高0.4米，宽1.2米。碑额篆书“甘棠遗爱”四个大字，对联写的是：“万片石铭恩德厚，千秋水颂山河新。”此碑立于康熙五十二年，即公元1713年，刚好是彭泓海退休后的第二年。

功德碑的撰写者是己卯科举天门人朱鸿飞。这篇文章的妙处在于，不是作者在行文中直接赞美老土司的功德，而是借当地百姓的口碑，由他们出面赞美，效果非同一般。文章开篇说：“常闻恩可结民心，不能使民心之不忘；功可显当时，不能使后世之取法。苟能如是矣，而得之于人者，尤难得之于天，此数者，求之往古亦不多遇，况以论于斯世乎？”这就定下基调，为后面歌颂老土司德政打下基础。接着写老土司退休的第二年，“余过灵溪，是有所辖五十八旗、三百八十洞之军民，扶老携幼，蚁家司城，向余告曰：我永建自东汉……”，讲了千多年来，历代溪州土司忠于朝廷，靖边安民，百姓安居乐业。彭鸿海老土司又和其他土司有所不同，天性仁厚，去猛存宽，崇俭易奢，修文偃武。于是，“生息庶富，甲于诸司。四十年间，徒见祥凤化日，皆其赐也”。于是当地军民请求朱鸿飞立传，以便百姓树碑。行文至此，再次侧面对比描写，说自己游历访问过多家土司，子难孝，孙不贤，皆不能和彭老土司一家相提并论。榜样的力量无穷，不能因为自己不善于做文章而让伟大的老土司隐没于当今和后世。

德政碑背面是建碑之时各官头目姓名、官阶和所在村镇，有百余人之多。现在考证这些人士村落集镇，已经是一大难点。民族学博士瞿州莲、瞿宏州姐弟有考证，有成功之处，也有不少疑问待考[4]284。德政碑内容表明，长时间困扰土家学学者的关于旗、洞这两种行政机构的问题，比较清楚了。至少，永顺土司管辖58旗、380洞，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永顺土司58旗名称最早出现于明代彭世麒的《永顺宣慰司志·旗甲》中，以一首七律的字数加上“请谋”二字，作为旗名。后来清代李瑾《永顺县志》作为改土归流后第一部县志，更是对此有细致解说：永顺各乡，在土司时为五十八旗。曰：辰利东西南北雄，将能精锐爱先锋。左韬德茂亲勋策，右略灵通镇精忠。武敌雨星飞义马，标冲水战涌祥龙。英长虎豹嘉威捷，福庆凯旋智胜功。以七字为一句，每一字为一旗，共56字，为56旗，后添上“请谋”二字，共为58旗。

四、溪州土司三通碑的价值和意义

（一）土司三通碑体现了不同时期中央政府对边远少数民族的管理智慧

溪州和中央王朝一直保持比较正常甚至友好的关系。虽然有过溪州之战这样的大规模冲突，但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的楚国并非是中央王朝，奉为正统的是北方的后晋。在宋元明清大一统的朝代，溪州地方政权一直没有与中央王朝产生过什么大规模战争冲突，对比湘西苗民大起义，可以清楚看到两者的不同。我以为，彭氏土司家族来自江西，原来本是汉人，一方面给当地带来比较先进的汉文化，直到现在湘西自治州北几县永顺保靖龙山土家族聚居区的汉化程度、基础教育发展水平都高于南边几个县份。这在古代，对于中央王朝的认可度认同感也相对较强。彭氏土司也似乎只是想偏安一隅，从来没有想问鼎中原，做自不量力的大规模的军事政治反叛。另一方面，彭氏土司也非常聪明，在打败原来的真正土著领袖吴著冲（音译名，又翻译为禾撮冲，狩猎之王的意思）之后，注意安抚本地原住民，并在一定程度上蛮夷化也就是土家化，让原住民产生较强的认可度和认同感。土司世系中，有的名字加了冲或者宠字，实际宠或者冲，就是王或者首领的意思，如彭福石宠。彭氏土司与当地土民几乎成水乳交融的状态，广大土民尊称彭氏土司为土司王，可见一斑。

“以夷制夷”，古来有之。在这里，中央王朝视彭氏土司为夷，多采用安抚的办法，对土司来说，当地土民也是夷，也采用安抚的办法。彭氏土司就成了土民与中央王朝之间有力的有效的桥梁。纵观土司历史，彭氏土司对中央王朝，一是不定期进贡，二是国家有难或地方不安宁，土著部队可以被国家征用。根据史料来看，土司进贡主要是木材和药材。彭翼南曾经几次向中央王朝进贡楠木。那时，交通极为不便，从湘西往北京运送单位体积巨大的木材，相当困难，所花费的人力物力非同一般，但这能够显示土司对中央王朝的忠诚和归附的决心。正因为如此，中央王朝的回赠或者说赏赐，也非常丰厚，有时“无虑数倍”[5]104，远远大于朝贡品的数量和价值。这种赏赐与进贡关系，充分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密切了中央王朝和土司政权之间的联系，也有利于边远地区的社会安定和经济文化发展，有利于打破原始封闭的社会状态，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

（二）土司三通碑显示了边远少数民族特别是其上层统治者对于中央政府的基本态度

土司制度在溪州的确立和完善，是在北宋时期。此前的五代时期，溪州彭氏和长沙马楚氏经过著名的溪州之战，溪州土司退出南江即沅水地区，保住了北江即酉水地区，立溪州铜柱为界，互不侵犯，长期和平。表面看起来溪州彭氏管辖地域大大缩水，实际上溪州彭氏实现了对湘西北更为有效的统治。这一仗使得溪州彭氏土司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实力和地位，从此奠定了这个蛮夷政权对中央王朝的基本认同关系。同时，溪州彭氏土司借此扩充实力，保住了自己在土民核心区域“都誓主”的地位，千余年里成为湘西北最大的土司。正如《宋史》所说：“北江蛮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2]14-177宋王朝也曾希望削弱溪州土司实力，与土司方有过两次军事冲突，一次是天禧二年（1018），一次是至和二年（1055）。前一次是因为溪州铜柱被辰州当局移动，引起溪州土司不满，于是骚扰辰州地区，宋王朝派兵进剿，宋真宗亲自下令捕杀土司彭儒猛，后来溪州方战败，辰州通判刘中象与彭儒猛在明滩歃血为盟，重演五代故事。第二次冲突起因是溪州内乱，土司彭仕羲和儿子彭师宝发生矛盾，宋王朝派兵进剿并试图一举安定溪州，战后，殿中丞雷简夫与彭仕羲在明溪歃血言和。这个情况，《明溪新寨题名记》有详细记载。

鉴于溪州彭氏土司的实力不可小觑，而山高水险的地理条件也使土司居于有利地位，于是北宋王朝在北江进一步完善了土司制度，并采取“树其酋长，使自镇抚”的羁縻政策，以夷制夷，分而治之。将溪州分为20州，不同的家族管理不同的州，这样削弱了溪州彭氏土司的力量，不至于像唐朝时南诏那样尾大不掉。

那么，土司政权对此是怎样的态度呢？溪州彭氏土司完全配合了中央王朝的做法。原因是，一方面，中央王朝确实难以像对南江地区那样采用流官制度，但另一方面，溪州也没有实力真正对抗中央王朝。至于分成20个小州，由于互相通婚，这些小州酋长，不过是彭氏亲戚而已。这也就是彭氏土司表面被削弱，实际上千年湘西北之王，万马归朝，百鸟朝凤，到明朝时发展到高峰，以至于一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发自肺腑的赞叹。

明代溪州彭氏土司与心学大师王阳明的交往，是土司史和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研究者甚少，殊为可惜。王阳明不以蛮夷看待彭氏土司，而是以儒家六德称赞不已，可谓独具慧眼。《彭翼南墓志铭》对彭氏土司的高度评价，虽然是徐阶撰写，实际乃是老师王阳明的激赏。“先生曰：迩者两役思田，宣慰世麒、明辅、宗舜三世咸征，及和门日侍讲宅。”两役思田，指的是嘉靖五年、六年，永顺彭氏土司宣慰世麒、明辅、宗舜三代人，两次率领土兵，跟随王阳明，镇压广西思恩、田州的叛乱；日侍讲宅，则指的是战争之间歇，稍有余闲时间，就去听王阳明心学讲座。可以说，这三代土司也是王阳明的及门弟子。心学传于湘西，苗区是吴鹤，土家地区就是宣慰世麒、明辅、宗舜三代土司。也可以说，溪州彭氏土司对中央王朝的认同和忠诚，对湘西北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对抗御外敌清除内乱维护国家安全的功勋，与接受王阳明心学为代表的先进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吾见其敏而勤、富而义、贵而礼、严而和、入而孝、出而忠。夫学莫贵乎勤，利莫先乎义，接人莫急于礼，驭众莫要于和，立身莫切于孝，报国莫大于忠。彭氏世有六德，恶得不贵盛而悠远乎？”彭翼南就是其中的代表。

（三）土司三通碑展现了溪州土家族不同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

从溪州土司三通碑来看，彭氏土司从来就不是封闭而昏乱的土王朝，而是具有国家意识、开放气度、文化品格的民族地方政权。一是通过朝贡，加强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充分显示自身作为地方政权的身份和地位。《历代稽勋录》和《明史》，都有关于永顺土司采伐大木进贡朝廷的记录，特别是彭翼南土司。嘉靖三十六年（1557）七月，朝廷修建宫殿，彭翼南率众进山，采伐2 700根大木送往北京。此后又多次进贡大木。这种行为，使得龙颜大悦，朝廷不断给予加官进爵，赏金格外丰厚，密切了中央王朝和地方政权的关系。二是通过与周边土司的联姻，密切关系，使得湘西北地区成为少数民族团结合作发展进步的重要地区，成为中央王朝联系西南边疆的桥梁。彭翼南本人就是通过与保靖土司、酉阳土司、桑植土司的联姻，发展了睦邻友好的地方关系。三是加强军事力量，入则为民，出则为兵，在保家卫国的关键时刻，能够响应号召，积极投入战斗，战之能胜。土家族抗倭的光辉历史，永远载入华夏史册。彭翼南的业绩，前面已经论及，此不赘述。实际上，此番作为，对后来的湘军崛起，都有很大的影响。抗日战争时的嘉善战役，就是湘西人为拯救民族危亡立下的又一次伟大功勋。“破虏溯当年，浙海东南传伟绩；鼙鼓思壮士，大乡西北有高楼”，抗战时永顺诗人彭施涤的对联，正是绝好的写照。四是接受儒学教育，在土民中推广礼乐教化。接受王阳明心学就是其中的佳话，并开办学校予以传播。溪州地区千年以来，以文明开放的气度，大力推行文化教育，文风鼎盛，从今天永顺地方基础教育的发达看得出来。追根溯源，可以从《彭翼南墓志铭》《彭泓海德政碑》知其端倪。

（四）土司三通碑对于今天制定民族政策具有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

粗略研究《明溪新寨题名记》《彭翼南墓志铭》《彭泓海德政碑》三通碑，收获良多。溪州地区有关碑铭甚多，研究者也有不少，之所以选取这三通碑，只不过作为溪州土司相关碑铭研究的导入而已。此前还有一碑，《溪州铜柱铭文》就是极为重要的文献，多文已论及。摩挲碑铭，抚今思昔，有感于先民先贤的伟大，更加热爱今天各民族团结进步和谐幸福的崭新局面。那么，这些文献对今天制定民族政策有何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一是进一步加强中央和地方的紧密联系。从几件碑铭可以看出，历代王朝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对于边疆地区，始终保持高度关注，这是维护国家统一所必须有的态度。二是继续搞好民族关系。其中既有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有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湘西三大主体民族，汉族、土家族、苗族，和谐相处，共同进步，一起奔小康，呈现出历史上最好的局面，研究历史就是为了展望和开拓未来。三是大力宣传和弘扬民族文化。随着老司城申遗成功，大量的民族文化遗产得到保护，随着民族地区旅游事业的发展，湘西地区民族新文化也将建设起来。

[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 脱脱.宋史·蛮夷一·西南溪洞诸蛮（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徐阶.四库全书·集部·世经堂集：80册[M].山东：齐鲁书社，1997.

[4] 瞿州莲，瞿宏州.金石铭文中的历史记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

[5] 徐松.宋会要辑稿·蛮夷五[M].北京：中华书局，1957.

（责任编辑：郑宗荣）

Studies on Three Inscriptions of Xizhou Chieftains

LONG Ship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study on Xizhou Chieftains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the field, but there are rarely articles that explore and discuss the real historical problems of chieftains through the unearthed documents. In this paper, three inscriptions of Xizhou chieftains, Records of Mingxi New Village, Peng Yinan’s Epitaph，Monument of Peng Honghai’s Bevenolent Rule, are selected to do textual research in order to expose the historical heritage and social customs, and provide practical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develop a new national policy today.

Xizhou chieftains; inscription; national policy; significance; textual research

K877.42

A

1009-8135（2017）04-0103-07

2017-04-01

龙仕平（1968—），男，湖南凤凰人，吉首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出土文字、文献。

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湘鄂西土司碑刻研究——以湖南永顺老司城为中心”（2014YBA31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