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

一个想要写诗的人，周身是焕发着光芒的。这句话的意思是，永远不在于这个人写出了怎样的诗，而是在于他想要写诗的心情。一个怀有想要写诗心情的人，某种意义上，他怀有一种信仰。在任何时代，这都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在当今。

在如斯消费主义时代，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性社会中，一群新生代诗人，既没有经历过历史苦难的历练，也没有见识过诗歌的辉煌时期——他们刚进入诗坛就面临诗歌边缘化的境地。他们在安稳的历史轨道中出生，被动地生存在强势的物质话语中，既享受消费社会与网络科技带来的各种快捷与便利，同时也经历着形而上意义的失重——没有历史感的支撑，信仰的解体。

进一步而言，相对于第三代诗人，8090后出生的诗人从一开始就获得所谓的“自由”——他们一出生就被抛入一个个性解放的时代。但是这种“自由”的本质，仅仅是先天被迫的“存在”——人的被迫自由。也就是说，这一代年轻诗人所要面临的最大的命题并不是“自由”，而是“虚无”。他们手上所拥有的各种语言符号，其意义已被历史消解殆尽。看似多元化的文化语境，实质上渗透着新生代诗人集体无意识的恐慌——缺乏秩序感。他们内里质疑、蔑视和反抗一切既定话语的约束，却又找不到新的“秩序”规划自己的方向与步伐。他们既无意于承接诗歌的传统，又不确定建立何种新的诗歌语言体系。他们在诗歌中不再承包家国愁思的历史重任与集体使命，而更多的是为了“我”——将注意力转向了生命的追思，以及个体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