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雄

“文化研究”视野下民歌节可持续发展研究

李志雄

“文化研究”具有丰富的解释力，旨在运用相关的理论、方法、路径和旨趣来解读与探讨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发展。首先分析民歌进城靠明星救场的现状，探讨市场运作和“生态严峻”引发的“路径依赖”，在此基础上提出需通过树立文化自信来重新认识民歌的魅力，通过深耕“后台”来促进民歌节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研究；民歌节；路径依赖；文化自信；深耕“后台”

[作者] 李志雄，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作为一种研究的方法、路径、旨趣和立场，“文化研究”已经渗透我国人文－社会学科的各个领域。[1]在对西学亦步亦趋的同时，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文化研究”的语境问题。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一方面正在逐步与世界接轨，另一方面始终具有迥异于西方世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等国情。在学术研究上，如果不顾语境而对其全盘照搬，则难免食洋不化，乃至出现邯郸学步的窘境。比方说，西方“文化研究”的研究重心聚焦于阶级、种族、族裔、性别、年龄和性取向，如果我们依样画葫芦，则会陷入研究视野过窄、研究价值不大的困境，从而丧失其学派与生俱来的丰富的解释力。

放眼今天的中国，“社会转型”是“文化研究”无法回避的一个焦点问题。在“社会转型”的这一宏大语境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与转化，城市与乡村的碰撞与融合，每天都在各地演绎。特别是传统民俗、民间文化，其生存、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之变局，也引发置身其间的学人的自发关注，乃至深深的忧思。因此，本文在“文化研究”的视域下，选择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简称民歌节）作为研究个案，试图运用相关的理论、方法、路径和旨趣来解读与探讨民歌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一、现状：民歌进城与明星救场

作为国内第一个以民歌文化为主题的大型节庆，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自1999年诞生时就一炮打响，备受世人关注。客观地说，一年一度的民歌节，已经成为南宁乃至广西的一大文化品牌，对推动民歌文化进城、满足市民精神生活需求、服务中国—东盟博览会、提高地方知名度等皆起到了积极作用。民歌节因此获得诸多赞誉，成为我国首个夺得国际节庆协会综合奖的节庆，并成为首个走进全国高校讲台的节庆成功案例。

基于政府的期望、社会的期待、市场的压力，主办方每年都在认真投入民歌节晚会的举办。晚会从歌手选择、歌曲改编、舞蹈编排到舞美灯光等，每一届都在绞尽脑汁进行创新，力图奉献出美轮美奂的视听盛宴，以赢得各界的认可与好评。

然而，经过多年的探索，从一开始主推民歌，到后来主打流行音乐，再到近几年回归民歌，民歌节晚会兜兜转转，走出了一条圆形的发展轨迹。毋庸讳言，前些年的“明星+流行歌曲+豪华舞台”的发展模式，制造了热点，博得了眼球，赢得了票房，但却深为社会所诟病。因为打着民歌的牌子，热捧流行歌手，大唱流行歌曲，这样的民歌节明显“荒腔走板”，并不是真正的民歌节。随着“节俭办节”成为各界共识，此种模式显然难以为继，不得不退出民歌节舞台。

回到民歌的主题，主办方使出浑身解数，试图走出一条发展的新路子。2015年的民歌节，主办方以满满的诚意，推出了20余首民歌，并且有将近一半是广西民歌。2016年的民歌节，在歌曲选择上延续了“坚守民歌”这一路线。但令人遗憾的是，在2015年民歌节的“星光暗淡”之后，2016年的民歌节演唱阵营还是悄悄地重打明星牌，增加了明星数量，请来了人气歌手。这种依靠“明星救场”的办节思路，令有识之士深以为忧，因为这样做并不有利于民歌节的可持续发展。历史已证明，那些流行歌手唱起非民歌、假民歌（民歌翻唱），在当时显得热闹，过后却随风而逝，激不起一点回味的浪花。

主办方想方设法求创新，但民歌节却一直难以突破发展的天花板，无法闯出一片新天地来。这种发展困境，我们称之为“路径依赖”。所谓“路径依赖”，源于制度变迁理论，其含义是指在经济生活中有一种类似于物理惯性的现象，即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在惯性的力量下，就可能对该路径产生依赖，不断强化既定选择，直至“路径锁定”而难以自拔。[2]可以说，民歌节的办节模式已接近了“路径锁定”状态。

二、原因：市场运作与“生态严峻”

民歌节的“路径依赖”，可以从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首先，从内部因素来看，民歌节选择的办节模式在一定程度制约了民歌节的发展。

民歌节的办节模式，主要可以概括为“晚会+市场运作”模式。1999年，第一届民歌节确立了“晚会”模式，并一直坚持到今天。2002年，南宁市开始组建公司，对民歌节实行市场化运作，努力减轻财政负担，谋求持续发展。客观地说，民歌节晚会制作水平“高大上”，视听效果非常好，对此外界给予点赞的不少。而通过市场化运来办民歌节，实现了“以节养节”的目的，无疑是顺应形势的机制创新之举，因此也受到了业界肯定。

凡物有利有利弊，我们深入分析之后就会发现，“晚会+市场运作”的办节模式却很容易导致民歌节的粗放发展。一方面，“演唱晚会”作为重头戏，十八年来一以贯之，对其他的表现形式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殊不知民歌节应该是壮族歌圩文化的现代性延伸，单靠一场“演唱晚会”显然无法充分展示歌圩文化的魅力。更何况“高大上”的晚会往往难以“接地气”，这也跟民歌文化“亲民”的本质特点不很吻合。另一方面，民歌节提出了“政府办节、公司经营、社会参与”的路子，理念非常好，但在现实运作中“公司经营”成为重点，作为晚会具体操办的实体，公司需要自负盈亏，因而其首先考虑的是投入产出，“票房收入”是硬指标，完成任务是硬道理。至于晚会民歌文化内涵的多寡，民歌艺术魅力的强弱，这些都是软指标，很难衡量，所以就容易被忽视。

其次，从外部环境来看，民歌节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民歌文化生态严峻的影响。

所谓民歌，是在一定区域内土生土长的原生态的民间音乐文化形态。传统社会的民歌，是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创作与歌唱的，用以表达思想、抒发情感、交流心声、自娱自乐的一种艺术形式，是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壮族是“善歌的民族”，广西是“民歌的海洋”。遍布壮乡的歌圩是壮族人民唱歌的“舞台”。过去歌圩通常每年定期举行两三次，歌圩期间，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多者上万人参加，少则也有一两千人。南宁市武鸣区的歌圩自古就十分兴盛，据清光绪年间的《武缘县图经》记载：“答歌之习，武缘仙湖、廖江二处有之，每年三月初一至十日，沿江上下，数里之内，士女如云。”[3]

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由西方主导的流行文化“随之起舞”，席卷世界各地。20世纪80年代，流行音乐凭借文化工业的制作优势和大众媒介的传播便利，如同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严重冲击了我国的传统民族民间音乐。而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原本活跃于乡野的广西民歌进一步受到挤压，一方面各地歌圩场地数量锐减，歌圩活动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年轻人纷纷被流行音乐“俘虏”，民歌传承出现断层，民歌文化生态不容乐观。这也就意味着，民歌节自举起民歌大旗开始，经营的其实是弱势的民族音乐，面对的是强势的流行音乐，其发展处境可想而知。

综上所述，民歌是弱势文化，要办好民歌节，需要人们真正深入地挖掘、保护、培育、发展民歌文化，而市场化运作，优先考虑的是商业效率和“票房收入”，没有太多精力投入民歌文化的“深耕细作”，因此，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就形成民歌节的“路径依赖”。

三、认识：文化自信与民歌魅力

流行音乐对传统音乐造成巨大冲击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文化态度决定文化命运，客观情况虽严峻，但主观应对更重要。面对流行音乐，民歌文化如果放弃坚守，逆来顺受，俯首称臣，就会形成“沉默的螺旋”，在不知不觉中消亡。相反，如果对民歌文化“知其所长”和“美其所美”，对其本身怀抱热爱，对其未来充满信心，以十足的勇气投入民歌的保护、培育和发展，则其命运必定光明灿烂。我们把第二种态度称作“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要办好民歌节，最根本的前提是要树立对民歌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基础。1997年，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其内涵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4]这一观点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唤醒国人正确认知自身文化和外来文化，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唤醒人们对广西民歌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的进一步发展。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更高的层面，正式提出“文化自信”的重要命题，强调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因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5]而我们对广西民歌的文化自信有着坚实的基础，具体体现在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无可替代的滋养价值等方面。

第一，广西民歌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八桂大地的民歌文化源远流长，创作与传承绵延至今，它们反映了各个时代的生产、生活状态和人们的文化心理、精神气质，凝结了极其珍贵的“民族记忆”，具有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有着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

第二，广西民歌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广西有十二个世居民族，所创造的原生态民歌品种丰富，数量繁多，风格多样。这些民歌不仅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还包含传统的美学思想，在曲调、韵律、唱词等方面呈现出五彩斑斓的美学风格。人们从这些民歌里可以体验到自由的心灵、浪漫的情感、诗意的狂欢，充满艺术感染力。比如，分布在南宁市马山、上林一带的壮族三声部民歌，歌腔悠扬，风格独特，极富旋律性，具有特别的美学价值。

第三，广西民歌具有无可替代的滋养价值。流行歌曲能够带来一时的情感宣泄和感官愉悦，具备都市化、小资化、年轻化等特点，是典型的精神快餐食品。然而，由于远离广大农村和现实生活，远离中老年群体需求，流行歌曲传播的局限性日益突显。相反，一方水土一方歌，民歌扎根乡土，反映现实生活，深接地气，能够怡情悦性、滋养心灵，因而是真正的绿色精神食粮。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八桂大地出现了歌圩复苏的喜人局面。比如，近年来，在南宁涌现出了武鸣区的灵水月歌圩、南宁市新秀公园的周歌圩、上林县的日歌圩、横县的夜歌圩，彰显了民歌在民间的巨大魅力。

因此，坐拥本土多彩多姿的“民歌海洋”，背靠数不胜数的兄弟省份的民歌资源，南宁完全有条件、有信心办好名副其实的民歌节。

四、对策：深耕“后台”与持续发展

要办成纯粹的民歌节，首先得厘清民歌节的定位。“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这一富有诗意、令人心动的描述，就是对民歌节发展最贴切的定位。其内涵之丰富，概括起来有三大要素：第一，民歌氛围浓郁，群众热爱民歌，城乡无处不飞歌；第二，民歌创作旺盛，除了群众的自发创作，还有专业人士的加盟，原生态新歌频现，精品佳作迭出；第三，民歌歌手活跃，既有草根层的，也有专业的，其中不乏“明星级”歌手。

而要实现这一定位，推动民歌节可持续发展，则有必要采用“前台+后台”的办节模式。这一模式源自“前台—后台理论”，该理论为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所提出，意即人们为了表演，可能会区分出前台和后台。前台是让观众看到并从中获得特定意义的表演场合，后台是为前台表演做准备的。[6]

具体到民歌文化的发展，笔者认为，“前台”是民歌文化展示、表演和传播的场所，“后台”是民歌文化生生不息的原生态区域；“前台”是创意加工，是文化产品，是一种商业行为，“后台”是活态传承，是文化资源，是一种生活状态；“前台”的开发利用，必须扎根“后台”，从“后台”汲取养分，否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难以获得可持续发展。因此，民歌节的举办，必须重视“后台”对“前台”的强大支撑作用，努力通过深耕“后台”，闯出一片新的天地。

第一，做好“后台”资源的培育，即借助公共文化发展东风，保护培育民歌发展。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搞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成为当务之急。壮族歌圩是广西乡村最传统、典型的公共文化生活形态，近年来广西各地歌圩的复苏方兴未艾。因此，有必要将歌圩纳入公共文化的扶植范畴，为其发展争取场地、配套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为了进一步保护和培育民歌发展，要争取申报、创建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和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

第二，做好“后台”资源的整合，即“合纵连横”工作。所谓“合纵”，就是深入民间，和“歌民”和“歌圩”建立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做好民间民歌资源的调查、观测和整理；所谓“连横”，即坚持开门办节，加强资源整合，与广西民歌有关部门及专业人士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共同推动民歌发展。如广西民族博物馆近年来举行“畅享民歌”的比赛，每年报名参赛者达数千人，有着巨大的群众基础，涌现出不少优秀人才，民歌节完全可以与之合作。

第三，做好民歌的创作工作，即要深入“后台”采风，挖掘和创造精品民歌。在2015年“畅享民歌”的比赛中，涌现出侗族大歌、壮族金银调、瑶族盘王歌等众多原创的传统民歌，广西民歌资源之富饶由此可见一斑。有识之士认为，在民歌的创作方面，主办的眼睛要“朝内”和“向下”，即充分调动本土音乐专业人士的积极性，组织他们潜心走入民间，大力发掘和创作本土原创歌曲，择其精品之作于民歌节舞台上展示和传播。

第四，做好新时代“刘三姐”的培养。刘三姐是传说中的壮族歌手，其四处传歌，歌如泉涌，优美动听，深受群众喜爱，享有“歌仙”之誉。作为古代的“明星”，刘三姐对民歌文化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今天民歌的发展同样需要“刘三姐”。我们可以通过察访、选秀和比赛等方式发现人才，并进行进一步的培养和包装，打造一批优秀的“刘三姐”，充分发挥明星的凝聚力，来传播与弘扬广西民歌文化。[本文系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3年度研究课题（13FXW005）；2014年度广西高校科研项目（YB2014240）；2014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2014JGB163）；2013年度广西师范学院教师前期基础研究基金项目]

[1]陶东风.文化研究在中国—— 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思考[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5（4）：56-59.

[2]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3]黄君钜.武缘县图经[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

[4]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出版，2010.

[5]钱彤.习近平：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有姹紫嫣红之别，无高低优劣之分[EB/OL].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4/d_1112608569.htm.

[6]杨振之.前台、帷幕、后台——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新模式探索[J].民族研究，2006（2）：3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