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吉刚

（南昌大学中文系，江西 南昌 330031）

试析卡夫卡的小说艺术

杜吉刚

（南昌大学中文系，江西 南昌 330031）

卡夫卡在现代小说艺术上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寓言体的创新运用；着力营造荒诞、梦幻的艺术氛围；在叙事与语言方面刻意追求冷峻、客观的风格；小说具有可多向阐释的特征。卡夫卡在现代小说艺术上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文学的固有观念，改变了现代人的书写艺术。

寓言体；隐喻手法；荒诞；零度风格

卡夫卡走上创作道路之前，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什么 “写作理论”或 “文学史”等文学课程，他是一位从文学外走来的人，是一位文学的 “野蛮人”。卡夫卡对于传统小说规范的颠覆程度、对于新的小说艺术的开拓程度，却为许多同时代 “科班出身”的作家所难以企及。卡夫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文学的固有观念，改变了现代人的书写艺术。

概括而言，卡夫卡在现代小说艺术上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寓言体的创新运用。所谓寓言体，是一种运用比喻性的故事来表达某种道理或某种认知，给人以启示的文体。在这种文体当中，作者所讲述的故事、所描述的生活现象，并不是作者所真正要表达的，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大都隐藏在故事及生活现象的背后。也就是说，作者所叙述的故事、所描写的生活现象本身并不是自足的，它总是指向另一个世界。卡夫卡在小说创作当中就普遍地采用了这种文体。我们在阅读卡夫卡小说的过程中会发现，他的小说普遍地存在着一个二元性的结构：小说所直接叙述的故事、所描绘的生活现象以及这些故事与生活现象所蕴含的弦外之音。“在卡夫卡描写的一切场面后面都展示了这无穷无尽的一面。……从每一个细节中都放出一道光芒来，照耀着永恒，照耀着超越感官直觉的境界，照耀着理念的世界。”［1］（P197）比如 《一次日常的混乱》就是这样。小说叙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A要到H地找B做一笔买卖，为此，A提前一天到H地进行了一些预备性的商谈，来回各用了十分钟时间。第二天，A又到H地去，准备最后定下这笔买卖。这一次尽管各种附带的情况都与第一天一样，但是，A却用了十多个小时。当A最终到达的时候，B由于等得不耐烦已于半个小时前动身赶往A所在的村子了。A立刻返回，在B离开前赶回了家中，但是，最终又因摔倒扭伤了筋骨而与B没能相见。很明显，卡夫卡写作这篇小说，并不只是为了叙述这么一个奇异的故事，而是另有寄托。那么，卡夫卡到底想说什么呢？有研究者认为，这篇小说是犹太民族寻找上帝的寓言。犹太人自从被罗马人驱逐出巴勒斯坦地区后，尽管在世界各地苦苦追寻上帝，但总是擦肩而过。还有学者认为，这篇小说写于卡夫卡与菲莉斯·鲍威尔结束交往的几日后，小说讲述的实际是卡夫卡多年来对待婚姻问题的痛苦心路历程。A暗指的是卡夫卡本人，B指的是菲莉斯·鲍威尔，那笔要谈的买卖则指的是婚姻；他们擦肩而过遇而不见，指的是他们五年来两度订婚而又最终分离的事实。总之，不管有多少种解释，都在说明卡夫卡这篇小说结构的二元性质。再如《一道圣旨》。小说讲述的故事是这样的：皇帝在临终之前给远方的臣仆下了一道圣旨，使者立即出发。但是由于层层内宫的殿堂、无穷无尽的台阶、许许多多的庭院以及在这之外帝都中堆积如山的垃圾等的阻碍，以致几千年也送不出去。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故事，现实中绝不会有这样的事。所以，很明显卡夫卡的本意并不在于编织这种传奇，而是另有所指。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一则关于上帝的恩宠永远无法送达给他的选民的寓言。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一则关于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寓言，写出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困难与不可能性。又如 《荆棘丛》一篇，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生活情境：主人公在公园里漫步，一边想着心事，一边不小心走进了一片无法通过的荆棘丛。他不能前进，也不能退出，荆棘丛好像是突然长出来似的，围住了他的去路。很明显，卡夫卡在这里也是另有所指，而不是为了仅仅描述这样一个场景。

卡夫卡对于寓言体的创新主要表现在意义的呈现模式方面。传统的寓言文体，讲述的故事、描绘的生活现象与所表达的寓意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都是较为明确的，作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利用明喻的方式，对于自己所要表达的寓意予以说明。比如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寓言作品 《农夫与蛇》《狼和小羊》等就是这样。《农夫与蛇》的结尾附有的说明文字是：“这个故事是说，对恶人即使仁至义尽，他们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2］（P30）《狼和小羊》结尾附有的说明文字是：“这个故事是说，对于那些存心作恶的人，任何正当的辩解都不起作用。”［2］（P76）卡夫卡的小说，在讲述的故事、描绘的生活现象与所表达的寓意之间，基本上没有提示性的语言加以点明或暗示，有的只是一系列不可理解的事件或生活场景。也就是说，在卡夫卡的小说当中，故事或生活现象与寓意之间的联系是隐喻性的、是不直接的、不稳定的。这在一定的程度上，造成了卡夫卡小说文本阐释的开放性特征。

二

卡夫卡在小说创作中着力营造荒诞、梦幻的艺术氛围。可以说，卡夫卡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浸染着荒诞、梦幻的色彩，甚至有些作品整篇都如同是梦境的记录。比如 《乡村医生》就是一篇这样的作品。小说写的是在一个风雪之夜，一位乡村医生接到了出诊的请求。医生必须立即出发，他让侍女备马，但是他的马一天前已经病死了，去借，也没有借到。医生在院子里无意间踢了一下猪圈，猪圈里突然冒出了两匹骏马，还有一个类似流氓的马夫。医生匆忙间上了马车，只一瞬间的功夫，就风驰电掣般地来到了目的地。病人是一位16岁的少年，医生认为孩子是健康的，而孩子却只求一死。医生正要返回，却又突然发现孩子的腰部有一手掌大的伤口，布满了蛆虫。医生正准备治疗，病人的亲友却一拥而上剥光了他的衣服，硬让他与病人躺在一起。就在这时，两匹骏马把头探进了窗口，医生急忙跳出窗口，纵身上马。但是，两匹马却不像来时那样奔驰，而是磨磨蹭蹭起来。医生光着身子，徘徊在茫茫的雪原上，回不了自己的家。医生惊呼 “受骗了！受骗了！只要有一次听信深夜急诊的骗人的铃声——这就无法挽回。”整篇小说许多地方荒诞不经、不合逻辑，读者只有将其想象为梦境才易于理解。卡夫卡还以 《一场梦》为标题，写过一篇小说，直接宣告了他创作中的梦幻性质。另外，卡夫卡的 《村子里的诱惑》《叩门》《棺材》《荆棘丛》《一次日常的混乱》《回家》等小说也都属于这类作品。当然，卡夫卡的绝大多数作品，还是带有极强的写实成分的。比如 《变形记》中对格里高尔变形后心理活动的描写以及对其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描写，《城堡》中对于村庄中村民生活状况的描写，《诉讼》中对于法院腐败行为以及相关处理的叙述描写，《判决》中对于主人公写信过程及相关心理活动的叙述描写等，都是非常符合现实生活逻辑常规的。但是，在这类作品当中，卡夫卡在展开现实叙事的同时也置放进了许许多多荒诞性的成分。如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城堡可望而不可即，约瑟夫·K遭到逮捕却又可以自由活动，格奥尔格的父亲判他投河淹死，而格奥尔格居然听从父命跳河而死等。总之，在现实的叙事当中，不断地有反常的、不合逻辑的事件、事物、场景掺杂其中，如同散落的梦的碎片一般，不断地打断人们惯常的生活逻辑，从而给人一种似真似幻、扑朔迷离的感觉。

卡夫卡之所以着力于按照梦的方式进行创作，除个人性格方面的原因外，主要的还是由于艺术方面的原因。卡夫卡创作的小说文体是一种寓言体，这种文体实写出来的部分仅仅是一个引子，而它所引出来的东西才是作者要表达的内容。如何建立起一种二元性的结构，如何将作品实写的事件、场景、人物等，引向一个虚的意义的表达空间，是该类文体写作的一个关键。卡夫卡在写作中，之所以着力营造荒诞、梦幻的艺术氛围，其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给小说建立起这种二元性的结构，为了将小说由实写的空间引向虚的意义的表达空间。因为作品中荒诞性、梦幻性的氛围，会逼迫人们作出解释，进而将读者的审美理解引向作品的 “言外之意”或 “象外之象”，即作品的寓意。

三

卡夫卡在叙事与语言方面刻意追求冷峻、客观的风格，在这一点上，卡夫卡显然受到了福楼拜的影响。福楼拜主张作家退出小说，反对作家在写作中放任主观感情、耳提面命地诱导读者，提倡零度风格。卡夫卡在创作当中，也是极力地保持超然、客观的态度，尽量避免对故事说三道四。他常用的是一种纪实性的报道体笔法，平铺直叙、很少解释，更不做评判，只是忠实地记录下现代人的生存惨状。他蕴情于内而不溢于外，无论故事多么紧张、场景多么惨烈，总是用一种平静的笔调、不动声色、不容置辩的口吻来叙述、描写。以下两段分别取自 《变形记》与 《在流放地》，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卡夫卡的这一叙事、语言风格：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一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在肚子尖上几乎待不住了，眼看就要完全滑落下来。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脚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3］（P107）

耙子并没有在写字，而是乱戳乱刺，床也没有翻动军官的身体，而是颤巍巍地把他的身体举起来送进针里。旅行者想进行干预，可能的话，使整个机器停下来，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军官所希望实现的刑讯了，这简直是谋杀。旅行者伸出双手想去救军官，可此时耙子已将叉起的身体举到一旁，这一点在平时要到第十二个小时才会发生。血流成了上百条小河。［3］（P104）

人变成了甲虫，这是多么让人感到奇特的事情；人被酷刑处死，这是多么令人恐怖的场景。但是，卡夫卡写来，却是那么的若无其事、那么的漫不经心，就如同平常起草保险公司的报告一样，语调平稳、冷静客观，差不多稍带情感色彩的语句，卡夫卡都小心地避免了。形容词只是用来充当定语，动词只是单纯地用来说明行动，名词也只是用来指称事物的名称，小说写得冷峻、客观、简约、精确。卡夫卡这种叙而不议、观而不语的写作态度，无疑增加了作品的晦涩性、神秘性，同时也为读者的多向阐释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四

卡夫卡的小说具有可多向阐释的特征。“卡夫卡的文本……对每一个读者、每一批评流派和每一个时代而言都具有无限的可读性和阐释性。”［4］（P6）“卡夫卡的全部艺术在于使读者不得不一读再读。它的结局，甚或没有结局，都容许有种种解释，这些解释都是含而不露的，为了显得确有其事，便要求按照新观点再读一遍。”［5］比如 《在流放地》这篇小说，当前学术界就有四种较为流行的阐释。其一是把《在流放地》视为有关战争的寓言。我国学者林学锦指出：“在 《在流放地》中关于发明杀人机器的军官最后被机器所杀的构想，是对人类发动了战争最后又在战争中大量死亡的一种象征的表现和认识。战争机器是人制造出来，但最后人又被战争机器所杀。”［6］德国学者瓦根巴赫也指出：“《在流放地》中那个旅行者的目光，就是卡夫卡看待战争的目光”。［7］（P104）依据是这篇小说的写作，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两天后。其二是把 《在流放地》视为大机器时代人与机器关系的寓言。卡夫卡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机器开始大规模运用的时代，他在劳工工伤保险公司工作，对机器的大规模使用情况非常熟悉。所以，当许多人还在为机器带来的效率与便利欢呼雀跃的时候，卡夫卡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机器的大规模使用可能带来的危险、弊端：机器与人的关系可能会颠倒过来，机器有可能会成为束缚、奴役人的重要力量。“随后这种被颠倒的关系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最终人更多地成为机器时代的受害者，而不是受益者。通过对机器的描写，卡夫卡敏锐地触摸到现代社会的弊端与疾病。”［8］其三是把《在流放地》视为资本主义时代世人宗教信仰的寓言。流放地象征着我们生活的地球，行刑机器则象征着宗教神学及其与之相关的机构、观念体系。流放地的老指挥官暗指基督或上帝，新指挥官则暗指资本主义世俗时代的思想家，人道主义思想文化观念的代表。流放地那位旧军官，则是宗教神学的信奉者、追随者。他操作机器杀死自己，象征着他对于宗教神学的忠诚与对资本主义世俗时代的拒斥。其四是把 《在流放地》视为有关犹太人宗教信仰的寓言。“流放地”是相对于犹太人而言的，行刑机器喻指犹太教的律法，“军官”暗指恪守犹太教律法的犹太人，老司令官与新司令官分别喻指犹太教和基督教。流放地人们对于行刑机器的态度，反映的实际上是犹太人对于犹太教的信仰状况。

又如 《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这篇小说，当前学术界也有两种较为流行的阐释。其一是把小说视为探讨犹太民族出路问题的寓言。猴子红彼得代表的是犹太人，关他的笼子暗示的是欧洲犹太人的居住区。他为了摆脱笼子里无法忍受的生活，选择了变成人的道路，实际上描述的是犹太人为了逃避迫害，而选择皈依基督教、接受同化的状况。而在卡夫卡的时代接受同化，确实也是每一个犹太人所必须面对的严肃问题，小说隐喻了卡夫卡对犹太人被同化的痛苦与不安。其二是把小说视为人类个体接受教育、走入社会的寓言。任何一个想成为有社会能力、为社会所接纳的人，都必须接受教育、都必须文明化，但是，这一过程中又不得不以放弃自身的自然本性为代价。小说描写动物为寻找出路放弃本性获取人性的畸变过程，实际上是对人类个体异化的一种反向印证。

再如 《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至少也可做两种解读。其一是作 “写作论”传记式的解读，把小说视为卡夫卡为解决写作与生活的矛盾而展开的文学想象。医生的出诊象征卡夫卡的写作，医生牺牲罗莎选择出诊，暗喻的是卡夫卡为了写作而牺牲以婚姻为代表的正常生活。那一个生病的小男孩，是卡夫卡对自己作为常人存在的想象，医生对男孩治疗的失败，体现了卡夫卡对自己创作能力的怀疑。听信出诊的门铃声，其实是写自己误判了自己的文学能力，听从了文学使命的召唤，而结果可能是生活与写作的双重失败，落得个在世间无立足之地的下场。其二是作神学性的理解，认为小说是借用 《圣经》中有关先知的故事写成的一部讽喻性作品。《圣经》中富有拯救才能、广受民众尊敬的先知，在小说中则变成了软弱无能、受尽嘲弄、到处漂泊的乡村医生，小说借此揭示了当时西方化犹太人中宗教精神的普遍失落状况。

卡夫卡的小说之所以具有可多向阐释的特征，这首先与卡夫卡对于寓言体的采用、隐喻手法的运用有关；其次也与卡夫卡对于冷峻、客观叙事语言风格的追求有关；另外还与卡夫卡在创作中所表达内容的复杂性、表达过程的复杂性有关。其中前两个方面的原因上文已有所述，此处也就不再赘述。这里单就第三个方面的原因稍作分析。卡夫卡曾言：“我总是力图传达一些不可传达的东西，解释一些不可解释的事情，叙述一些藏在我骨子里的东西和仅仅在这些骨子里所经历的一切。”“我写的和我说的不同，我说的和我想的不同，我想的和我应该想的不同，如此下去，则是无底的黑洞。”也就是说，卡夫卡在小说中所表达的内容大都是一些朦胧的见解与非理性的直觉感受，往往融进了多种人生体验，以致卡夫卡自己都常常难以把握、难以表达，因此，从作品内容方面来讲，本身也具有可多向阐释的因素。

［1］（德）马克斯·勃罗德著.卡夫卡传［M］.叶廷芳，黎奇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2］（古希腊）伊索著.伊索寓言 ［M］.罗念生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 （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4］（美）桑德尔·L·吉尔曼著.卡夫卡 ［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法）阿尔贝·加缪著.弗兰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诞 ［A］.叶廷芳编.论卡夫卡 ［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03—114.

［6］林学锦.“卡夫卡式”略论 ［J］.汕头大学学报，1989，（2）：39—49.

［7］（联邦德国）克劳斯·瓦根巴赫著.卡夫卡传 ［M］.周建明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8］曾艳兵.卡夫卡与机器时代 ［J］.国外文学，2012，（3）：76—83.

On the Art of Fiction of Franz Kafka

DU Jigang
（Dept．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330031，Jiangxi Province）

The innovation of Franz Kafka on the art of fiction is mainly seen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allegory；creation of artistic atmosphere characterized by absurdity and fantasy；adherence to rigid，objective narrative and language；and multiple interpretation possibilities.To a large extent，his innovation in the art of fiction brought about changes to the long established Western ideas of fic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of the modern writers.

allegory；metaphor；absurdity；zero style

I524.074

A

1671－7406（2017）05－0045－04

2017－08－15

杜吉刚 （1967—），男，文学博士，文艺学博士后，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欧美文学、比较诗学。

（责任编辑 徐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