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小芳，乔军豫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2；南川中学，重庆 南川 408400）

政治视阈下对赵树理的再认识

代小芳，乔军豫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2；南川中学，重庆 南川 408400）

从政治视阈来看，赵树理的一生是主动的追求与被动的接受相互交织的一生。其主动的追求主要表现在早年的政治经历、文艺作品的题材与内容及写作目的、生活与工作的中心、心之所向、政治参与等方面；其被动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受政治形势影响，作出的政治反应和其作品与人生命运出现的极大转折等几方面。笔者以历史的笔触，重现昔日作家其人其作的起迭的经历，重温那时代的惊喜、错愕与无奈。

赵树理；政治视阈；主动的追求；被动的接受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任何文艺创作都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而对于赵树理来说，更是如此。相较于同时代的其他文艺工作者，赵树理的人生经历、文艺创作历程及其作品的主题、内容、风格等，都与时代政治风潮紧密相连，深深地打上了时代政治的 “烙印”，可以说，其人、其创作都带有时代政治产物的 “味道”。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政治视阈重新对赵树理进行考察与分析，以更加客观、全面、深刻地认识 “主人公”。

赵树理曾经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其生于风云变幻的世纪之初，长于动荡不安、战火纷飞的民国时期，生活和工作于“繁忙”而又紧张的解放区备战与建设时期和新中国初期，终老于 “人荒马乱”的文革期间。其令人钦佩、艳羡却也令人扼腕慨叹的一生及其 “跌宕起伏”的命运，常常吸引着业内人士对其进行各种研究，并由此形成了一股赵树理研究风潮和一支赵树理研究队伍。然而业内的研究大都限于文学领域的各种视角，间或有个别作者跳出文学范畴对其进行研究，如朱凌以历史为依托，从阐释学的视角对赵树理创作价值的变迁及其与时代文化思潮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1］（P21—24）在综合业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对于现存有关赵树理的 “老的资料只有用新的眼光去看，才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2］（P6）与认识。在此认识指导下，我们择取政治视阈的视角来重新认识赵树理，以发现和挖掘成年赵树理的生活、文艺创作等生命历程中的 “新意”。

一、主动的追求：紧合政治的节拍

“主动的追求，紧合政治的节拍”，是一种主体意义上的、积极自觉的主动活动过程及其结果，是说赵树理关注其时社会政治发展，紧跟政治生活并积极参与其中、融入其中，成为“政治人”的过程及其结果。概括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赵树理与共产党的深厚渊源。一是赵树理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在青年时期就加入共产党，积极从事反对时代黑暗统治和外敌侵略的政治斗争，曾在长治第四师范学院发动驱逐校长的政治运动，后因其党派活动而被迫从长治第四师范学院辍学，并先后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多次迫害，在1929年还被关押到太原监狱。二是为了党和工作再次入党。1937年冬，为表明自己对党的 “真心”以及工作需要，赵树理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三是具有淳朴的共产党人品质。赵树理始终不以共产党员为身份优越的标志，更不以此作为牟取私利的便利条件，如他早就已是共产党员，但在新中国时期，却不为争取所谓的“优惠”待遇而主张自己曾在1927年就已经加入共产党。就如赵树理自己曾经所说的：“参加了革命，我就和维护宗教一样维护革命”。［3］（P46）

2.文艺活动带有鲜明的政治性。业内曾评价他的文艺创作 “并不止于 ‘老百姓看得懂’，同时还要求 ‘政治上起作用’”。［4］（P200）在历史场域中的他，确实是以笔为工具，以作品为凭借，自觉主动地把文艺与政治结缘，以文艺工作服务于国家政治生活，走出了一条文艺大众化的道路。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我写作品的目的，就是要政治上起作用，人们大众能看得懂。”［5］（P23）一是以政治生活为题材，围绕国家政治活动，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写作出一部部通俗易懂的文艺作品，肯定和引导基层政治建设。如 《小二黑结婚》以塑造的新人物，反映和宣传了国家新政权、新政策和新思想。二是经常以文艺作品反映农村政治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以引起国家对基层政治建设的关注。如《锻炼锻炼》以典型的人物形象 “小腿疼”和“吃不饱”，反映了农业合作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5］（P195）三是在倡导文艺作品为政治服务的过程中，经常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政治需要而去赶任务，认为 “人民长远的利益以及当前最主要的工作才是第一位的”， “赶总比不赶好”，“赶得多总比赶得少好”，［6］并成功赶出了 《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7］四是改编历史剧和创作新剧，鼓舞和引导农村政治建设。如他曾 “指导尉迟村建立农民俱乐部，先后把《打倒汉奸》《血海仇》《柳树坪》等改编成为上党梆子戏，并进行排练和演出。”［8］（P116）

3.不以文艺创作为中心和目的。赵树理喜爱和擅长文艺创作，其生活和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文艺创作，他本人也以文艺创作而“红遍”解放区、全国甚至声名远播至世界。但实际上，文艺创作只是他生活和工作的一种形式、一种状态，是他实现为国家和人民大众奉献与服务的人生价值追求的 “媒介”。他的生活与工作并不以文艺创作为重心，而是以基层政治、经济建设为关注点与中心。如他 “每次返乡，不为游山玩水，也不为走亲访友，而是关心和忙碌村里的公事：比如协助村支部制定发展规划、过问和解决社员们生产生活中最需要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事情、走村串户进行访贫问苦和调查研究”。［8］（P81）

4.一颗红心，绝对忠诚于党和国家。一是极度相信国家的政治方针、路线，积极肯定国家的政治举措，尤其对于基层群众运动中的“斗争会”予以高度肯定，完全没有想到其负面性，更不会想到有一天他的人生会终结于“斗争会”。二是时刻保持对党的绝对信任，即使在被批斗的岁月里，他也不改初衷，始终坚信党会自己出来纠偏改错。三是怀着无限的虔诚敬畏党，唯恐愧于党，一贯坚持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就得对党负责，不能说假话，下级欺骗上级……”，［9］（P1514）对农村建设中的偏差与错误，积极、勇敢地向国家提出中肯意见。

5.紧跟政治动向，积极参与政治运动。整体上来说，赵树理不是激进的政治活动分子，也不热衷和不擅长搞政治运动，但对于国家开展的各项政治活动，尤其是文艺领域的政治活动，他却一般都予以积极支持。如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他曾积极发文 《胡风集团哪里逃》《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对胡风及所谓的 “胡风反革命集团”予以犀利讨伐，以至于作家陈为人在评析他晚年的遭遇时说：“当赵树理对胡风进行批判的时候，其实也就兆示着他自己被批判的命运。”［5］（P88）

赵树理虽为一代文人，但其一生积极参与政治，向我党和国家的方针、路线、政策要求看齐，努力走近政治、融入政治、影响政治，并致力于推动国家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前进步伐。在此过程中，其人、其作品都打上了鲜明的政治 “烙印”。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努力追求政治化，并切实达到了政治化，成为 “政治人”的一生。

二、被动的接受：难逃政治的厄运

“被动的接受，难逃政治的厄运”，多指当事人在无意识状态下被卷入政治风潮或是在不自愿状态下被迫参与政治活动，成为政治中人，尤其是成为国人政治倾向及政治运动的“牺牲品”的过程。综观赵树理成年后跌宕曲折的命运和起伏的文艺创作历程，其主要表现如下。

1.某种程度上讲，主动追求的过程本身也是作为当事人的赵树理被动接受的过程，二者双向互动。受时政与局势等的影响，赵树理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和走上了一条深刻影响其人生的政治路线：跟随中国共产党，响应共产党和国家的方针、路线以及政策号召，以文艺创作服务于广大工农兵、服务于国家政治生活；跟随国家政治生活走向，“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紧紧迎合着时代的脉搏和需要”，［10］（P263）积极写作大量契合时代需求的作品，反映时代政治主题，肯定和引导基层政治建设；在解放后的政治批判活动中，受运动形势影响，被迫检讨所谓的 “错误”……几经起伏，并最终招致惨死 “斗争会”的沉痛下场。这些既是赵树理主动的追求所附带而来的意料之外的结果，但这同时也是意料之中的，是他在此过程中，被迫裹挟进各种时代政治风潮，被动接受，委曲求全的结局。

2 赵树理的文艺创作经历了被动接受的过程，这一经历典型地反映在 “赵树理方向”的确立上。一是由于赵树理的文学理想和创作风格及创作内容，突破了革命文学规范中的 “大众化”难关，“恰好紧密契合了当时革命的需求和全民抗战的形势等政治发展需求”，［11］（P13）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在解放区党和政府把其确立为时代文艺创作的方向，即 “赵树理方向”，号召文艺界向这一方向看齐；赵树理的写作方向成为文艺界写作的 “方向”和 “旗杆”，他的创作风格成为文艺界写作的参照标准，赵树理其人也成为时代的 “歌手”和标兵，一时“走红”于解放区。二是由于在后继的文艺创作中对革命文学规范很不适应，赵树理承受了来自 “方向”的很大压力，就像他自己所说的：“自己没看透，就想慢一点写。”［9］（P1719）于是，赵树理开始逐渐放慢创作的步伐，以致他的创作最终变得 “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12］在不断的思考与找寻 “出路”的过程中，赵树理发现自己跟不上 “方向”了，也就不愿跟了，尤其是在写作 《十里店》的过程中，他发觉 “已经了解不了新人，再没有从事写作的资格了”，［9］（P1844）毅然终止了 《十里店》的创作，也结束了写作生涯，就像业内及他本人对其创作历程的概括：生于 《万象楼》，死于 《十里店》。

3 受党和国家政治方针、路线的影响，赵树理的作品经历了 “冷”与 “热”的更迭。在1930年代的 “文艺大众化”运动和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简称 《讲话》，下同）发表之前，赵树理的作品虽然视角新颖、内容通俗易懂，适应普通民众阅读需要，但并不受出版社 “青睐”，曾多次受到出版社 “冷落”和同行文艺工作者的 “嘲讽”；之后，得益于解放区政治斗争的发展需求，赵树理随着文艺界中风起云涌的政治潮流而“崛起”，其作品也迅速 “走红”，［13］广受出版社欢迎，并受到文艺界的追捧，其创作方向也被誉为 “赵树理方向”。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政治生活中，随着政治动向的改变，赵树理的文艺作品则随其命运转变也经历了大起大落，并随着作家本人的陨落而一度 “销声匿迹”。从政治视阈来看，赵树理作品命运的 “冷”“热”更迭，就如其人生一样，也经历了 “从社会政治学模式确立到衰亡的全过程”。［14］

4 赵树理人生命运的起落密切受到国家政治运动的走向及其变化的影响。一是在 “文艺大众化”运动和1942年 《讲话》精神影响下，赵树理由 “沉寂”状态迅速 “崛起”，成为解放区当红作家。二是1949年春天，赵树理到北京后，先后被各种组织、机构等冠以诸多头衔，如 《文艺报》编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主席等；被迫参加各种会议、接触媒体、出席开国大典、赴苏考察等，这些实际上是出于官方的政治需要，而赵树理则是这一需要中的被需要对象，是被政治化了的 “符号”代表。三是1959年，在作协 “反右倾”运动中，赵树理开始由批评者转变为被批判者，陷入 “批斗会”的怪圈：1959年冬，受国家政治主张的 “左右”，批赵开始发生转向，其开始得到 “平反”，尤其在1962年的大连会议上，由邵荃麟在“1959年中国作协反右倾运动甄别报告”中指出：“赵树理的文章和信没有什么原则性错误，其有些意见应该说是正确的”，“对赵在十二级以上的党员干部范围内进行批判是错误的。”［5］（P148—149）会上，赵树理还被誉为 “农民最忠实的代言人，” “描写农村生活的 ‘铁笔’‘圣手’”；［8］（P1）1962 年末，当阶级斗争理论再次占据上风后，赵树理又一次成为被批斗的对象……在 “文革”中，赵树理 “首当其冲”，成为山西省文艺界头号批判对象，受到长达几年的批斗，直至其去世。四是赵树理因写作上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在 “政治性”上不能有效满足“赵树理方向”的要求，遭到多次批判，在 “文革”中被判定为 “修正主义文学标兵”。［15］

5 残酷政治境遇下的 “回应”与 “改变”。在建国后的几次政治 “风雨”中，赵树理几度深受政治斗争局势严厉而残酷的打压，他被迫作出各种政治回应：一是逐渐对于基层建设中的问题保持缄默，即使偶有 “发声”也少了往日建言献策的“犀利”，还减少了“问题小说”的写作；二是在后期问题小说的写作中，甚至会为了迎合时代政治需求，而特别给予美好结局；三是开始走上了认识和检讨自己“错误”的历程，并在历次的批判运动中先后写下了三篇检讨，努力从根子上追究犯错根源，一遍遍地否定自己的所作所为。政治处境上的遭遇和被动窘境给赵树理带来的不仅是身体上的伤害，更是精神和心灵上的严重摧残。有时，我们也许会假设若赵树理能在批斗中“幸存”下来会怎样呢？我们想倘若真有这么一个结果，在几番折腾下，曾经的赵树理应该也不会再 “回来”了，那时的赵树理恐怕早已非昔日的、“活”气四溢的 “赵树理”。

6.在政治运动中，赵树理成为政治牺牲品，身心健康受到严重迫害与摧残：一是思想与心理不断受到重创，开始变得迷惘，不知所向，终至彻底 “糊涂”，看不透国家的形势。二是在不断升级的斗争中，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终至命丧其曾津津乐道、引以为傲的“斗争会”。在人生和文艺生命的每一次 “跌落”中，尤其从文艺创作的 “方向”与 “旗帜”到无可奈何地 “沉寂”、再到身陷 “斗争会”而终不得脱，对于赵树理来说，这一戏剧性的转折过程应该是无奈中充斥着满满的不甘与苦痛。

三、“永恒”的存在和追忆

作为一代典型的农民作家，赵树理短暂的一生及其跌宕起伏的文艺创作生涯，与时代政治风云紧密相连。从政治视阈来看，主动的追求和被动的接受始终在成年赵树理的人生历程中相互交织，构成了一首独特的生命 “交响曲”，只是终结不是高潮也非喜剧，而是以灰色、压抑、令人失望的低潮谢幕。就像作家孙犁所说：“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歌手。但是，歌手的时代，有时要成为过去。”［16］（P318）赵树理作为一代文艺创作者，其因应了时代政治需求而在文坛上 “崛起”，又因时代政治风潮变幻而退出 “文坛”，从 “‘农民作家’跌落成为‘贫下中农的死敌’”，［14］直至退出历史的政治舞台。蓦然回首赵树理富有政治色彩的传奇人生，可谓生于斯、为了斯，乐于斯、陷于斯，终至逝于斯。

综观赵树理在历史的政治 “漩涡”中历经的各种起伏以及夹杂其间的不甘、奋进与挣扎，他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在时代风潮中从平凡走向 “家喻户晓”，再到身陷政治“漩涡”，这个曾经的文艺 “风向标”与创作典型终究难以逃脱政治的 “抓手”。在短暂而匆忙的人生中，他饱经了时代政治的 “有情”与 “冷血”。所谓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既是赵树理作为一代 “传奇人物”的独特经历，也是昔日特定历史时代和政治场域中一代文人人生际遇的真实写照。只是历史已逝，斯人已逝，空留一声悠长的慨叹响彻在这永恒的时空中。“歌手”已去，但 “歌手”的精神与价值永存，在赵树理身后赫然有着一批批后来者，甘于 “穿梭”于今昔的历史时空，从不同视角研究赵树理及其文艺创作，勇于开拓赵树理其人其文的现世价值和延续赵树理文艺创作的风格与精神。

［1］朱凌.赵树理阐释史：赵树理创作价值变迁与时代文化思潮之关系 ［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

［2］黄启兵.中国高校设置变迁的制度分析 ［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3］董静茹.改革开放的中国文学：现代小说评论 ［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

［4］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 ［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5］陈为人.插错 “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 ［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

［6］黎南.赵树理谈 “赶任务” ［N］.文汇报，1951－02－22.

［7］乔军豫.农民作家走红于受冷落［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0，（2）：54—56.

［8］言行一.咱村的赵树理 ［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9］赵树理.赵树理文集 （第四卷）［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

［10］赵建国.赵树理孙犁比较研究［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

［11］刘旭.赵树理文学的叙事模式研究［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

［12］孙犁.谈赵树理 ［N］.天津日报·文艺周刊，1979－01－04.

［13］旷新年.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3）：15—23.

［14］王锺陵.赵树理的创作生涯与社会政治学模式 ［J］.学术交流，2008， （10）：141—149.

［15］刘卫国.跟不上方向的方向作家——论赵树理的当代境遇［J］.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7，（5）：29—33.

［16］孙犁.孙犁文集 （第三卷） ［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

Renewing the Recognition of Zhao Shul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Realm

DAI Xiaofang＆QIAO Junyu
（Research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Wuhan University，Wuhan，430072，Hubei Province；Nanchuan Middle School，Nanchuan，408400，Chongq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realm，we will find that the life of Zhao Shuli is full of initiative pursuits interweaving with passive acceptances.And the main performance of initiative pursuit lied in his early political experience，the subject，content and purpose of his literacy works，the center of the life and work，the heart’s desire，hi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etc；The passive acceptance mainly enbodied in his political response，the great transition in his works and life，etc，under the political situation.Here，we will use the stroke of history to have the changing experience of the writer＇s life and works appear once more，to relive the surprise，puzzle and helpless of that era.

Zhao Shuli；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realm；initiative pursuit；passive acceptance

I207.42

A

1671－7406（2017）05－0036－05

2017－07－10

代小芳 （1984—），女，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乔军豫 （1978—），男，重庆市南川中学语文教师，研究方向为现代文学。

（责任编辑 徐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