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蓉

(江西财经大学 外语学院，南昌 330013)

诗学理论下小说译者的操纵与反操纵
——以《围城》英译为例

胡 蓉

(江西财经大学 外语学院，南昌 330013)

译者是翻译行为的主体，是翻译过程的“操纵者”；同时，译者也受其文化图式、认知建构、译语文化意识形态以及译语诗学理论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成为“被操纵的操纵者”。诗学理论为分析小说翻译，尤其是小说中的文体或诗学上的“变异”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围城》的文学与诗学价值毋庸置疑，这就要求译者充分辨析原文中文学诗学或文化诗学上的“变异”，并在译文中保留或再现其文学特征与诗学价值。

操纵理论；诗学；变异

一、引言

传统翻译理论强调译者对原文和作者的忠实，是“隐身”的译者，译者的地位是尴尬而且边缘化的。随着翻译的“文化转向”研究和认知语言学的兴起，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和探讨逐渐受到译学界的关注，译者成为翻译过程的主体，但又受主体意识形态与目的语文化中诗学理论的制约。翻译的主体研究既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又要求译者“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即成为“被操纵的操纵者”。

二、理论基础

操纵学派的代表人物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指出了制约译者翻译过程的潜在因素，即目的语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与诗学”[1]24。随着认知科学对翻译过程，尤其是译者思维过程研究的深入，意识形态和诗学等因素在翻译过程中对译者主体的影响愈加明显。王寅提出：“将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原则归结为‘现实—认知—语言’，即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原则来对比两种语言之间的异同，发现其背后的认知机制，这将有利于我们从认知角度进行语言对比研究，也能更加深刻地认知翻译过程。”[2]认知理论将已有的先存知识归于图式概念，其中包括译者自身的认知体验，以及译语文化的诗学理念和意识形态等。因而，翻译最终成为译者通过认知文本、体验现实来激活已有知识图式，并且在意识形态和诗学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译文的过程。

译者从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开始，其策略抉择贯穿了整个翻译过程，译者的翻译方法、翻译理念、翻译技巧等都无法摆脱源语和目的语两种文化诗学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束缚。在诗歌翻译中，对其形式承载意义的重要作用，译者通常会非常重视，谨慎处理；而小说的语言形式往往被忽视。事实上，小说的形式同样承载着丰富的内涵。作者字斟句酌的描写，别具匠心的句式段落安排，都是为更好地展现和丰富小说的艺术特征。但对于小说读者而言，其阅读的侧重点多倾向于故事情节，小说的形式往往被忽略。译者作为小说的特殊读者，在翻译过程中若倾向于内容的意义而忽略了其形式所蕴含的意义，可能会导致翻译中的“deceptive equival-ence(假象等值)”[3]100。这种“假象等值”考虑更多的是故事的情节，而不能传达原作所具有的文学性表征，“在文学翻译中，意译异向的翻译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文学作品中的许多具有诗学价值的表达方式被消解”[4]。因此，强调译者主体性也正是强调译者在这种操纵作用下的反操纵能力，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正是译者反操纵的深刻体现，彰显译者的主体性，在源语与目的语文化的规范框架内，进行“反操纵”翻译。

勒菲弗尔的“诗学”理论包括两个组成要素：“一个是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型人物、情节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学要素；另一个是功能要素，即在社会系统中，文学起到什么作用或应起什么作用。”[1]26查明建将诗学归纳为“文学诗学和文化诗学”两类。[5]98本文以《围城》的英译为例，试从文学诗学和文化诗学两个角度讨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操纵与反操纵。

三、文学诗学：操纵和反操纵的博弈

小说的艺术性与文学性在译文中的再现，这是小说译者的目标。小说文体艺术特征的突显要靠作者有意识地进行文体上的变异或是别出心裁，使读者感觉陌生，从而达到特殊的艺术、文学和心理效果。而译文中这个心理效果的产生则取决于译者的文学敏感度。译者要能洞察原文的文体艺术特征，并在译文中能保留这种艺术特征，通过“自上而下”(top-down)和“自下而上”(bottom-up)双层交替阅读，对文本进行识解加工，最终形成译文。“文体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变异。”[6]193《围城》最令读者难忘和感慨的正是通篇的幽默比喻和不同常规的搭配。“文体学的理论预设：语言表达有一个被普遍默认的标准模式，这个标准模式就是常规……而文学语言的特点注定就是要偏离常规的。”[6]193常规是人们认知的涉身体验，文体的诗学特征就在于“反常规”，在于这些“异质”，从而丰富小说的文学性。

(一)词语“异质”及其翻译

译者应该如何处理这种“异质”，是保留这种特殊的陌生化功能，抑或把变异现象还原为约定俗成的规范形式？不言而喻，如果把原文中的变异还原成规范形式，就意味着消除了原文变异所产生的独特艺术效果，这也正是创作者最别具匠心的地方。译者只有进行创造性叛逆才能更好地弥补由于翻译而遗失的艺术特征。

例1 “好容易捺死一个臭虫，宛如报了仇那样的舒畅，心安虑得，可以入睡，谁知道杀一未能儆百，周身还是痒。”[7]151

“When he did finally manage to pinch one bedbug to death， he felt the sweet joy of revenge， and now having found his peace of mind， he could go to sleep. Who could have known that by killing one he had not deterred a hundred more， and his whole body still itched.”[8]155

例2 “我在路上就想，侥天之幸，今天不是我做新郎。”[7]133

“On the way there I thought， thank God I’m not the bridegroom today.”[8]136

例3 “你既然不肯结婚，连内助也没有，真是‘赔了夫人又折朋’。”[7]278

“Since you refuse to get married， I don’t even have a wife. It’s a true case of “Losing a wife， and having one’s friendship destroyed.”[8]289

“Note: Losing at both ends， from a story inTheRomanceoftheThreeKingdoms.”[8]372

词汇变异往往有深层的动因，作者为了实现理想的诗学价值，精心挑选词汇，进行超常搭配，这在《围城》中比比皆是。原文读者图式认知中的“心安理得”变成了“心安虑得” (例1)，“杀一儆百”变成了“杀一未能儆百”(例1)，从“侥幸”到“侥天之幸”(例2)，从“赔了夫人又折兵”到“赔了夫人又折朋”(例3)。这些新奇又大胆的搭配和讽刺的基调，能让中文读者眼前一亮或会心一笑，收到极佳的语用效果。到三闾大学这一路的遭遇，变成了一路的戏谑，例1是方鸿渐一行人在“欧亚大旅社”的遭遇，从旅社名字到整句描写都是极具讽刺意味的，这也是方鸿渐学者式幽默的典型范例。汉英语言表达方式差异的客观存在，束缚了译者的选择。译文中的“his peace of mind”不存在任何的变异形式，已经完全被同化；而“killing one he had not deterred a hundred more”保留了原文的形式，只是译文读者并不能察觉到原文词汇的变异，这也是两种语言表达差异的无奈。例2中的“侥天之幸”实属夸张，但也是赵辛楣做不成新郎的“酸葡萄心理”作祟。原文中的夸张语气在译文“thank God”中消失殆尽；且这句中英文里分别表达为“天”和“上帝”，这是中西两种文化和两种信仰差异的最好体现。例3中的“赔了夫人又折朋”是来自三国典故中的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译者加上了注释，对原文的意义进行了解释“Losing at both ends”，但原文通过仿写体现的幽默也随之消解。对典故加注释进行解释是译者的无奈之举，但也是比较折中的选择。可见，汉英语言中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影响和制约着翻译。词语是语言的精华，彰显在语言的文化内涵上，而不同民族的历史渊源、思维方式等决定了中西文化迥然不同的语言习惯与语言差异，而译者应在这异同与得失之间对原文进行权衡与再创造。

(二)语法“异质”及其翻译

作家倾向于用语言变异来展现自己独具魅力的想象，然而复杂的语法变异可能会阻碍译者在译语中成功再现原作。同时，《围城》描写的这一群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人，所用的单词、句式等不可避免地欧化，而这种“洋腔洋调”融入原文中，恰如其分地暗示着方鸿渐等人的身份地位。

例4 “明天早上，辛楣和李梅亭吃几颗疲乏的花生米，灌半壶冷淡的茶，同出门找本地教育机关去了。”[7]170

“The next morning Hsin-mei and Li Mei-t’ing ate some stale peanuts， drank half a pot of tea from the night before， and set out together to look for loc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8]176

食物的“疲乏、冷淡”实际上是赵辛楣和李梅亭等人感情的映射，体现的是他们经过舟车劳顿后身心疲惫的状态。“花生米和茶”经历了情感迁移，感受到了他们的“疲乏和遭遇的冷淡”，显得无力又无奈，被赋予了人的情感。这样的“移就”强调的就是读者的耳目一新和语用价值。因为这种“非常规”描写超越了读者的认知经验，产生陌生化的变异，增加了读者的好奇心和原文的新颖性，让读者感同身受。译文选用了“stale peanuts，half a pot of tea from the night before”两组词，将“变异”常规化，淡化了原文的矛盾冲突，这种“假象等值”是诗学认知的差异所在，也是汉英两种语言表达差异的客观存在。

作者为了表情达意的需要突破常规，形成语法的变异，而变异的高频率运用，体现出原文幽默反讽的语言风格，人物的性格特征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这也是译者面临的挑战，不仅要敏锐地察觉和认知原文中的变异，而且要在译文中保留这种变异，或者保留变异带来的文学价值。当语言陌生化突破了读者预期的语言搭配，超出了读者原有的涉身体验，也就达到了最佳的文学效应，在译文中也应如此表达。

(三)句法“异质”及其翻译

小说情节内容上的突显，读者能感受到作者有意强调或映衬某一段落、某一句话甚至某一个字，这当然是出于对原文艺术特征的把握而进行的。翻译中如何保留这种突显艺术及其所产生的审美效果，这就需要译者充分发挥其创造性，达到原文体学价值的再现。

例5 “董斜川也向跑堂的要了一支秃笔，一方砚台，把茶几上的票子飞快地书写着。”[7]83

“Tung also asked the waiter for a brush and ink stone， took the menu from the tea table， and quickly leafed through it.”[8]85

“把字句”是中文里的常用句式。王力先生把它叫作“处置式”，“即指在谓语动词前用介词‘把’引出受事，对受事加以处置的主动句”。[9]76例5中的“把票子写着”不同于传统的“处置式”句子，偏离了语法形态规则。原文读者能感受到作者有意采用的“中西融合式”的语言，不过这个特别的“把字句”在译文中“正常化”了，也失去了原文的语言风格。

句法的“变异”也通常体现在词语句式中的超常搭配，这种新的聚合关系通常都能收到很好的语用效果。通过打破常规，产生新的文体美学刺激，其巧妙之处充分体现了原文的诗学价值。

例6 “这雨浓染着夜，水里带了昏黑了来，天色也陪着一刻暗似一刻。”[7]142

“As the water brought blackness down with it， the sky also became darker by the minute.”[8]145

“染”在常规搭配里表示的是颜色的改变，在中文里鲜有形容“雨夜”的。原文中这个动词的活用，是陌生化的生动体现，再加上修饰词“浓”，使读者产生形象联想，给人一种大雨倾盆而下，一瞬天黑的情境，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译文中的“brought”中规中矩，不同于原文中大雨倾盆，浸没了整个雨夜的情境，译文传递了“雨夜”的信息，而摒弃了“染”的动作和“浓”的程度，以及这两个字所蕴含的诗学价值。

显然，目的语文化的诗学特征同样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选择。出于对译文读者接受以及译作的传播与销量等问题的考虑，译者会适当调整两种文化的诗学特征，甚至改变原文本中固有的一些特征，以适应译文读者的需要，这同样也是译者创造性的体现，但对这种创造性的表现一直存在争议。译者对目的语读者过分迁就会成为极端的归化，而“愚忠”式的逐字翻译则会导致极端的异化，这两种极端都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避免的，过犹不及，因而对“度”的把握也是译者主体性把握与发挥的关键所在，从而形成了译者的“同化”与“顺应”。

通常，不同的语境要求译者根据自身对文学诗学的理解和认知，形成不同的“解码规则”。但是，如果译者把译文读者的理解视为最终目标，就可能会出于文学因素考虑而把原文故意模糊的意义明晰化，以便译文读者理解，这样，原文因模糊而产生的文学性就不能保留下来。

四、文化诗学：操纵和反操纵的平衡

文化诗学强调的是通过语言来探寻作品的意义。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影响译者对原文中“异质”的处理。原文读者所熟悉的往往是译文读者感到陌生的。译者若潜意识地把译文读者能否理解译作视为己任，就可能会把原文本来模糊复杂的意义明晰化，把原文本来陌生的艺术形式熟悉化，把原文的“异质”因素同类化。译者无法忽视译文读者，译者的责任与使命感使译者有意识迁就译文读者。而实际上，对于翻译作品，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其实是希望译作能“保持原作风姿”，因此“异”的感觉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文化体验的缺省要求译者提高敏感度，丰富译语文化图式，深入原文文本的认知，观照源语和目的语之间文本语义、涉身体验等的相似性，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意象。

小说中的文字传情达意，字里行间都体现着作者和主人公不同视角的不同情感态度。译者在解读文本时，需要激活这些情感图式，从不同的叙事角度体验主人公的爱与憎，悲与喜。

例7 “唐小姐妩媚端正的圆脸，有两个浅酒窝。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新鲜得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嘴馋，仿佛是好水果。”[7]47

“On Miss T’ang’s charming， well-proportioned， round face were two shallow dimples; one look at her fresh and natural complexion， which most girls would have had to spend time and money to imitate， was enough to make one drool and forget his thirst， as though her skin were a piece of delicious fruit.”[8]51

这是唐晓芙的出场描写，作者不吝溢美之词描写了她的五官和气质，也可以看出作者的态度和偏好。原文对唐小姐脸色的描述用了一长串的前置定语和一个比喻。这样较为欧化的句式，在中文里并不常见，但对于方鸿渐这群受欧美文化影响、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句子用起来得心应手。而译文中这一段描述循规蹈矩，保留了部分前置定语，并选择了定语从句，将部分前置定语后置，以期更符合译文用语规范。于是，原文中的“洋味”消失殆尽。可见，译者会有意识、创造性叛逆地改变原作，以求其与目的语文化的诗学传统相协调。文体上的遣词造句，对某个词语的选择等，都受目的语意识形态与诗学的影响，而译者为了译文被更广泛地接受，又避免与目的语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与诗学产生冲突，会有意识地进行“异质的同化”。

例8 “最刺眼的是一张彩色的狭长相片，内容是苏小姐拿棍子赶一群白羊，头上包块布，身上穿的想是牧装，洋溢着古典的、浪漫的、田园诗的、牧歌的种种情调。”[7]119

“Most striking of all was a long narrow color photograph of Miss Su with a stick in her hand herding a flock of sheep. She had a kerchief tied around her head and was dressed like a shepherdess in a classic， romantic， rustic setting.”[8]122

例7和例8这两段描写的分别是小说的两位女主角，唐小姐和苏小姐，通过这两段描写，读者显然能察觉两人在方鸿渐心里的地位截然不同。描写一方面是对人物的刻画，另一方面也有作者的态度和情绪，感染读者。显然，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对情感态度和情绪的敏感度尤为重要。例8中的“最刺眼”在原文中有些贬义色彩，而译文中的“Most striking of all”则显得更加中性。通常，译者倾向于选择不带太多感情色彩的中性词汇，显得更加客观，从而也削弱了原文中本应有的感情色彩与无形渲染的气氛。

汉语中定语前置是一种常态，但是不计字数、一律前置的情况还是比较少的，如例8。不同于中文读者常有的认知体验，这一段稍显冗长的前置定语，是对苏小姐的描写，是她在相片中那种既扮牧羊女又侧脸巧笑的神态，在方鸿渐看来，正是苏小姐的附庸风雅和骨子里的庸俗。这是男主人公的态度，更是作者想要提供给读者的感受。在英译本中，这样的前置长句定语切分成了两个短句，并将部分前置定语改成了后置状语，以符合英文阅读行文的习惯。而正是这种改变，使原文中的“变异”不复存在，译文读者也就无法从形式上感受到作者的态度，这是文学翻译中不可避免的“叛逆”。

广义的文化诗学更多表现在目标文化的诗学对译者的约束，主体文化的文学范式与文化框架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制约，因而译者对原文诗学的处理总会带有“妥协”倾向。由于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客观差异的存在，译者极有可能把原文中的文学性变异看作两种文化之间的隔阂，而忽略了原文所蕴含的文学特征。译者在小说翻译过程中应该保持诗歌翻译的艺术敏感度，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极有可能使译者产生误读，认为原文中所存在的陌生化特征只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没能保留原作中的某些艺术特征；抑或译者为迎合译文读者，提高译文的可读性，不可避免对原文的诗学进行一定的归化操作，以满足译文读者的期待。

小说的结构不同于诗歌，其形式承载的意义容易被忽略，因为译者在翻译小说时往往更注重其内容情节。小说的内容固然重要，但是小说的语言形式同样可以给读者产生文学性的心理效果，甚至读者自己都没意识到这种潜移默化的效果。事实上，译者的操纵与反操纵意识都是存在于整个翻译过程中的。译者被操纵是一种潜意识的行为，受主体意识形态与目的语文化诗学理论的制约。译者进行反操纵，是因为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发挥其创造性，进行二度创造，也就是其主观能动性在翻译过程中的充分彰显。

五、结语

小说翻译也是一种文学交际行为，译者对意识形态具有超越性，能摆脱强加的权力话语的羁绊，从而进行叛逆性创造，这种创造性叛逆实现了译者的创造性与主体性。译者之所以进行这种创造性叛逆正是对作用于翻译过程的诗学理论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平衡。目的语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与诗学理论影响着译者翻译过程中的抉择，而译文中再现的源语文化的诗学意义也能反作用于目的语文化中的诗学理论，两者相互影响，才是真正的翻译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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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亦 筱]

2016-07-01

胡蓉(1981— )，女，江西萍乡人，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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