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古今中外：近代中国水利文化的考察

2017-03-28袁博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7年1期

关键词：水利

袁博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济南 250100)

融合古今中外：近代中国水利文化的考察

袁博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济南 250100)

中国自古就有丰富的治水经验。到了近代，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对“水利”的定义和阐释都更为科学和专业，对水利的作用包括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的认识也逐渐深化。古代水利、水政的研究和西方现代水利的介绍为近代水利事业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推动了近代水利事业的发展。古今中外的融合使近代中国形成了独特的水利文化，不仅为中国水利文化事业、建设事业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彰显了近代中国文化的特点。

近代中国；水利文化；古代；西方

水利建设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经济提升的重要内容。中国水利事业起步很早，受到历朝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并涌现出诸多水利专家，水利工程技术也长居世界前列。尽管近代中国由于特殊环境，水利事业发展缓慢，但却汲取了古今中外水利建设的精华。在西方科学技术的影响下，近代中国对“水利”二字从科学、专业的角度给予了定义和解释，对水利建设作用的认识也日渐深化，并且通过研究古代水利和西方水利，为近代水利事业提供经验和教训，推动了近代水利事业的发展。笔者认为，上述皆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水利内容，即将水利技术和水利工程等排除在外，故将其称为“水利文化”。虽然这一定义并不完善，但却是学术界一直忽略的内容。本文借助近代报刊中与之相关的内容作简要论述，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兴趣与关注。

一、关于水利概念之定义

随着近代中国大范围地接触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关于“水利”的认识与定义也更多地从科学角度得到补充。近人将传统社会的经验与先进的科学知识结合起来，促进了水利概念的完善。

水利，顾名思义即“因水以为利”，或“因水之用以为利于人类是矣”[1]，就是通过人为活动免除水害，利用河流、湖泊等水体发展生产，造福社会。水利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凡利用水之功用及治理水之祸患等事业均谓之水利”[2]。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将水利建设分为三种，即开发交通、灌溉土地、发展水力。而近代水利专家郑肇经将水利解释为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内容，“水可以灌溉农田，增加农产，又可以发展航运，便利交通，并可以开发水力，推进工业，都是直接兴利方面的。如修筑堤防，以及一切防洪的设备，那是使洪水不致成灾，用以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这可以算是防害方面的”[3]。水利专家薛笃弼也认同上述观点，“在消极方面是祛水患，在积极方面是兴水利”[4]。

关于水利应包括的内容，水利专家们不断进行丰富和完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界人士关注更多的是水资源的开发，对水资源的保护问题并没有给予关注，也没有将其列入水利建设事业中。但到了三四十年代，近代中国形成了一种新的水利观念，即水利不单指灌溉，更应重视雨水的保存和利用，这种新的水利观念也叫作水土保持，即“落下来的雨水，也应尽量保存在地面里，让农作物慢慢吸收，而不是让雨水流走之后，再兴办工程去引回来灌溉……”[5]这一概念是1935年由美国专家提出后传入中国的，这是中国学习西方，接受先进思想的重要表现。当时很多人积极提倡水土保持这一新观念，认为 “尤其是西部一带更为重要，盖黄河中上游之治理，必须水土保持工作与治河工程互相配合”[6]，才可使河流得到彻底治理。这一观念的形成对水资源利用、水利建设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因此，到20世纪40年代，有人提出：“凡对水所做之工程即水利工程。”[7]它不仅包括海港工程、水道工程、灌溉工程、水力发电工程、给水工程、排水放淤工程等，还包括污水工程、水土保持等。将污水处理、水土保持等列入水利范围内，既扩大了水利工程的范围，又体现了对水资源的保护。这既是水利概念的完善，也是水利观念的进步。

水土保持观念的传入使人们开始关注森林在水利建设中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水患严重，被西方人认为是“世界水灾最重之国”，森林与水利的关系因此成为研究的主题。有人指出：“中国治水失败的原因，不在组织不好，也不是做事不专，实在只怪法子专在治标，不太彻底。”[8]治本的方法便是造林。森林除生产木材供人使用外，还有储蓄天然水源与节制河川流量的功效。“考林木之树干枝叶，有蒸发水分增多雨量之功能，林地之败枝落叶……亦能停蓄多量雨水，是以山地造林，尝足以阻水流之直冲，纵令暴雨下降山水流势仍缓，不至泛滥为害。久晴山水亦得广续，灌注于河流，而不至有渴涸之虞，于农田灌溉，舟楫交通，两得其利，故森林与水利至关重要。”[9]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对水利概念的认识日渐深刻、全面。从只重视水资源的开发，到关注水资源的保护，尤其是对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视，完善了水利概念，更有助于中国水利事业的全面发展。这些进步的取得不仅得益于西方水利文化的发展，更是中国水利专家自身努力的结果。身处水旱灾害频发且受到帝国主义威胁的近代中国，“能否与列强分庭抗礼，全赖吾人能否急谋建设，而建设之要者，又以水利建设为先决条件……”[10]这些形势促使近代中国认识到了水利的重要性。

二、关于水利作用之认识

“发展水力，以兴工业，疏浚河流，以便航运，筑堤泛水，以防洪涝，开渠灌溉，以利农田”[11]，此皆水利之功效。我国古代之所以在水利建设方面取得辉煌成就，主要是因为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水利建设受到了历朝统治者重视。但到了近代，由于特殊的环境以及水利建设自身的缺点，如不能直接生利、不易显著成绩、工程大而费用多等，水利建设日渐成为无暇顾及的领域，逐渐被荒废。但发展水利的重要意义及作用受到近代中国有识之士、水利专家的重视，他们强烈呼吁加强水利建设，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论述水利的重要作用。

(一)水利与经济

水利与农业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故近人一再强调水利对农田、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水利者，农田之命脉也；农田之不可无水利，犹人生之不可无空气也。”[12]“农田之丰歉，系乎水利之兴废。”[13]近代中国仍以农立国，故“今欲发展农业，必先研求水利”[14]。可见，灌溉、水渠等农田水利工程，既可免除旱灾，又可保证生产，再次证明了水利对农业生产、经济发展是何等重要。

近代中国工业渐兴，并逐步进入电气化时代。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料煤炭在近代产量较低，不能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所以必须开发使用新能源。天然的水力资源可用于生产，解决工业发展的动力问题。“水力云者，因水就下之性以发力。”[1]因其完全是自然力，无须耗费任何原料，故水力被认为是“国家天富之一”。我国水力资源丰富，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上游、珠江上游及支流、长江中上游等处，其中最丰富者为长江。据20世纪20年代一位英国工程师的调查，从重庆至宜昌的长江江水“高度差四百七十六英尺，在重庆流量平流时每秒约七十七万四千立方英尺，约计能发四百四十万匹马力，较世界最大之乃古拉瀑布所发者盖多百分之三十云”[1]。在各种调查和政策的影响下，近代建立了石龙坝等水力发电站。水力在近代的开发与利用，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

水利建设使河道畅通，航运事业得到发展。货物的顺畅运输，带动了商业的繁荣。航运便利的地方商业之所以发达，有两个重要原因：“航运脚价特别便宜；河海相通。”[15]航运还加快了农产品的运输，“由此看来，可知发展航运，实为维持人民生计和调剂农民经济的重要政策。”[16]

总之，“排水备旱溉田放淤浣碱都是有关农业，给水有关卫生，便利水运有关商业和交通，发展水力有关工业……”[4]，水利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至为密切。只有水利事业发展了，工农商业才会随之发展，这已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共识。

(二)水利与政治

提及水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水利可以增加生产，促进经济发展，而不知水利对于国家治安、建设的重要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为发展经济提出过“复兴农村”、“开发西北”等口号。但这两个口号的实现，都必须从发展水利着手。近代著名水利专家周宗莲便提出了水利救国的方案，“农业上需改进者颇多，但调剂水旱，以免大灾，乃国之基本，故水利尚焉”。他认为，水利建设是“目前挽救危亡计，为将来强盛基本计”，当时中国的病根是穷与弱，但“若水利有了头绪，这病根是去了一大半”[17]。反之，只有国家政治安定，财政稳定以后，才能有更多精力投入到水利建设上，“否则，所谓水利建设，所谓天然环境和改良天然势力以达到繁荣之目的，是不可能的”[18]。可见，水利与政治是互相影响的。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关乎国计民生，“中国民生之本在于农，当不是一种过甚之辞”[19]。而水利建设又与农业紧密相连，且可治理水旱灾害，免除百姓痛苦，所以水利与民生有着密切关系。有学者提出：“民生建设，实为救亡图存之要着，而振兴水利，又民生建设之始基也已。”[20]孙中山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基本纲领，也是进行民主革命的基本纲领。其中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纲领，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中国的近代化，“故对于振兴水利，经确定为民生主义施政最重要之一项”[19]。水利发展也成为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水利与文化

水与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一般来说，文化发达的早晚和快慢，常与河流有很大关系，大河流域不仅是文化的策源地，还会影响文化中心的转移。它“一方可以贯通各处的风气，容冶各处的习俗，而促进其进化和发展；一方可以为大量的输入输出而促其交易的发达与工商的繁盛……”[21]这足以说明河流对文化交流、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近人曾用简单的图式表示河流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即“河流→经济→文化”。凡河流多即物产丰，国民经济自必充裕；河流少即物产稀，国民经济自必窘迫；经济充裕则生活易谋，可以其多余时间运动脑力，创造文化；经济窘迫则谋生不易，便不得不以全部脑力体力与自然相搏斗，以求得生活上之需要，自然无暇运用其精力以开拓文化。水利与文化的关系则表示为“水利→经济→文化→经济→水利”，三者之间是相互影响、循环发展的。[22]在水利与文化的关系中，最应关注的是中间环节经济富源之开发。从古至今，每作一次轮转，国民经济便获极大利益。

尽管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环伺之下，迭经战乱，近代“中国水利建设的前途是很渺茫的……对于增进农业生产和提高农业生产力，一份利益，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很大的成绩”[23]。但水利在国家建设、经济发展、解决民生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

三、关于古代水利之研究

中国古代水利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但近代水利建设却陷入低谷，不仅水旱灾害频发，而且水政管理、水利工程等方面也漏洞百出。因此，研究、借鉴古代水利成就和经验成为近人挽救水利荒废颓势的重要途径。

(一)古代治水方法之借鉴

中国古代治水经验丰富，水利建设甚多，近代许多专家、学者都积极从事古代水利事业的研究，周馥便是其中之一。周馥自1861年入李鸿章幕办文案，直至1901年李鸿章病逝，前后40年管理李鸿章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的官印，同时协助李鸿章办洋务及治理水患。他纵览古今治水方策，积累了大量治水和管水经验，成为当时公认的具有丰富经验的治水专家。他充分利用地形优势控制河流，变水患为水利，并积其30年治水经验，撰写了《治水述要》[24]一书。该书将自《禹贡》中关于导水的记载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开凿夏镇新运河，几千年间的各河流河道变迁、兴修水利工程、河决概况、河工设置、河患治理方法等作了详细记载和论述，成为研究古代水利史的重要著作。

近代另一位水利专家张念祖也认为古代治水经验确有可借鉴之处，但必须与时代进步相结合，做到古今兼备。“水利者工程科学之一也，古人只用人工之拙，诚不如今人兼用机械之巧；古人只研究水流水势之粗，诚不若今人兼研究水性水力水质之精……”[25]张念祖所著《中国历代水利述要》一书主张借鉴历代治水之经验，结合近代先进之科技，发展近代水利事业。

此外，近代水利专家郑肇经的《中国水利史》、吴君勉的《古今治河图说》、张含英的《历代治河方略述要》等都从不同方面对古代治水经验和方法进行了总结，并针对近代各流域的变化与特点，提出不同治理理念和措施。如吴君勉认为近代治河应有别于古，“河性虽无辨乎古今，而古今人认识之范围，有广狭精粗之不同，则今人治河，当于古人所得之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26]。张含英认为凡治河之主张，“皆为因乎自然，顺乎水性，古今如一也”[27]。对于古代治河之法是否可用于近代，他认为：“盖以形势变迁，需求更易，而学术有进步，器材有新兴也。故古法可采而不可泥，新法可施而不可滥。”即近代治河必须在参考历代治河之策略的基础上，合理利用科学知识和设备，以图根治。

此外，近代各类报刊也有关于古代水利的研究。如《论三吴水利》[28]对唐、宋、元、明时期三吴地区的水利建设作了介绍，解释了“唐以前有水利无水害，宋以后有水利有水害”的原因。《燕赵水利论》则叙述了燕赵地区的水利史、水旱灾害、地势等。《中国水利史料略》[29]介绍了中国古代历朝历代水灾及水利建设，包括河防、灌溉等水利工程以及著名治水专家等内容。《江南水利之历史及其治法》[30]对江南三吴地区水利建设及治理办法进行了研究和论述。近代中国十分重视西北的开发，其水利史也有诸多研究成果，如《历史上的西北水功水利》和《关中水利与西北盛衰之史的研究》等，不仅记载西北水利工程史，还研究其与西北盛衰之关系，对近代西北水利建设及其作用认识的深化有重要意义。

近代学者通过对历代水利事业兴废的研究，分析了水利与社会治乱的关系。郑肇经就曾说：“我们在史籍里略为留意，便可知道水利的兴废，与时世的治乱，实在是互为因果。就是治世多讲求水利，乱世不讲求水利，反过来也可以说，讲求水利则治，不讲求水利则乱。”[3]这指明了治乱与水利建设的关系，即互相影响、互为因果。这一分析意在说明水利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强调兴修水利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二)古代水政之研究

近代水政比较混乱，直到1934年全国水政才初步统一。因此，这一时期人们回顾了古代水政的实施情况，以期有所借鉴。

《中国水利掌故与书籍》[31]一文简要说明了中国古代至民国时期黄河、运河掌故的变迁，并于文末列出有关古代水利、水政的古籍。《历代水利官志》[32]一文将自尧舜时期至清的历朝历代水官一一列出，介绍其出处、设置沿革、主要职责、人员、待遇、地位等情况。在《历代水利官制概述》[33]中，作者同样介绍了自上古时期至明清的水官设置、分布情况，认为古代水政经过历朝历代的补充，逐步完善，至清朝时，“河官之密置，又非前朝所及也”。而《中国的治水事业与水利工事：中国水利事业之史的考察》[34]一文更是深入探讨了中国古代政治对水利建设的影响以及历代政府对水利工事组织的管理、水官的设置等，指出虽然古代水政制度较为完善，但到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的水利工事因为经济上、政治上诸关系的混乱，完全陷于危险的状态，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只能在艰难中挣扎。由此可见，近代中国对古代水政已有了深入的研究。这对民国水政的改革、水官的设置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此外，还有关于古代治水英雄如大禹、李冰、郭守敬、潘季驯等的论述和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回顾历代治水名家的生平，还总结其治水方法，赞扬其英雄壮举和高贵品质。水利学界还专门整理了古代水利工程书籍，如《中国河渠水利工程书目》《中国水利旧籍书目》等。这些研究旨在强调治水对国家安定、社会发展、百姓拥戴的重要作用，介绍古代水利工程建设和治水方法，以促进近代水利建设。

总之，近人认识到研究古代水利建设、水政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正如郑肇经所指出的：“我们考查史册，从禹贡周礼，以至各代河渠水利等书，关于历代水利都有详细的记载。虽然我们在书上看到的，还只是事实已经表现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可以推想当时对于组织方面、计划方面、人事方面，一定都于事前有一番严密的规划。”[3]以史为鉴必定会有助于近代水利的发展。

四、关于西方水利之介绍

近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期，西方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除了中国古代水利建设的经验值得近人学习之外，西方的水利建设也成为借鉴的对象。

水利足以兴国，近人对于世界各国“以水利兴而国治”的典型事例进行了介绍。如与近代中国有着相似境遇的印度，在19世纪末渐兴水利，《印兴水利》[35]和《印度水利》[36]两篇文章介绍了印度水利发展近况，国家和百姓都获益甚多。法国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始于1605年，虽然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但使全国所有运河成为国内交通主道，加强和推动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与发展。再如德国，其水利事业未曾落后于法国，全国水道运输发达，促进其财力智力的蕴蓄。如1902年的一篇《论德法兴修水利》[37]的文章就介绍了当时德国和法国兴修水利的情况。此外，美国也十分重视水利的作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水利兴起，“瘠地之变为隩区者，其面积殆在六千万亩以上。若将新设之运河合而计之，其长殆可绕地球两周，工程之费多至九千万元，然因此而收获之费两倍于每年用款。”[38]水利建设促进了美国工农业的发展，使之迅速壮大。一战结束后，西方各国普遍关注河道的建设和利用，如“德国数十年来，努力不懈，凡从前河渠建筑，以四百吨至六百吨为标准者，今则以一千吨至一千五百吨为标准。美国奥赫一千英里之闸渠告成，哲姆士且助其功不下于巴拿马运河……”[39]20世纪30年代，苏联开始大兴水利，计划开通一大水道，使里海及伏尔加河各区沟通黑海及顿河，另在顿河修建大水闸，使之成为人造大湖，增强蓄水能力[40]。纵观世界各国都积极加强水利建设，这不仅说明了水利的重要作用，更使国人意识到世界局势的发展与变化，只有加强水利建设才能紧跟世界步伐，才能摆脱近代落后的局面。

近代中国有许多水利专家前往欧美国家考察水利建设和留学，学习先进水利技术、治水思想。他们不仅学到了西方丰富的治水经验，还带回了先进的水利科学技术。一篇名为《考察欧美水利报告》[41]的文章便记录了荷兰、法国两国水利建设情况，既包括两国主要河流、水道之介绍，又包括两国重要水利工程概况介绍。其中最值得中国借鉴的便是一项被国人忽视的海塘、海堤之建设，许多治理方法和技术的运用都会推动国内水利技术的发展与进步。《美国的水利技术》[42]一文则以波德水闸为例，介绍了美国先进的水利技术，鼓励中国水利工程师向其学习，与之交流。

但是对于只注重学习西方的做法有人提出了异议，认为对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借鉴吸收，但不能全盘西化。在建设技术领域，中国也有许多强于西方之处。如“詹天佑发明自动接车机，宋希尚在南通之水坝计划，胜于西人……”，故“中国各项建设，除技术或科学上可请外国顾问协助，若一切建设计划则以外人不悉中国情形与历史沿革，故外人所拟计划大半不可靠，非待吾人自己努力不可……”[31]这说明近代国人并非一味学习西方，而是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发展自己，培育自己的科技力量，发展水利事业。是否全盘西化、是否学习西方至今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这是一场关于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论争。在整体落后于西方的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一条使自身迅速发展的捷径。但关键是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只有依靠自己、立足自身实际的发展才是长远的。近代中国水利文化的发展便为近代乃至当代中国如何对待西方文化提供了借鉴。

综上所述，在近代水利亟须发展的情况下，中国水利文化受到了古今中外水利建设成果和治水思想的影响，多方面内容得到发展、完善，它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又汲取了西方文化的先进经验，促进了中国水利事业的现代化。因为近代中国处于一个不断接触、吸收外来事物的时代，是一个传统还没有也不可能消失的时代，新事物和旧事物之间必会相互作用。所以在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殊时期，形成了独特的近代水利文化，同时也从侧面显现了近代中国文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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