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 华



当代湖湘文化的“异化”与现代转型

邵 华

（湖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沙 414208）

在湖湘文化成为当代湖南重要的历史文化名片之后，由于文化认同和现实利益的需要，湖湘文化在湖南人的“想象”之中被“异化”，离其本质属性渐行渐远。因此，我们要以“文化自觉”来重新思考湖湘文化的现代转型，辨正湖湘文化的“区域性”特征，从对湖湘文化认知的“自知之明”建立对于湖湘文化的文化自信。

异化；文化自觉；湖湘文化；现代转型

一、文化的“异化”

文化作为人的一种特定生活方式，其本质是人的社会实践过程。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之中形成对于世界的理解，内化为人们生存的价值意义与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在进入到“现代化”之后，对于个人而言不仅仅体现为由自在向自由的不断超越，还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同人的关系的倒置，表现为对主体——人关系的一种自在的限制。每个个体的人都是产生于和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实践关系之中，在客体上不断被外在对象物所改造，文化对于人的存在兼具主客体的价值意义。正如兰德曼所说：“它站在脱离于我们的、如同自然界那样的先天形式上。而我们如同不可避免地站在自然界之内那样，自然而然地生活在文化世界之内。”[1]于是，在工业化社会中，文化与人的关系逐渐“异化”，这种异化表现为人对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系统的认知逐渐偏离其本质属性，文化不再是人由自在走向自由的实践过程，在“以人化文”和“以文化人”的动态发展中达到人与文化的和谐，相反却成为限制人主体自由价值发挥的外在约束，文化之中的人成为了被文化所支配和奴役的对象客体。

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兴起以来，“湖湘文化”也成为湖南的一张历史名片和对外的宣传形象。由于近代湖湘文化及其精神在近代中国史上的重大影响，在当代湖南社会形成了无人不谈湖湘文化，无人不以湘军为自豪的景象。从表面来看，这是“文化自觉”所需要的自信力和凝聚力，但当代湖南人的“文化自觉”又存在着明显缺陷，存在被庸俗化和滥用的趋势。各种冠以“湖湘文化”名号的现象层出不穷，愈发偏离湖湘文化本质，使得在当代湖南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与人之间关系逐渐失衡，呈现“异化”状态。这种“异化”无法使当代湖南人准确认知湖湘文化长期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及其精神内核，也无法在当代湖南社会发展之中准确认知人与文化建设的关系。

二、湖湘文化“异化”的原因

湖湘文化“异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湖南社会变迁过程中湖南人对于文化认同以及现实利益的需要，在此背景下，湖湘文化逐渐被想象和扭曲为一种大众所要的文化现象，而非理性地认知。

近代湖湘文化从边缘走向核心是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有关，社会发展变迁进入到当代之后，湖湘文化的地位发生转变，湖南经济发展水平与身处内陆的地理位置使得湖湘文化有边缘化的趋势，这种背景之下，湖湘文化成为一门“显学”，湖南人言必称湖湘文化，自觉或无意识地强化对于湖湘文化的认同和想象，在此意义上，湖湘文化作为一种价值尺度，成为了一个“它者”，“文化是人的活动，它从不停止在历史或自然过程所给定的东西上，而是坚持寻求增进、变化的改革。人不是单纯地问事物是怎样的，而是问它应该是怎样的。以这种方式，他能够通过超出实际状况的规范（超越性），突破自然过程中或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确定条件（固有性）。”[2]这种文化被想象化，符合了湖南人对自身生活方式和对社会认知的需要，在湖南人的想象之中，“湖湘文化”应该是这样，而不是“湖湘文化”的本质是这样，这是湖南人自我文化认同的异化所导致的结果。文化认同是“个体对某种文化的认同程度，具体来讲是个体自己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与某种文化中多数成员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相同或相一致的程度，是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及内心的承诺，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3]

当代湖南人在“湖湘文化”及其精神上文化认同异化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当代社会具有普遍性的认同危机，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文化日益物化与技术化，同时，社会日益开放与多元化，尤其是在社会急剧变化的当代，人们被碎片化的社会关系网络割裂，每个人都面临着对于自身存在和社会关系的认知危机，也需要建立面对世界与社会的新的价值尺度；另一方面作为内陆省份的湖南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既无自然地理位置优势，又无资本技术积累，在区域竞争中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首先必然有观念的创造性转变。近代历史上湖湘文化所造成的重大影响虽已是一种历史现象，但当代湖南人可通过不断想象，将近代湖湘文化及其精神不断地外延扩大化，形成湖南人文化认同的基础，这种文化认同，“一方面，要通过自我的扩大，把‘我’变成‘我们’，确认我们的共同身份。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自我的设限，把‘我们’同‘他们’区别开来，划清二者之间的界限，即‘排他’”。[4]简言之，就是通过一种不稳定的、被想象出来的、可选择的“湖湘文化及其精神”确立“我们”湖南人的身份标识，建构属于湖南人独有的适应其心理需要的文化精神体系，强化在经济地位竞争之中无优势的湖南人心理上的自尊与自豪感。直接反应这点的如在进入新世纪后，湖南曾出版了几部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和争议的著作，像《纵横天下湖南人》《敢为天下先——湖南人凭什么纵横中国》，《湖南人凭什么?》等书。这些通俗类书籍虽在省外遭受到了极大非议与批评，但湖南人能从中获得自己在市场经济竞争与区域竞争中所需要的一种文化心理上的满足，达到湖南人作为一种群体上的身份认同，即历史上的湖湘文化及其精神是湖南人重要的文化精神遗产，是湖南区别于其它区域最为重要的资源和财富，我有他无，是一种“排他性”的特征，所以作为大众，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满足和认同，至于“湖湘文化及其精神”到底是什么，它的当代价值是什么，已无关紧要。因此，在大众对于“湖湘文化及其精神”的想象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添加自己认为正确和合理的因素。或者说，历史上湖湘文化的传播者主要是作为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绅士等，而当前接受、传播文化的却是社会的普罗大众，从社会心理意识角度出发，大众对于历史和真相并不排斥，也并不否定，但总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读和传播历史和真相，在社会与文化日益碎片化的今天，文化对于大众而言更可能是被消费的对象，个人化的体验与情感并不一定需要历史的真相是什么，而只是在个人化的想象中找到情感宣泄的出口，在消费文化的同时达到一种致幻的效果。在此意义上，“湖湘文化”成为湖南大众解构社会的“话语”，“一组陈述，这组陈述为谈论或表征有关某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话语涉及的是通过语言对知识的生产。但是，由于所有社会实践都包含有意义，而意义塑造和影响人类的所作所为以及操行，所以一切实践都有一个话语的方面。”[5]如果从近代以来“湖湘文化”或“湖南精神”的被建构来看，实际上知识分子对于“湖湘文化”或“湖南精神”的研究、传播也包含着建立话语体系，构建文化——权力关系的意图，通过对文化发展的话语权力掌控来实现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同时，这种大众文化话语的想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价值需要，因而得以在当代湖南形成一股普遍的风潮。

三、湖湘文化“异化”的表现

当代湖湘文化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当代湖南人缺乏对湖湘文化理性认识的“自知之明”。“自知之明”，就是身处于文化浸染之中的人要明了自身所处之文化的来龙去脉，掌握其文化的核心精神。但现实的情况是，当代湖南人以湘军和湖湘文化为荣，泛泛而谈、言辞空洞者甚多，对于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不甚了了。对湖湘文化的认识必须厘清影响湖湘文化形成和发展诸种因素的内在联系，以及这种内在联系是如何构成一个整体的，湖湘文化也是一个多元多层次性的概念体系，是指依托于湖南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发源于楚文化并且在长期历史变迁过程中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关系演变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体系完整、层次鲜明的文化系统。而作为一种民族和区域文化，其外在表现形式和特点都由其精神内核所决定。它包括由湖湘文化发源之际屈、贾精神所塑造的忧患意识和其后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以事功为第一要义的人生价值取向，这种文化精神内核潜藏在每一个湖南人身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外在的具体表现，并决定了湖南人以何种方式投身于社会变迁的历史大潮之中，呈现出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及文化品性。

另一方面，湖湘文化被当代湖南人“神话化”。湘军兴起之后湖湘文化由边缘走向中心，近代湖湘文化的兴盛使湖南具有了心理上的荣耀感，这也成为区域性的重要文化遗产和精神寄托。在社会高速发展的当代，湖湘文化与湖南人的关系也呈现出扭曲异化的现象，湖湘文化不再是湖南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相反却成为限制湖南人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各种消费和庸俗化湖湘文化的现象屡屡可见。这主要是由于湖湘文化特别是近代湖湘文化的特异性及其在历史上的深远影响满足了作为文化载体的人的某种需要，人们从不同立场和角度对“湖湘文化”加以解读和想象，构建了过去与现实之间的一种观念和情感上的互动关系。这实际上是现实之中人们通过以过去的历史事件和现象作为载体而对于现实的特殊认识，即把现实披上想象的历史外衣。“现在的人们经常按照自己不断变化的多样化见解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重新塑造着过去”，[6]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对湖湘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已经失去了其本来的面目，而是不断地按照自己的意图和利益去想象湖湘文化，使得湖湘文化被“神话化”。

四、湖湘文化现代转型的思考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7]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转变湖湘文化的“异化”状态，理性认识湖湘文化转型，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值得重视。

一方面，首先要辨正湖湘文化“区域”性的问题。当前文化建设的社会实践条件与环境发生重大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日新月异，尤其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使得人们思想观念、认知模式和价值取向不断重构和解构，湖南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部分也不例外，这就决定湖南的文化体系——湖湘文化也要经历转型重建。有人提出，近代湖湘文化之所以盛极一时，是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同时也与湖南作为晚清中国一个极具特殊性的区域特性分不开，但到了当代，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经济、文化交流和人的交往日益突破区域限制，区域特性日益被削弱，那么作区域文化也因不再具备“区域性”而具有现实价值，只能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性，但忽视了文化本身内在的系统性和所具有的生命力。区域在经济、地理、社会、民族等各方面因素具备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得区域因其特点在接受社会整体性方面会各自折射出不同的反应，因而在具体变迁过程和微观方面会有所差异，反应到区域文化上，区域性的特点必然影响文化观念的建构，虽然这种文化观念的建构要符合当代文化发展变迁的一般趋势，但不可避免存在地方性特色。在具体认知模式和价值观念形成过程中，人必然受到具体社会生态的影响，受地域社会特性影响的地域文化也就有了其存在和转型的必然性。要思考现代湖湘文化转型，首先必须由对湖湘文化本身的理性认识开始，历史地而不是割裂地去看待曾经赋予我们集体记忆和性格的区域文化传统，理性、辨证地去解构文化传统及其对当前人生活实践的影响，超越偏执，执两用中。文化传统在文化转型中具有基础和前提作用，任何更新和超越都以对原有事物的客观把握为前提，必须把湖湘文化的传统精神内核和变化了的社会实践条件结合起来，创造性的转化文化传统中富有时代性的内涵。20世纪80年以来，湖湘文化热的兴起，都与当下湖南人所遭受的生存精神危机与认同危机有关，这也是“文化自觉”意识的表现。但在此过程中又缺乏对于文化传统的理性辨证认识，商业化、庸俗化气息浓厚，不可避免走向自大。湖湘文化在两千余年历史演变中积淀了富有独特价值的区域文化传统，而推动现代湖湘文化转型，就要认清湖湘文化发展的源流，辨证文化传统与时代发展的契合，实现文化传统与社会发展的有机良性互动。

另一方面，湖湘文化要建立“自知之明”。从湖湘文化的历史演变看，湖南人的生存状态是湖湘文化及其精神所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湖南人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湖湘文化的独特精神内涵，并形成对外在对象物和自身认知模式及价值观念体系，同时也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湖湘文化的具体表现。文化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本身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就存在超越性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具有连续性，文化所规范形成的人的认知模式和价值观念经过长期传承深入人心，内化为生活人的生活方式和存在价值，也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意识来源。湖湘文化及其精神在近代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促成了近代湖南人对世界认知的变化以及投身社会改造与革命之中，推动了湖南社会的进步，影响了近代以来湖南人的精神世界。在历史上所形成的这种湖湘文化及其精神是一种过去的存在，表面看来与现实和未来是断裂的，因为文化的社会实践条件和环境已发生变化，人生活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对外在对象物的认知模式和价值观念也会变化，从这点看，谈近代湖湘文化及其精神好像过时，只能将之作为一种历史展览供人们去瞻仰。但这种认识忽视了文化发展本身具有连续性，无论转型也好，建构新文化也好，都以对于原文化的认识和继承为基础和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在转型时期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同时，社会空间也日益虚拟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导致传统社会空间出现极大消解，一方面人与人的关系在现实社会空间中不断疏离，另一方面却在虚拟世界中不断被连接。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日益个人化与情感化。社会关系的链接、信息的沟通正以我们无法想象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在日益碎片化、扁平化的社会新时代，人对于外在对象物和人自身的认知模式与价值观念遭逢着极大的内在紧张。文化多元化的冲突、融合以更宽广和更深刻的影响力改变着我们的外在表达方式和内在价值肯定。但其中文化作为一种认知模式和价值观念具有长期稳定性，其对人的浸染、规范和指导在新的实践条件和环境下同样起作用。人同样也不能脱离时空环境对其的文化限制，因之历史上湖南人的认知模式和价值观念经过文化内在连续传承性对于今天湖南人的生活方式能够产生指导作用。随着社会实践条件和环境的变化，近代湖湘文化经过创造性转换，经过内在更新与超越，不断增加时代内涵，与时俱进，从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人类的生存智慧，创造出新的、更加和谐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1] 刘放桐. 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399.

[2] 冯·皮尔森. 文化战略[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4.

[3] 董莉, 李庆安. 心理学视野中的文化认同[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1): 45-46.

[4] 崔建新. 文化认同及其根源[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4): 21-22.

[5] 斯图尔特·霍尔. 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 徐亮,陆兴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44.

[6] 柯文.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3.

[7] 费孝通.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 16.

（责任编校：彭 萍）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Huxiang Culture

SHAO Hua

（College of Marxism' Chinese Medicine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4208, China）

After the Huxiang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name card, due to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realistic interests, a culture of Huxiang culture is more and more “alienation” by the people of Hunan to “imagine”, from the essence of far more lines. Therefore,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s of an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Huxiang culture that the idea of re- thinking of the true meaning of culture for society and the individuals and the value of Huxiang culture transformation.

alienation; cultural consciousness; Huxiang culture;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G 122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7.03.019

2096-059X(2017)03–0100–04

2017-04-02

邵华（1981-），男，湖南华容人，讲师，博士后，主要从事湖南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