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堂春



唐人环境审美的野趣取向

刘堂春

（湖南城市学院人文学院，益阳 413000）

《全唐诗》中有大量描写草堂生活的诗歌，流露出强烈野趣意向，表现了唐人发自心底的山水情怀和一定程度对文明的逃逸，其深层则是对青春、自由、生命的礼赞。正是在那个关注生命、敬畏生命的时代衍生出对居住环境的重视，催生了唐人的环境美意识。

唐代；草堂诗歌；环境审美意识

《全唐诗》中见“草堂”（含“茅屋”、“茅斋”“茅堂”、“茅舍”、“茅宇”、“茅栋”、“草屋”、“茅庐”、“草舍”、“草庐”与“草房”等）的作品约480首，占《全唐诗》总数近1%。此外，不含以上字眼又确是描绘草堂生活的诗歌则多得无法统计。因此，草堂诗歌是唐诗这部巨著中的重要章节。它体现了唐人对生命、居住环境的重视，蕴含一定的环境审美意识。

孔子曰“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但在孔子时代，甚至更早，就有人追求一种与鸟兽同群的生活方式——隐逸。这种隐逸之士，历代不乏其人，“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临水，便自有濠濮间想，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世说新语·言语》），“侣鱼虾而友麋鹿”（苏轼《赤壁赋》），成为许多文人骚客理想的生活样式。这种生活方式在唐代尤为明显，主要原因如下：第一，隐逸之风盛行。“有唐一代，隐逸风尚遍及朝野，即使在朝显贵也对隐逸有着深情的向往”，[1]“隐者”、“处士”、“逸人”、“山人”等在草堂诗中频频出现。第二，崇道之风勃兴。在唐代，道教发展到鼎盛，“朝廷如此崇重道教，以至许多帝王亲自求仙、炼丹……鼓动起社会上下崇道的潮流一浪高过一浪”，[2]“天师”“真人”“辟谷者”等常常成为草堂诗的描写对象。第三，信佛之风滋长。诗人们竞相造访“尊师”“僧”“上人”“居士”等佛教人士。三种风气交织濡染，塑造着唐人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三类人物多于荒远幽深之地离尘筑室，修身养性，采药炼丹。诗人们或者自辟草堂，或者通过寄宿、交游、怀念等方式与上述人物发生联系。一时间，草堂诗歌蔚然大兴。

一、唐代草堂诗歌的野趣取向

草堂是指用茅草覆盖的简易建筑物。卢鸿一《嵩山十志十首·草堂》云：“草堂者，盖因自然之谿阜，前当墉洫；资人力之缔构，后加茅茨。将以避燥湿，成栋宇之用；昭简易，叶乾坤之德，道可容膝休闲。谷神同道，此其所贵也。”卢鸿一比较全面介绍了草堂之特点：第一，草堂选址要“因自然之谿阜”，依山临水。第二，草堂主体，包括墙体、门窗、梁栋则“资人力之缔构”。第三，屋顶覆盖茅草，即草堂主体完成后，“后加茅茨”。第四，建筑空间、体量较小，简朴自然，“昭简易，叶乾坤之德”。

野趣是草堂诗歌的重要旨趣。“野”，《说文解字》谓：“郊外也……古文野，从里省从林。”“野”就是郊外有林子的地方。自然还包括林子赖以存在的山水以及林子庇护下的各种生灵。野趣就是对自然美的依恋，即“野情”。这就是杜甫的“在野兴清深”（《课小竖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秽，净讫移床三首》其一），就是杜荀鹤的“云横樵径野情深”（《山居自遣》），就是高适的“虚院野情在”（《同熊少府题卢主簿茅斋》）。诗人还用“爱”来诠释这种野趣：

夕与人群疏，转爱丘壑中。

岑参《自潘陵尖还少室居止，秋夕凭眺》

我心爱流水，此地临清源。

李颀《无尽上人东林禅居》

野趣还表现在“野”字频频出现在诗人的笔端，如：“秋野”“野日”“野涧”“野水”“野泉”“野露”“野蔓”“野梅”“野果”“野菜”“野鹤”“野鹿”“野猿”“野桥”“野店”“野屋”“野语”“野闲”等。

本来，爱慕山水是人类的天性。这种天性却在唐代得以最为彻底地释放，催生唐人强烈的野趣情怀，在范围、深度上都超过一般时代的山水之爱。原因大致如下：

（一）生活保障是前提

物质生存是人类的第一需要，对于远离城市乃至山村，离群索居深山老林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唐时帝王对岩栖逸士尤其敬重和厚爱，高宗、睿宗、武则天以及玄宗等，都曾出手大方地赏赐隐士、道士、文人钱粮、衣物、布匹、屋舍、田产等。很多人亦官亦隐，衣食无忧，如白居易在庐山香炉峰下筑“庐山草堂”，往返于钟鼎与山林之间。物质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为山野之士留下大量闲暇时光用于审美：“耳无尘事扰，心有玩云闲。”（吴子来《留观中诗二首》其一）只有摆脱尘事（包括衣食之忧）的纷扰，心境变得轻松闲适，才有“玩”的可能。“玩”彰显了审美的超功利性，但同时又是建立在功利性基础之上的。他们是一群精神贵族，但也是一群物质占有者，如白居易诗云：“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酤。”（白居易《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无饥寒之苦，还有酒助兴，“玩”“竹”何等快慰！于是，他们经年累月醉心于“玩”中：“物华皆可玩，花蕊四时芳。”（孟浩然《夏日辨玉法师茅斋》）这些“玩”者，就成为诗人心目中的“野人”“山人”“野客”“野夫”。

野客思茅宇，山人爱竹林。

王勃《赠李十四四首》其一

野人居止处，竹色与山光。

李洞《过野叟居》

不仅如此，杜甫干脆自号“杜陵野老”，白居易自称“青冥子”（冥，暗也。青冥，是指山野林木郁茂貌），可见唐人那普遍而深沉的野外情结。

（二）个性凸显是动力

大唐开明的时代氛围，促使唐人的个性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发展：“野性多疏惰，幽栖更称情。”（姚合《闲居遣怀十首》其九）“野”与“文”相对，是对规范的对抗。或者谓之“狂”，如杜甫所云：“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杜甫《狂夫》）“疏放”“狂”，都有狂放不羁之意。“唐人大都近乎狂人，大唐时代也近乎一个发狂的时代”，[3]他们坚决地突出自我，勇敢地表现自我，顽强地实现自我。这种张扬的个性（“野性”）是与人类文明相背离的，因而许浑说：“西岩有高兴，路僻几人知。”（《将赴京师，留题孙处士山居二首》其二）杜甫说：“礼乐攻吾短，山林引兴长。”（杜甫《秋野》其三）于是，他们便逃离到杳无人烟的荒野深山，从那里寻找精神的寄托，让本性得以释放：“优游随本性，甘被弃慵疏。”（姚合《闲居遣怀十首》其四）诚如薛富兴所分析的：“大自然则是东方民族在天人合一信仰下所能找到的最理想的精神家园，寄情于山水是中国古代文人追求精神自由的最高级形式。心仪山水就是对儒家以社会性为人性的人本质观、自由观的强烈抗议，对社会性所带来的种种人生束缚的逃避，对精神自由的热烈追求。”[4]可以说，唐人草堂诗的野趣取向是主客体野性异质同构的产物。

（三）体验深入是凭借

无论隐居，还是修道向佛，都需清静，这是草堂选址的重要依据，草堂诗也反复吟咏环境的深幽静谧：

暗归草堂静，半入花园去。

钱起《蓝田溪杂咏二十二首·竹间路》

野谷如僧静，新荷共水平。

李端《宿兴善寺后堂池》

环境的幽静促成着审美主体心理的宁静，使之用全部身心沉入到与天地万物交游的境界，谛听自然界的花开花落、虫鸣鸟语，把握自然的节律、脉动。在与自然的融合互动中感受造化最深沉的美，这就是自然的野性美，即天籁之美、生机之美。故苏轼说“静故了群动”。（苏轼《送参寥师》）草堂诗不仅有一种贴肤的亲和感，更有一种贴心的愉悦感，“人要与自然生活在一处，在相互知音式的融入渗透中，获取一种真正的家园感”。[5]

二、野趣取向对居住环境的渗透

为了满足“玩”的嗜好，僧道隐逸之士与文人在“爱”“玩”的驱使下，往往卜居或寄游于风景殊胜的山林草泽之中。

（一）择址尚野趣

“卜居必林泉”（杜甫《寄题江外草堂》），是唐人草堂选址最重要的指标。这里山水相依，野生动植物富集，即最富野趣之地。如：

寺南几十峰，峰翠晴可掬。

岑参《题华严寺瑰公禅房》

雨馀松子落，风过朮苗香。

李洞《过野叟居》

竹牙生碍路，松子落敲巾。

裴说《访道士》

江鸟飞入帘，山云来到床。

岑参《东归题太常侍御卿草堂》

这是一个鸢飞鱼跃、万物峥嵘的世界，是一个自由舒展、生机勃发的世界，也是一个让人无限神往之所在。人们徜徉其间，感受野外的天籁之美、生机之美，与大自然相亲相和。

具体而言，草堂或翘首山巅，或倚隐岩石，或依傍水际。不论卜居何地，都选择“胜概纷满目，衡门趣弥浓”（岑参《因假归白阁西草堂》）的饶有野趣之所。这些地方由于地处偏远，人迹罕至，较好保存着原生态的自然，“若看山下云深处，直是人间路不通”（杜荀鹤《题庐岳刘处士草堂》）。正因“人间路不通”，才有草木繁茂，储藏了丰富的地下水资源，以至山间云雾缭绕。草木繁盛又引来众多食草动物，遂成为动植物的天堂，也成为“野人”、“野客”的乐土。这里有错综复杂又秩序井然的生态系统，“生态具有最大的动感，也具有最神秘的静温。它体现出宇宙运动的节律与和谐。它无疑是最高的美，绝对的美”，[6]58-59可以说，唐人的环境审美意识暗合了当今的生态美学思想。

（二）筑居尊野趣

严格说来，只要凿地建房就会破坏野趣。“野人”、“野客”们想方设法减少破坏的力度。这里，寒山的草堂颇具代表性：“家住绿岩下，庭芜更不芟。新藤垂缭绕，古石竖巉岩。山果猕猴摘，池鱼白鹭衔。……山花笑渌水，岩岫舞青烟。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寒山《诗三百三首》）茅屋依岩而筑，形成前屋后穴的格局，既能最大范围减少对地形地貌的破坏，又能少耗建材保护植被。而且身处后穴当中，就能欣赏岩石的野趣，冬暖下凉。草堂四周，也尽量不做大的改造，任庭草蔓延，藤萝低垂，山花含笑，古石高耸，引来蜂蝶采鲜花，猕猴摘山果，白鹭衔池鱼。这样，“野人”与这里的草木虫鱼一起结成山林生态系统，人与自然组成关系密切的整体，“人只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环节，而生态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是重要的。在生态的世界里，任何生物都没有特殊的权利。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他的生存权利，其他生物也有它的生存权利。人过分地扩张自己的生存权，必然影响其他生物的生存权，最终也会影响到人自己的生存权”。[6]51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在唐代是比较普遍的，“谿云涧鸟本吾侪”（皮日休《醉中偶作呈鲁望》），“山花水鸟皆知己”（戴叔伦《暮春感怀》），“如鹿如麋饮野泉”（王季友《酬李十六岐》）都是这一观念的注脚。

白居易的庐山草堂更能说明这一点，其选址于香炉峰下，这是一个“其下无人居”的地方，追求野趣的倾向是明显的，所以才能“野麋林鹤是交游”（白居易《重题》）。如果有人居，就会大大破坏野趣。虽衣食无忧仅“三间茅舍向山开”（白居易《别草堂三绝句》其三），建筑规模很小，而“架岩结茅宇”类似寒山的“家住绿岩下”（《诗三百三首》）。充分利于原有地势筑舍建房，既节省建材，又最大程度减少对自然的破坏。白居易还独运巧思，把泉水引到屋顶、阶前：“何以洗我耳，屋头飞落泉”，“最爱一泉新引得，清泠屈曲绕阶流”（白居易《重题》）。这潺潺的流水声，似泉鸣，若雨注，像悠悠琴韵在寂静的山谷中弹奏，为庐山草堂平添了不少野趣。

（三）绿化添野趣

为了满足野趣追求，唐人草堂的绿化意识颇为自觉。为满足自己的幽情野趣，杜甫于成都西郊建浣花草堂，“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杜甫《卜居》）。此外，他“四处寄诗索树苗美化环境……他要来了桃树、李树，又要来了绵竹县的特产绵竹数丛，还弄来了数百根桤树苗，可见兴致之高，兴致之好。桤木是一种速生林木，种几百颗在宅子西边遮阴……此外，他还向涪城县尉韦班要松树苗……向住在果园坊的徐卿要果树苗”，[7]栽种在草堂周围：

草堂堑西无树林，非子谁复见幽心。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

杜甫《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笋街中却归去，果园坊里为求来。

杜甫《诣徐卿觅果栽》

欲存老盖千年意，为觅霜根数寸栽。

杜甫《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

种竹交加翠，栽桃烂熳红。

杜甫《春日江村五首》其三

可见，杜甫追求一种“幽”的野趣效果，期待形成“溪边十亩”的树荫、巨大的“老盖”树冠、“交加翠”的竹丛、“烂熳红”的桃林，即要达到“成林”的程度。如綦毋潜说的“更登玄圃上，仍种杏成林”（綦毋潜《过方尊师院》）。林子不仅本身给人更多生气、美感，还能吸引大量野生动物栖息，野趣效果不是稀疏几颗树可比拟的。

受道教养生风气的影响，药草也是唐人草堂环境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草堂甚至成了“药房”，故卢鸿一《嵩山十志十首·草堂》吟咏道：“山为宅兮草为堂，芝兰兮药房。”《全唐诗》里，“药”字出现1 862次，而唐之前上千年的诗歌中，“药”字仅出现153次，[8]唐人往往在草堂周围种药，杜甫、白居易均如此，“药栏”“药畦”“药台”“药院”几乎成为草堂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草药不仅有药用价值，也有观赏价值；不仅有实用价值，也有审美价值：

涧水吞樵路，山花醉药栏。

岑参《初授官题高冠草堂》

所以闲行迹，千回绕药栏。

于武陵《与僧话旧》

花药绕方丈，瀑泉飞至门。

常建《张天师草堂》

高丘松盖古，闲地药苗肥。

李山甫《题李员外厅》

草药不仅能治病养生，其茎、叶、花、果还能带给人巨大的野趣、美感。“山花醉药栏”，是“野客”被“药栏”中的“山花”（药花）所陶醉；“千回绕药栏”，是“野人”为草药所陶醉，无数次流连徘徊。“山花”正彰显了草药“山”的野性特征，其美也就是一种野性的美、野趣的美。

类似农业生产，绿化不是一种纯自然的活动，因为它离不开人的劳作，但劳作的产品——植物则以自然的形态展现出来。或者说，它“是一种培育生命的事业”，“在总体上，生命本身的美是远胜于任何没有生命的人工制品的”，[6]263因此，绿化创造出来的是人工的野趣美。

三、野趣取向蕴含的家园意识

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云：“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素养，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观也。……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此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郭熙认为真正爱山水的人希望“常处”、“常乐”、“常适”、“常观”于山光水色之中，才能快人心意。而现实中因种种条件限制，难以实现对山水的朝夕把玩。于是，他认同南朝画家宗炳“图之于室”的“卧游”方式。但这种“卧游”毕竟不是现实的“游履”，“猿声鸟啼”也仅“依约在耳”，是一种想象“在耳”，其美感较现实“游履”远为逊色。

唐人干脆“居”于山林之中，以山林为家。在现实层面上，实现了“不下堂筵，坐穷泉壑”。

瀑布五千仞，草堂瀑布边。

贾岛《送田卓入华山》

春花虽无种，枕席芙蓉馨。

刘驾《山中有招》

夜（一作野）鹿伴茅屋，秋猿守栗林。

张籍《寄紫阁隐者》

野猿偷栗重窥户，落雁疑人更绕塘。

皮日休《秋晚自洞庭湖别业寄穆秀才》

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方式，坐卧室内，就能看到瀑布的壮观，嗅到芙蓉的香气，听到鸟兽的啼鸣……这是感官的盛宴，也是情感的盛宴！也是精神的家园！

把富有野趣的环境看成家，在唐人那里有一种自觉而普遍的认识，诚如吴子来所高呼的“此生此物当生涯，白石青松便是家”（吴子来《留观中诗二首》其二）。从环境美学看，家园感主要体现为依恋感、归属感。草堂诗人用“归”、“归来”、“归去”、“归山”、“归卧”、“白云乡”、“契吾生”等语汇来表达这种家园之思。如：

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

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四

且欲学耕钓，于斯求老焉。

元结《樊上漫作》

这种把山林作为终老之所，作为人生归宿，正是环境美学中的家园感，“来于自然，归于自然，可以视为我们祖先为生命划定的起点和终点”。[9]皎然更喊出了亘古未有的口号：“万虑皆可遗，爱山情不易。”（皎然《苕溪草堂自大历三年夏新营洎秋及春……四十三》）。万事可放下，唯有痴恋山水之情怀丝毫不可动摇，这是何等决绝的宣示！

这种依恋已从一般山水审美上升到环境审美。山水审美的核心是“探奇”，环境审美的核心是“回家”。前者偏于感官愉悦，满足于好奇心；后者重于情感归依，维系着敬畏感、依恋感、归属感、温馨感。故山水审美中不乏那种破坏式、掠夺式、占有式的欣赏，如《南史·谢灵运传》载：“谢灵运……尝自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而环境审美时尽可能保护环境，追求地貌原初性、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完整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唐人的环境审美表现出一种深沉的大地情结（或家园感）。大地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它厚德载物，慷慨仁慈，养育万千生灵，它的一泉一石、一草一木都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璀璨的美。面对它，怎能不让人心存敬畏、感激、欣赏呢？谁忍心去伤害它呢？在总体上说，自然至美，自然美高于人工美，这是环境美学的重要观点。这在唐人环境审美的野趣意向中得到鲜明体现，故“野”，亦作埜，表明“野”与土地、大地的内在关联。唐人对“回家”的热切表白，对美好家园的不懈找寻，对家园的细心呵护与建设（如第二、第三部分所述），无不蕴含强烈的家园意识。

唐代草堂诗渗透出来的保护原有地貌、敬畏生命、珍视生命多样性等思想，它们诗意栖居的梦想与热切的家园意识，在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日益突出的今天显得如此宝贵，是我们创造环境美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源。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建设要“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个“乡愁”何尝不是对唐人家园意识的传承与发展？当然，唐人草堂诗过分重视野趣，以满足人的野性、自然性，而相对遮蔽了人的文明性、文化性。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是不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在二者中寻找合理的平衡，是摆在当代决策者、美学家、规划师、建筑师面前的迫切课题。

[1] 李红霞. 唐代隐逸风尚与诗歌研究[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02．

[2] 孙昌武. 道教与唐代文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9．

[3] 萧延恕. 唐诗和唐人个性[J].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 1994(5): 7-11．

[4] 薛富兴. 意境：中国古典艺术的审美理想[J]. 文艺研究, 1998(1): 23-32．

[5] 邵宁宁. 山水审美的历史转折：以《永州八记》为中心[J].文学评论, 2003(6): 22-28．

[6] 陈望衡. 环境美学[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7] 张道文. 杜甫诗传[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3: 227．

[8] 尚永亮, 萧波. 唐人的“后院”：从唐诗中的“药”看唐人生活与创作[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5): 89-95．

[9] 祁嘉华. 中华建筑美学·风水篇[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7: 91．

（责任编校：彭 萍）

On Intention of Rustic Charm in Environment Aesthetics in the Tang Dynasty

LIU Tangchun

( College of Humanities, Hunan City University, Yiyang, Hunan 413000, China）

The Completed Poetry of the Tang Dynasty collected a great many poems descrbing life in thatched cottages, showing a strong intention of rustic charm. It revealed people’s heartfelt feelings toward landscape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ir performance of the escaping of civilization to some extent, and it is the psalm of youth, freedom and life in its deep meaning. In that very era of life concerness and reverence, the emphasis on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was derived, giving birth to the thought of th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Tang Dynasty; thatched cottage poems; environment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I 207.2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7.03.004

2096-059X(2017)03–0021–05

2016-12-05

湖南省教育厅立项课题（16C0322）

刘堂春（1970-），男，湖南新邵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