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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迁老人城市适应性新探

2017-03-28李敏芳

城市学刊 2017年3期
关键词:社区生活

李敏芳



随迁老人城市适应性新探

李敏芳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长沙 410003)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转移,是分批、按代际流向城市的历程,随着老人城市养老或照顾孙辈日益增多,他们在陌生环境中遭遇的生存困境问题也日益凸显。随迁老人困境的形成是个渐变的过程,有其自身特点和规律。破解这个难题,改善随迁老人的生活状况,促进随迁老人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需要政府、家庭和老年人以积极的态度应对,从实际支持、情感支持和社交支持等层面实施正确策略。

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社会支持

一、研究的缘起、方法及资料来源

“随迁老人”又被称为“老漂族”,最早出现在新闻、网络和影视剧作品中,意指那些远离家乡、在外漂泊的老年人口,他们中大多数与子女儿孙居住在一起。随着流动老人规模的扩大,他们在城市生活的状况,引起了一部分学者的关注。陈勃(2008)最早将老年人群的社会适应划分为“生存性社会适应”与“发展性社会适应”两大类。籍此以后,关于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研究逐步开展。欧阳雪莲等(2009)根据抽样调查的结果,分析了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特殊性,认为随迁老人与其他年龄段人群的社会适应差异性主要体现在社会角色变化、人际交往环境变化、身体生理环境变化及社会整体环境变化等方面。李珊(2011)对随迁老人城市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认为导致移居老人社会适应问题的因素不仅包括基于个体人格特质差异的主观因素,还包括城市社会排斥的客观因素,并从社会建设的视角就提高随迁老人的社会适应性问题进行了建议。

纵观现有文献发现,目前针对老年流动人口社会适应的经验研究基本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选择的研究对象都是些具有非农户口、高学历等特征的老年人。同时,已有的关于随迁老人社会适应的研究宏大叙事多、微观分析少。学界对随迁老人这一群体的社会适应较少从角色转化、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等维度加以考量。因此,我们要追问的是:处于二线城市生活样态下的随迁老人的社会适应究竟如何?

本文将所调查社区分为事业单位附属社区和混合社区两种类型,选取了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X社区、J社区进行调查。在社区中通过偶遇的方法和通过滚雪球的方法选取20位随迁老人进行深度访谈,为坚持保密原则,文中20位访谈对象以C1-C20代称。访谈以研究对象的当下生活状态为线索,重点把握随迁老人的日常生活状况、人际交往状况、精神状况以及他们对现有生活的内心感受。

二、随迁老人的城市生活适应状况

老人们跟随子女背井离乡来到陌生城市,是社会转型时期家庭中两代人面对家庭压力和风险时所作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他们来说,进城就是基于现实生活的需求,认真经营自我生活及其附属核心小家庭的生活,融入城市即是要在社区交往、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三方面实现转换与适应。

(一)社区交往的转变与适应

访谈中我们观察到,多数老人发生迁移之后,因原有的关系网络断裂,旧有亲朋间的互动中断,在陌生城市生活中会生成强烈的“边缘感”,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交往是弥补他们心理落差的有效手段。通常随迁老人们会延续中国传统的社会交往逻辑,首先选择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交往,其次选择自己周围熟悉的邻居,或者基于地缘关系而选择同质性的交往对象,从而在新的环境中建立生成新的“熟人社会”。对于选择同质性群体作为交往对象,有受访的老人表示出自己的无奈:“刚进省城的头一年,很少出门,总觉得这人生地不熟的,想打把麻将,又觉得这边的规矩和我们那边不太一样,怕他们欺生。想和周围的人说说话,我那一口的土话,好多人都听不懂。没办法,那时每天就是到菜市场转一转,或者就是自己在家干些杂活”(C1)。调查发现,这种社会交往的不适应多出现在初进城的老人身上。当老人作为个体进入新的社区和社会结构的初期,他们自觉设定为“城市的陌生人”,保持着对所接近群体的陌生性。他们累积的生活经验不断提醒着,要更加谨慎地处理着与他人的交往。他们会倾向于将自己的社会交往局限在与自己有着类似的生活环境、经历、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的“同缘”群体里。这种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初级关系网络为随迁老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有家感”,为他们在陌生的环境带来一种安全感。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交往的方式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单一走向多样,社交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地缘关系的原始“邻居”,还可能会与业缘关系、趣缘关系等交织在一起。一部分老人在经历一个初期的调适以后,会更加主动地去寻求与异质群体的交往,他们会通过打麻将、跳广场舞等娱乐休闲方式结识更多的“志趣相投”的伙伴,或者是更积极地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类志愿活动,以期逐步地融入和整合到新的社区和社会结构之中。

(二)社会关系的转变与适应

很多老人在迁入城市前是家庭的绝对经济主力,有的以前是上班工作有收入挣钱,有的是自己做生意,有的是在家务农,现如今跟随子女来到城市帮忙带小孩、做家务,无法产生直接经济效益,部分老人尤其是初老的群体不甘心由昔日的“家长”变成“被照料者”,“我们两口子从乡下来的,不做事就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真的就是守着老本坐吃山空,不像别的城市里的退休职工,还有一份退休工资可保底,我们老了老了,口袋里总得有点钱,心里才稳妥,在家说话才有底气”(C3)。事实上,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家庭的权利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老人们无法从传统社会中承继原有的强势地位,知识和经济成为影响家庭权利地位的主要因素。那些无经济来源、文化层次较低的老人会因为经验和技术的现实效用不断下降,生成强烈的失落感,为了捍卫自身在家庭权利结构中的地位,老人们会再次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我们没啥文化,干不了技术活,就想找个哪怕工资低点、辛苦点的工作,只要有个事做就行的工作”(C4)。他们努力获取经济独立并以此作为立足于流入地的基础,摆脱对子女的依附关系,期望与社会交流,渴望得到尊重与认可。

(三)生活方式的转变与适应

调查发现,部分老人尤其来自农村的随迁老人会依循旧有生活习惯发展出各种他们引以为乐的“休闲活动”,“我们干农活惯了,现在住的小区有一片空置的闲地,我扛着把锄头在那里开了一块菜地,搭菜棚,蓄有机肥,每天劳动一把全身都舒畅”(C6),这些老人通过在迁居城市复制原有生活方式让自己安定下来。还有一些老人则勇于尝试新鲜事物,他们会精心准备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会不耻下问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发微信,“我从乡下到城市已经6年了。我们每年都出去旅游,去年还出国游了一趟越南,我把旅游的照片全都发在了亲戚朋友微信圈上。现在科技发达了,我们老人也要跟上时代”(C8)。这些出生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老人们,并不如刻板印象中那般“顽固”,他们也在逐步向现代社会靠拢,尽管可能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和适应水平较低,但此时年轻人对老年人的文化反哺便显得格外重要,帮助老人使用电脑、手机、微信等各种新媒体,将能有效地推动他们与现代社会的融合。

三、随迁老人适应城市生活的特点

事实上,随迁老人群体的组成并不是单一固定的:从空间地理环境来看,流动随迁老人有农村来的,有县城来的,也有大城市来的;从年龄结构来看,流动随迁老人虽以55-65岁的“准老人”或年轻老人居多,但也不乏70、80岁的高龄老人;从文化程度来看,小学、初中、高中毕业的老人为多,接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老人亦不少。在异地环境的适应过程,这些随迁老人会因各自知识技能、文化水平和思维习惯等因素的限制呈现出明显的个体差异。但对老年人而言,他们在城市中所遭遇和面临的问题都是需要克服与解决的,这个求解的过程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是一个压力应对的动态过程

调查中我们发现,老年人在城市中会感受到来自日常生活、制度、人际交往以及主观心理等不同层面的压力,城市适应实质上是一个压力应对的过程,通常会经历了蜜月期、冲突期和适应期三个阶段。最初,老年人在原始家庭进入解体阶段时,随着子女建立的新核心家庭的需要,选择跟随进入到子女所在城市,帮助子女照看小孩照料家务。这种基于血亲网络所作出的社会经济行为,有效地激发了进城老人的自我效能感,增强了他们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他们会对追求家庭团圆的生活模式感到满意。然而由于年龄的增大,身体机能的衰退,年老的无用感逐渐生成,老年人的城市适应进入瓶颈期;此时,若随迁老人能在社会交往与社会行动中及时主动地调整自身行为,通过发掘个人的兴趣爱好,提高生活技能,增强对生活的掌控力,降低自身的无助感,多数随迁老人是能获得较好社会适应发展的。

(二)随迁老人在城市适应上表现出较大的个体差异

随迁老人进入子女家庭和城市社区,在接触与适应新社区的规则和生活过程中,长久养成的生活习惯不断受到冲击,一切似乎变得不那么方便,这成了进城老人普遍的感受。在不断地改变和扬弃已有的部分知识、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以达到个体和环境互动平衡的过程中,由于随迁老人个体差异的存在,最终产生三种适应的结果:一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调试之后最终仍无法适应城市环境,重新返回原住地;二是积极主动地适应并逐渐被城市环境所同化;三是被动地釆用进城前的“老”方式融入城市环境,主动且有选择地重构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模式。

(三)心理融入而非个体身体融入成为随迁老人城市融入的核心难题

在新的城市,随迁老人离开原有承载居住、生产、人际交往功能的生活空间后,会发现自己之前所累积的社会资本、人际网络等大多消失,而新的社会网络尚未建立,加之在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与迁入地的主流社会产生明显差异,难免造成心理落差,引发“断裂式空间转换后的社会不适应”。尤其在现有居住地,随迁老人似乎很难感受到传统意义上的儿孙绕膝的满足感和儿女在身边的踏实感,年轻人工作忙碌,老人虽然和子女生活在一起,但子女早出晚归即使回来大家也说不上几句话,孤独感悄然而升,无情地吞噬着老人。特别是老人的日常生活空间不断缩减,所有的活动主要围绕子女的家庭生活开展,阻碍了老人在新生活环境中的社会交往活动和社区参与,相比在原居住地,迁移老人在迁入地更容易发生心理波动,甚至产生痛苦的感受,家庭中发生非常琐碎的矛盾都会给迁移老人带来无比的烦恼与伤感。尤其对于那些只有夫妇一方随迁的老人而言,因为一方面遇着问题无法倾诉获取支持,另一方面挂念在家老伴心有不安,会“钟摆式”地往返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返回与伴侣生活。

四、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探讨与思考

(一)随迁老人城市适应“难”在何处?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随迁老人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流动人口,他们虽属于随迁人员,但并不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主要是应儿女的要求为其提供家庭照料,这种抉择多是被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应对城市生活心理上还无充分准备。进一步而言,很多老人生命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乡村中度过,他们的习惯、语言、思维、关系网络等都属于乡村的而非城市的,所以适应城市生活更加有难度。

除上述随迁老人自身的角度外,从随迁老人所处的宏观背景和微观约束来看,制约或者说妨碍随迁老人在城市适应的因素也不少。

1.城乡二元分治的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性因素的存在。医疗和养老保障制度是老年人最为关心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医疗保障体系正逐步完善,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由于我国医疗保障实行的是属地管理,统筹层次低,异地就医存在报销难问题,老人尽管享受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在城市看了病,医疗费用报销还得回老家的定点医院,不仅路途奔波而且报销手段繁琐,所以多数的老人小病扛着,大病挨着,实在不行了才往医院抬,还有的老人真待到那一天时,便会选择回到故乡作为栖息之地养老。

2.随迁老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使得他们更多地呈现出“半封闭”特征。随迁老人因着长久以来的生活习性,在惯有的生活圈中生成并内化了自身独特的社会规范与人际交往原则,亦使得随迁老人在交往时局限于自己的老乡、姊妹等,与当地居民之间的隔膜难以消除;另外随迁老人多捆绑于家庭事务之中,或因身体机能不断下降,他们不会主动参与社会交流,即使与他人交流,也多呈现表面化和半陌生化,很难交到知心朋友。

(二)如何促进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

老年人对于生活环境急剧变化会产生一系列的不适应性,我们要解决的也就是将这种不适应性对老年人的冲击降低到最低限度,要实现这一点,促进进城老人的社会适应,个人、家庭、社区乃至社会都需要付出努力。

1. 通过完善社会政策,为随迁老人的社会适应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政策制定者应积极为相对弱势的农村随迁老人群体代言,推动国家福利政策的修订和完善,推动有关老人的社会福利政策落地,提高老年社会服务的社会公平度。例如,健全医疗保障政策,简化异地就医报销流程;打破户籍制度藩篱,解决在社会保障方面农村随迁老人城市、农村两不靠的尴尬处境;为农村随迁老人争取更多的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如公交优惠、门票优惠等。

2. 发挥社会工作力量,提高随迁老人的社区参与程度。社会工作者可以利用社区为活动基地,运用老年小组活动等方式,组织随迁老人和社区其他老人开展多种形式、多种主题的文体娱乐活动,例如,可以开展各种老人兴趣小组,或是建立社区“智囊团”,积极吸纳随迁老人,鼓励他们就社区问题建言献策,共同参与社区治理,使随迁老人在参与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和价值感,培养随迁老人的社区主人翁意识。

3. 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增进随迁老人对生活的掌控和适应能力。面对环境的转换,多数的老人会感到不适应,不仅语言和生活技能方面遭遇不小障碍,而且单一的休闲活动方式让人倍感无聊。尤其是对文化程度低的农村老人来说,这种无所适从的状况会持续时间更长久。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教育,帮助提高进城老人的现代生活技能,进一步发掘他们的兴趣爱好,培养多元化的休闲方式,将有利于增强他们对生活的掌控力,降低其无助感。

4. 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增强他们适应新生活的信心。家庭是随迁老人是获取情感需求的重要场域。一般而言,和谐的家庭关系,能为随迁老人提供强有力的情感支持。承受父母恩惠的子女应体谅老人的不易,对他们的付出心存感激,尊重父母的生活习惯和方式,关心和支持老人,帮助他们顺利适应新环境。与此同时,应多给老人鼓励,协助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鼓励支持他们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多让他们体会到被家庭、社会需要的感觉,从中发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1] 付敏红. 增权视角下的进城老人社会适应问题探析[J]. 社会工作, 2013(2): 77-82.

[2] 李敏芳. 随迁老人社会适应研究述评[J]. 老龄科学研究, 2014(6): 20-26.

[3] 张新文等. 城市社区中随迁老人的融入问题研究——基于社会记忆与社区融入的二维分析框架[J]. 青海社会科学, 2014(6): 88-95.

[4] 陈盛淦.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问题研究[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3): 59-62.

[5] 孙金明.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基于“积极老龄化”视角[J]. 人民论坛, 2015(12): 152-154.

(责任编校:彭 萍)

The New Research about the Urban Adaptability of the Trailing Elderly

LI Minfang

(Hu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angsha, Hunan 410003, China)

At present more and more old people are migrating to new cities with their children, they take care of their grandchildren. This article has researched the urban adaptability and potential issues facing elderly people relocating to major cities. The dilemma of the trailing elderly is a process of the gradient, it show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To solve the difficult problems,Governments, families and the elderly should work together who are possible taking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trailing elderly’s situations, by developing practical and emotional support for them, the social support,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ing opportunities and other approaches with the aim of improving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promoting their chances of integrating into their chosen new environments better.

the trailing elderly; urban adaptability; social support

C 93-053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7.03.013

2096-059X(2017)03–0069–04

2016-12-24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YBB134)

李敏芳(1980-),女,湖南娄底人,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应用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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