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拥锋+李正鸿

抗战胜利后，幅员辽阔、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的东北地区即刻成为了“三国四方”（美、苏两国及国、共两党）斗争角力的焦点。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东北地区，并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全面加强党在东北地区的各项领导工作。1945年11月至1946年5月，陈云在任北满分局书记期间，富有前瞻性地提出了创建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和武装剿灭土匪、发动群众、发展根据地经济的工作方针。陈云的这些富有开创性的伟大思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不仅为东北根据地的创建、东北全境的迅速解放，也为全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

1945年9月15日，担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员的陈云，受命奔赴东北战场。17日，抵达沈阳。11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组织成立北满分局，陈云任书记，任务为“控制北满各地，组织军队，建立政权，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巩固东北之后方”。16日，陈云由沈阳飞抵哈尔滨，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主持北满分局的工作。

1945年8月，依据《雅尔塔协定》，苏联红军以强大的军事攻势，击败了盘踞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此时，东北的三大城市及主要交通干线全部由苏军控制。日军投降，苏军驻留，中共中央先机从全国调派11万部队与2万名干部进入东北，同时要求各战区配合作战，以阻滞国民党军北进东北。中共中央曾有过“独占东北”的设想，这是因为“东北还没有国民党军队”，一旦实行“拒蒋进东北”，“由我控制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和交通线”，便可实现“独占东北”。

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存在一定的政治优势，许多人对其仍抱有幻想。大批的土匪和反动武装尚待肃清。蒋介石更是密令国民党军在东北“抢占战略要点”。苏联由于同国民党有中苏协定的约束，不可能给中共超出协定范围之外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形势，制定正确的战略和工作方针，就成为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为了正确分析形势，制定对策，陈云到北满各地进行了大量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逐步形成了对中共应在东北地区采取的战略方针的新认识。

11月26日至28日，陈云在北满分局机关的小楼里主持召开了形势任务座谈会。其间，陈云主持起草了同高岗、张闻天致中央东北局转中央的《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电报，提出了党在东北地区工作的战略方针建议。陈云在《意见》中指出：“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的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建立广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两侧的广大巩固根据地。我们必须经过战争及根据地之建立，以达到包围歼灭大城市之敌及钳击长春铁路干线，使我们能够在同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取得全局的优势。”

《意见》还对中共在北满的形势做出估计，提出了北满工作部署的建议。《意见》指出：“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以苏联对我们援助一时增减而发生盲目的乐观或悲观失望的情绪。必须严重注意干部中由于进入城市而生长起来的享受腐化倾向。同时，应该预先防止国民党进入中心城市后向我们压迫时，在干部中可能发生的精神上、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混乱。”

中共中央收到电报后完全同意了陈云起草的《意见》。按照这个建议，中央即刻调整党在东北的战略方针，由“独占东北”改变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重点是开展剿匪斗争与发动群众。此前的11月22日，刘少奇给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的一封电报中首次使用了这八字方针。12月28日，毛泽东在同意并回复以陈云为首的北满分局起草的《意见》的电文中，再次使用了这八字方针，强调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也不是在其附近地区，而是在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这是中共中央对陈云提出的“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建议的认可和进一步具体阐述。

“剿匪是北满决胜的一环”

北满地区当时包括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绥宁（1946年4月创建）5个省和哈尔滨特别市，总面积4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000万。如果中共控制了这一地区，就可以形成“背靠沙发”（指北满北靠苏联，西接蒙古，东接朝鲜半岛，形如沙发一般独特的地理条件）的地缘政治优势，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

抗战胜利后，由于苏联军队主要集中控制东北各大城市，而各地方并无实质政权的有效管理，东北山林土匪再次蜂起。国民党为了控制东北，在运送大批主力部队到东北前，已经派遣了敌特人员进入东北各地。

据曾任东北剿匪主力军的三五九旅旅长刘转连回忆称，这些敌特人员以“‘中央的招牌组织所谓‘充遣军‘挺进军‘光复军‘忠义救国军‘民众救国军，并利用群众的‘正统观念进行欺骗。因此东北的顽匪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其领导成分则是国特、敌伪残余（伪吏、警察、特务）、惯匪及被斗争的反动地主，是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一支别动队，对蒋军的正面进攻，起战略上的配合作用”。

据统计，“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组织的匪伪系统就有16个之多，有37种名目，先后加委敌伪残余、惯匪和地主武装，‘总司令和‘总指挥32个、‘军长33名、‘师长158个”。这时的东北土匪，地区分布之广，人数之多，声势浩大，即以胡子闻名的东北来说，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而这些土匪与过去的胡子有本质的差别，就是都与国民党有联系，都是政治土匪。“国民党勾结的土匪蜂起，占据战略要点，四处袭我新部队及我占之县城。国、伪、匪所占北满县城有三分之二，武装抗我接收。”因此，消灭这种土匪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而是极其复杂、艰苦的斗争。这些武装土匪，袭击人民军队，破坏新生的各级人民政权和扰乱地方土改工作，成为了人民获得解放、当家做主的最大障碍。

1945年12月6日，陈云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及：“国民党在许多战略要点上组织不少反动武装，并已袭击过宾县、兆内、讷河、泰来等县。苏军将撤出，国民党接收后必然更加扩大反动武装，加委胡子（土匪）及地主武装，必然产生更多反动武装。”12月16日，陈云在给周保中、张启龙的电报中指出，中共领导的军队在北满的现状为“新老兵二万八千人（松一万，嫩六千，黑五千，合三千，牡四千），内有老兵二千七百人（松江二千五百人，合二百）……嫩、合、黑三省新的部队，枪支均不到半数，北满四省轻重机枪不过二百挺。如无老兵带领，新兵也无战斗力，并且百分之九十的部队都五百或一千地分散于各县，除老兵外，尚未组成机动部队”；而“国与匪”的情况：“计五常、榆树、舒兰五千，合江勃利西李华堂、谢文东一千人，黑、松交界之庆城、东兴等县二千余，黑省依安、明水一千三百人，内江讷河一千。此外，各省二三百人一股者颇多。北满国、匪已发现的约共有一万五千人。”

陈云认为，不剿灭土匪，群众心存疑惧，不可能发动起来，也就不可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面对北满土匪蜂起、2/3县城被土匪占领等局面，陈云率先提出了动用正规部队剿灭土匪的策略。他要求“各省立即以可靠部队组成机动部队，主动地有计划地并充分胜利地进行剿匪，首先消灭最凶顽之股，达各个消灭之目的”，并指出“苏军未退，蒋军未到时，剿匪是北满决胜的一环”。

从1945年12月，北满地区均已展开剿匪斗争。一开始，主力部队尚未到达北满，当时的办法是号召所有的老干部掌握连队，对新部队坚决进行洗刷坏分子，找可靠的农民成分，从一个班一个排到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组织成自己能掌握的部队，向土匪主动进攻。1946年2月初后，三五九旅及七师到达北满，人民军队力量增加。因此，这一时期内剿匪取得很大胜利，大股顽匪大部被消灭或击溃，短短数月之内就取得剿灭土匪的决定性胜利。结果是“土匪声势大下：地区小，人数减，民心失，情绪低”。

到1946年4月中旬，北滿65个县，由中共控制的有58个县，其中“漠河、欧浦、呼玛、奇克、乌云、同江、宝清七个县，正处于北满军区所属部队进剿之中”。到5月中旬，“击溃顽匪四万余，匪伤四万人，我伤亡六七千人，缴获各种炮约二百门，机枪五百余挺，步枪两万余支”。“经过九个月的努力，特别是去年九月到年底这一时期，合江、松江、龙江等地区在深山密林里，对土匪穷追猛打的结果，截至目前为止，东北解放区内之大股顽匪已肃清，著名的匪首姜鹏飞、谢文东、李华堂、孙荣久、张雨新等均为我军捕获，同时还有许多国民党委任的军长师长等被俘或击毙。”

北满剿匪的成功不仅为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锻炼了各新老部队，提高了人民军队的作战水平，为在“四保临江”等重大战役中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经济—武装—再经济”

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强调“要想战胜一切敌人，首先要将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做好群众工作”。曾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萧劲光回忆：“军事工作打开了局面，鼓舞了地方群众的信心；地方群众工作的开展，又有力地促进和保证了军事上的胜利。在这方面，陈云同志是有很大贡献的。”陈云到北满后，明确向地方各级干部提出“党政军的全部工作是农民运动”，并断言“群众能否迅速广大的发动是我们在东北成败的关键”。

北满各地均以陈云“县委就是民委，民委就是农委，县委应当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指示为工作总方针，进行反清算斗争和土地改革。

发动群众工作展开之后，敌人为逃脱党和人民的审判，千方百计地开展破坏活动。首先是对中共地方工作团进行破坏。例如，合江省“（1946年）2月6日桦川大来岗收编的武装曲八叛变，将张铁军工作团搞垮。4月5日，桦川又发生捆绑工作团事件”。其次是对广大群众进行反攻倒算。1945年磐石解放，斗争了当地恶霸苏兴周。民主政府本着宽大为怀，对他罚款后予以释放。但他不仅不知恩图报，反而怀恨在心，在国民党军进占磐石后，竟组织了“复仇队”向人民反扑，进行反攻倒算，威逼贫苦群众退还分得的财物，并吊打控诉过他罪行的农会干部王海廷。呼兰恶霸地主分子孙振声，在国民党军进占呼兰后，对贫雇农进行反攻倒算。由于人民军队主力尚未到达北满和广大人民群众尚未得到充分发动、武装，此类事件时常发生。

面对上述情况，陈云在指导北满分局所在地宾县县委发动农民工作的同时，及时总结了宾县县委书记马斌发动农民的成功经验。陈云把马斌发动群众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工作方法，概括为“经济—武装—再经济”。1946年7月3日，陈云为《东北日报》撰写《发扬马斌式的群众工作》的社论。他指出“当队伍转移到满井打了土匪后，马斌就召集雇农分积谷仓的粮，不是我们给群众散粮而是组织了几个积极分子去领导分配，这些积极分子害怕土匪再来、地主报复，要求武装自卫，我们就给了几支枪。当队伍要离开满井时，群众要求马斌不要走，他就留在满井工作，群众替他放哨、站岗，组织了人民自卫队。他从这些积极分子中，了解了社会状况，知道地方枪械很多，即组织群众向地主、汉奸家里起枪。地主家里的枪放在什么地方，这些雇农都知道，连‘九一八前的枪，十四年未被敌伪搜去的都缴出来了。在很短几天内，自卫队迅速扩大并武装起来，深入反奸清算斗争。在这个工作过程中，马斌发现了东北社会的特点是武装的农民反对武装的地主、土匪、大排，斗争的规律是经济—武装—再经济”，并要求“每个县委书记向马斌看齐，每个县出一个马斌，每个工作队里出一个马斌，我们要求到处有马斌，马斌到处有”。一个月后，陈云郑重地向东北局和中共中央报告了“经济—武装—再经济”这一符合东北民情、匪情的发动群众斗争规律。

陈云总结并及时推广宾县发动群众的经验，到1946年4月中旬，北满中共占的58个县中，农民已经发动武装的有16个县。正是在把握这一发动群众斗争规律的基础上，陈云提出了将北满建设成为全东北的大后方和最巩固的根据地的目标，并相应地提出了继续积极主动地肃清残匪；把发动群众看成一切工作的根本；使北满成为兵源及练兵的基地等三大任务。正是在为这一目标和任务而奋斗中，建立了巩固的北满根据地。

“财政经济问题即收与支的问题，亦即生财之道与理财之道”

陈云初到东北时，由于形势需要，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剿匪和群众工作中。随着剿匪工作和发动群众工作不断取得胜利，陈云逐渐把解决根据地的经济困难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以保卫和巩固新生的各级人民政权。

1946年2月22日，以陈云为书记的北满分局给所属各省工委发出《关于目前解决财政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指示，为解决北满根据地创建时期的财政困难提出了三条具体措施：一、征收救国公粮，妥善保管，以便将来进行对外贸易，解决财政困难；二、各地财政问题应采取清算和搜集敌产敌资，恢复和发展工矿业；三、通过征收必要的税收来缓解财政压力，暂时不宜大量发行纸币。在此基础上，陈云在3月13日北满分局召开的干部座谈会上着重指出，“财政经济问题即收与支的问题，亦即生财之道与理财之道”。在生财之道方面，陈云提出财政收入的六个来源，即清算敌伪财产、税收、发行公债、征收公粮、发行钞票、开展贸易。

各地均把清算、没收敌伪资产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对敌伪资财进行清理和没收，不仅政治意义重大，而且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如松江省木兰县1946年财政收入为1371万元，其中变卖敌伪物资404万元，接收敌伪欠款171万元，接收敌伪现款21万元，三项合计为596万元，占财政总收入的43.47%。又如合江省级财政总收入2.67亿元中，没收敌伪财产0.98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36.7%。在处理和没收敌伪财产过程中，各地均组成敌伪财产管理委员会或敌伪财产調查清理委员会，以执行没收、保存、分配等工作职责。

发行公债，征收公粮，解决财政困难。根据陈云的指示，1946年双城县、宾县各发行公债500万元，1946年8月哈尔滨市发行复兴公债8000万元，东安地区也曾发行过1000万元的建设公债。发行公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各地财政困难的问题。公粮则是按实物征收的，“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地方可征5%，累进率不得超过20%”。1947年10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出《关于征收三十五年度公粮公草的指示》，规定“以每户平均每人征收粮200公斤为起征点，按产量累进征收，起征率定为2%，最高率不得超过25%，平均征收率以10%为标准，公草每垧征收20公斤，一律收谷草”。

控制货币发行。1946年2月，陈云在参加中共松江省工作委员会召开的经济问题座谈会时指出，“一方面中国物资不断外流，另一方面许多地方都在印发纸币，这是物价高涨的根本原因”。针对这种情况，陈云指出：“货币的发行要加以控制，不能无限制地发下去，否则必然招致恶性的通货膨胀。”根据陈云的指示，各地都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控制货币发行。经过各地财政部门的努力，财政收入中依靠银行发行的部分由1946年的97.13%，降到1947年的31.23%。

开展对外贸易也是解决财政困难、增加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陈云说：“第六个来源是贸易。可以赚钱，也可能不赚钱，不容易做。苏联贸易局的生意不好做，只有一宗生意可以做，即将大豆、高粱收集起来，运到大连卖，这是一本万利的事情。”1946年末，根据地同苏联做了一次大的国际贸易，共计出口粮食100万吨，总值1000亿元。换回的物资有布、装花、纺花、棉纱、线、盐、火柴、白糖、白报纸、票子纸、染料、汽油、煤油、煤炭、机器油等。上述物资可供东满、西满、北满全年党、政、军、民之用。这次对苏贸易在解决中共在东北地区的财政困难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也开创了通过国外贸易促进生产的新途径。

在理财之道方面，陈云提出应主要采取紧缩开支、提倡节约、促进生产发展等办法。他说：“开支要紧缩。开支的重心在服装，原则是：重冬轻夏，守旧省新，这一条不注意，今年就要更加难以解决；提倡节约，防止浪费；搞生产。如果这一地区搞不掉，应搞生产。七月份除机动兵团外，各机关学校要做到菜金自给。”根据陈云的指示，各级政府积极倡导紧缩开支，提倡节约，防止浪费。如哈尔滨市从1946年11月至1947年1月底，实行精兵简政，公职人员由935人精简为370人，每月节省开支400万元；停止各局、科负责人的马车11辆，每月可节省10万元的草料费；过去由外单位代印文件，现在由自己印刷，可省印刷费10万元左右；过去每日锅炉烧豆饼1000公斤，现改为500公斤，平均每日节约豆饼2.5万公斤以上；其他如开会不招待烟茶，规定晚9点熄灯；等等。1947年3月，为鼓励机关、部队、学校及所有公共事业部门生产节约，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生产节约奖励暂行办法》。同时，东北解放区积极领导广大农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1947年共恢复和扩大耕地面积达800多万亩，占当时解放区耕地总面积8400万亩的10%左右。”

陈云提出的生财、理财之道，对于打破国民党对中共在东北地区的经济封锁，解决东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困难，特别是对东北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