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毛选》：“是血的著作”

1964年3月24日，薄一波等人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到全国正在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热潮，毛泽东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所谓“血的著作”，指《毛选》是斗争的产物，是“逼”出来的，写文章是为总结阐发中国革命在浴血奋斗的曲折过程中，党和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因而，《毛选》的理论观点是付出巨大牺牲才换来的。

这个基本定位，不是偶然之思，为毛泽东反复谈及。他第一次明确讲这个看法，是1956年9月10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上：“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所以，那些失败，那些挫折，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没有那些挫折，我们党是不会被教育过来的。”此后他还讲，中国革命“经历过好几次失败，几起几落。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些东西来”。

这些坦率的评判，说明毛泽东不愿把自己的著述等同于一般学者在书斋里写出的文字，其间也道出文章合时而著，理论缘于实践的写作规律。对这个规律，他不是泛泛而谈，还具体列举了一些篇章内容。比如，“解决土地问题，调查农村阶级情况和国家情况，提出完整的土地纲领，对我来说，前后经过十年时间，最后是在战争中、在农民中学会的”，“有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经验，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十年内战根据地缩小的经验，才有可能写《新民主主义论》，不然不可能；才有可能写出几本军事文件”。

（晓政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7期，陈晋文）

周恩来为上海淮剧团剧场起名题字

周恩来生于江苏淮安，对淮剧怀有乡情之感。他多次观看淮剧演出，还与著名淮剧演员筱文艳（淮安人）认了乡亲。

1957年10月，周恩来在上海看了筱文艳的演出后问，淮剧经常在哪里演出？筱文艳回答，没有固定场所。上海市文化局局长李太成说，局内已确定将金城大戏院给淮剧团排练演出。周恩来说：好！打算叫什么名字？筱文艳回答：打算叫淮光剧场，因为上海淮剧团前身叫淮光剧团，我们要为淮剧争光，所以叫淮光剧场。周恩来听了后笑著说：“你们想法是好的，我看最好不叫淮光剧场，因为上海人念‘淮与‘坏是同音，他们会把淮光剧场读成坏光剧场，这就难听了。”大家赞成周恩来的意见。

筱文艳请周恩来为剧场起个名字。周恩来说：“外国人都知道上海有个黄浦江，我建议叫黄浦剧场吧！”大家拍手叫好。筱文艳取来笔墨纸砚，周恩来欣然题写了“黄浦剧场”四个字。

（筱蕾摘自《档案春秋》2016年第12期，赵玉明文）

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由来和发展

许多人都以为新华社香港分社是新华通讯社在香港的分支机构。其实，新华社香港分社与新华社并不存在隶属关系，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机构，新华社香港分社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

新华社香港分社刚成立时，的确是一个新闻机构。它在1947年成立，当时以新闻通讯机构的名称向港英当局登记注册，并于当年5月1日起正式对外发稿。在以后的岁月中，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隶属关系随着国家形势的发展和中央对香港工作领导体制的变化而几经调整，其职能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中国政府在香港没有官方代表机构，凡遇有需要同港英当局接触或交涉的事宜，就授权新华社香港分社出面办理。从20世纪60年代起，港英当局就由港督政治顾问负责同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日常联系。

鉴于香港问题的重要性和内地与香港联系事务增加的实际需要，中国政府曾打算在香港派驻官方代表机构。中方援引了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政府在香港设有特派员的先例，不止一次地向英方提出这一建议。英方对中方建议久拖不决，直到1958年明确给予拒绝。1972年3月中英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后不久，中国政府再一次向英方提出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机构问题。英方认为对中方在香港的代表机构的格局做出改变的时机尚不成熟，再次拒绝了中方的建议。

1978年，港督麦理浩第一次出席新华社香港分社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招待会。自此形成惯例，此后的历任港督每年都出席，直到香港回归中国之前。这是英方对新华社香港分社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实际上的代表机构的一种默认。随着解决香港问题提上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中英就解决香港问题达成协议，香港进入回归前的过渡时期，中英双方围绕香港问题的工作量急剧增多，港督及其政治顾问同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联系频繁，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任务越来越繁重，实际上已作为中国政府在香港的官方代表机构进行运作。

2000年1月，新华社香港分社更名为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

（鼎甲摘自《大国较量：中欧关系与香港回归亲历》，中信出版社2016年7月版，姜恩柱著）

胡乔木为沈从文解决待遇问题

著名作家沈从文曾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78年，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调到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胡乔木得知沈从文住房有困难，立即派秘书去看望。听秘书反映沈从文夫妇住房的确很差，即前往查看。只见两间又矮又小的平房，屋里纵横交错拉着绳子，上面挂着各个时代的服饰图片，很难走人，光线也很暗。冬天安上一个炉子，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搞研究实在太困难了。

胡乔木为此同儿子商量，准备把家里一套四居室的房子腾出来让沈从文夫妇住，儿子搬去住沈从文夫妇的那两间平房。家里都支持，但主管部门觉得不妥。胡乔木决定由社会科学院出面在友谊宾馆长期包房，给沈从文做临时工作室。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没过多久就写成定稿，并于1981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

此后，胡乔木特批并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将沈从文从研究员四级提到二级，按部长级解决沈的工资、住房和其他待遇。给沈从文配了助手，解决了医疗问题。1986年又分给沈从文一套大三居宿舍。这样，沈从文在晚年有了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和研究条件。

（逢周摘自《胡乔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版，胡乔木传编写组著）

毛泽东推崇的中共早期理论家张伯简及其著作《社会进化简史》

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他采取启发式教学方法，引导学员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他以中共早期理论家张伯简所著《社会进化简史》等书籍为学员的课外理论读物。毛泽东还计划请张伯简到农讲所任教，因张患病未能如愿。

从目前的资料看，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可能是毛泽东接触到的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社会发展史著作，同时也是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的社会发展史著作之一。张伯简1898年出生于云南剑川，早年在滇军任职。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还参加过共产国际四大。1924年，张伯简回国从事革命活动，并于当年撰写了《社会进化简史》。他提出，社会发展史可分为原始共产社会、族长的血族公社、封建社会、奴隶制度及农奴制度、城市手工业制度、商业资本社会、工业资本社会、共产社会等阶段。

1950年的一天，毛泽东和身邊工作人员谈起读书，又一次提到了张伯简。他说，读书要博览中外，不能光读翻译的外国人的书，中国人写的马列主义的书一定要看，并明确指出要读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以及艾思奇的《思想方法论》《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

（维之摘自《党的文献》2016年第5期，胡一峰文）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次扫盲运动高潮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全国5.5亿人口中有4亿多都是文盲，文盲率高达80%。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文盲成为新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是一个根本问题。扫盲成为摆在新政权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全国扫盲运动出现了三次高潮。

第一次从1950年至1953年。1950年9月20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工农教育以识字教育为主。会议对于工农业余教育的组织形式、教材、教学计划和经费等各方面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口号。1953年11月24日，政务院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发出了《关于扫盲标准、扫盲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规定了扫盲标准。

第二次从1954年至1955年。在195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到告别了文盲才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大背景下，着眼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以后农村进一步实现技术改革创造条件，扫盲运动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第三次是从1956年至1958年。1956年，周恩来号召全国人民向现代科学文化进军。于是，扫盲运动又掀起高潮。两年后，陈毅在有关会议上说：扫盲是使六万万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非干好不可，第三次扫盲运动吹响了号角。

（登高摘自《文史精华》2016年第7期上，李兴濂文）